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反讽叙事的艺术探析

2023年12月11日发(作者：家长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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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月

Vol.43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 Jan. 2021

《芳华》反讽叙事的艺术探析

万咪咪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 要：《芳华》中的反讽叙事的艺术特征以其悖逆性形态使作家的作品别具一格。严歌苓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构筑了一群青春懵懂的少男少女们别样的芳华图景，作品依托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的叙述形态起承转合，凭借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相背离的叙述手段隐晦达意，令读者在阅读中思索作者运用反讽叙事的真实意图，体察现实，反照自我。

关键词：《芳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不可靠叙述；创作意图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21)01-0081-05

DOI：10.3969/.1009-9115.2021.01.013

Study on Ironic Narration in Youth

WAN Mi-mi

(College of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ironic narration in Youth make the writer’s works unique with its rebellious form. Yan Geling

constructs a group of young people’s youth scen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rst-person narration. Her works rely on the narrative form

of verbal irony and situational irony, and the deviating narrative means between unreliable narrator and implied readers, to express her

intention implicitly. It not only makes readers think the true intention of using ironic narration, but also enables them to obrve reality

and to reflect themlves when reading.

Key Words: Youth; verbal irony; situational irony; unreliable narration; intention of creation

米勒在《解读叙事》一书中以反讽这一基本叙事辞格作为阐释和解构古今中外叙事文本的主要策略和重要切入点，并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反叙事学。米勒认为：“反讽是任何叙事线条和读者阐释中永远潜在的灾难。反讽指称一种非连贯，它总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从叙事线条的第一步开始，反讽无处不在。”[1]而被誉为“会讲故事的能手”严歌苓的作品《芳华》中便将这一反讽辞格与小说叙事完美融合。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为我们展现了刘峰、何小曼、萧穗子等文工团一众青年懵懂的青春纪事，他们受到卑琐人性阴暗面的催动而犯下过错，在过错中懊悔，在懊悔中进行自我救赎。作者采用平和而有力量的言语，出人意料地情境设置，书写了刘峰、何小曼等人具有讽刺性的多舛命运，凭借不可靠的叙述者与隐含读者相背离的叙述手段对个中人物冷嘲热讽。此外，作家还以悖谬性的叙事程式彰显其创作意图，激发了读者对人性善与人性美的新体认。

一、讽刺性命运的书写

米兰·昆德拉断言：“从定义上来讲，小说就是讽刺（Ironie）的艺术。”[2]米克也在《论反讽》中认为反讽是一切叙事文学不可或缺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修辞手段，而反讽又包括言语反讽、情境反讽。言语反讽又被称为描述性反讽，“我们观察言语反讽，是站在反讽者的立场上”[3]75。言语反讽往往具有讽刺性，具有反讽概念的作者──────────

基金项目：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XYCSR2020032），广西桂学研究院协同团队项目（F-KS18011），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7FMZ016）

收稿日期：2020-03-25 修回日期：2020-06-02

作者简介：万咪咪（1995-），女，江西丰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批评。 -81- 第43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月

总是致力于构建话语的表面意义与实际内涵的悖逆性形态，并通过这种悖逆向读者传达出作家含而未露的真实意图，“而观察情境反讽，则站在观察者的立场上……情境反讽则往往具有更纯粹的喜剧性、悲剧性或‘哲理性’”[3]75。就《芳华》而言，开门见山的言语反讽以及描述出来的情境反讽使得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展现情感倾向方面都入木三分。其中，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熔为一炉的叙事特征集中表现在对刘峰的讽刺性命运的书写上。

事实上，刘峰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略微带点讽刺性的存在，他被红楼众人戏谑地、讽刺性地冠以“雷锋”的英雄名号，他虽有雷锋的善，却不曾得到众人真正的待他如雷锋般的尊崇。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一开始就运用“文本与语境间形成的对照（言语反讽的一种形式）”[3]81来体现众人对刘峰以雷锋名号的讽刺，例如“英雄”一词，只有在与文本语境中的事实相抵触时才能构成一定的反讽。这一反讽有时是隐蔽性的。譬如，

