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纸的文化背景

2023年12月13日发(作者：反诈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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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的文化背景

据考证，从商代始（公元前１６００—１１００年）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接空刻花制作装饰品。西汉时，人们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的宠妃李氏去世后，帝思念不已，卧不安度，食不甘味，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象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公元１０５年，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了剪纸艺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唐宋时期，流行“镂金作胜”的风俗。“胜”，就是用纸或金银箔、丝帛剪刻而成的花样，剪成套方几何形者，称为“方胜”；剪 成花草形者，称为“华胜”，剪成人形者，就称之为“人胜”。南朝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七日为人日，（《东方朔传·岁时节》：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 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 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以七种菜为羹；剪彩 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

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人日》为题作诗：“此 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休随 酒，胜里金花巧耐寒。”另一位唐代著名诗人李 商隐也作有《人日》诗，诗中说：“镂金作胜传 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唐代李远《剪彩》诗写 道：“剪彩赠相亲，银 缀凤真，双双御绥 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 君千万岁，无处不逢春。” 六十年代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唐代的人胜剪纸，七个女子人形排列成行，此胜用于围饰发髻。

在日本的正仓院，保藏有两枚唐代华胜，据日本齐衡三年（公元８５６年）《杂财物实录》载：“人胜二枚……天平宝字元年闰八月二十四日献物”，日本天平宝字元年即为唐代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其中一枚为罗地金箔字，上面剪祝颂吉语：“令节佳辰，福庆惟新，曼和万载，寿保千春。另一枚则用金箔刻了复杂的边饰，并饰以红绿罗的花叶，中心是一儿童在竹林下戏犬。

当时，还流行着一种用双丝绢帛剪成的小幡，叫做春幡, 或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或簪于头上，或挂在柳枝上，亦或贴于屏风。李商隐在《骄儿诗》中写：“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意为骄儿袞师请父亲在剪彩制成的春幡上写“宜春”二字。因为立春之日为春天的首日，象征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所以唐宋时期，人日剪彩这一民俗活动渐渐集中到立春这天，人们剪制各种幡胜、春幡、春燕、春蝶等等，作为节日礼物。皇帝在这一天也接见群臣，并分别赐以金银幡胜或者罗幡胜。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一首“菩萨蛮”中写道：“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轻。”有一种鸟，因头项长有金黄色大羽冠很像插着一枝幡胜，而被命名为戴胜鸟，韦应物《听莺曲》中“伯劳飞过声局促，戴胜下时桑田绿”，胜成为春归大地的象征。

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载：“元旦以鸦青纸或青绢剪四十九幡，围一大幡，或以家长年龄载之，或贴于门媚。

在宋代，随着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工艺美术应运而生，并出现了专业剪纸艺术家。周密《志雅堂杂钞》载：当时京城沛梁“向旧天都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又中瓦有余敬之者，每剪诸家书字皆专门。其后，忽有少年能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更精于二人，于是独擅一时之誉。 明清人的笔记和地方志中也有记载剪纸名家的。如《苏州府志》载：“赵萼，嘉靖中制夹纱灯，以料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晕色。溶蜡涂染，用轻绡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芬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严州建德县志》载：“林文耀，字纲斋，幼即工书，中年失明，乃剪纸为字，势飞动若龙蛇，点画不差毫发。室人装璜成轴，……人称之日“林剪。”《保定府志》载：“名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 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杨．罔不入神；其剪制香（大+区），绝巧夺目，得之者珍藏焉。

清代陈云伯《画林新咏》说：“剪画，南宋时有人能于袖中剪字，与古人名迹无异。近年扬州包钧最工此，尤之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不入妙。”并有诗曰：“剪画聪明胜剪书，飞翔花鸟泳濒鱼；任他二月春风好，剪出垂杨恐不如。”清康熙时，有位宫廷画家邹元斗，画有一幅祝福新年伊始的风俗画《岁朝图轴》画的上端绘有垂挂着的五枚彩色剪纸“门笼”。门笺的形式即是由春幡演变而来。在清代，因满族人有剪纸的习俗，致使剪纸进入宫廷。在故宫，历代皇帝举行婚礼作洞房的神宁宫，墙壁按满族习俗裱纸，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团花的黑色剪纸；在宫殿两旁的过道壁上也贴有角花。据说有人用纸剪成有鹿。鹤、松的“六合春”图案，加以彩绘，贴于朝服上，连西太后都以为是绣出来的。

