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中寺庙的名称

2023年12月12日发(作者：三月三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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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中寺庙的名称

寺的别名极多，《僧史略》载灵祐法师指出寺有十种名称，分别是：

一曰寺（义准释书）；二曰净住（秽浊不可同住）；三曰法同舍（法食二同界也）；四曰出世舍（修出离世俗之所也）；五曰精舍（非粗暴之所居）；六曰清净园（三业无染处也）；七曰金刚刹（刹土坚固道人所居）；八曰寂灭道场（祇园有莲华藏世界以七宝庄严谓之寂灭道场卢遮那佛说华严于此）；九曰远离处（入其中者去烦惑远与寂灭近故）；十曰亲近处（如行安乐行以此中近法故也）。

这些名字有的很少流通，再提也意义不大，本文罗列几种唐诗宋词中常见用词，粗粗一数，已超十数。这些名称都是寺的意思，你知道吗？

1.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简称。其义即空净闲静之处。也作为寺院的总称。如：

龛依大禹穴，楼倚少微星。沓嶂围兰若，回溪抱竹庭。

——【游云门寺】唐·宋之问

昼涉松路尽，暮投兰若边。洞房隐深竹，清夜闻遥泉。

——【投道一师兰若宿】唐·王维

2.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又称僧伽蓝，伽蓝等。译曰众园。僧众所住之园林也。也作为寺院的异名。如：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烦恼，山下即伽蓝。

——【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唐·沈佺期

3.招提：梵语，四方之意。谓四方之僧为招提僧，四方僧之住处为招提僧坊。魏太武帝造寺，以招提名之，招提二字，遂为寺院之异名。

招提此山顶，下界不相闻。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

——【题灵隐寺山顶禅院】唐·綦毋潜

塔庙出招提，登临碧海西。不知人意远，渐觉鸟飞低。

——【登西灵塔】唐·陈润

4.祇园：祇树给孤独园的简称，佛经记载由祇陀太子和给孤独长者为佛所建。祇园后为寺通称。

香刹看非远，祇园入始深。龙蟠松矫矫，玉立竹森森。

——【题东武丘寺六韵】唐·白居易

祇园树老梵声小，雪岭花香灯影长。

——【题豫章西山香城寺】唐·陈陶

5.绀园：寺之别称。绀指青而含赤之色，经典中称佛绀目绀发，故称寺庙为绀园，绀殿、绀宇均属此类。

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归路烟霞晚，山蝉处处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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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少林寺】唐·沈佺期

绀殿横江上，青山落镜中。岸回沙不尽，日映水成空。

——【宴兴德寺南阁】唐·李白

6.精舍：寺院之异名。为精行者所居，故曰精舍，非精妙之谓。此名自佛祖所曾居的祇园精舍而来。释迦谱八曰：“息心所栖故曰精舍。”

石壁开精舍，金光照法筵。真空本自寂，假有聊相宣。

——【冬中至玉泉山寺】唐·张九龄

松路向精舍，花龛归老僧。闲云随锡杖，落日低金绳。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

——【龙门八咏·远公龛】唐·刘长卿

7.塔庙：早期佛寺以佛塔为主要礼拜对象，因此塔庙也是寺的异称。

云天宜北户，塔庙似西方。林下僧无事，江清日复长。

——【西郊兰若】唐·羊士谔

荆州本自重弥天，南朝塔庙犹依然。

——【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唐·刘禹锡

8.丛林：也是寺之别称。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故亦称禅林，但后世教、律等各宗寺院也有仿照禅林制度而称丛林的。

曲径绕丛林，钟声杂梵音。松风吹定衲，萝月照禅心。

——【访请上人】唐·牟融

丛林已废姜祠在，事迹难寻楚语讹。

——【和丁宝臣游甘泉寺】唐·柳宗元

9.仁祠：佛寺别称。释门正统三曰：“精舍所踞，号曰仁祠。”