原以为再见到刘峰会认不出他来。二十岁他就那样，跟你多熟你扭头就想不起他长什么样。倒不如丑陋，丑陋可以是Logo，丑到一定程度，还惊世骇俗。而他不丑，假如由丑至美分为十个刻度，他的相貌该是五度……

他的相貌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没有问题。因此不管我们曾经如何在一个队列里出操，在一个练功房里踢腿下腰，在同一个饭堂里吃‘菜脑壳炒肉片’，在同一幢红楼里学文件、搬是非，总之，不管我们曾经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

他叫刘峰，三十多年前我们叫他：雷又锋。意译是又一个雷锋……[4]1

这是在小说的开端叙述者萧穗子对刘峰的回忆性描写，刘峰原是红楼里一个普通的文艺兵，但“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4]11，令他很快在文工团里重要起来了。红楼里颓塌的墙壁是刘峰修的，括弧家的水是刘峰挑满的，战友结婚的沙发是刘峰打的，甚至逃跑的猪也是刘峰追回的，文工团的众人只要碰上任何芝麻大点的事都是一句话“找刘峰”。刘峰因而被文工团的众人赐予了“雷锋”的诨名，被冠以“英雄”的荣光。在小说中，叙述者一再强调刘峰的平凡，但这平凡显然与雷锋般的刘峰做出的种种不平凡的英雄事迹格格不入。纵使这-82-

般雷锋，刘峰也未曾享受到世人对他像雷锋那般真正打从心底的敬佩和感激。众人表面上对刘峰和和气气，背地里却对他翻白眼，“一面享用刘峰的好心眼，一面从不停止质疑他的好心眼”[4]160。他们赋予他以雷锋的美号不过是为了得到某些好处。事实上，红楼众人都不曾相信这世间真的会有像雷锋这般无私、纯良而圣洁的人，他们认为刘峰的善一定是某种利益驱使，比如入党、提干。就连回忆里的叙述者“我”本人都质疑道：“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我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刘峰就是好的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错，露点马脚什么的。”[4]14对完美的善的人格心存质疑的“我们”也自然不会以真心为刘峰冠以雷锋的英雄名号。从言语反讽的表象与事实对比的本质来看，众人对刘峰皮笑肉不笑式的感激和怀揣质疑地给刘峰冠以“雷锋”这一英雄名号，无疑是对刘峰的善的最大讽刺。英雄般的人物若未被镌刻在纪念碑上也应当是活在世人心中的，至少应在曾得到过英雄帮助的人的心中流芳百世，可是，文工团的众人给予刘峰的却是背叛、唾骂与淡忘。

其次，叙述的起承转合是由回忆和现实中的同一个叙述者“我”来完成的，透过现实的“我”对刘峰形貌的竭力回忆也展现出了我对回忆中的“我和我们（郝淑雯、林丁丁等文工团曾受过刘峰恩惠的人）”自私、阴暗的人格的一种强烈的讽刺。如果说红楼众人对刘峰的讽刺前期只是暗自在心里进行的，那么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后，这种反讽就明显被拎到了表面上。林丁丁被刘峰示爱后慌张逃回宿舍嚎啕大哭，郝淑雯和萧穗子为刘峰说好话，林丁丁讥讽她们“好你怎么不嫁给他？”“你怎么不劝萧穗子跟刘峰好？”萧穗子油腔滑调：“不能毁我英雄哦。萧穗子这种人，组织不是早就指出，有思想意识问题吗？”[4]54叙述者反话正说，“英雄”一词的反讽意味昭然若揭。萧穗子表面上是在说自己这种有思想问题的人配不上刘峰，实则一语双关，既是对刘峰这种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伪善行为的讥讽，又是对早年众人将其划为有思想问题的异类的回击。在这之中，这雷锋式英雄的美名实则为刘峰戴上了圣人的枷锁，阉割了刘峰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应有的爱恋女性的权利，剥夺了他作为普通人所具有的不光彩的平凡面。刘峰不曾想过这一记纯洁的万咪咪：《芳华》反讽叙事的艺术探析

