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斗争时期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2023年12月13日发(作者：我的同学作文4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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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斗争时期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曾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毛泽东之所以发出如此感叹，除了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度匮乏，党员队伍中混杂着许多投机分子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土客籍矛盾、宗族思想、地方主义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那么土客籍矛盾是什么？它对根据地建设又有什么不良影响呢？

一、土客籍矛盾的由来

湘赣边界的土籍居民，主要指唐朝以来因躲避战乱自北方等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由于来得比较早，他们占据了平原和良田。而客籍居民则是指明末清初从广东梅州及福建泉州、莆田迁入湘赣边界的移民。因为平原地带被先来的土籍占据， 他们只得住在山脚下或山里。他们讲的是客家语言， 又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 故被称为客籍。土客籍矛盾指的就是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

客籍人最早的移居方式是一种春至冬归候鸟式的迁徙，即“初住茅棚，每岁腊闭户入，春来器皿不丢”。但由于路途遥远，来去耗时多，多有不便，于是有些拓荒者便举家迁徙。这个时期，由于规模不大，加上土籍居民因劳动力缺乏，又有多余的田地和山地，因此他们对客家人的到来并不表示反对。在遂川、井冈山等地，土籍居民甚至还送田送山给客家人耕作，而客籍人则也会把捕获到的猎物送给土籍人。但随着客籍人大规模的迁入，特别是随着客籍人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土客籍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逐渐增多。

一是在社会地位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又被当地土籍人称为：棚民、新民、客籍、怀远籍，也有人称之为闽广流民、流寇、流贼、流寓、佃客，即使后来在赣土生土长的客籍后代也被如此称谓。从这些称谓中，不仅可以看出土客双方之间的群体界限和主客界限，也可以看出由主佃关系而导致的土客籍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也说道，“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当时极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即土籍居民拥有本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土籍”，又称“本籍”，但移居至此的客籍人却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他们只能取得“寄籍”（又名“客籍”）或“民尾户”。所谓“寄籍”就是客籍人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由当地土籍控制和支配的里甲户籍中，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完全受到“里长户”（土籍大户）的控制和约束，“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也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谓“民尾户”，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籍居民户籍的末尾另立户名，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由于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从而加剧了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户籍制度的差别，是造成土客之间森严的社会界限和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是土客籍矛盾问题的实质所在。

二是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比较凸现。客籍人之所以能在异地扎根，除了受环境所迫外，也与客籍人具有比土籍人更勤劳、更吃苦、更坚韧不拔的品格密切相关。客籍人进入湘赣边界之后，所耕之田往往是土籍居民不耕的瘦田，所开发的山区往往是土籍人弃置的荒山。但经过客籍人精耕细作后，一些瘦田变成了肥田，一些荒山变成了熟地，客籍人由原来的无产无业变得相对富裕了，

1 而一些土籍人却逐渐贫困下来。遂川县一则史料生动地记载了土客籍矛盾产生的过程：“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蓣等物，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室日益饶，主家日益竭，佃家始而佃，继而并主之业以自成业主。主家始而业，继而委业于佃，至欲求为佃者之佃而不可得。”

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客籍人的政治地位也逐渐上升，一些客籍子弟在科举考试中也榜上有名，如：陈宝箴、陈立光、陈寅恪祖孙三人。客籍人政治、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使土籍人感到了压力，从而逐渐萌发了把客籍人赶回原籍的想法。于是，一些土籍居民以祖业权为借口，要收回客籍世代经营的田地山场，企图驱赶客籍回原籍，或依仗权势，直接强夺事实上早已属于客籍人的田地山产，或要客籍交纳很重的田租山租，提高租种率。清政府虽然也会对这种矛盾进行调和，但为了加强对客籍的管理，一些地方甚至利用这种矛盾，达到以“土”治“客”的目的。在土客籍的一些纷争之中，政府常常无原则地倒向土籍人，压制客籍人。

三是文化、习俗、观念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隔阂。为排挤客籍，土籍还从封建宗法、文化教育、商业贸易等各个方面对客籍进行限制。如在遂川、永新、宁冈等地，客籍初来，可以建造祠堂。但随着客籍人势力的壮大，土籍人对客籍人修建祠堂的规格却进行了限制，后来甚至禁止修建。为了区别和欺负客籍人，有的地方规定客籍人只能盖土坯房，不能盖砖瓦房。甚至少数地方还规定客籍人打灶也不能挨到地面、客籍人赶集不能经土著人的地盘，等等。为压制客籍人在政治地位上的提高，土籍人办的书院不收客籍学童。在婚姻方面，土籍人鄙夷地称客籍人“山里佬”，坚决不与客籍人通婚，流传“鸡子不绕鸭子，土籍不绕客籍”的俗语。但客籍人崇尚文化，以兴学为乐，以耕读为本，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自办了许多书院。坐落在宁冈的龙江书院，就是由江西宁冈和湖南酃县、茶陵三县的客家人创办的，是客家人的最高学府。客籍人为了不受土籍欺侮，男子还有练武防身的传统，在练武的过程中不仅锻炼了体魄，而且还磨砺了意志。另外，在一些风俗习惯方面，土客籍之间也存在较大隔阂，如客籍人始终坚守“宁卖爹娘田，不改爹娘言”的观念，世代顽强地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客籍妇女因生产的需要，早已摒弃了缠足传统，生就了一双大脚。而土籍妇女，仍保留缠足的传统。