仁祠表虚旷，祇园展肃恭。栖息翠微岭，登顿白云峰。

——【送舍利宿定普岩】唐·孔德绍

薄暮曲江头，仁祠暂可留。山形无隐霁，野色遍呈秋。

——【秋晚游普耀寺】唐·宋之问

10.刹：梵语，译做土田。一佛济度之境，以三千大千世界为一刹。佛刹、宝刹、梵刹也用来代指佛教寺院。

金园宝刹半长沙，烧劫旁延一万家。楼殿纵随烟焰去，火中何处出莲花。

——【长沙失火后戏题莲花寺】唐·张谓

金银拱梵刹，丹青照廊宇。石梁卧秋溟，风铃作檐语。

——【游南明山】唐·唐彦谦

11.净居：伽蓝之地也。旧唐书高祖纪：“伽蓝之地，本曰净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

隐咏不夸俗，问禅徒净居。翻将白云字，寄向青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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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林校书花严寺书窗】唐·孟郊

塔似神功造，龛疑佛影留。幸陪清汉跸，欣奉净居游。

——【奉和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唐·李適

12.金地：又名金田。佛寺之别称。取佛经中给孤独长者布金买祇园的典故。

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

——【从驾幸少林寺】唐·武则天

老僧趺坐入定时，不知花落黄金地。

——【题山僧水阁】唐·施肩吾

13.宝坊：寺院之美称。欲界色界之中间有大宝坊，佛于此说大集经。又据，给孤长者布黄金为地买祇园，故寺宇号为宝坊。

宝坊求往迹，神理驻沿洄。雁塔酬前愿，王身更后来。

——【祇园寺】唐·綦毋潜

季月启重阳，金舆陟宝坊。御旗横日道，仙塔俨云庄。

——【奉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唐·马怀素

清朝的皇子教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给当时会试屡次落第的赵翼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檐曝杂记》卷1）。直至光绪中期，任职吏部考功司的何刚德黎明时带领引见入宫，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学，立刻想起“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说（《春明梦录》卷下）。

清人对这种要求至严的“家法”及其收效颇为得意，乾隆时为皇子授读的钱载在家信中写道，“盖一则习劳、一则聚在一处书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务及外务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潜纪闻四笔》卷十），这当然是鉴于前朝皇子或颟顸无知、或结党乱政而言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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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曾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乾隆初，高宗选择干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干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 .

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干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 .

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圭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 .

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 .

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

文成公主入藏走过的唐蕃古道之谜

“曲径行回两城间，斜阳卸影鸟飞还。云重峭壁青千丈，风皱奔流绿一湾。踏破丹梯崖似岩，凿开石锁坦为关。往来茶马从此过，地大势高一线川”——这是清乾隆年间，青海乐都诗人钱茂才笔下的唐蕃古道景象。

唐蕃古道是一千多年前唐朝与吐蕃王国间往来的官道，全长3000余公里，是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要道，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即经此道。它不仅把青藏高原和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联系的桥梁。然而，在漫漫历史中，唐蕃古道的原始面目早已模糊。它留下的诸多谜团，依旧没有得到充分的解说。

“日月山”真是源于文成公主吗？

距离青海省会西宁大约70公里的日月山，在广阔的草原上一眼望去就是两个小山包，但这里的海拔其实已经达到了3510米。日月山是青海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朝东望是农区，朝西看是在青海湖畔展开去的无边草原。这里是通向青藏高原深处的要道，因为有着文成公主途经此地铜镜坠地化为日月的传说，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记者一行在盛夏的7月抵达这里时，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和风煦日，但一阵云起，气温就迅速降到了穿着大衣也不嫌热的地步。

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古籍中记载的唐蕃古道要地“赤岭”的所在。在当地随处可以买到的各种旅游书籍上，此种说法也随处可见。考察团成员在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后院的石刻堆中“意外”地发现了“唐蕃界碑”的碑首。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上世纪80年代在日月山山口出土的。根据史书记载，唐与吐蕃划*;; .

