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辩》的解读

2023年12月12日发(作者：发函格式)

-

关于《申辩》的解读

公元前399年，希腊，雅典，苏格拉底正进行一场事关其生死的申辩，由于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控告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神，并且败坏青年。虽然这场申辩最终没有能挽救苏格拉底的性命，但是在这场申辩之中展开的他对于哲学生活的热爱和面对生与死的抉择时的智慧与思考却成为了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事件和问题。

这篇文章将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全文做一分段，并对每一部分做一简单分析，以构成对《申辩篇》全篇的解读。全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苏格拉底在正式的申辩之前的一点声明。

在第一部分里，苏格拉底在申辩之前强调了他在将要进行的申辩之中所运用的言辞是不同于那些控告或者诬陷于他的人的言辞的，他所说的将都是真话，是“光明正大”的，而不是“像他们精心设计的词句那样”，不是“可以修饰的辞令和名目”。

为什么苏格拉底要如此重视他的言辞必定是不同于他们的呢？难道真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言辞方式的门外汉”吗？不，我们知道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他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不知道将多少人辩驳的哑口无言，正如他在后面申辩中所说的，他寻求当时雅典所有自认为聪明的人与他们辩论，最终却都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甚至直接与辩论家高尔吉亚进行了对话，很难想像，这样的苏格拉底会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因此，他之所以这样强调他的说话方式，是有其背后的用意的。

那么为什么苏格拉底不去运用他并不陌生的辩论术去说服雅典的听众和法官们而要坚持运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阐明他的精神和思想呢？我想苏格拉底在本质上，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哲学家，他坚持他对哲学的热爱和真理的追求，因此哲学也带给了他哲学的尊严与坚持，他坚持使用他惯常的说话方式，而不是可以讨得听众与法官们欢心的辞令与名目，因为他想要做得是告诉雅典的人们他的真话，他试图去使人们信服他的申辩，但是由于他的直言不可避免的伤害到听者们的“自尊”而惹人讨厌，所以即便人们信服了他的所说，却仍然在投票时进行了轻而易举的“报复”，他未必没有料到了这一点，但是却仍然坚持了自己姿态，这正是哲学的苏格拉底面对政治的申辩时始终不予放弃的立场，也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与坚持的表现。

第二部分是苏格拉底为自己展开的申辩的正文。而这一部分又分为几个小的部分：

首先，苏格拉底在此说明了他认为的正确的申辩方式：“首先针对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辩；其次，针对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辩。”苏格拉底指出，对于他的控告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致，而是很久以前，在面前的雅典人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些人们从小被告诉这样的观念，苏格拉底“是个有智慧的人，是关心天上的事的学究，还考察地下万物，把弱的说法变强”，而考察这些东西，则会“证明”他是“不信神”的。这些观念被从小灌输于他们的脑中，而从来没有人申辩，他说，“很多人用嫉妒或污蔑中伤我”，“所有这些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他不可能“让他们中的哪一个来此当面对质”，“无人回答他们的质疑”。这正是他在开始指出的“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

其次，针对这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苏格拉底进行了申辩。

他首先申明了他与那些智者们的不同，他否认他自己“试图教育人，然后从中牟利”，他认为“谁要是能够教育人们，这还是很高贵的，就像雷欧提尼人高尔吉亚、西欧斯人普罗迪科、埃利斯人希琵阿斯那样”。他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所谓教育别人而牟利的人，但也不是那些“高贵”的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比他人更聪明的，正如他承认自己是“无知”的一样。

之后是他与卡利亚的对话。他问卡利亚是否考虑给自己的儿子找一个“精通关于做人和做公民的德性”教习，是否“有这么个人”。卡利亚回答“当然有”。他又问“他是谁？从哪里来，要多少学费？”，卡利亚回答“是欧艾诺斯，苏格拉底，巴罗斯人，五个米纳。”从这一对话中，苏格拉底抛出了的他的观点——无知之知。他说“但是我不懂，雅典的人们。”

