中国曾拍一部电影讲述抓捕苏联间谍

2023年12月21日发(作者：常用祝福语)

中国曾拍一部电影讲述抓捕苏联间谍(图)

中国鉴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出于反修防修和时刻准备与苏联打仗的政治需要，在60-70年代末，拍摄了一系列反苏影片，如1969 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以后，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便摄制完成了纪录片《新沙皇反华暴行》，意在揭露苏联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进行的反华挑衅，该片于1969年4月19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放映。

中苏意识形态之争，始于赫鲁晓夫上台，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20大以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烈动荡，此后，中苏逐渐关系恶化，直到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造访北京，16日，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曾说，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未来自不待言，而过去，却有太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苏反特电影大战，就是其中一个，说来颇为有趣。中国鉴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出于反修防修和时刻准备与苏联打仗的政治需要，在60-70年代末，拍摄了一系列反苏影片，如1969 年3月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以后，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便摄制完成了纪录片《新沙皇反华暴行》，意在揭露苏联在乌苏里江、黑龙江上进行的反华挑衅，该片于1969年4月19日起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放映。

197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特故事片《熊迹》。这部电影，是根据1974年北京公安机关在西坝河地区破获的一起苏联间谍案改编的，案中有个细节，即当年被我公安机关抓获中国特务，竟然就在我家不远的白石桥桥洞里，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外交官接头，后来他们双双被抓获，苏联使馆官员也被驱逐出境。《熊迹》的结尾是这样的，中国特务周英杰被擒，潜伏特务“紫貂”姚秉章死有余辜，苏联间谍谢尔丘克、沃洛诺夫被驱逐出境。同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反特电影《黑三角》，它通过侦破和截获“110号人防工程”机密情报密码的故事，展示了中国安全部门与国外间谍的较量，片中提到的国外特务机关，暗指当时中国头号敌人苏联。197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反特电影《东港谍影》，这部电影围绕敌特企图窃取中国新型军舰“东港”号的图纸展开，境外的博弈对手明显指的是苏联，就连片中的道具“不锈钢熊”和外国敌特的名字“伊凡诺夫”都是苏联惯用的。1979年，中国反苏电影创作升级，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抗俄战争片《傲蕾·一兰》，讲述17世纪中叶，达斡尔少女傲蕾·一兰抵御俄寇，为保卫故乡与东征俄军殊死斗争。这部电影明显在警告苏联，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有誓与俄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时隔三十多年，俄罗斯老电影人说起这部电影，依旧觉得它气势夺人。

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反特片《戴手铐的旅客》，

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境内外敌对势力企图盗窃国产导弹A—1号燃料样品的故事。影片表面上描写的是侦察员刘杰被诬陷和流亡的过程，以及与他与真凶苏哲的斗智斗勇，实际上影片暗示，最终对导弹A—1号燃料样品感兴趣的还是海外敌特，即苏联。30多年后，原苏联电视台的老导演谢尔盖说，他看过《戴手铐的旅客》，认为那是中国反苏侦探电影的高峰之作，该片虽未指名道姓说苏联欲盗窃中国机密，但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观众心里都明白，这部电影中所说境外敌对势力是谁。

70-80年代在苏联，还有一个人，也很关注中国的反苏电影，他既不是导演，也不是演员，而是苏联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1914-1984）。原来，北京苏联大使馆克格勃人员，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了中国70-80年代的反苏电影情况，他听后，忽然心生一计，他思忖到，中国可以利用电影“反修防修”，我为啥不利用苏联电影“抓中国间谍”，为国家安全工作锦上添花？他想道，此举说不定还会帮他问鼎克里姆林宫最高权力的宝座呢。

安德罗波夫说干就干，他通过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想方设法调取了《熊迹》和《东港谍影》等几部电影的拷贝，在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总部大楼里细细研究，还请来苏联电影专家一起分析，结论是，中国电影人反苏联电影水平甚高，而且数量上已远超苏联拍摄的反华影片。安德罗波夫说，苏联1974

年拍摄的二战侦探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Семн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весны）以及1975年苏日合拍，获得奥斯卡外语片奖的反华影片《德尔苏·乌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都不如《熊迹》和《东港谍影》有政治高度，安德罗波夫说：“我想，连中国家庭妇女看了这些电影，都知道该怎么抓间谍。”总之，中国反特电影给安德罗波夫很大启示。

1980年12月12日，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代号为“2611-А”的国家安全工作报告，他说，克格勃破获多起中国间谍案，起获大量相关证据，还将犯罪现场拍成了影像资料，其中包括苏联籍中国间谍的活动记录。安德罗波夫提议，鉴于克格勃已经整理出一套完整的中国间谍材料，他准备挑选一部分公布于众，配合苏联的反华宣传。安德罗波夫强调，国家应投资拍摄一批抓捕中国间谍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在苏联公开放映，藉此培养苏联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爱国主义观念。

