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2日发(作者:问的反义词)
曹操《蒿里行》简析
作者简介
曹操 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州市)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二十岁举孝廉而入仕途,任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后在镇压黄巾起义和讨伐懂卓的战争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为衮州牧,分化、诱降青州黄巾军的一部分,编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称帝,追尊为武帝。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著《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书。善诗歌,《蒿里行》、《观沧海》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亦清峻整洁。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辑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辞海》1989年版)
十数年间,先后击败吕布、袁术、袁绍等豪强集团,征服乌恒,统一北方。建安二十一年封魏王。谥号魏武帝。其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政领袖,还是一位慷慨的诗人和忧患的哲人,其诗均古题乐府,气韵沉雄,慷慨悲凉。其文亦清峻通脱。
政治军事方面,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屯田制等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魏朝建立后,曹操被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创作背景
公元189年(东汉中平六年),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何进等谋诛宦官,不成,被宦官所杀;袁绍袁术攻杀宦官,朝廷大乱;董卓带兵进京,驱逐袁绍、袁术,废除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献帝),自己把持了政权。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袁术、韩馥、孔伷等东方各路军阀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为奋威将军,联兵西向讨董卓。
【注释】
蒿里行:蒿同薨,枯也,人死则枯槁,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蒿里行为汉乐府的一个曲调名,是当时人们送葬时所唱的挽歌。
关东:指函谷关(今河南新安县东)以东。
义士:指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领。
兴兵:起动,发动军队。 群凶:指董卓及其婿牛辅、部将郭汜等人。
盟津:即津,在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起兵伐商纣王时,曾与各路诸侯在此地会合订盟。这里用“会盟津”代指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结成联盟。
乃心在咸阳:各种义军心向汉王室。《尚书·康诰》:“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此处化用其句。咸阳是秦朝首都。这里的“咸阳”和上句的“盟津”都是用典,并非实指。
雁行:大雁飞行时排行的行列。比喻讨董各路军队都列阵观望,畏缩不前,不愿齐心合力,奋勇杀敌。
嗣还:随即。
戕:残害。
淮南弟:指袁绍的从弟袁术。
称号:即称帝,指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术在淮南寿春(安徽寿县)称帝之事。
刻玺:刻皇帝所用的印章,指袁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图谋废黜汉献帝,拥立刘虞为皇帝的事。
铠甲:古代军士打仗时护身的。金属制做的为铠,皮制的为甲。
虮:虱子的卵。
译文
关东的仗义之士都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
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
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作品鉴赏 《蒿里行》是汉乐府旧题,为古代的挽歌,汉乐府古辞尚存,见于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相和曲》。曹操的《蒿里行》是借旧题写时事,内容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蒿同薨,枯也,人死则枯槁。所以“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蒿里行”是汉乐府的一个曲调名,是当时人们送葬时所唱的挽歌。?
袁绍等关东诸将起兵讨董卓,结果虽然造成自相戕杀的军阀混战局面,但其始未免不心存忠义。诗的前四句是交代背景:群凶作乱,义士讨伐,形势大好。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是说义士们起初希望结成联盟,心向着汉室,即通过讨伐这一举动来平定叛乱,拥护汉室。(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义士”“讨”“群凶”这些词语表明诗人是憎恶董卓等人作乱,渴望国家统一。
中间六句是交代这有关讨伐的情况:联军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力量涣散。导致的原因是“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袁术分裂,自立为帝;而袁绍也阴谋废掉汉献帝,立刘虞为帝;他们搞分裂、谋私利,造成的结果是:“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貌合神离、互相观望,畏缩不前、按兵不动甚至是自相残杀。
诗人对这种情况的态度是悲愤、失望的;把矛头指向了“二袁”,显示出作者的非凡谋略和远见卓识。
最后六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危害:由于连年战争,将士的铠甲不离身,长出了虱子;百姓大量死亡,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着这荒凉、凄惨、惨绝人寰的景象,诗人不禁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喊:“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表达了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体现了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
这首诗描述了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兀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各方将领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工那样,会师于盟津,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事,匡扶汉室。形势是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等野心家给破坏了。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为幌子,行争霸称孤之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并对以此造成的战乱,予以严厉的抨击。诗的结尾描绘出因战争而造成的凄凉悲惨的画面,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痍瘦,哀鸿遍野。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一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这首诗不仅时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它是汉未之实录,是史诗也。