二、土客籍矛盾对根据地建设的不良影响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到：“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湘赣边界的土客籍矛盾之所以能直接反映到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成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中共组织成员的构成及工农革命军的组成有关。

大革命期间，宁冈县和永新县的大多数中共党员为土籍。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土籍居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起客籍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部分土籍子弟，如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人在长沙、南昌、吉安等城市学习期间，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产党组织。他们返回故乡后便宣传革命，扩大中共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但这种扩大方式，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中共组织的一些活动带上了家族色彩。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又名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边区如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的组织也是一样”。

2 1928年2月，中共宁冈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县委和以文根宗为主席的工农兵政府，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是土籍。

大约自 1925 年起， 袁文才、王佐在绿林中逐步崛起， 各自掌握了一支数十条枪的队伍，成为客籍的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但这个团的大部分力量是客籍。

也就是说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土籍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而客籍人则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权利。“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来历即此。虽然在毛泽东引兵井冈山之前，土籍的政治力量与客家的军事力量曾有过一段“蜜月”合作期。如1926年7月，袁文才在龙超清的安排下，在宁冈县起兵策应北伐军，赶走县长，成功地夺取了宁冈县政权。年末，袁文才由龙超清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次年7月，袁文才与王佐率众攻进永新县城，救出了中共永新县委的王怀、刘珍、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农会干部及革命群众100多人，解放了整个永新县城。但是，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可避免地触动到了各方面的利益。在这些利益调整中，积淀已久的土客籍矛盾也逐渐显露出来。

首先是一些共产党员，包括龙超清、刘真、袁文才、王佐在内，说话办事，往往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从工作的角度出发，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而是土籍人站在土籍一边，客籍人站在客籍一边，经常出现无谓的争执和纠纷。如宁冈县农民协会捉拿八个在逃的土豪，其中六个是土籍，两个是客籍。这本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对此，土籍出身的党员和群众觉得土籍吃了亏，深感不满。再如，巽峰书院是土籍人最大的学校，但袁文才以该书院是土豪劣绅的大本营为由将其烧毁。

其次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井冈山斗争时期，共产党先后组织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酃县工农兵政府、莲花县工农兵政府等红色政权。但由于土客籍矛盾的存在，这些红色政权也打上了宗族权益之争的烙印。1928 年2月下旬，宁冈县成立工农兵政府，两籍的人都想当首任主席，后经毛泽东推举，由在新城战斗中活捉了反动县长的土籍农民文根宗担任。但三个月后，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轮流坐庄”。5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即由在酃县打土豪时抓住退职县长的客籍人甘金皇接任。一个月后，土籍占多数的党的委员会以甘金皇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其撤职。对此，客籍人又有意见，最后在袁文才的强势要求下，客籍人谢桂标继任主席。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宁冈县委，因为土客籍关系，天天内部在暗斗明争，县委的负责人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扯来扯去，简直闹不清楚，本身既有问题，工作自然可想而见了” 。

再次土地分配也成为土客籍矛盾的一个焦点。《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谈到，因土客籍矛盾，宁冈的田已经分了三次，使农民厌其麻烦，而损失苏维埃的威信。第一次以乡为单位，但因为第四区农民不满意（该区居住在山地，为客籍农民的丛聚所），客籍领袖袁文才等出面反对；第二次以区为单位，但农民中（土籍最甚）又瞒田不报，无法查出，所以又没分好；第三次是“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但最终还是因为这一矛盾未能分好。

三、因土客籍矛盾而被错杀的红军将领

3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想了许多办法，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加强党内培训，提高党员的思想素质；在干部调配、使用和培养方面，注意一视同仁；留下外乡人宛希先调停平衡关系。但由于这一矛盾积重难返，在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后，这一矛盾终于被激化，并成为部分红军将领被错杀的一个重要原因，被错杀的有文根宗、宛希先、袁文才、王佐、李筱甫、谢桂标、周桂春、陈慕平、刁辉林、李神农、谢华光、朱游庭。袁文才、王佐被杀后，他们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也被错杀了，剩下的七八十支枪在王佐的哥哥王云隆的带领下逃回了井冈山，投靠了国民党军队。从此，井冈山成了白区，直到1949年7月才解放。期间红军几次想收复这一根据地，但由于失去群众基础，都没有成功。