接下来，苏格拉底开始了对自己所受到的污蔑的原因进行论述，而这个原因，“不为别的，正是因为智慧。”他将这种智慧和智者的智慧想区分开来，这种智慧“也许就是一种人间的智慧”，而不是“比人间更高的智慧。”而后，他指出了德尔斐的神谕这一事实，皮提亚女祭司拿起签说“没有人更智慧”，这是对凯瑞丰的提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的回答。苏格拉底对于神谕也很迷惑，因此他也一直在寻思神谕的真意。因此，他尝试通过寻找一个有智慧的人，拜访他，审视他，与他对话，然后证明“这个人比我更智慧”，并以此来回应神谕。于是他去拜访据说智慧的政治家、诗人、匠人等等众多人们，但是无一例外的，他全都失败了，那些据说具有智慧的人们无不是自以为是的无知者，政治家认为他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诗人不理解自己所说的，他们因为诗歌就认为自己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人，匠人自以为因为能够漂亮的完成自己的技艺就在别的事情上，哪怕天下大事上也是最智慧的。然而他们都不是，他们都被这种自以为是遮蔽了那智慧。苏格拉底问自己，他究竟是愿意既不像他们的智慧那样智慧，也不像他们的愚蠢那样愚蠢，还是像他们那样，兼有二者。他对自己和神谕说“是我所是”。由于这些省察，苏格拉底招致了很多人的嫉恨，“是最苛刻和最沉重的忌恨，因而其中也就出现了很多污蔑。”他因为服务于神而陷入赤贫。

最后，苏格拉底指出“无数的人他们自以为知道一些，其实知道的很少，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于是那些被省察的人对他生气了（却不对他们自己生气），他们将矛头指向苏格拉底，指责他是有害的，是败坏青年的。他们异口同声的如此说着，这些充满说服力的坏话灌输到了年轻人（指那些被最初的控告者灌输观念的人们）们的耳中，“一直带劲的污蔑我”。而莫勒图斯、阿努图斯、卢卡们因此而控告和污蔑了他。这样，苏格拉底将最初的话题拉了回来，即对那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的申辩。苏格拉底用对这些事实的陈述，而不是辞令和名目的巧辩对那些不实的控诉进行了有力的申辩。

回头来看这一部分的申辩，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于那些最初的控告和控告者的驳斥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并不只是那些表面的东西，他通过这些问题想要为自己受到的污蔑和控告辩解，也是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哲学使命，对智慧（无知之知）的证明和追求以及帮助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与知，同时也是对哲学与政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揭示。德尔斐神庙进门处铭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他认为他的智慧是不同于智者的智慧的，他的智慧不是告诉人们如何学会辩论术以为自己通过巧辩而谋取胜利和利益，也不是学会天文知识而夸显自己的所知，更不是由此学会了所谓知识而变得傲慢自大、夸夸其谈，他认为这样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这并不能教会人如何做人和做公民，不能使人变得更好。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的哲学的使命，他的智慧的作用。与智者的智慧不同，苏格拉底的智慧告诉人们“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的人就是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人，在这一点上，政治家、诗人、匠人恰恰是其反例。被苏格拉底考察的政治家自认为很有智慧，但其实或许他只是拥有处理好其政务和领导的能力，他其实并不知道美好和善好；诗人在谈论他们的诗歌时候并“没有几个人不比诗人自己说的好”，诗人创作不是依靠智慧，而是靠某种自然，被灵感激发，“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说的”，但却仍然“认为自己在别的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人”；匠人虽然知道很多美好的事情，能够漂亮的完成自己的技艺（苏格拉底并不否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比我智慧”），却因此就以为在别的事情上他们也是最智慧的。这些人虽然在某一些方面的确拥有过人之处，在某些专门的领域上他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智慧的，但是他们因此就断言或者自以为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智慧的，这反而恰恰成了无知的表现。苏格拉底比他们更高明，因为他知道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也因此而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他的“无知”因此是一种“无知之知”。诚然，无知并不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而知道自己无知的人也不少，但是像苏格拉底这样不仅知道自己的无知，也知道自己的有知，更将这种无知之知作为一种智慧的态度，以此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由此而知道什么才不是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智慧）的人却是微乎其微的。也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才是伟大的，值得尊重的。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就同时看出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对于他自己对真理的追求和对于人们的生活认识的作用了，苏格拉底在为自己所受到的污蔑与控告作申辩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哲学使命作一概述。而他在申辩中所表现的，从他一开始便强调的说话方式直到他对政治家、诗人、匠人等等的考察都显示出了哲学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与政治的逻辑的天然的格格不入，正因为此，他的申辩是不同于一般人的申辩，不仅从价值、意义上，甚至是方式上都不一样，由于他的哲学家思维和立场，这场政治的审判从一开始就是别扭的，政治的本质决定了哲学的申辩的无力，或许苏格拉底的申辩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和使人信服的，但即便它是正确的甚至是真理的，它仍然不可能是卓有成效的，它会像苏格拉底每一次的考察一样，招致更深的忌恨，更多的污蔑。但是我们不能说苏格拉底因此是不知机巧的，他对此明白无误，却仍然如此选择，哲学的性格使然。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申辩所揭示的哲学与政治不可调和的矛盾。

