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

2023年12月18日发(作者：爱国诗)

褚时健

褚时健（1928年——）男，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几年后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人物简介

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后因贪污被捕，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

2

个人履历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1955年，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

1995年2月，一封匿名检举信指控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贪污受贿。

1997年，褚时健带着把破落的地方小厂打造成创造利税近千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的荣耀，和被判无期徒刑的身份，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

1999年1月9日，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褚时健被判后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

2002年春节，办理保外就医。

3

获得荣誉

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到了他人生的巅峰。褚时健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他领导的企业累计为国家上缴利税数以千亿计，他以战略性的眼光，强化资源优势，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地方财政支柱。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

4

重大事件

4.1

红塔集团前掌门人

他曾经是位英雄，他担任一家小厂的厂长后，卧薪尝胆，披荆斩棘，以非凡的胆识和能力，用18年光阴的拼搏，使这家小厂成长为每年利税数百亿元的大型集团。在那个普遍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他们厂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至少有四五千元。1994年，他当选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然而，由于体制原因，他对企业的巨大贡献并没有在个人所得上得到体现，18年来他的总收入不过百万，个人收入的巨大落差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他辉煌的人生之路偏离了航向，因为贪污174万美元，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此时，他已经是71岁的老人了。

4.2

保外就医

他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自己又身陷囹圄，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不可谓不是他这一生中摔得最痛跌得最惨的一跤。许多人既为他惋惜，也认为他这辈子完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人并没有垮掉，他先是获得减刑，改为有期徒刑17年，在监狱里待一年，劳改两年后，2002年他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批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在老家能颐养天年，这就是他最好的结局了。

4.3

2000亩荒山种果树

然而他并没有选择这样走下去，而是承包了2000亩的荒山，开种果园。这时，他已经有75岁了，身体不好，他所要承包的荒山又刚经历过泥石流的洗礼，一片狼藉，当地的村都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诸多困难并没有阻他的“疯狂”行为，他带着妻子进驻荒山，脱下西装，穿上农民劳作时的衣服，昔日的企业家完完全全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他用努力和汗水把荒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奇怪的是，在昆明，街上

的橙子10块钱4公斤，而他种的冰糖脐橙1公斤8块钱你都买不到，而且产品一出来就发往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在云南根本见不到踪影。

他的果园效益好得惊人。这一年，爱好爬山的王石来到了云南，特意抽时间专程去看望他，他没有看到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而是看到了一个面色黝黑但健康开朗的农民。他们俩在一起交谈没有一句言及企业管理，他向王石介绍的都是果园，气候，果苗的长势。言谈之间，他自然谈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两千亩的荒山如何管理？

双赢

他使用了以前的办法。以前他在管理烟厂的时候，采用了和烟农互利的办法。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他采用由烟厂投资，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的办法，并且把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当时烟农有好多都富了，与烟农“双赢”的是烟厂，原料一天比一天好，竞争力一天比一天强，厂子最后变成了“印钞工厂”。而在果园，有一百多农户300多人忙碌，他给每棵树都定了标准，产量上他定个数，说收多少果子就收多少，因为太多会影响果子质量，所以，多出的果子他不要。这样一来，果农一见到差点的果子就主动摘掉，从来不以次充好。

他还制定了激励机制，一个果农只要承担的任务完成，就能领到4000元工资，质量达标，再领4000元，年终奖金两千多元，一个农民一年能领到一万多元，比到外面打工挣钱还多。

以前，褚时健管理烟厂的时候，想到烟厂上班的人挤破头；现在他管理果园，想在果园干活的人也挤破头。这个已过80岁的老人，面对人生的沧桑，懊恼过痛苦过，但流过泪后，擦干泪水，又一次点燃希望之火，用心过日子，将日子过得红火，让周围的人幸福、快乐。

王石感慨地说：“我非常受启发。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 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

如今，85岁的褚时健从“烟王”变身“橙王”。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固定资产8000万元，跟他种橙的110户农民，每年可以挣3万到8万元。

4.4

坚守中国企业家精神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托人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潜力，有意运作“褚橙”上市。

他听了连连摆手。“没这个心情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胡海卿对此并不意外。他的印象里，褚时健是个很实在的人，“就想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褚时健言谈间，流露出对上市的反感。

胡海卿推测，褚时健习惯了种好橙子，带领老百姓致富的路径，“他认为钱搞钱不是一个很正的道儿，不想弄个褚橙的概念，然后去圈钱。”

“毕竟到了他这个年龄，钱对他已经没什么概念。”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冯立果博士长期关注企业界动向。他注意到，与褚时健同时代的，或紧随其后的企业家，正在走着相反的道路，他们要么过早陨落，要么逐渐放弃实业，转型投身房地产、金融业，追求高利润，挣快钱。

冯立果参与撰写的《2012中国500强企业报告》揭示了这一趋势。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170多家民企中，已有40多家进入金融领域。