安德罗波夫的提议很快得到苏共中央的赞同和支持。 12月15日，经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1906-1982）批准，苏共中央秘书处通过了 “关于利用被揭露的中国间谍素材拍摄特别影片”的秘密决议。苏共中央秘书处随后委托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М СССР по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и радиовещанию）操办此事。

苏共中央批复之后，安德罗波夫迅速跟进，甚至利用职权，直接插手广播电视委员会工作。他对广播电视委员会负责人说，为了配合宣传国际形势和苏联的外交政策，即将拍摄的反华侦探片影片，不要立即在苏联放映，而要优先照顾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这样既可遏制中国，也可对兄弟国家彰显克格勃熊威，对不听话的国家，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安德罗波夫还指示说，反华侦探电影，在苏联的放映时机，要与宣传克格勃对华反间工作成效同步。安德罗波夫甚至公开说，苏联电影，就是要为国家安全工作摇旗呐喊。他还亲自指示苏联电影创作集体，杜撰中国特工在西伯利亚收买苏联人从事间谍的故事，为开拍电影做具体准备。

话说1980年，恰是苏联侦探电影走向高峰的年份，一大批经典电影作品问世，创下不错的票房，很多流传至今，堪称苏联电影精品，如《家庭圈子》（ Семейный круг）、《老酋长的指环》（ Кольцо старого шейха）、《奥卡列娃六号》（Огарева, 6）、《侦察》（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е）、《两次长鸣在雾中》（ Два долгих гудка в тумане）、《个人》（Частное

лицо）、《三日思考》（ Три дня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等等，但却没有一部是反华电影。

当年，苏联中央电视台为培养苏联百姓的安全意识，开办了一档每周纪实节目，鼓吹克格勃如何侦破欧欧美间谍案，宣扬苏联侦察员功勋，也从未涉及所谓中国间谍事件。安德罗

波夫为了捞取更多政治资本，决意改变苏联影视的基调，添加反华内容。他先想到的题材，是那时中苏在阿富汗、安哥拉及越南的公开对抗，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都未能列入选题。

有一天，安德罗波夫突然想到，1978年夏天发生在苏中边境线上的一个事件，他觉得这个故事，倒是可以让影视界做做文章。

事情是这样的，1978年夏日的黄昏，一列苏联火车行驶在中苏边界，苏联一侧的达利涅钦斯克地区，就在火车靠近中国边境时，突然，有人纵身跳下车，撒腿疾跑，瞬间穿越了边防隔离带，一头扎进乌苏里江，朝着中国一侧游去。列车长报警后，一队苏联边防军牵着警犬迅速赶到，边防军指挥官下令，要活捉越境者，即使他跑到中国一侧，也要不惜代价，前去捉回。苏军边防军穷追不舍，追至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上，仅发现一堆脱下来的湿衣服，越境者不见了踪影。于是，苏联边防军继续朝中国纵深追击搜寻，边追边对空鸣枪，他们追出了几公里，依旧不见越境者人影。边防军指挥官便下令，抓几位中国村民带回苏联，日后与中方交换越境者。苏军强掳村民出境，村民不从，苏军指挥官竟然开枪击伤村民两人，后见中国边防军闻声赶来，才带队悻悻逃回苏联一侧。

当时，在莫斯科坐镇指挥此事的，正是安德罗波夫。他一听

苏军开枪击伤了村民，便大呼不妙，一面急命边防军撤回，一面向苏共中央汇报，建议主动向中方做出解释。但为时已晚，中方反应极为迅速，将此事做足了文章。中方首先公开抗议苏军入侵和枪击平民，然后再将抗议信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把事件真相公布世界，还在国内举办了苏联侵略者展览会，展示了苏联边防军遗留的冲锋枪弹壳，受伤的村民也出面现身说法。此事搞得安德罗波夫尴尬之极，最后，苏联政府不得不向中国道歉，赔偿村民损失。安德罗波夫曾请求中方交回越境者，可中方对他的请求理都没理。安德罗波夫因此受了不小刺激，他一直憋在心里，想找机会出气，直到1980年12月15日，勃列日涅夫批准他拍摄反华电影，他才精神一振，觉得机会来了。1981年，他指示并监督苏联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银幕”（Экран）创作室，根据1978年夏天苏军越境事件，拍摄了反华间谍纪录电影《郭秀山的自白》（Признание Го Сю Шаня），但狡猾的安德罗波夫为了避嫌，特意在片头字幕标明，影片的素材由苏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克格勃机构提供。然而，1981年，《郭秀山的自白》在苏联电视台播放时，其效果并未达到安德罗波夫的预期，苏联远东地区，不仅没有掀起大规模抓捕中国间谍的热潮，而且没过多久此片便遭冷遇，很快观众就淡忘了它。此事令安德罗波夫很不开心，加之积郁成疾，他后来虽做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却不能善终，最后竟死在任期内。不久，中苏关

系正常化开始酝酿，两国再也不拍抓间谍的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