再次，苏格拉底针对后面的控告和控告者进行了他的申辩。

苏格拉底开始对莫勒图斯等人的控告进行辩护。他与莫勒图斯进行了对话。

第一，针对“败坏青年”这一罪名，苏格拉底对莫勒图斯展开了询问。苏格拉底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质问莫勒图斯，首先，他问莫勒图斯把青年变好是否是一件重要的事，莫勒图斯予以同意。接着他又问是“谁把他们变得更好的”，并且严厉的质问莫勒图斯从未关心过此事却可耻的进行控告，莫勒图斯回答是“法律”。苏格拉底指出他在逃避问题（在此，莫勒图斯未必是逃避问题的，或者因为两人根本的教育观念的不同产生偏差），进一步质问是谁，莫勒图斯对此回答“他们，苏格拉底，法官”。苏格拉底又质问“他们都能，还是有些人能，别的人不能？”，莫勒图斯回答“都能”。苏格拉底把他们问题细化，分别问莫勒图斯听众和议员是否能够使青年变得更好，莫勒图斯回答可以。苏格拉底进一步逼问，参加大会的人是否都能使青年更好，莫勒图斯承认。因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反问，“除我之外，雅典人都会把年轻人变得高贵和好，只有我能败坏他们”，莫勒图斯迫不及待的承认了这一点。紧接着，苏格拉底用马的例子反驳，指出莫勒图斯从未关心过这一问题，他的指控是不成熟的考虑和冲动的。他又问莫勒图斯是在善良的公民中过日子好还是在邪恶的公民中过日子好，恶人总是对身边的人作恶，好人对身边的人做好事。莫勒图斯回答“当然是”。苏格拉底因此问是否有人愿意遭到身边的人的伤害，莫勒图斯理所当然的回答不是。于此，苏格拉底利用有意还是无意反诘莫勒图斯，莫勒图斯指责苏格拉底是有意伤害他人的。苏格拉底于是做出了对这一罪名的结论，苏格拉底要么是没有败坏青年，要么败坏了，但即便他的确是败坏了青年，那基于之前莫勒图斯一系列的回答也只能说明苏格拉底是在无意中做得这事，那么他就只是需要被教育而不是被惩罚的人，因而莫勒图斯的指控也就是不成立的了。

在这里，苏格拉底对莫勒图斯的询问至少能够向我们说明两点问题。第一，正如前文所说，苏格拉底不是不善言辞的人，他也不是不懂得为自己辩护的人，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苏格拉底步步紧逼，将莫勒图斯逼到无话可说，那么这足以证明苏格拉底不是不懂得如何才能更好的为自己辩护，而是他坚持要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有其特殊的意义了；第二，苏格拉底在这里说假如他败坏青年这一行为是无意的，那么法律就是不应该因为这种无意的过错而惩罚自己，这一观点或许在我们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无力的辩护，因为假如一个人是无意中伤害了他人就不需要为此而承担罪责的话，那么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是无意义的了吗，这里正好说明了哲学与政治的又一矛盾。哲学家是本质上“不断朝向智慧的”，即便他们犯错，但也不需要惩罚（惩罚的意义本质上就是是罚恶以促其向善，哲学家因其天然的向善、向真而不必接受这一过程），但是政治是不同的，遵守法律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虽然苏格拉底并不认为他有罪，但他作为一个雅典公民仍然服从了最后的判决。这点正是哲学和政治之间一对矛盾的冲突和对立。