可以说剪纸艺术自诞生以来，就没有中断过。她流传面之广、数量之大、样式之多、基础之深比任何一种艺术都更加突出。在各种民俗活动中，她无时不在、无处不有，附丽于生活，充实了生活，以她特有的方式默默地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追求，对生活的信念，对国富民康的企盼；她将人们平凡的生活点缀得如此瑰丽多姿，充分寄托和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她为满足人们更高的社会性的精神需要而茁壮成长。

如今，剪纸的天地更为广阔了，它早已走出了庄户人的小院，走入现代设计的广阔天地，在产品包装设计、商标广告、室内装演、服装设计、书籍装帧、邮票设计、报刊题花、连环画、舞台美术、动画、影视等各个方面都有她的清影；她也走向世界，名扬四海，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与艺术瑰宝。随着历史的进程，许多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被渐渐淡化、湮没了。然而，真正文明的标志应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并存，共同发展。愿这棵古老的艺术之树常绿常新。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中，不受功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制约，体现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

从技法上讲，剪纸实际也就是在纸上镂空剪刻，使其呈显出所要表现的形象。劳动群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将这一艺术形式锤炼得日趋完善。形成了以剪刻、镂空为主的多种技法，如撕纸、烧烫、拼色、衬色、染色、勾描等，使剪纸的表现力有了无限的深度和广度。细可如春蚕吐丝，粗可如大笔挥抹。其不同形式可粘贴摆衬，亦可悬空吊挂。由于剪纸的工具材料简便普及，技法易于掌握，有这其他艺术门类不可替代的特性，因而，这一艺术形式从古到今，几乎遍及我国的城镇乡村，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艺术本没有“民间”与“非民间”之分的。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社会阶层、职能分工的出现，形成了相对于“宫廷艺术”和“文人艺术”而言的“民间艺术”这一历史的概念。不同品类作品体现着不同阶层的审美标准，应是相互间分界的根本。就剪纸而言，并非凡是用纸剪刻的作品都可谓之“民间剪纸”。历史上不乏有应贵族市民阶层节日习俗需求而专营剪纸的艺人，也不乏文人画家为艺人绘稿、或专业艺术家运用剪纸技法创作的例证。这类作品与劳动群众为自己而创作的作品有着质的区别，多已脱离劳动者的审美本色，也不可能为大众所普遍接受。有的作品虽也在某些地区流传，但最终必将因为并非民众自己的创造而在变异中面目全非。即使在今天，许多地区的群众性美术创作活动中出现的剪纸作品，也不能与民间剪纸混为一谈。群众性创作活动也可以采用民间剪纸的形式，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继而在民间流传，但其创作目的往往已脱离自身生活的需要，甚至是表达辅导者的意图。二者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不是一个概念。

因此，在研究民间剪纸的范围时，切不可只从表面形式去看，认为凡是用纸剪出来的都是民间剪纸，而忽视了是否为民众自己的精神生活所必须，是否被群众普遍理解和接受，是否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民间艺术的基本条件。当下民间文化基础理论的薄弱，造成认识上的混乱，使得不少人认为，凡是生活在民间的艺人或工匠所作一诸如象牙雕刻、鼻烟壶之类，都可归类于民间艺术的范畴，这是应予纠正的。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其创作、审美、应用与劳动者生活的土壤不可分离，使之和与其并存的其他艺术品类清楚地区别开来。

民间剪纸最能体现自身本色精神的作品，大多保留在偏乡僻壤的山区农村，即以农村妇女为基本队伍的劳动者应民间习俗和个人审美喜好而传承或创作的。这也是本文所重点谈及的内容。

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历经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而不失其纯净和清新的特质，与中国农村稳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自身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互为矛盾，又互为统一的不同特性，决定了其对于不断变革侧自然选择方式，从而与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拉开了间距。

