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为何不办报?读中国新闻史偶记

2023年12月14日发(作者：高中英语短文改错)

-

林那么徐为何不办报？--读中国新闻史偶记

1838年底，钦差大臣林那么徐奉道光皇帝旨意，急急如律令由北向南飞奔，去完成那个后来让他倒透霉的查禁鸦片之使命。翌年春甫抵广州，鞍马未歇，即着手译报，“籍以采访夷情〞。翻译人员不算多，而且在今天看来，十足为一拼凑的草台班子，可在当时，算是很不容易的了。约20天左右，就译出了一批材料，实力端的不弱，而且一切进展得竟是如此有条不紊，可见他是深思熟虑早有谋划。不过无论如何，后来的事恐怕是他做梦也绝对想不到的：他不仅因此成为中国重视近代报纸的第一人，而且在现今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中，都被屹立于中国人自办报刊历史的开端，煞是风光。

虽说翻译西书风气，在明季就初见端倪，但通过翻译报纸理解“夷情〞，在此前中国历史上从无所见，林那么徐此举不说是石破天惊，也确属盘古开天地来的新创举。只是话说回来，办报和译报，仅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千里。硬把林那么徐与办报牵扯一起，且推举为历史渊源，总觉是圆凿方枘，听凭死塞硬套，实难严丝合缝。

想起来多少有点气闷。中国是印刷术的老祖宗，到清代同、光年间，铅英石印均非罕见，林那么徐假设有心办报，客观技术条件绝对没有任何问题。况且在19世纪前40年，洋人在中国，尤其是广州所办报刊已是不少。对此林那么徐不但是知道的，而且理解得非常详细：“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他本来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却偏偏只想到“译报〞。尽管他本人甚为自得，“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①可就是因此，硬生生让中国人自办报刊的历史往后挪了好几十年。

也好，后世的新闻学者们因此有了一道值得百般琢磨破解的谜题：林那么徐何以就不知道办报最后总算有了一个大家似乎都承受的结论〔因为至今不见异议〕，说是他还不懂“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言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当然，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创办自己近代化报刊的条件。〞②

这是一个很有点暧昧的结论，因为看不出二者有何关联，更不必说主观上不懂和客观上不具备条件，只要有其中一项，另一个就是多余。在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背后，其重点明显还是对于林那么徐的可惜。之所以提出客观条件的问题，其本意也许是想为之做点开脱，假设不是附带以示结论全面的话。

说林那么徐不懂报刊，不会有什么错，因为确实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那么徐是懂近代报刊的，相反，他却说“夷人〞、“新闻纸〞就是“内地塘报〞③，倒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相混淆了。塘报即邸报，因清一代在中央、省一级均设提塘，以抄传邸报，故有塘报之称。如所周知，邸报所载的是宫门钞、谕旨、奏章，类似于政府内部情况通报，其读者对象为各级官吏，所起作用是沟通中央政权与地方官僚之声气，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从政治体制构造看，邸报是统治机构政治权利功能的一部分。这与西方近代报刊确实不是一码事，后者是因社会公开交流新闻信息的需要而产生，“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戈公振最后把这种种归结为报纸的首要特点——“公告性〞④。自便士报时期始，西方报刊更是继承了启蒙与理性主义遗产，公开标榜自己是公众的代言人，从而在社会构造中作为与政府并行或对立的一竭力量而存在。话是如此，可邸报在功能上，还是有沟通信息的作用，与“夷人〞所办“新闻纸〞倒也有几分类似。林那么徐虽然知道“夷人〞新闻纸可以“传事〞，对于其来龙去脉不一定了了。不同的是，对于自家之邸报，他是熟得不能再熟。在其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阅读邸报的记载。所以面对西方“新闻纸〞这新玩艺儿，以自己头脑中已有的，而且与之最为接近的“塘报〞互相比照，从而于其“传事〞的特点中，方便得手，“理解夷情〞，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还有一点不能忘记，林那么徐的“译报〞与他个人的为官处事关系颇大。其好友称赞他，“为政假设做真书，绵密无间〞。他自我的描绘是，“在官无日不治事，无日不见客，亦无日不亲笔墨〞。“一切谳牍，皆出亲裁，不肯稍有假手〞，而且常常是“昧爽视事，夜过半方息〞。在任河东河道总督期间，为查验物料，以免造成豆腐渣工程遗患后代，他亲自一一验收。“于每垛夹档之间，逐一穿行，量其高宽丈尺，相其新旧虚实，有松即抽，有疑即拆〞，“无一垛不量，亦无一厅不拆〞，耗时一个多月才告完毕。难怪道光也感慨不已，“向来河督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如此勤劳，弊自绝矣〞。⑤照此看来，林那么徐查禁鸦片之前，先做翻译报纸的案头工作，以便知己知彼，并非偶然，很符合他问案必自审，治水先踏看的一贯务实风格，并不说明他对于“夷人〞新闻纸的看法有何过人之处。 可前引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之结论的破绽和它的正确一样显眼。殊不知，以“情报〞的观点利用报刊，把洋人报刊上登载的“信息〞、“言论〞拿来为己所用，以定“控制之方〞，恰恰是林那么徐懂得“发挥报刊传播信息和言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的表现而不是相反，由此，这个结论的逻辑就有毛玻再稍往深点说，把报刊内容是作为一般信息还是情报，全在于用者所需，以此作为懂不懂报纸的根据，其可靠性就值得疑心。怎么用与怎么理解所用物件，未必就是因果关系。比方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我们就不能贸然说，借菜刀杀人者是因不懂得菜刀切菜的功能所致，除非我们能找到确凿材料，证明该杀人者自小至大，就知道杀人是菜刀唯一的作用。至于世人明明知道是什么东西，却偏不那样用，更是多了去了。商人以为报纸是商业上的工具，政客以为报纸是政治工具，个人立足点不同，看报用报的思路也相异，终究孰懂孰不懂所以说林那么徐是把报纸作为情报纸还可以，由此推及彼，说他就是因此而不办报，就需慎而又慎。戈公振的告诫是，大凡一般事物的作用，极容易变化，假假设仅仅从作用上来确定某一事物的意义，不免过于粗浅。⑥