第二，针对对“不敬城邦诸神，引入新神”这一罪名苏格拉底进行了辩护。

苏格拉底首先指出莫勒图斯对他不信神和信新的精灵的罪名，他质问莫勒图斯他信别的神，或者根本不信神，莫勒图斯回到后者，他认为苏格拉底根本不信神。然后苏格拉底利用莫勒图斯指责他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的说法将嘲讽莫勒图斯用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指责苏格拉底是过时的和无知的，继而继续追问信不信神的问题，莫勒图斯仍然回答苏格拉底从来不信神。而后苏格拉底指出莫勒图斯控告苏格拉底既信神又不信神的自相矛盾，进而用“是否有人信有精灵之事，而不信有精灵？”的问题诱使莫勒图斯回答“没有”以得到预期的效果，接着利用莫勒图斯的说法中苏格拉底相信精灵之事这一点与之前的所说想结合得出苏格拉底信有精灵这一结论，进而又以精灵“当然就是神或神的孩子”这一点得出信有精灵就信有神这一点，披露了莫勒图斯对苏格拉底既不信神又信新的精灵这一罪名中的矛盾，推翻了不敬神的罪名。

在这一段苏格拉底的驳斥与反诘中，苏格拉底利用了莫勒图斯在观念上和逻辑上的漏洞成功的对这以罪名进行了推翻，莫勒图斯指控苏格拉底不信神，而引进新神，其实他所要指控的重点不在苏格拉底引进新神，而是苏格拉底是一个无神论者，从他指控苏格拉底“他说太阳是石头，月亮是泥土”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雅典人真正反对的正是无神论者，而苏格拉底正是抓住了莫勒图斯并不重视的那一点诱使他陷入苏格拉底的逻辑之中，同时利用“信”这一词“相信”和“信仰”的词义模糊使得莫勒图斯陷入难题。而从“信”这一模糊性问题上我们也正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即苏格拉底是否真的信神。苏格拉底相信诸神的存在吗？答案是相信，苏格拉底从来没有否认诸神的存在，他甚至比一般人更加虔敬的对待诸神，即使是在死刑前他也要向神行礼，足见他不是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苏格拉底信仰神吗？这一点是也基本可以肯定，从他对待德尔斐神谕的态度和行为来看，苏格拉底对于神和神谕可谓虔敬有加。但是，他的信仰神又是与一般人不同的，神在苏格拉底这里与一般雅典人心中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并不认为神会做出像宙斯篡夺父亲王位，诸神之间会龌龊不断、争端纷繁这样的事情，在苏格拉底这里，神或许更接近与一种善、真的理念，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人格神的概念，苏格拉底的神是哲学的，“一切的最终归宿是不朽的神”，这不同于政治家眼中权力的象征，诗人眼中歌颂的对象等等，而是一个苏格拉底借以思考生活和世界的媒介，因为如果这个神是一种理念的话，即至真或者至善，那么苏格拉底“无知之知”的原则就没有被遵守了，因为若如此，那他就得自己宣称获得了一种高于神的理念、智慧，虽然苏格拉底对自己所持的信条十分自信，但是他从来都认为一切的智慧都是神的，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这里未必是如字面意思所说人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可能在于强调人的智慧都只是来源于神，这些智慧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来自于神，而那些仅仅是世俗的人所自认为的智慧其实都只不过是卑俗的经验之谈和取巧的微末之术罢了，这些东西被称为人的智慧简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综合来看苏格拉底对“败坏青年”和“不敬之罪”这两条罪名的申辩，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这段对话中争论的焦点其实在于教育和宗教两个方面，而教育和宗教哪一个才是更加重要的正是双方争论背后的根本观念的冲突。莫勒图斯等最重视的是苏格拉底不敬神这一问题，因为不敬神，所以他败坏青年，而苏格拉底更加着重于教育，宗教只是从属的。由于苏格拉底无知之知的观念，他将这种观念带入到了他的教育理念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他在教育别人的时候是以否定别人，使其明白自己的无知而不是教会他什么的知识的方式来促使人得到进步的，教育在他这里是一种“以哲学求知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这不同于莫勒图斯等人“宗教是第一位的，因为宗教是一种以政治服务为目的的哲学活动”的观念。正因为这种观念的差异，苏格拉底在进行他的教育的时候，运用那种否定的方式所能得到就必然只能是这样的，只有能够理解而愿意接受其否定的人才能收益，而站在莫勒图斯这些人观念之中的人们只能从中得到“羞辱”，像那些政治家、诗人、匠人一样，而这正是莫勒图斯之流真正忌恨苏格拉底的一大原因了。此外，教育与宗教的差异和冲突在这里其实反映出了这一问题背后的哲学的和政治的之间的矛盾，莫勒图斯等人与苏格拉底的冲突其实在最深处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知道，哲学家和政治家毕竟不是同一种“生物”。