由于关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的研究文章较多，并有相关的专著，如《我的爷爷袁文才》（袁建芳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匡胜、晓农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版 ）；《井冈绿林传奇》（黄仲芳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同时由于史料有限，无法查找到谢华光、朱游庭的相关资料。在此，只对文根宗、宛希先、李筱甫、谢桂标、周桂春、陈慕平、刁辉林、李神农几位烈士作一概要介绍。

文根宗（1901—1928），今井冈山龙市镇大江边村人。农民家庭出身，16岁开始给地主做长工。1927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文根宗任大江边暴动队队长，经常带领队员在本村打土豪，为工农革命军筹款筹物。1928年2月，在攻打新城的战斗中，活捉了国民政府宁冈县县长张开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被推举为第一任工农兵政府主席。1928年“朱毛会师”后，文根宗抓紧有利时机，在宁冈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积极推广朱德、王紫峰在葛田乡的工作经验。

正当边界工农武装割据进入全盛时期，中共湖南省委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1928年8月将红四军主力调往湘南，造成了边界“八月失败”，导致边界被烧房屋和被杀群众不计其数。反动豪绅还蓄意挑起土客籍矛盾，不少土籍人受蒙蔽纷纷反水，带领白军到山区捉拿当过红军的客籍人。当红军大队从湘南回到井冈山时，土籍人便纷纷跟着白军逃走。客籍人又借机去反水的土籍家里“割禾、牵牛”。于是土籍农民便要文根宗出面说情。文根宗坚决执行边界特委的指示，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一面劝说客籍农民把没收的财物归返原主。但他的所作所为，被一些思想落后的客籍人不理解，说他包庇土豪劣绅，在一次处理土客籍矛盾的争执中，被客籍人杀害。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宛希先（1906—1930），湖北省黄梅县人。富裕家庭出身。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随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一营党代表。

起义部队到达三湾后，宛希先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支持部队向罗霄山脉挺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曾率部两次攻克茶陵，参与建立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随后又率部开辟九陇山革命根据地，成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一大屏障。1928年4月起，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十师党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参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八月失败后，负责边界的“洗党”工作。1929年初红四军出击赣南，他奉命留守井冈山，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常委，深入边界各地，健全和扩大中共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1929年11月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决定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行动，攻打仍被敌军占据的

4 永新县城。宛希先在茶陵县作了布置，但茶陵工农武装要去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消息，被驻扎在茶陵县的国民党军队获悉。国民党军队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等候茶陵工农武装自投罗网。为保存革命力量，宛希先决定茶陵工农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边界中共特委书记朱昌偕为此大为恼火，于同年底（指阴历，阳历为1930年初）在永新大湾村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等人都置若罔闻，最后以宛希先不执行中共特委决议、破坏对敌斗争的罪名将其杀害。

其实宛希先被杀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宛希先与袁文才、王佐等人的私交甚笃，是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无意之中卷入了错综复杂的土客籍矛盾之中。他1929年1月在毛泽东召开的柏露联席会议时，宛希先坚决主张不杀袁、王。同年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处理袁文才擅离红四军的问题时，宛希先以中共特委组织部长的身份列席了会议。会上，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客籍干部则坚决反对。后经宛希先的劝解调停，会议给了袁文才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斗争的领导。宛希先的做法引起了土籍干部的不满，从而使王怀、龙超清等土籍干部萌发了欲除袁、王，必先除掉宛希先的念头。当然宛希先错杀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妻子龙家衡（永新县委妇女部长），也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就不再赘言。

