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中常侍考论

2023年12月18日发(作者：澳大利亚肺鱼)

汉代中常侍考论

李雅雯

【摘 要】Inheriting its predecessor’s official system ,the Han Dynasty

established a position called“Zhong Chang Shi” ,who occupant ,the

monarch’s confidant ,was entitled to the privilege of feeling free to come

and go to the imperial residence and the right to announce imperial edicts

and scold the of‐ficials on the monarch’s behalf .In a n ,“Zhong

Chang Shi” reprented the monarch’s will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Emperor Guang Wu appointed Scholars and eunuchs as Zhong

Chang Shi .Af‐ter Empress Deng (He Xi) came to power ,this position

started to be monopolized by eunuchs ,which strengthened its power even

t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Emperors’ accession ,abolition and succession .

Gradually ,the politics of East Han Dynasty was shrouded with a negative

atmosphere .%汉承秦制，设中常侍。元、成之后中常侍为加官，因“得入禁中”，与皇帝关系十分密切，有代宣皇帝诏命、代表皇帝责问大臣的权力，事实上中常侍是皇帝意志的代表。东汉初，光武帝参用士人、宦官。和熹邓太后以女主称制，改用宦官为中常侍，其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左右皇帝的废立和皇位的继承，对东汉的政治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期刊名称】《管子学刊》

【年(卷),期】2015(000)001

【总页数】4页(P83-86)

【关键词】中常侍;加官;皇权

【作 者】李雅雯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34

学术考辨

中国古代专制体制起始于秦，完备于汉。汉武帝设中外朝又是汉代政治的转折点。中外朝的设立标志着专制体制的政权机构进一步完善，其目的就在于加强皇权。《汉书·刘辅传》孟康注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1]3253中常侍作为中朝的官，对汉代的专制皇权有着重要影响。

侍中、中常侍、散骑、诸吏皆加官，所谓加官，是指在官员的本官之外，另加上述某一官名，一旦加官，即可进入宫中，侍从皇帝左右，成为皇帝亲信，即所谓“由庶僚加侍中给事中者，皆自讬为心腹之臣矣”[2]1434，加官中常侍更是如此。

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引李祖楙曰：“西京初唯有常侍，元成之后，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兴用宦者，又稍异焉。”[3]285这一段话涉及三个问题：其一，元、成之后，始有中常侍之名。其二，此时中常侍的身份皆为士人。其三，中兴(东汉光武帝时)用宦官为中常侍。但这些说法都比较笼统。遍查《汉书》，关于中常侍最早的明确记录应该是西汉元帝时，《汉书·元帝纪》：“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1]279初元是汉元帝的第一个年号。这说明在元帝即位之初已有中常侍。

关于中常侍的身份，应劭在《汉官仪》中称“兼用士人”“或用士人”。也就是说

汉代的中常侍既有士人也有宦官。后世学者也继承了这种观点。如《初学记·职官部下》：“汉官云，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多以为加官。注曰：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兼加之，原其所置二职，皆旧儒骨鲠，以备顾问，与侍中同……东汉省散骑之职，改用宦者，无常员。”[4]285而《通典·职官九》却说：“初秦又置中常侍，参用士人，银珰左貂，给事殿省。汉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黄门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后汉中常侍赞导内事，顾问应对。”[5]261究竟是“参用士人”还是“皆用姓族”？“汉因之”“汉承秦制”似乎说得很笼统，西汉情况如何？东汉情况又如何？值得探究。

照上引王先谦的说法，西汉的中常侍皆是士人，到了东汉才开始任用宦官为中常侍。这一说法，除了《元帝纪》外，还有下列史实可证：

《汉书·元后传》：“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1]4018-4019

《汉书·董贤传》：“是时成帝外家王氏衰微，唯平阿侯谭子去疾，哀帝为太子时为庶子得幸。及即位，为侍中骑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旧恩亲近去疾，复进其弟闳为中常侍。”[1]3738

《汉书·叙传》：“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1]4198

《汉书·叙传》：“班穉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1]4203

《后汉书·宋弘传》：“宋弘字仲子，京兆长安人也。父尚，成帝时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贤，违忤抵罪。弘少而温顺，哀、平间作侍中，王莽时为共工。”[6]903

王闳是王莽叔父平阿侯王谭之子，刘歆和宋弘都是当时的名儒。班伯、班穉兄弟二人乃成帝班婕妤的同胞兄弟，既是外戚又是文学才能之士。此外，据《汉书·张汤传》载：“(张)安世子孙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