界立碑之处，就在赤岭。这是不是就能证明赤岭就是日月山？对此考察团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而是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今日月山即唐赤岭的说法是有反对的声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李宗俊就认为，唐赤岭的位置应该在今天的卓尼县羊巴城以西十多公里处的洮河北岸。他指出，首先，唐赤岭为今日月山之说的来源首见于日本学者佐藤长承袭法国学者石泰安之说，石说出现于1952年。但据藏学家吴均先生研究，藏史上有“于唐境公谷梅如地方凿岩石为日月图像”以象征“在天为日月，在地只甥舅”之说，但“梅如并不是今青海日月山，这一点毫无疑问”。今日月山之得名，“据传乃源于文成公主入藏之故事，普遍流传则在17￣18世纪。它只是一首美丽的动人心弦的诗歌素材”。因此今青海日月山得名与唐蕃分界有关的说法是存疑的。

其次，史书关于赤岭的明确记载见于北魏宋云的行纪。但结合宋云的记载和今天的实地考察，会发现如果将赤岭假定为今日月山的话，在行程和时间上是有不少矛盾的。但如果将赤岭的位置安排在今洮河一带，则可较好地解说。

“喋血”的石堡城究竟在哪儿？

确定赤岭的位置，也是为了给著名的石堡城定位。按照史书的记载，赤岭就在石堡城以西20里。唐前期，对于石堡城的争夺，是唐与吐蕃之间最惨烈的交锋之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朔方大总管信安王祎攻陷石堡城，但开元二十九年又被吐蕃攻陷。唐玄宗震怒。为了重新占领石堡城，玄宗及其将帅颇费筹划，几经努力，并不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攻石堡城不克，随即被玄宗借故贬杀。继任节度使王忠嗣在玄宗的屡次催逼下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玄宗对他这个回答很不满意，但王忠嗣认为：“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可见在他眼中攻取石堡城之难。决心要掌握石堡城的玄宗于是再次换将，贬王为汉阳太守，授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最终在天宝八年，攻克石堡城。

但此次战役唐军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史载，哥舒翰为夺取石堡城首先投入了六万三千人的庞大兵力，且均为边军劲卒，并逼迫负责攻城的两位下属裨将立下了三日攻克的军令状。结果正如王忠嗣所言，唐军“士卒死者数万”。与之相比，吐蕃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有限的，“但以数百人守之”，只是在战前“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最后被唐军俘获的也只有悉诺罗等四百人。大诗人李白后来有嘲讽哥舒翰的“西屠石堡换紫袍”之句，并非随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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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俊认为，从唐军的攻击遇到巨大困难可以推断，“三面险绝”的石堡城在地利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而今卓尼县羊巴城的险绝地形恰与之相符。相较而言，青海日月山附近的古遗址“坐落在土坎上，周围地势开阔，从最近湟水处计算，土坎相对高度不过二十米”，谈“险绝”似乎过了些。

另外，如果假定石堡城就是今羊巴城所在，也可以比较好地解释其战略意义。这个“石堡城”所在的洮州地区是交通和战略要地，以西就是唐时所称的黄河九曲地区。睿宗年间，吐蕃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获取了本属唐境的九曲之地，从此整个陇右南部地区完全暴露在吐蕃威胁之下。唐的这一重大战略失误，直到石堡城被收复并稳固占领，才得到了弥补。不过对于李宗俊的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看来对于唐蕃古道的众多谜团，还有待更多史料以及实物的证据。

复杂路网中究竟谁主谁辅？

2014年五六月间，由陕西、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五省区18位考古专家组成的“2014唐蕃古道考古探险”考察了沿线44处考察点。一般认为，唐蕃古道分为东段和西段两部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团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指出：“西段就是从鄯州到吐蕃牙帐（拉萨），这是唐蕃古道的主体部分，它分为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文献记载的驿道，由玉树经聂荣、那曲至拉萨；南线即从玉树经四川石渠县、德格县，进入西藏江达县，经察雅、芒康、林芝、工布江达进入拉萨，是近些年通过考古发现逐步确认的唐蕃古道的新支线”。张建林说，文成公主从西安出发，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是由北线还是南线进入西藏，由于缺乏确切的史料记载，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论证。