这一结论的危险性还不在于兹。细想一下，既然说林那么徐是因不懂“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言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于是没能成为我国办报第一人，那么，其中隐而不宣的另一结论就不难推出：假设当时林那么徐懂了的话，他就必定不会抱“情报的观点〞来“译报〞，而是秉承“信息功能〞和“言论功能〞观欣欣然去办报了。中国人自办报纸的历史也就因此得以改写。

事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先看一例。清咸丰元年，也就是林那么徐奉命禁烟13年后的公元1851年。其时外国人所办报刊虽然大多活泼在香港，但上海已有中外文报刊，而且进入1860年代，沪上就成为中国报刊的中心。这还罢了，当时的京城甚至早有民间报房发行之?京报?。就内容看，?京报?无疑是“邸报〞的翻版，不过后者以手抄形式通过组织系统分级下达，前者那么是以印刷销售市场谋利。鉴于?京报?内容不全，传递缓慢，价格偏高，朝廷大员张芾自以为想出一个好主意：不假民间报房之手，索性直接由朝廷出面刊刻传发“邸报〞，既可靠又权威，岂不是更好于是屁颠颠报奏上去，殊不料遭到的是咸丰“识见错谬，不知政体，可笑之至〞的训斥和奚落。这位30岁就“龙驭上宾〞的短命皇帝的理由是，国家制度早就规定了信息发布的机构和渠道，由何人所施，经何种程序，已是一清二楚。只要是官员，断无收不到信息的可能。私人报房是民间之事，与朝廷无干，不必多此一举去趟这样的混水。“刊刻〞导致的后果，不但与现有体制冲突，整得不好，“且恐别滋弊端〞。⑦你看，区区“邸报〞刊刻与否，上纲上线到“政体〞或“体制〞的高度，实在有点吓人。不过倒是大实话。中国古代的“邸报〞，是与政治制度同根而生，为政治机器运转中不可缺少的光滑剂，施行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从来就不是一般的信息传递渠道〔按：其实也不只是“邸报〞，任何报纸体制都与政治制度相关联。詹姆斯·凯瑞在评价美国的公共新闻业运动时就说过，把新闻与政治看成两个互不关联的独立部分是错误的。相反，它们总是积极共生互为适应，一方只有从另一方中才能被理解。每一个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同时也就是新闻的概念和理论，每一个新闻的概念，自然也同时就是政治的概念⑧〕。说起来张芾也非泛泛之辈，怎么就头脑发热，忽略了“邸报〞这一不该无视的重要性质，看来谁都有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时候。焦大不过是听命于主子的一个下贱奴才，自然不可能高攀林妹妹，可林妹妹岂能自甘堕落，去行焦大类所为之事上下有序等级森严的荣宁二府，那岂不成了?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洛姆夫家，“一切都乱了〞

19世纪50年代尚且如此，不消说，林那么徐禁烟的30年代自好不到哪儿。别说办报，就是译报，背后指指点点的聒噪之声就不绝于耳。且看琦善继其后主政广州，当有人来报告夷情时，他竟勃然而怒，“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⑨鄙夷之态溢于言表。由此不难理解，关于译书译报，林那么徐在奏折中鲜见涉及，在至今尚存的日记中也难觅踪迹，即使是书信中也少有提起，确实是有其苦衷。按照蒋廷黻先生说法，他是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地提倡。⑩林那么徐不是官场雏儿，宦海中拔刀相见的凶残或黄雀其后的阴险，自然领教过不少。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容许以用时髦的“社会生态〞〕中，纵然吃了豹子胆，也绝不敢踏上办报之路，开自己红翎顶戴的玩笑，哪怕他能把新闻理论倒背如流。