最后，苏格拉底对他为哲学而死的理由而进行了说明。

苏格拉底首先对之前的对莫勒图斯等人的申辩作了了解，他严肃的指出了真正使他受到如此控告的其实正是人们对他的忌恨，“如果有什么把我拿下了，那不是莫勒图斯，也不是阿努图斯，而是众人的污蔑与嫉妒，这里曾经拿下了很多别的好人，我想还会拿下更多人。不必担心，这不会到我为止。”之后，苏格拉底回答了“你难道不羞愧吗，苏格拉底，为了忙于这些忙务，现在找来了杀身之祸？”的问题。他借用阿基琉斯的例子和自己曾经在战场上的表现，意图说明自己在面对生与死时，真正使他做出抉择的是什么。阿基琉斯之死，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轻生的、复仇欲望强烈的人，而在于“他更害怕过坏的生活，害怕朋友们得不到复仇”，他并非没有考虑死亡的威胁，而是相对于死亡，有些东西是更加重要的。正如苏格拉底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他恪守了自己的指责，没有因为危险而脱离自己的岗位逃走，他做得比其他所有士兵都好，甚至比将军自己都好，难道他不知道战场上的危险吗？不是的，因为他知道选择遵守命令对他来说是正确的事情，无论是“自己认为这样最好”，还是“被长官安排在岗位上”，“都应该在危险中坚守，不把死亡或别的什么看的比耻辱还重”。同样的，苏格拉底认为是神安排他以爱知为生，省察自己和别人。“如果我不服从神谕，怕死，以不智慧为智慧，那才是可怕之事。”而后，他更进一步的道出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他认为怕死“不过就是不智慧而以为智慧”，没有人知道死到底是好是坏，苏格拉底之所以是更智慧的，就是因为“我既然不足以知道冥界里的事，我就认为我不知道。”而不是像多数人一样认为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

那么，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苏格拉底说他自己并不知道死亡是什么，他不能盲目的断定死亡一定是最不好的，但也不敢就肯定的说，死亡是好事。他没有说死是一件好事，因此就选择死亡，而是说他仅仅是知道死未必是坏的，所以他并不那么的抗拒死亡，刻意去回避、去拒绝死亡。死不可能是一件足以让人们去追求它的有利可图的事情，苏格拉底之所以选择死亡只是因为生活中有足够的理由，对他来说，使得他为了不至于过坏的生活而不惜宁肯去死。这理由，是他的爱知，正因如此，接下来的苏格拉底面对了这样一个选择，即：爱知，则死；不爱知，则活。那么苏格拉底是如何选择的呢？

苏格拉底回应了这一问题，他说“我更他要听神的话，而不是你们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能够做，我就根本不能停止爱知。”他坚持要激励雅典的人们，告诉他们要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他要劝说人们不要那么关心身体和金钱，德性不来自于金钱。他说“雅典的人们，不论你们是否被阿努图斯说服了，不论你们是否放我，我都不会不这么做，虽九死而不悔。”苏格拉底强调，如果人们坚持杀了他，那么他们对他的伤害并不比对他们自己的大。他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奉行神谕，他的申辩不是为自己而申辩，更是为了雅典的人们申辩，以避免他们判了他的罪，从而对神给他们的赐予犯了错误。苏格拉底在此自比为一只牛虻，整天不停的去惊醒雅典这匹巨大而高贵的马，以打消它的懒。他是神派来到城邦里来当这样一个，“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一个”。假如人们放了他，“也许你们立即会遭到烦扰，就像打盹的人被惊醒”；假如人们听信了阿努图斯杀了他，那么“如果神不再操心，派另外一个来烦你们，随后你们就要在沉睡中度过余生”。

