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赏析

2023年12月11日发(作者：毕业论文格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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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赏析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作者钱钟书是一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创作《围城》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完成了长篇小说《围城》。 钱钟书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自四十年代末出版以来，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好评，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不知道有多少人为它哭，为它笑，为它深深长叹，为它久久思索。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包围。钱钟书的深入透彻的见解，通达超脱的生存智慧足以让读者品评再三。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九三七年夏天旅欧回国，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结构上，《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部分，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部分，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部分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第六、七章是第三个部分，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其中第六章是这个部分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言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作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第八、九章是第四个部分。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钟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钟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 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围城》一书刻画了一群知识阶层人物，从绅士、淑女、贵妇到教授、作家、哲学家等各色新儒林人物纷纷登台亮相，人物众多，性格各异。钱钟书用高超的人物塑造艺术和独具匠心的表现手法，刻画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和本来面目，将书中人物塑造得既形象传神又细致入微，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同时，人物的心理描写犀利而细腻。通过犀利而细腻心理观察和分析，准确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与情感，形象刻画出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作者或是以机智幽默的笔触层层剖析病态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怯懦与丑恶，或是以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来揭示他们隐秘心灵的微妙变化，使得人物形象鲜明可见，真实可信。《围城》中心理描写最为细腻的地方是写方鸿渐与唐晓芙分手时的那一段。他用简短的文字将唐小姐谴责方鸿渐时爱恨交织的心理表现得很准确，对她与方鸿渐决裂后混合着后悔、痛苦和矜持的矛盾心理也写得细腻、生动，同时也写出了方鸿渐无奈、软弱和又悔又气的心理。

语言上，《围城》以作者丰富的学识为基础，以形象、新奇的妙喻为特色，以幽默、讽刺为语言风格，使得全书充满了趣味性和知识性。

钱钟书认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特点”。他的比喻常将两个看似毫不搭连的意象接通在一起而出奇制胜地产生出奇妙的效果。对此，他认为，比喻的两者之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效果也就愈新奇创辟。在围城中的比喻形象而新奇，多与机智轻巧的讽刺、幽默结合在一起，使得读者既感到轻松愉快，又忍不住要细细品味。例如，书中写到：“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用遮羞的树叶来比喻文凭的重要，体现了钱钟书比喻的两方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而且分得愈开，合得愈妙。他从事物的本质入手，巧妙地将差别很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努力实现形象、深刻的比喻效果，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将文凭的作用这种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在轻松的笔调中对比喻对象予以嘲讽，这是钟书比喻运用的成功之处。

讽刺，也是《围城》的语言特色。小说主要是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但在书中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知识渊博的特长，对众多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态都作了或深或浅的讽刺。在主要描写和论述的对象之外，还附带着对其他社会现象或是人和事进行讽刺。如书中即借方鸿渐之口说道：“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寥寥几笔，即对当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教育作了嘲讽。 书中的讽刺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围城》确实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非常有特色的一部，在语言方面，它妙喻珠联、幽默风趣，形象上，它犀利而细腻地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活动与情感，形象刻画出人物形象，内容上，它包含了无比的智慧与知识，体现出的独特讽刺艺术和丰富想象力，并且体现出对现代人生和生存智慧的深入思考和独特见解，所有的这些都使它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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