1． 依附性与独立性的统一

民间剪纸是附合民间习俗的必不可少一种艺术活动。它的存在，就必定依附于民间特定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环境。家中有白事，窗户上不能贴得红红火火；娃娃不生病，老奶奶也不肯剪一串吊魂的小人人；用于摆衬礼品的，要看是办喜事、丧事还是做寿；一对老夫老妻的屋里如果贴上一对坐帐喜花，那肯定是年轻人的戏耍；久旱无雨，如果剪的不是求雨的“独女捣棒槌”，而是求晴的“扫天婆”，那不知要遭多少人的咒骂。这种受存在目的作用制约的依附性特征，表现在具体作品的构图处理上，也就是作品的装饰性特征。如悬空吊挂的门笺、碗架云子之类，必须线线相连；贴在窗户上的则要求与窗格适合，并多镂空，否则迎光看去只是一个大纸片片；贴作炕围的，就最好少剪零碎花纹，否则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

诸多的限制，也形成了艺术上的独特语言。民间剪纸在完成一定的民俗作用之外，又极力显示着自身存在过程中的独立性----即美的特性。一张剪纸，不论它用于何种场合，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必然贯注自己的审美感情。只要人们以美的标准肯定了它，它也就有了存在中的审美价值。当然民间剪纸这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对于民俗的限定不是抛离，而是充分驾驭民俗形式的随心所欲。因而。其存在价值也超越了陪衬民俗的行为目的。

这种艺术上的独立性，正随着社会变革和旧民俗的逐渐消失而渐趋明显。

2．集体性与个性的统一 从绝对意义上讲，任何艺术创造都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纯属个人的产物。人的社会属性，使之必然地反映着一定阶层的艺术趣味。而个性，只是在集体，或传统基础上的发挥。

民间剪纸的集体性特征，明显表现在其作品的最后归属上。作品不再是作者个人的私有，而属于整个社会和集体。因而它的最终面貌，必定是直接集中了群众的智慧，融汇千百人艺术才能和审美喜好的产物。特别是一些已流传千古状态凝固的作品，是经过许多代人的反复雕琢和修改才基本定型，而被普遍承认、流传和保存。如《车马图》、《织布图》，其作品原型如何，已无法细究。在各地均有流传的类似作品，其面貌大相径庭，就很难说哪一件作品完全是某一位作者自己的创造。那么，形成集体性的一个重要成因，则应该是民间剪纸的匿名现象。民间艺术与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不同，作品既不标明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个人的著作权。好的作品流传于世间，一经传播便成大批临摹、变体作品的滥觞，作者就被融入“劳动者”这一群体概念之中了。

诚然，这种劳动者无个人功利的艺术的确建立在民间文化牢固的集体意识上，但是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作为对民间剪纸艺术家艺术个性的否定。正如专业艺术家争取艺术的自我表现，却终将不会失去自我在社会和历史上的位置一样，民间剪纸在表现民族集体心理意识的同时，也当然不会没有艺术中的自我。如果说文人艺术家个性的体现是“小我刻意追求“大我”中的位置，那么，民间剪纸艺术家个性的体现，则是置身“大我”之中小我”的自然流露。且不谈东西南北地域的艺术风格和特性，即使同一地区不同作者的作品，也分明有着自己明显的个性。若怀着鄙视心理地走马观花，自然难以看透。

以陕北的巧手张林召和王兰畔为例，二人相距不过百里，年龄相近，风俗习惯基本一致。张林召幼年家中富庶，喜看戏听书，受过封建中产阶层礼教的训育。但一生多磨难，三次丧夫，四次嫁人，生过13个孩子全部夭折。因之，外部性格忧郁、孤僻、不善言谈，对人生多唯心思想。其创作是为了“能忘掉乱七八糟的事”，而很少受别人的干扰。可见内心的焦辣苦疼与其含而不露性格的矛盾。创作过程中急於通过情感的泄流，取得心理平衡。王兰畔，她觉得“人活着就要忙忙活活，这样才快活。”对人生和世界没有过高的奢望，而重视自身对社会的贡献，属于“知足者长乐”的类型。她的老伴李新安是把苹果引进陕北高原的有功之臣，但她从没想到应该得到什么报答。因之，其性格开朗活泼，直爽豁达，自信要强，任性好动，又往往不拘小节，丢三拉四。她剪花是因为“人家都让我剪，就是说我剪得好，是抬举我。干别的没大本事，就能铰个花花，铰起花来心里就美美的。”可见其内心世界有着强调自我价值的倾向。她们的作品中，都有着个人形象和心灵明晰的影子，可谓“画如其人”。这种个性的存在，既符合本地区文化传统的集体性特征，又毫不掩饰作者的精神世界，与文人艺术、宫廷艺术个性表达中的吞吞吐吐、无病呻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期以来，民间剪纸一直被认为是重复性的劳动或传统纹样的复制，忽视了劳动者艺术家的个性创造，这是历史的不公。