封建专制的王朝，以安德森的描绘，是通过“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周围，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毕竟，民众只是臣民，不是公民。〞在这样的制度中，“人的效忠必然是层级而向心的〞。转换成典型的中国式表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样的构造框架中，信息同样是围着“权利〞形成两个流向：第一，在统治阶层内横向程度流动；第二，由上而下即权利阶层向被统治阶层的单向垂直流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和田洋一所说的“t〞字形信息形式。看一下清代的信息传播，马上就可发现，不仅没有溢出这样的边框，而且就是借此支撑其运转。告知民众：有诏、榜、檄与告示等；知晓臣僚：有邸报、奏折和谕旨。因机密不便“明发〞谕旨的，就用“朱批〞或“廷寄〞。至于民众口耳相传，就像咸丰训斥张芾的，不过民间自己的事，除非朝廷装门面，来个什么“礼失求诸于野〞，装模作样“采风〞一番，否那么就是自娱自乐，对政治没有多大影响。假设真闹大了，酿成什么“妖言〞，那就轮到抓捕“围剿〞，警察密探乃至军队齐出动，以武器的批判对付批判的武器了。如假设不信，稍看一下孔飞力先生讲述的兴趣盎然的?叫魂?故事，保证对此就有深化印象。

办报需要对象，对象来自于动机。满足需要的手段是与需要一同开展的。无论是告知、宣传、谋利还是娱乐，莫不如此。即便是劝服批判，心目中也得有值得劝服批判的对象。像林那么徐时代的清朝，实在找不出丁点需要办报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既定的读者对象，连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都不存在。林那么徐之所以“译报〞而不是办报，恐怕也是应该顺着这样的思路去追寻。丁伟志先生不是搞新闻的，但不阻碍他下面这段话对我们的启发：“对于林那么徐、魏源等‘开眼看世界’的先行者来说，他们提倡‘悉夷情’的目的十清楚确，就是为着‘制夷’。因此，他们对外国情况的网罗介绍，……从开始就在寻求‘制夷’谋略的前提下，把外国作为欲‘制’的敌手、敌国，来进展考察研究的。〞这就是林那么徐必然以“情报的观点〞而不是其他来“利用报纸〞的原因。至于懂或不懂“报纸的信息传播功能和言论功能〞，都不会影响这样的结果。

当然，这倒不是说人完全是被外在环境牵着鼻子走的木偶。林那么徐的“译报〞，既是当时面临的情势、任务使之然，也是他个人经历〔他曾带有自豪的口吻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手段，早皆深悉其详〞。〕、个性、作风、经世致用思想等等综合作用下的一种选择。恰恰是因了这，使他与当时清朝的其他官员有了显著差异，从而跻身于“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行列。他的功绩在于“译〞而不在于“报〞，从而与后来的翻译西书西报，“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中体西用〞的思潮同属一个水系。相反，从中导引出中国人自办报刊的源流，倒多少显得牵强。我们可以大声表扬他“译〞的伟大，实不必为他的不办报而扼腕，更不能想当然地把此归之于他个人对报纸认知的欠缺。 历史最不喜欢假设，可是有时做一点历史的假设也是很有兴趣的。我们完全可以对这样的问题异想天开一下：林那么徐倘假设真办了一张报，又会是如何面目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借机扩展，办一张翻译类的报纸，像后来不少人所做的。可给谁呢他的那些“译报〞，几个想到的亲朋好友一送，好似就差不多了。那会儿还不时兴“免疫〞的说法，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什么?参考消息?之类的。剩下还有一种可能，走在张芾设想之先，办一张公开出售的“邸报〞类报纸。只是在戈公振看来，中国邸报一类的“官报〞〔当然，这个叫法不准确〕，从政治上固然可以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可谓毫无影响，它的最正确结果，不过是记录一点世代的掌故，恰如顾炎武?日知录?一般的东西。官报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于是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那么〞之心理。所以他认为，中国官报历史在世界上为最早，却是最不兴隆。其个中原因无他，就在于“盖西人之官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假设真如此，林那么徐的“报纸〞也只能尔尔，除了为“收行政统一之效〞出力气，徒为后世再多重复一些当时朝廷的掌故外，还能指望什么他毕竟也是肉身凡体，不是手拈莲花面带微笑能知上下五千年的佛祖。不知这是否属于现有新闻史书籍中所谓的“没有出现创办自己近代化报刊的条件〞

这样看来，林那么徐不知办报缺乏惜，学者们为之伤感自也多余。像这一类只有“官〞不见“民〞的“官报〞，多一张少一份无妨，甚至不办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