记者了解到，东段同样也可分为南北两条路线。南路，即从长安出发，沿渭河北岸先到马嵬驿（今咸阳市兴平县），穿过周原和古都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进入陕甘交界的陇山，出大震关，过天水、甘谷、陇西、渭源至临洮，在临洮又分为两条支线，一路由临洮北行至兰州，经今民和、乐都至西宁；一路由临洮西行，经今临夏、永靖、民和、乐都至西宁。

在这复杂的路网结构中，哪条是主路，哪条是辅路，还是并无主辅之分，只是行者临时的选择，都并没有肯定的答案。结合历史记载可以知道玄宗西逃，金城公主入藏都曾经过马嵬驿，可见走的是南路。因此也可推断文成公主入藏同样是走此路。而隋炀帝李广于大业五年亲率规模浩大的队伍由南路至西平（西宁）击吐谷浑，其车驾也是选择南路。此外，名僧玄奘及一些边地官员等亦是由南路到兰州（玄奘由长安至兰州转行武威入西域）、西宁或入蕃。由此可见，南路在长安至西宁间的交通上似乎应该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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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的地理情况上看也可以为此得到解释：兰州线路程较短，但临夏县更加通畅平坦，对于大队人马来说优势就更加明显。

人名妙联趣对

“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这是老舍的一首名联绝句，寥寥二十字把八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学家、艺术家的名字联结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冼星海是著名人民音乐家；高长虹、谢冰莹、碧野都是著名作家；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是老舍的好朋友，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林风眠是画家。

用人名连句，在对联中尤为多见。明代著名文学家李梦阳，字献吉，号空同。授户部主事，官至江西提学副使。他恃才傲物，导致一些人对他不满。一次，江西一考生，恰与他同姓同号，也叫李空同。李梦阳在考卷上看后，急不可耐地指责这个考生说：“你怎么能跟我同姓同号呢？这不是冒犯我的尊严吗？”这个考生理直气壮地说：“名字是我父亲命的，我岂敢更改呀！”李梦阳自讨没趣，便另生一计，他出一上联，要求考生对出下联，方可宽恕。其联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这个上联，既用了两个历史人物，又嵌进四个“相如”，并影射考生虽与提学同姓名而实不相称。这名考生明白了提学的用意后，灵机一动，马上对出了下联：“魏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这个下联，也用了两个历史人物，嵌进了四个“无忌”，言外之意是：古代名臣都不忌讳名号相同，你又何必计较呢？李梦阳看了对联，佩服他才思敏捷，聪明过人，随即改变了态度，笑容可掬地把考生送出了门外。

“初唐四杰”中有个骆宾王，和他同时的大臣马周，亦字宾王。清嘉庆年间，有人用他俩的姓名作了半联求对：“马宾王，骆宾王，马骆各宾王。”其中“马骆各”三个字互相牵连难度大，一时间没人对得上。事隔一千三百余年后，至道光癸卯年（1843年）乡试，朝廷派龙主僖为贵州主考，龚宝连为云南主考，这时一直惦念此联的《欧波渔话》的作者叶延琯，触动灵机，才对出了下联：“龙主考，龚主考，龙龚共主考。”下联“龙龚共”三字与上联的“马骆各”铢两悉敌，且以“龙”对“马”，以“主”对“宾”，可谓天衣无缝，云南、贵州又是毗连省份，真是天生妙联。

清乾隆进士纪晓岚一辈子巧对，偏被其妻难倒了一次，至死未能破题。其妻月夜指纱窗道：“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直至近代，才有对曰：“风送幽香，郁郁畹华梅兰芳。”以梅兰芳对诸葛亮，明月香花，可谓巧之又巧对，应对比出对更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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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阎锡山路过无锡，游览无锡名胜锡山。他登上锡山山顶，鸟瞰无锡城，大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感，便出一上联曰：“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一时也竟无人能对下联。1945年范长江跟随陈毅到天长县采访。天长是安徽的边界，与江苏接壤，濒临长江。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触动了范长江的灵感，遂对出下联曰：“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闻之，连声赞道：“妙，妙，长江，才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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