3． 变异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毕竟不是每个用纸剪刻的劳动妇女都能获得艺术上的成熟。一个村，一条山沟，出那么一个或几个被社会公认的巧人，她们的作品就自然会四处流传。其传播方式一种是烟熏替样的方法，一种是靠记忆模拟的方法。流传中，常常是张家的媳妇用李家老婆的样子，王家的女儿又把花样传到姓刘的婆家，人们都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审美爱好对原稿随意改动。作品的最初形态必然会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这种传承中的变异现象，也不断地调节着民间剪纸与其流传的时代、民族、地区、习俗之间的差异。 同时，由于民间剪纸所担负的民俗形式的滋延传承，及基本纹样程式化手法的相对固定，传承方式的世代相袭，又使其具有外在形式相对稳定的特性。有些作品相当于戏曲中的保留剧目，哪个地方漏了一句台词，少了一个动作都会引起观众的哗然，是不能随便改动的。民间剪纸也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件好的作品，经过一个笨人之手变成一张难看的纸片片，再经过一个有经验的老婆婆之手，又使它重新恢复了光彩。

民间剪纸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与其赖以生存的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一次大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必将会导致不同地域、民族文化心理的波动和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态势，所以，挖掘和整理包括民间剪纸在内的民间美术，应是今天有民族责任感的艺术家重要的课题。

远古时代，人类就已经发现和运用了以影像做为形象表记的艺术手法，并继而创造了在各种材料上镂刻、透空的艺术语言。这在诸多的原始社会彩陶岩画、商周青铜器、汉画像石艺术中，都体现了远古艺匠运用这一艺术手法的完善。今天的民间剪纸与之在造型方式和外部特征极其明显的一致，充分说明他们之间的传承和延续关系。

“汉妃抱娃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利用薄片材料剪刻镂花，在有纸以前就已经不乏，如汉代的金银箔刻花。但确切意义上的剪纸，当然是在有纸以后。我国是发明纸的国家，早在西汉时代已开始造纸。至此，利用纸便于剪刻镂空的性能符合民俗所需的剪纸艺术，随之在民众之中产生。然而，目前发现最早的剪纸实物，是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北朝时期（公元386一581年）五幅团花剪纸。这几幅剪纸，采用重复折叠的方式和形象互不遮挡的处理手法，与今天的民间团花剪纸极其相似。

唐代以后的剪纸实物已属罕见。有皮革刻花冠饰和漏版印花图案可作佐证。宋代出现了行业性质的剪纸和用于工艺装饰的剪纸，其较为多见的例子是吉州窑宋代瓷器上的剪纸纹样。另外，宋代皮影盛行，也有用纸制作皮影的，称为“纸窗影子”。现在某些地区仍有类似皮影风格的剪纸，可见这两种相近似的艺术形式相互间的影响和汇流。明清剪纸传世作品有刺绣底样、扇面装饰、窗花等，风格趋向精细秀丽。俗中求雅。

由于剪纸只是应民情风俗的需要而存在，其材料又不易保存，所以，很少有真正代表不同历史时期面貌的作品传世。我们不妨从历代的典籍载记和文人的字行中，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暖汤灌我足，剪纸招吾魂 ----- 唐·杜甫《彭衙行》

楼金做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 唐·李商隐《人日》

吴越践王于行吉日……城外百户。不张悬锦缎，皆用彩纸剪人马以代。----- 五代《武林梵志》

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有少年能手于袖中剪字及花朵之类…… ----- 周密《志雅堂杂钞》

嘉靖中制夹纱灯，刻纸刻成花竹禽鸟之状。随轻浓罩色，熔蜡徐染，用轻绍夹之，映日则光明莹彻，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辨。 ------ 明《苏州府志》

石女，张蔡公之女也，有巧思，与人接谈，袖中细剪春花秋菊，细草垂柳，罔不入神…… ----- 清《保定府志》

我国长期民情风俗的稳定和许多边远地区文化上的封闭，剪纸的某些纹样还较为可信地保持着初始的基本形态在民间流传。如壮甫诗中提到的陕西白水等地一带的招魂剪纸，至今仍在那里仍可见类似形式的作品。