李筱甫（1889—1930），今井冈山市茅坪乡上村人。富裕家庭出身，年少聪颖。1924年加入马刀队，1925年随袁文才的马刀队下山接受“招安”，改编为县保卫团，李筱甫任团副总。1928年2月，他组织宁冈全县群众参加新城战斗，任暴动队总指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担任政府秘书，并被选为中共宁冈县委委员。同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任三十二团军需处长。在创办大陇红色圩场等工作中立下汗马功劳。但遗憾的是，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赣边界特委诛杀袁文才、王佐时，李筱甫刚好与袁文才同住一个房间。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永新县委书记朱昌偕枪杀袁文才时，朱昌偕的部下同时把李筱甫给杀害了。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谢桂标（1901—1930），今井冈山市柏露乡梨树山人。农民家庭出身，念过二年私塾。幼年父母双亡，14岁起开始独自扶养三个弟弟。1924年参加马刀队。1927年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谢桂标积极为工农革命军筹集粮草，协助搞好留守处的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宁冈的新城战斗中，双手持枪爬越东门城墙，杀敌十余人。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特委委员。同年9月任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井冈山斗争时期，先后参加了七溪岭、坳头垅、睦村等战斗，屡立战功。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时，任军部副官兼事务长。3月返回宁冈，后被安排在宁冈县委工作。同年冬，与陈慕平深入茶陵江口一带侦察宁冈、永新、茶陵三县挨户团总罗克绍的踪影，获得重要情报，为活捉罗克绍立下了大功。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诛杀袁文才、王佐时，谢桂标作为袁、王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杀害了。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桂春（1901—1930），又名周仕云，今井冈山鹅岭乡白石村人。自幼家贫，由叔父供养。1925年加入马刀队，深得袁文才赏识。1927年3月，周桂春接受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带领七八个战士，前往吉安把作恶多端的大土豪龙清标捉拿回宁冈游街示众，全县人民为之拍手称快。在解救贺敏学等人的战斗中，周桂春率领敢死队爬墙破城，为战斗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斗胜利后，周桂春被升为自卫军特务连连长。1929年5月，周桂春回到地方工作，任宁冈县赤卫队大队长。1930年2月湘赣边界特委诛杀袁文才、王佐时，周桂春作为袁、王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杀害了。解放后周桂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5 陈慕平（1902—1930），又名陈梦平，今井冈山茅坪乡石佛里村人。永新县禾川中学毕业，与袁文才同学。1926年加入宁冈农民协会，是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受中共宁冈县委委派，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结束后，中共宁冈县委决定派陈慕平到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任军事教官，以便加强共产党对这支农民武装的领导。1929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永新三湾村。袁文才在茅坪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陈慕平得知后极力促成袁文才接纳工农革命军，为毛泽东上井冈山做了大量的穿针引线工作。毛泽东茅坪安家后，陈慕平先后担任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后红四军三十二团）一营连长、宁冈县赤卫大队副队长，参加了新城、七溪岭、坳头垅、睦村等战斗。1930年2月赣边界特委诛杀袁文才、王佐时，陈慕平作为他们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杀害了。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刁辉林（1896—1930），又名刁玉山，今井冈山市茨坪镇下庄人，原籍江西省于都县。自小家境贫寒，少年开始学打铁，后成为一个远近有名的铁匠。落户井冈山后，由于情趣相投，遂与王佐结为知己，共同组织起劫富济贫的绿林武装。1927年王佐的绿林武装改为农民自卫军后，刁辉林任连长。同年7月参加了攻克永新县城的战斗。大革命失败后，他协助王佐保存了60支枪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进驻井冈山后，刁辉林受到了共产党组织的教育和改造，思想进步较大，并于192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王佐的部队升编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后，刁辉林任连长。红四军成立后，刁辉林任三十二团二营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副营长。红四军主力下山后，刁辉林与王佐等人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第三次反“会剿”战斗中，刁辉林率部坚守朱砂冲哨口，阻击了南犯之敌，有效地掩护了红五军的突围。井冈山失守后，刁辉林协助王佐把分散在各地的部队集中起来，与留守在宁冈境内的何长工、李灿领导的红五军分队继续战斗。但遗憾的是，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等人枪杀袁文才时，刁辉林和王佐、李神农听到枪声后急忙出城渡江，最后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神农（1898—1930），今井冈山茨坪镇人。农民家庭出身，早年参加王佐的绿林武装，是王佐的保镖。1928年初，何长工受毛泽东委派，来到王佐的部队做团结改造工作，得到了李神农的大力支持。1928年夏，红四军军部从宁冈迁入茨坪，任红四军三十二团特务排的传令班长。井冈山斗争时期，先后参加了五斗江、龙源口、黄洋界等战斗。1930年2月24日凌晨，湘赣边界特委朱昌偕等人枪杀袁文才时，李神农和王佐、刁辉林听到枪声急忙出城渡江，最后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由于井冈山地区固有的社会矛盾，不仅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还致使部分红军将领被错杀，给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袁、王等一死，其部下马上“通电反赤”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大部分群众与袁王及其部下皆有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革命的群众根基从此被动摇，红军也很难在井冈山立足。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为袁文才、王佐等被错杀的红军将领平反。新中国成立时中央还邀请袁文才和王佐两位烈士的儿子参加开国大典。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接见了袁、王两位烈士的遗孀。

1930年2月24日凌晨井冈山上发生的事件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成为了历史，而历史会记住这些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红军将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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