苏格拉底最终选择了爱知，而不是放弃智慧的追求。死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最大的伤害，苏格拉底虽然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死亡可能带来的坏他却不屑一顾，因为对于他来说想比于关照自己的灵魂和德性，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何况在他看来，死亡对于始终拥抱智慧与德性的他这样的被杀者来说没有什么伤害，它虽然使他失去了继续追求美好生活和智慧的可能，但并未因此而使她陷于不义和失去德性，“所以它反而对于杀人者会带来真正的伤害——使杀人者变得不义”。正由于此，苏格拉底为自己所做的申辩在此反而变成了对那些即将陷于不义的雅典人们的拯救和保护。他自比为牛虻，为了雅典这匹高贵而伟大但却昏昏欲睡、失于懒惰的马，这匹马忘记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高贵、伟大的灵魂，它昏昏沉沉、病入膏肓，它失去了追求，失去了动力，而现在，有这样一只牛虻不停叮咬它，企图唤醒它沉睡的灵魂，激发它久已缺乏的活力。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哲学家，追求智慧、热爱智慧、关照灵魂、重视德性的他是一个清醒的雅典人，他用他那喋喋不休的追问、劈头盖脸的诘问、锋芒必露的质问企图唤醒昏昏欲睡的雅典，他并没有交给雅典人们什么具体的知识，他要做的仅仅是引导他们思考、反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与德性。但是，对于雅典这匹并不想醒来的马，一只死缠烂打的牛虻不停的叮咬只会带给他无尽的烦扰，让它厌烦，于是，雅典人们并未因此而警醒，反而怒气冲冲地要打死这只吃力不讨好的牛虻，苏格拉底最终没有能够免于一死，而这些雅典人们也终于要在沉睡中度过余生了。

接下来，苏格拉底的申辩转入他对于政治的看法。他明确提出他是不会主动参与政事的，因为一个“神性的精灵的声音”，“每当它出现时，它总是阻止我所要做的事，却从不鼓励我做什么。就是它反对我参与政事，而且我认为反对的漂亮。”他认为假如他参与了政事，那么他早就死了。“谁若一定要为正义作战，并且想要多活一段，他必须私下干，而不是参与政事”。苏格拉底列举了自己在民主制时期和三十僭主时期的所作所为为自己申辩，他反对了对于那些将军们的不合法的审判，拒绝了带走赖翁并将其处死的不义命令，而这些，表明了苏格拉底的正义立场，他并不偏向于哪一种政治制度，而是凡即不义，皆不服从。下文继续说道正是这种不屈的态度和立场导致苏格拉底认为他是不适合从事公共事务的，而他从来也不是一个老师，他只是问问题，不管是对青年还是老人，而且也从不收费，他不是教会他们什么，这些人变好变坏他是无法为其负责的，因而苏格拉底在此又一次反驳了他败坏青年的罪名（因为阿尔喀比亚德、克里提亚和卡尔米德等人被看作苏格拉底的学生和亲密的人，虽然事实上未必如此，他们犯下了重大的罪行，莫勒图斯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可能是与此有关的）。紧接着，为了更深的证明这一点，苏格拉底强调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神的旨谕，“正如我所说的，这是神派我干的。”他反驳那些对他的诬陷，指出如果他真的败坏了青年的话，那些年轻时候受到过他省察和提问或者说“教导”的人们应该是会来指证他的罪行的，然而苏格拉底一连指出了克力同、吕萨尼亚、埃斯奇涅、安提丰、埃匹格涅斯的父亲、西奥佐提多斯的儿子尼克斯特拉托斯、西奥多托斯的兄弟、帕拉鲁斯、阿德曼托斯、艾安托多罗斯等等人可以作证，这些人们证明苏格拉底的罪名是虚假的，莫勒图斯的指控是无法成立的。

最后，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申辩方式作了一个结论。他批评那种为了乞求同情和怜悯以换得苟活的人，他说“我不需要带他们（他的三个儿子们）中的哪个上来求你们投票放过我”。他对此解释道，不是因为固执和看不起，而是因为智慧智慧和德性，将那种可怜的表演带上法庭中来，把城邦变得滑稽可笑是不应该的。不应哀求法官、乞求逃脱，而应教育和说服，法官也不是为施舍正义，而是为裁判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做法是不高贵、不正义和不虔敬的，因此他宁愿坚持自己的方式，即便最后获刑也在所不惜，只因为他坚信自己没有做不义、不敬之事。他说，“我的控告者们无人比得上我，我请你们和神抉择，怎样是对我和你们最好的。”

在这申辩的最后，苏格拉底仍然没有放弃他从申辩一开始就贯彻的原则和信念，除了真理和德性，没有任何别的评价标准应该被拿来使用。他甚至放弃了最后的机会为自己辩护，反而再次反客为主，不仅教训其了听众们，而且竟然对法官也发出了指责，他告诉法官们他们应该是根据法律而裁决正义而非滥用同情的施舍正义。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尊严与正义去摇尾乞怜，不愿违心的承认自己有罪而换取暂时的安全。他不愿意用那种政治性的申辩方式，精明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只为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不去管失去了尊严的生活将会是多么的糟糕。所以，虽然他将面临申辩的失败和获得“罪行”的审判，但却没有失去自己尊严，他赢得了自己德性的胜利。