有人说，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是有其道理的。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差异，及民间剪纸某些体裁样式作品的相对稳定，使今天的民间剪纸中仍保留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层次，我们得以从其中领略民族艺术初始期的神秘、上升期的雄浑和成熟期的神韵，从劳动者的创造中获取历史的启迪。

民间剪纸作为民俗的陪衬，在民间独自顽强地生长，延续到了今天的时代，显示了它生命力的旺盛不衰。正是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乡村巧手，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谱写着民族艺术史中无声的乐章。

豫西民间剪纸

唐代诗人韦庄写过一首《春盘》诗，描述了古人春节时在院门上挂门笺的情景。诗中这样写道：“雪圃乍开红果甲，彩幡新剪绿阳丝，殷勤为作宜春曲，题向花笺贴绣楣。”这种门笺是剪纸的一种形式，好像旌旗小幡一样。逢年过节挂在门上，用于驱灾辟邪，招财纳福。在古代，门笺不仅用于居家宅合，就连繁华闹市的老字商号，也常常挂它来招徕顾客。门笺只是中国民间剪纸的一种用途，而大多数的剪纸，则用于四时节令和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

剪纸，这种由劳动人民发明的美术制作活动遍及全国。不同的地区受各自地域文化的影响，审美情趣和感情表达方式都不甚相同。我国南方的剪纸，具有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特点。北方的剪纸，大多粗犷豪放、质朴夸张。而河南的剪纸，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的风格，构图简洁，厚重凝炼，内涵丰富，黑白对比反差大。在河南各地，都有用剪纸美化生活、装饰房屋的习惯，自然各地都有妙手生花的剪纸高手。然而最集中、最普遍、最典型的要数豫西灵宝、卢氏、陕县、洛宁、新安等县。在这里，上至80老妪，下到未诸世事的娃娃都会剪纸。

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以后，姑娘和媳妇们“放下锄头上炕头，拿起剪子剪虎头”，过春节布置房屋装饰农舍的窗花、顶棚花、门笺等，都要在年前剪好。“二十八，贴花花”，腊月二十八是个约定俗成的贴年画、贴窗花的日子。那些庆贺丰收、六畜兴旺、延年益寿、吉祥美好的剪纸，体现着农家的希望，使俭朴的农舍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渲染了隆重热烈的节日气氛，也常常使屋子的主人喜气洋洋，精神愉快。

到了正月初一这天，乡民们成群结队，呼朋唤友，串门拜年，互致问候。当然，欣赏窗花剪纸，也是拜年的一项内容。大家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姑娘媳妇们嘻笑成一团。在这时，如若谁的剪纸受到众乡邻的夸赞，这方剪纸的作者就会荣耀无比。

不仅春节需要剪纸、其他节日同样也要剪纸。在河南灵宝县，正月十五过后，人们要用黄裱纸剪个金牛贴在大门上，以提醒人们春耕即将开始，要爱护耕牛，做好春耕的准备。也有人说，这是为了驱邪除病。传说，春秋时的老子，在函谷关令尹喜的住宅潜心撰写《道德经》时，函谷关附近流行瘟疫，人们的生命危在旦夕。一天，老子的青牛吐了一个大肉团，当地人把它抱回乡里。结果，肉团驱走了瘟神，人们转危为安。大家都说老子的牛是头神牛，具有镇邪除魔的作用。由于春天经常流行瘟疫，所以人们就在正月十五以后，用黄裱纸剪个金牛贴在大门上。金牛的下面粘一条纸带，纸带上用朱砂写上四句话：

新春正月二十三，

太上老君炼仙丹。

家家门上贴金牛，

一年四季保平安。

二月二龙抬头节、五月初五端阳节、十月初一鬼节、腊月二十三祭灶节，巧巧手们纷纷用剪纸来表达自己的愿望。

伴随着剪纸，还有一些有趣的民谣在民间广泛流传。像农历六月初六，中原大多数地区称它为“望夏节”、“炒面节”、“闺女节”。而豫西却认为是“鬼哭日”，这天鬼在地下难忍酷暑，便嘤嘤哭泣。于是，姑娘媳妇们便剪把扇子插在坟头，表示自己并没有忘记去世的

