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3日发(作者:走进西藏)
诗经《国风·郑风·风雨》原文译文赏析
《国风·郑风·风雨》
先秦:佚名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译文】
风凄凄呀雨凄凄,窗外鸡鸣声声急。风雨之时见到你,怎不心旷又神怡。
风潇潇呀雨潇潇,窗外鸡鸣声声绕。风雨之时见到你,心病怎会不全消。
风雨交加昏天地,窗外鸡鸣声不息。风雨之时见到你,心里怎能不欢喜。
【赏析】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既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既能想见她在“既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既见”之后,夫妇间的“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既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既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扩展阅读:诗经名句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 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报我不述。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扩展阅读:《诗经》名称由来
《诗经》约成书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诗》,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称,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司马迁记载的也是这一名称,如:“《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因为后来传世的版本中共记载有311首,为了叙述方便,就称作“诗三百”。之所以改称《诗经》,是由于汉武帝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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