正像刘小枫、甘阳主编的《柏拉图注疏集》中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一书中《生的根据与死的理由》一文所写，“虽然我们说，苏格拉底用哲学把阿基琉斯的死从悲剧变成了喜剧，但当阿基琉斯的荣耀被保留下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特洛伊战场上的悲凉。残酷的城邦政治面前的苏格拉底，一边用喜剧呵护着自己的灵魂与理性，一边用悲剧支撑着自己的荣耀与尊严。没有了喜剧感，也就缺少了理性的睿智；丧失恶劣悲剧感，哲学家是无力面对现实的。越到最后，苏格拉底越需要诗人的帮助，来润色自己的理智。”这一段分析的精致而恰到好处，个人十分认同。

第三部分是苏格拉底面对最终的判决所作出的总结发言。

苏格拉底的申辩进行到这里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审判阶段，面对最后的判决，苏格拉底淡然接受，即便如此仍然不愿有丝毫的屈服。他不愿给自己提出一个诸如流放的量刑以取得法官们最后的折中而保全自己的性命，一如他坚持如前所说的信念。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品行有误，他宣称自己的一生没有庸庸碌碌地过，他不关心众人所关心的，“理财、治家、领兵、不要作公众演说，也不做别的当权者，不想参加城里的朋党和帮派”，他只是坚持私下去做对人们有最大益处的益事。他劝告人们“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不要先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他甚至宣称假如要按照品行来判决的话，他应该被邀请在政府大厅用膳，而不是被处以死刑。

通观申辩的全部，我认为提出在政府大厅用膳这一点简直就是苏格拉底在申辩中所展现的最高昂的姿态，他不再是简单的满足于为自己所谓的罪行进行辩护，在这里，他理直气壮的表现了他的自我评价，他不是有罪之人，而是最有资格受到荣耀之人，他在这里无视了他的被告身份，无视了法官们的权力，无视了法庭的权威，更直接无视了一切企图对他的哲学进行审判的政治力量。他在此达到了他的哲学的最高价值的表达，却同时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必然。在这一时刻，哲学家在苏格拉底这里成为了雅典最高贵的存在，他将自己的哲学使命推向了最高峰，也同时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面对众人的惊讶和嘲讽，苏格拉底并不在意。

接着，他为自己为何如此不妥协的态度做出了更强硬的解释。他不愿提出一个恰到好处的量刑以解救自己的安危，因为对于他来说，不管是被流放还是被监禁，那都不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不承认自己行了不义，而假如提出了这样的量刑那就是对自己的违心的背叛。而即便他被流放了，他也仍然会被其他城邦轮番赶走，正如他在雅典所遭遇的。

为什么苏格拉底认为假如他被流放，他仍然会被轮番赶走呢？这一段尤其可以很广泛的看出苏格拉底的哲学人生与政治现实之间格格不入的冲突矛盾。因为不管在哪里，苏格拉底这种哲学的人生态度和为人都必然会得罪他人、触怒权贵，甚至是不容于普通公民，他在本质上就是无法与任何政治的现实相妥协的，审判简直就是他不可避免要遭受的命运。

最后，苏格拉底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付出罚款的量刑，因为在他看来，罚款这样的处罚算不上是一种恶罚，对于他的品行是没有什么损失的。在柏拉图、克力同等等人的帮助下，他提出了以他们为担保，缴纳三十个米纳的罚款的处罚。

第四部分是苏格拉底的申辩完结后面对审判结果的临别告白。

苏格拉底面对最后被判决死刑的结果，陪审团在此投票同意他的死刑判决，还是很镇定，

他没有为自己的将死悲伤和彷徨，反而替雅典人惋惜，因为他们不久之后就将会背负杀死智慧者苏格拉底的罪名，他们本不至于如此而完全可以等苏格拉底寿终正寝。他对那些投票判他死刑的人们和投票判他无罪的人们分别说了一段话。

首先，对于判他死刑的人们，苏格拉底对他们说，他不是无法躲避这以结果，而是“不愿对你们说那些你么你们最喜欢听的话，我不哀悼，不悲恸，不做也不说别的我认为不合我品行（如我所说的）、而你们习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那些。”他不为自己的申辩而后悔，他宁愿选择这样申辩而死，也不选择那样活着。他对人们说，“逃离死亡并不难，可逃离邪恶却难的多”。苏格拉底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死，但他始终都不是不义的，雅典的人们判了他的罪，却必然要接受真理所判的罪恶与不义。他语言这些投他有罪的人们将会得来惩罚，而这是生活的检验，无可摆脱。