人。”[1]2675《汉书·王商传》也提到“(王)商子弟亲属为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1]3375无论张安世的子孙，还是王商的子弟，很明显都是出身贵族官僚豪族。有学者根据《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6]901一条认为“由宦者专任的中常侍并非始于东汉，而是在西汉就已如此了”[7]。遍查《汉书》，任大常侍的仅有侯渊一人。似乎“大常侍”并非一个正式的官称，仅表示作为宦官的侯渊与皇帝关系密切而加的一个名号，不可以视为专官或加官中常侍。根据以上《汉书》所载的多位中常侍的身份来看，西汉的中常侍皆是士人，并无宦者。

东汉以后，中常侍的身份发生变化。《后汉书·宦者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参选。银珰左貂，给事殿省。”[6]2508将中常侍列入《宦者传》说明东汉时已有宦官担任中常侍。《后汉书·朱穆传》：“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官。”[6]1472《玉海·官制》：“汉兴，袭秦制，置中常侍官，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中兴之初悉用阉人。永平中置中常侍四人。延平增至十人，改以金珰右貂。”[8]2334根据这两种说法，到了光武帝以后，中常侍全部由宦官担任。实际不然，《后汉书·窦宪传》载：

(章帝死)，和帝即位，(宪女弟)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肃宗(即章帝)遗诏以(宪弟)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瓌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地[6]813。

窦景、窦瓌是窦太后的兄弟并非宦官，二人为中常侍是在和帝即位之初，也就是说和帝之世，中常侍仍参用士人。《汉官仪》中“光武后，专任宦者”的说法有误。《后汉书·朱穆传》：

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曰，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

小黄门通命两官，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6]1472。

和熹太后邓绥是和帝的皇后，和帝死后面临“主幼国危”的局面，太后临朝称制十六年。《后汉书·宦官传》：“邓后以女主临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人国命。”[6]2509所以，和熹太后称制时专任宦官的说法更加可信。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说：中常侍来源于秦官；元帝之后，成为加官且全部由士人担任；东汉光武帝以后，开始参用宦官为中常侍，到了和熹邓太后以后，则专用宦官。

汉初，天下的大计决于丞相，汉武帝设置中外朝以后，中朝的地位大大提升，外朝宰相逐渐沦为办事机构，中朝成为实际上的决策中枢，“所谓中朝官的制度，大致是通过加官来实现的”[9]31可见，加官在汉代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所用。《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中常侍常常侍从在皇帝身边“得出入卧内禁中诸宫”，与其他加官相比关系亲密得多，自然权力更大。在西汉时，中常侍已掌握很大权力。但中常侍作为皇帝的近侍之臣，其言行均要体现皇帝的意志，而中常侍的权力也在皇权的控制之下，对皇权的巩固和加强起了积极的作用。此时的中常侍一般谨言慎行，少有越权行为。如班穉“少为黄门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为太子，数遣中盾问近臣，穉独不敢答。师古曰：‘言其慎。’”[1]4203然中常侍亦不乏直言进谏者，哀帝“欲法尧禅舜”中常侍王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亡穷。统业至重，天子亡戏言！”[1]3738可见，中常侍对于皇权巩固、政治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东汉初光武帝开始任用宦官为中常侍，和熹邓太后则专用宦官，这时的中常侍不再是加官，而是本职官名[9]299。《后汉书·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入内宫,赞道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6]3593《后汉书·舆服志》：“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为

饰。注曰：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6]3668东汉时，中常侍的地位愈加尊贵，作为专官的中常侍品级与光禄大夫相同，不仅如此，其职权较西汉也大为提升。

中常侍可以出宣诏命。《后汉书·宦者传》：“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6]2531中常侍“口含天宪”，代表皇帝宣布诏命，担负传发书奏的职责。

中常侍可以监理朝议。《后汉书·陈球传》：“熹平元年，窦太后崩。太后本迁南宫云台……将别葬，(中常侍曹)节等……欲别葬太后，而以冯贵人配袝。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忠监议。”[6]1832

中常侍可以举荐官吏。《后汉书·蔡衍传》：“中常侍具瑗托其弟恭举茂才。”[6]2209《后汉书·范滂传》：“中常侍唐衡以(李)颂请资，资用为吏。”[6]2205中常侍利用举荐官吏的权力，结党营私，甚至出现了“宦官方炽热，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6]1772的局面。

中常侍可以典领军务。在诛除外戚的过程中，中常侍常被授以典领禁军的权力。如灵帝时，宦官诛杀外戚窦武时“(中常侍)王甫将虎贲、羽林、厩驺、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6]2244。

中常侍可以考察狱案。《后汉书·和帝阴皇后纪》：和帝阴皇后与其外祖母邓“共挟巫蛊道，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6]801。

中常侍可以矫诏诛杀大臣。《后汉书·孝灵帝纪》：“九月丁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6]329《后汉书·桓思窦皇后纪》：“中常侍曹节、王甫疾萌辅助太后，诬以傍讪永乐宫，萌坐下狱死。”[6]446