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是曹操比较成功的作品,通过阅读,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还能领略作为诗人曹操的独特文风。
《蒿里行》赏析
《蒿里行》是曹操现存的二十几首乐府歌辞中的一首,这是一首具有较突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好诗。它之所以好,是因为它不仅对因战乱而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群凶,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锺惺在《古诗归》中赞赏这首诗,说它是“汉末实录”,是“诗史”,我以为并不过分。
“蒿里”之曲,原是齐国东部的民谣,它是当地士大夫、庶民死后出殡时唱的挽歌。唱时一人领唱,数千人和唱,那场面是相当壮观的。曹操“雅爱诗章”,“登高必赋”;他又是个音乐的爱好者和行家,往往是“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并且立即把这些新编乐章交给倡优们演唱,常常是“日以达夕”,乐在其中。他一生戎马倥偬,写了许多诗,全是乐府歌辞,都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这首《蒿里行》,就是他运用乐府旧调旧题的形式,反映汉代末年社会动乱现实的诗篇。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正是诗人的特长和特点。我们从他的大部分诗作来看,无论是状物抒怀,叙事写景,都可以听到诗人的心声和时代的脉搏在一同跳动。它不仅在继承秦汉优秀诗歌传统,推动五言诗的发展上作出了出色的贡献,而且一反汉末名门士族所谓“经术”的陈腐传统,面向民间,向民间歌谣学习。他的诗作能针砭时弊,言之有物,开创了一代诗风。
《蒿里行》运用民歌的形式,行批判之实,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创举,也是一篇战斗的檄文。诗人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当时势力雄厚、地位显赫的二袁,这充分显示曹公是具有非凡的胆略和卓识的。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这是诗的开首第一段。诗人仅用四句精炼语言,便概括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初平二年(190),关东(函谷关以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本来各方将领(包括曹操在内)都希望团结一心,效法周武王那样,会师于盟津(即孟津,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师之地,在今河南孟县南),吊民伐罪,一心一意地除奸诛恶,忠于国是,匡扶汉室。形势是一派大好的。可是,这大好形势,却被袁绍一伙(包括韩馥、公孙瓒等)野心家给破坏了。所以诗人至此笔锋一转,戟指袁绍之流,充分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和丑态。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自相残杀起来。
曹操当时因卫兹(陈留人)的资助,仅招募了五千兵卒,参加了讨卓联军,可谓是势单力薄了。而袁绍是兵强马壮,权大势高,曾骂曹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见陈琳代袁绍拟的檄文。所谓“赘阉”是指曹父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可见他根本瞧不起曹操。但曹操不畏强权,对袁绍之流的倒行逆施,“踌躇而雁行”的态度,曾大胆告诫,仗义执言。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当时曹操曾严厉地指出:“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可是袁绍之流并不以此为诫,更不以此为耻,甚至变本加厉,大做起想当皇帝的美梦来了。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这是诗的第三段。诗人在这里对袁绍之流以讨伐董卓作幌子,行争夺霸权,南面称孤之实,以致造成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卑劣行径,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当时(建安二年,公元一九七年)袁绍的从弟袁术,确已在淮南(今安徽寿县)扯起帝号大旗来了,乃兄袁绍更是不甘后人,也于初平二年(191)“擅铸金银印”(即“刻玺”)阴谋把献帝废了,“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这些谋私利,搞分裂,制造社会动乱、民生疾苦的罪恶活动,激起了诗人无比憎恶的感情,进而痛加挞伐,充分揭示出这群丑类极其凶残的本质和嘴脸,而且对由此而导致的长期战争,给予广大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无穷疾苦,寄予了极为深切的同情。从而为诗的煞尾震撼人心的描述,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就是诗的煞尾。诗人通过这四句的描绘,画出一幅多么凄凉悲惨的图画呵!正因为袁绍之流所造成的连年战乱,士兵们不能解甲归田,人民死亡惨重,百不余一,使富饶的北方,变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荒野上到处是白骨累累,千里之内听不到鸡鸣之声。面对这样一种惨绝人寰的图景,诗人不禁发出了“念之断人肠”的呼喊,这正是诗人正视民瘼,大痛大悲之情的充分流露。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由于战祸连年而造成人民的重重苦难,从而准确地、有力地反衬出袁绍之流的罪恶行径,反衬出造成人民苦难的首恶元凶,也正是这群丑类。诗人运用这种艺术的巧妙反衬,就更加真实、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更加典型地揭示了他们的嘴脸,这就使得诗人的批判武器,更加强大有力,弹不虚发,准确地击中了敌人的要害。这也正是《蒿里行》这首灿烂的诗篇,具有较强烈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所在之处。
《蒿里行》共分四段,有启、有承、有转、有合。段与段之间,环环紧扣,层层剥笋,相辅相承。既表现了诗人气势沉雄的超凡文采,也反映了诗人博大胸襟,俯瞰一切,对腐朽势力敢斗敢争、决不妥协的英雄气概。在实际生活中也是如此,诗人对袁绍之流的所作所为,先是言诫,继之笔征,最后予以兵伐,终于把这群丑类赶下了历史舞台,统一了北方,实现了广大人民渴望已久的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有人说这是“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可谓言之不谬。 当然,曹操是地主阶级(中小地主)的政治家和诗人,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不可能不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当时曹操对社会形势的发展,确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政治上对农民则采取让步的政策。反映在文学倾向上,打破“经明行修”的束缚,反对两汉传统,主张用人唯才,几乎把当时四方有识的文士,网罗无遗,造成文学上的“彬彬之盛”。因此,我们也不能因所谓局限,抹煞诗人的独创性和写实的诗风。《蒿里行》也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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