其次，他对那些判他无罪的人们说，那个一直在他身边的精灵始终没有阻止他的申辩，这说明了他的言行自始至终是无误的，而他将所要面对的死亡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他对死后的两种情况进行了分析。第一种，死后无知无觉。苏格拉底认为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沉睡而无梦境的夜晚将不会是一件坏事，也许这样反而是快乐的。第二种，死后灵魂将会移往它处。苏格拉底设想了死后的世界，在这里，他将遇见前人们，正义的法官、伟大的诗人、冤死的古人、古代的国王，他将会继续对他们进行自己的省察和询问，继续进行他的哲学使命，他将会获得无比的幸福，因为“那里的人根本不会因此杀人”。

在这两段话里，苏格拉底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们，他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们行了不义，必将受到惩罚；对于那些判他无罪的人们，他像他们描述自己对于死亡的设想，表明自己面对生死的态度。但是，对于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们苏格拉底是真的恨他们吗？对那些判他无罪的人苏格拉底又是认为他们是与自己拥有同样智慧和判断的吗？我想不是的。苏格拉底的预言不是恶毒的诅咒，而是严厉的教导，他知道导致他的死的并不仅仅是这些判他死刑的人们，更是雅典城邦更深层次的积累已久的偏见和无知，是他的哲学使命与城邦政治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使然，所以他的语言不过就是一种更加严厉的训诫罢了，苏格拉底视雅典为他的哲学使命的服务对象，他不会对此施加恶毒的诅咒。那么，对那些判他无罪的人们呢？苏格拉底很显然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智慧的，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有着恰好正确的意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智慧，他只是用那个死后世界的设想继续引导这些人关照自己的灵魂和品性。而关于这个死后世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丝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苏格拉底在接受他们的次序中其实可能隐含了这一意思），在这里，公正的法官们，占据了正义者们是最高阶层的人，第二阶层是诗人们，第三层是冤死之人，第四层则是那些从前的国王们。我们可以看到，世俗的权力、财富、地位等等统统不重要，国王们反而是最底层的，而正义的法官们确实最高层级的，在这个世界里，地位的高低不是由政治权力、财富身份决定，而是由德性和智慧决定的，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何其相似。

最后，苏格拉底对全部陪审团的人们提出请求。他要求这些判处他死刑的人们像他一样对他的儿子们进行省察和烦扰，告诉他们应该关心品性和智慧，要关照自己的灵魂而不是金钱和名誉。这一托付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这些判处了苏格拉底死刑的人们竟然被托付要像苏格拉底所做的那样去烦扰他的儿子，这不正是他们之所以处死苏格拉底的理由吗？这真是绝好的反讽！而面对这样的托付的雅典人们又能如何选择呢？对于那些喜欢苏格拉底的人们来说，这正好是对苏格拉底最好的报答，让苏格拉底的儿子同样受到他们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的收益。而对于那些欲苏格拉底死而后快的人们，既然这种苏格拉底式的烦扰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伤害，那么何不将这种伤害施加到苏格拉底的儿子身上以期获得复仇呢？而恰是这样，苏格拉底的托付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不管是喜欢他的人们还是不喜欢他的人们，对于整个雅典来说，苏格拉底这只牛虻被消灭了，雅典却永远无法消灭苏格拉底式的烦扰，雅典这匹昏昏欲睡的马永远也别想入睡了。

申辩篇的最后以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结尾，“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所去的哪个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首先不应该忘记一个前提，即在苏格拉底看来，生或是死，哪一个更好，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因此，对这句话的理解就不会有我们乍一看去的时候可能会感到的怨恨的意味了。对于最后的生死问题，苏格拉底依然是在坚持了他的无知之知而提出的，正如他所说的，“除非是神”，否则我们谁也不知道哪个更好。他一向坚持只有神才有智慧，一切智慧来源于神，而人的智慧只不过是没有价值的智慧，因此即便是在最后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现实，苏格拉底始终没有丢去他谦卑虔敬的态度，坚持着他的神的旨意和哲学的使命。苏格拉底死了，却给人们留下了永无止境的哲学思考。

参考文献：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柏拉图著，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

《苏格拉底的申辩》，柏拉图著，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07年6月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