中常侍可以主持宗庙祭祀。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西汉时“宦官不宜入宗庙”。东汉时宦者中常侍不仅可以进入宗庙，还可以主持祭祀。《后汉书·清河孝王传》：

“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会事。”[6]1804

中常侍可以主持册立太子、为母后上封号等仪式。《后汉书·礼仪志中》“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缓东向授太子”[6]3120，灵帝为冲帝与质帝生母上封号时，“使中常侍持节授印绶”[6]441。

中常侍可以管理内廷财务。内廷财务本由少府主管，但其权亦渐移内官。根据中常侍张让、赵忠的建议，灵帝以修宫室的名义，“令敛天下田亩十钱”[6]351。

中常侍甚至可以左右皇位继承、皇帝废立。《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初，中常侍曹腾谒蒜，蒜不为礼，宦官由此恶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议立蒜，而曹腾说梁冀不听，遂立桓帝。”[6]1085

总之，东汉后期的中常侍完全控制了朝政，造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东汉时，特别是和熹邓太后以后，中常侍的身份已经由士人转变为宦官，其权力也已经远远超越了“传发书奏”、“顾问应对”的范围，一切的朝政、司法、军务、财政大权均掌握在中常侍的手中，甚至立嗣这样的国本大事都取决于中常侍。宦官的权力实际上是专制君权的产物，但反过来又可以挟持君主。专制君主生活在深宫禁中，衣食住行均离不开宦官，宦官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便利，获得皇帝的信任。宦官乃“刑余”之人，身份卑贱又囿居深宫，给皇帝“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的错觉。东汉中后期，皇帝大多年幼即位，君权虚弱，当受到来自王公大臣、外戚势力的威胁时，便对宦官产生强烈的依赖，将他们视为心腹。皇帝利用他们监视、排斥异己，甚至佐助其处理军国大事，宦官逐渐成为皇帝用以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10]7。而同时皇权也逐渐被宦官窃取。这正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说：“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8]东汉中常侍的危害主要表现有三：

第一，隔绝君臣，专擅朝政。东汉的中常侍拥有“顾问应对”“给事殿省”“传发书奏”的权力，即所谓“口含天宪”“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中常侍既是君主了

解朝政的唯一途径，也是群臣获得圣旨的唯一渠道，这实际上在专制君主与官僚机构中间横加了一道屏障。东汉中常侍矫诏诛杀大臣的事件屡有发生，如“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6]329。在君权相对虚弱的情况下，中常侍往往挟制天子，以皇帝的名义把持朝政，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造成了朝政纲纪的破坏。

第二，结党自固，迫害忠良。中常侍的权势完全依仗专制君主的宠信，并非来自传统的仕进途径。因此他们得势以后，为巩固发展其权势，必然会招引同类、结党营私。除了其本身结成的“五侯”“十常侍”之类的权阉政治集团以外，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亲属子弟谋取官爵，“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6]1772。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无才无德小人掌握权力之后，不仅使得政治更加混乱，而且破坏了正常的仕进秩序，阻塞了一般官吏和士人阶层的政治出路，必然会引发他们的不满，进而加剧了统治内部的权力斗争。两次党锢之祸,使不少清廉正直的士人遭到迫害,反宦官势力遭到极大破坏,但宦官专擅朝政的局面却丝毫未有改变。

第三，祸国殃民，蠧害百姓。上层的权阉集团不仅“祸国”，而且“殃民”。他们作为政治上的“新贵”和经济上的“暴发户”，往往骄奢恣横、贪求无已。《后汉书·党锢传》：“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6]2199中常侍及其亲信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最终导致东汉的灭亡。

自武帝设中朝，任用近侍之臣谋划政治，以巩固和加强君权，始有中常侍。此后近侍之臣多为士人、名儒、外戚。到了东汉改由宦官充任。盖自宦官中常侍祸乱东汉以后，曹魏对于宦官的戒心极大，甚至连宦者曾经充任过的中常侍这一官名，也弃而不用[12]17。魏文帝复置散骑之职，以中常侍合为一官，除中字直曰散骑常侍[4]。北齐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隋曰内侍省，领内侍、内常

侍等官[5]。内常侍即旧中常侍。历代内侍近臣的任用，其目的都在于加强皇权。但是，一切事物发展到顶峰，势必会走向它的反面，权力的过度集中，通常会造成权力的分散和转移。封建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是权力的中心，作为皇帝心腹的内侍近臣比任何人都要接近权力中心，更加容易获得权力甚至是窃取权力。如若他们是奸佞之臣，就会“假借威灵”在皇权的掩护下，为非作歹，祸乱朝廷，甚至导致一个皇朝的覆灭。究其根源，乃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产物，历史反复证明：专制制度不除，此类现象必将重演。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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