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3日发(作者:森林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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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与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
作者:樊宪雷
来源:《百年潮》2019年第01期
“两个口号”论争,指的是1936年上海左翼文艺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国防文学”是由周扬等人为响应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而提出的文学口号,目的是团结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致力于抗日救国的文学创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由鲁迅、冯雪峰等人基于无产阶级在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而提出的口号。应该说,论争双方在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是没有异议的,分歧在于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对此,参与论争的徐懋庸曾回忆过毛泽东1938年的论述,毛泽东讲道:“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
在这场论争中,刘少奇于1936年10月以“莫文华”的笔名在《作家》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受到颇多关注。全文共2000余字,但观点鲜明,立论周正,富有启迪。文章开门见山点出主题,“这次论战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一点上罢”。接着,刘少奇在文章中回顾了这次论争的发展过程,肯定了鲁迅和茅盾有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都可以用,二者并非对立的观点,接着重点批判文艺界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强调“这次的论争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文章梳理了文艺界在宗派主义方面的历史根源,指出因为抗战形势的需要,“现在说明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的必要了”。从文章来看,刘少奇的论述显然超越了论争双方的口号之争,对文艺界当时存在的错误问题切中肯綮,并指出了实质所在,为文艺界克服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进而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刘少奇的这篇文章,理论界和学术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有论者指出,这篇文章“对这场文艺论战给予了总结性的论述,它对增强文艺界的团结,推动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对两个口号的积极意义,做出了公正的裁决,为后来正确认识这场论争提供了完全正确的观点”。日本学者竹内实后来评价说:“读了这篇文章,感到敬佩。阅读当时国防文学论争的各种论文,并进行比较,莫文华是公正地看待了鲁迅的。”《鲁迅研究动态》的评论员文章也指出,这篇文章是刘少奇“根据党的政策结合文艺界当时的实际所发表的指导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对‘两个口号之争’所做的公正的结论,而且对于现在、乃至今后文艺界的团结,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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