亲人。所以，流行在六月初六剪扇子时的民谣是：

六月六汗水流，

剪把扇子插坟头。

晚辈都应尽孝道。

死者九泉乐悠悠。

农历十月初一是“鬼节”，民间都有用纸剪衣服，给长眠在地下的亲人烧纸的习俗。人们边烧边说：

立了冬，天气寒，

棉衣棉裤棉被单。

先辈亡灵都来领，

暖暖和和过冬天。

每当旱灾涝灾之间，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求雨祈晴习俗。在豫西，人们则剪个“扫天娘娘”挂在树上。扫天娘娘随风飘荡，把人们的无限希望带向远方。从人们的心里来说，认为挂了“扫天娘娘”，求雨祈晴的目的就可以达到。如果是求雨，大家会默默祈祷：，

扫天媳妇扫得欢，

扫了一遍又一遍。

扫来黑云遮太阳，

顷刻大雨下庄田。

如果是祈晴，老年人们也会虔诚地祝愿：

扫天媳妇真不瓤，

手拿扫帚忙又忙。

黑云疙瘩都扫去，

今儿就要出太阳。

这些与剪纸、与民俗相依的歌谣，使剪纸充满了如诗、如画、如歌、如舞的情调。

在豫西，剪纸还是姑娘出嫁时别具一格的嫁妆。新婚的第一天，新娘要将自己准备好的剪纸送给婆家人。三天回门后，新娘还要把剪纸赠给婆家的亲戚邻居。人们会根据这些剪纸来品评新娘 是否心灵手巧。所以，准备剪纸是姑娘们结婚之前非常重视的大事，也许她一生的名声都维系在这稚巧的剪纸上。《灵宝县民间文学集成》收录了一首剪纸的民谣，名字叫《十剪纸》：

巧大姐，坐炕上，

手拿钢剪忙又忙。

一剪蜻蜒来戏水，

二剪蜜蜂闹海棠。

三剪小燕飘大海，

四剪鲤鱼翻长江。

五剪羊儿吃青草，

六剪莲花满池塘。

七剪牛郎配织女，

八剪桂花满院香。

九剪鸳鸯交脖睡，

十剪莺莺会张郎。 巧姐剪到三更后，

黄绸包好放进箱。

单等腊月过门去，

把它送给心爱郎。

像这样表现闺阁情趣的剪纸歌谣还有许多，它再现了姑娘窗下剪纸的情景，是少女美好心声的自然流露。

中国人喜欢红色，结婚大礼更以红色为吉利色。所以，结婚用的顶棚花、窗花、喜字花、嫁妆花等礼花，一般都是用红纸剪成的，且多用整张剪裁，不用碎纸拼凑。在人们看来，拼凑起来 的礼花是不祥的预兆，新娘和新郎很难白头到老。所以，人们用连绵不断的回纹图案、喜鹊闹梅、鸳鸯戏水、连年有余、双喜临门、鸾凤和鸣等剪纸，表达夫妻和好百年的美好愿望。

剪纸大多出自农村妇女之手，随意性很大。但是，不同的剪纸都表达不同的意义。她们常说：“画上要有戏，才能看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剪纸有的来自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有的取材于戏曲人物、连环图画。然而，剪的最多的却是她们眼中的大自然，她们身边熟悉的事物。

剪纸的种类有窗花、墙花、顶棚花、纸扎花、礼花、灯笼花。供花、枕头花、鞋花、帽花等。剪的方法有单、叠、拼、点、勾、衬、双。剪纸一般都是借物寓意，讲究艺术夸张。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剪纸，刻意追求形似和神似，用以表现生活环境和人们热爱生活的美好情趣。

活跃在豫西民间的巧巧手们，虽然在剪纸的表现形式方面有她们的共性，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们有不同的个性。如居住在灵宝苏村乡的王蓬草，这位47岁的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熏陶 下，从小就学会了剪纸。她的剪纸装饰意味浓，内涵丰富，构图效果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灵宝尹庄的王玺玉，是位60多岁的老农民，他擅长人物剪纸，剪出的人物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灵宝县幼儿园老师郭建楞，刚刚24岁，剪纸生涯却有十几个年头了。她能把鸟兽虫鱼剪得栩栩如生。她曾在广州等地举办剪纸展览，受到了专家和中外友人的高度评价。她的剪纸作品已 被多家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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