以服装起家的雅戈尔，如今已是实业企业进军金融投资领域的佼佼者。2009年，雅戈尔的品牌服装业务实现净利润7.05亿元，而公司的金融投资业务净利润已达到12.45亿元。

冯立果悦，从经济规律讲，产融结合没有错，但它会消融企业家的实业精神。这种担忧，在他去温州调研后加剧。

一个当地企业家跟冯立果讲起自己的故事，他和夫人分别拿1000万元投资，企业家辛辛苦苦做企业，一年养活几百工人，年底盘点利润只有几十万，而他的夫人出去炒楼、做风投，到年底收入翻倍。这位企业家非常感慨：“这种大反差，怎么能实心实意做企业。”

在冯立果看来，干实业的一个必需要求就是要实心实意打造一个品牌需要很长时间，产品开发也要好多年，“不能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不能看什么赚钱就干什么”。

这位经济学博士调查发现，温州很多企业家干脆放弃实业，转向炒房产、炒农产品、做PE。很多温州的富二代怕吃苦，有的去搞字画、古董这类投资，有的还去考公务员。

“中国经济正处于激烈变化前夜，拜金主义盛行，很多经营者不择手段拼命赚钱，认为人格理念修炼不着边际，但事实绝非如此。”与松下幸之助齐名的日本经营管理大师稻盛和夫这样警示他的中国同行。

近几年，稻盛和夫在中国非常流行，他经常被请来中国演讲，许多网友甚至企业家都为他建立了微博群，多个地方政府甚至邀请他担任经济发展顾问。

“200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是率先起来反思的国家。”日本产业经济研究专家白益民悦，稻盛和夫等日本企业家在中国宣讲的东西，一点都不神秘，大部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内容，他们的经营成功，恰恰悦明，过去多年，“中国企业丢了自己的经营之根”，必须重新找回来，这比请几个日本企业家帮助拓展日本市场更有价值。

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

这个“经营之根”，在冯立果看来，就是踏踏实实做实业的精神。

“做实业是挣慢钱，但却是企业家精神的完整体现；炒楼、炒股是挣快钱，属于短期投机行为，无关企业家精神。”冯立果悦，在这点上，褚时健能够花10年去做“褚橙”这个牌子，正是体现了如今这个浮躁的社会稀缺的“挣慢钱”的精神。“他们那一辈的老企业家不怕吃苦，是实实在在做企业。”

让人担忧的是，目前流行于中国的金融、风投等“时尚行业”，只是少数人从事并且获利的行业。而实业领域不仅是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事实证明，即便把资本运作玩到极致的美国，最终，也面临“99%反对1%”的民意汹涌。在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直斥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这是一个扭曲的经济。”[1]

5

贪污分析

对褚时健贪污问题的分析：

尽管褚时健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路辉煌，但褚时健的腐败问题在红塔集团的史册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也为褚时健自己带来了永远的伤痛。今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会变成阶下囚？又为什么有人为其喊冤而有人叫好？我们不妨探讨一下：

5.1

价值观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都是企业的主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各种福利待遇都在统一的模式下运行，人们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企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国家和人民的物质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企业和政府脱离，企业开始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企业的经营目

标也从计划经济时期按计划生产转向了以盈利为目的，按市场需求而生产。同时国家对民营经济也从限制转为鼓励，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民营资本市场，公民的个人财富都飞速增长。在这个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人生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为人民服务”思想被“向钱看”的思想所取代，物质的诱惑，私欲的膨胀使人们更加现实、更加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有人钻法律漏洞获取不义之财，而一些有权势的人就心理不平衡，开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牟取私利，出现了大量的腐败案，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的结果。

5.2

监督不力

5.3

分配制度的影响

计划经济时期，分配的制度看似公平合理的，然而却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改革，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农民种田有了积极性，产量大幅提升，使我国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些地区还实现了小康生活；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理论使私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大量的民营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中，民营资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民营业主也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实现了资本积累，出现了大批民间富豪；作为主导经济的国有企业改革却是举步维艰，在摸索中前进，效果却并未象预想的有效，国企改革也成了个沉重的话题，先是政企分离，让企业自主经营，接着是破产重组，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国企改革的步伐差别很大，不同企业里职工的待遇也参差不齐，作为企业的领导层收入更是有很大差别，一些上市公司（比如科龙）的老总在企业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年薪可拿到几百万，TCL老总李东升资产则高达12亿人民币，相反象红塔集团年上交利税百亿元的企业老总褚时建18年收入不足百万，而类似规模的国外企业年薪则也远远高于这个水平，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个人收入的巨大差异使他心理严重不平衡，认为作出的贡献没有得到回报。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褚时建这一步偏离了跑道，滑出的太远，付出了自己一生的代价。

5.4

社会评价不一

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怀有这种心情的人绝不在少数。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则认为，是国家给了褚时建一个成功的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