触摸会把他打入地狱，而日夜鞭笞他的正是他曾帮助过的那些人。叙述者在字里行间无不表现出对红楼众人以背叛为荣的强烈讽刺。此外，作家站在反讽者的立场上，透过红楼众人对刘峰施以反讽，叙述者本身对剧中人施以反讽的行为中也表现了其反讽的深层内涵，即对现实的利益至上、淡漠人情的物质社会的讽刺和不满。

再次，除了言语构筑起的文本间的对照和情景对比下的叙述者嘲弄形成了对人物的反讽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作者与叙述者置于作品中的情境反讽又构成了一种命运反讽。他们将反讽对象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中，制造出出人意料、又与读者期待视野全然不同的悲剧性结局，使得作品呈现出与读者的公认准则不相同的价值判断，由此形成冲突。在触摸事件之后，刘峰从全军标兵到卑琐的好色之徒不过一夜时间，他经受了下放伐木连、断臂、婚姻失败等种种磨难后，读者们总算盼到了他与何小曼在一起的幸福日子，本以为二人会携手白头，苦尽甘来，可是小说却以刘峰患病告逝的悲剧性结局收尾。这与故事的事态发展和读者对故事人物的结局期待背道而驰，读者的愿望扑了空，陷入了作者构筑的情景之中无法自拔，他们站在观察者的立场上，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作家进行抗衡。而这一抗衡的主题“好人没有好报”正是作家的反讽所指。同时，一个具有讽刺性悲剧命运的人物形象也跃然纸上。

二、人物冷嘲与作者热讽

在《芳华》一书中，严歌苓选用第一人称“我”——萧穗子为小说的叙述视角，以萧穗子的眼作为读者的眼，以萧穗子所知转化为读者所知。作者借全知全能式的叙述者萧穗子之口生动地描绘了红楼中刘峰、何小曼、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一众人等在特殊历史时期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刚柔相济的笔法不动声色地对剧中人物及现实人情世态冷嘲热讽。在小说中，叙述者游走在错综的回忆和冷峻的现实相交织的时空，他既扮演着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又承担着叙述者的功能。这一转换时常令叙述者的思维发生错乱，使读者对其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从而造成反讽。

针对不可靠叙述的研究，有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和综合的方法[5]。《芳华》中选取的主要是修辞方法的观点。修辞方法的创立者韦恩·C·布斯提出：“如果叙述者的言行与作品的规范（即隐含作者的规范）一致，叙述者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当读者发现叙述者对叙述的事实或价值的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6]在小说中，叙述者致力于保持叙述的情节事实和价值判断与隐含读者的规范基本一致，但是，为了构筑完整而有逻辑的故事情节，叙述者又常常以模糊性的字眼和回忆性的评论对剧中人物进行干扰，摧倒读者对其前期叙述的信任。譬如叙述者在讲到何小曼的时候声称：“我写下的有关她的故事，只能凭想象，只能靠我天生爱编撰故事的习性；我有个对事实不老实记忆的脑子，要我怎么办？只能编。我和郝淑雯成天成宿地谈我们谈过无数遍的人和事，谁也不指出对方对事实的不忠实。刘峰被我们谈一次就变一点样。”[4]154仿佛何小曼和刘峰并不是镌刻在叙述者回忆中的定了型的人物，而是可以随叙述者的喜乐变化随意捏造的假体。这时读者便会对这个叙事模糊的叙述者产生质疑。

再有，即是“我”和郝淑雯回忆刘峰当年触摸事件的时候，我们相互辩驳。

郝淑雯说道“我们当时怎么那么爱背叛别人？怎么不觉得背叛无耻，反而觉得正义？我问她又想起什么来了。她说我们每个人都背叛了刘峰，不是吗？你萧穗子不也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发言了？”我说我当然没发言。“你没发言？!”郝淑雯眼白发红，“我怎么记得每个人都发言了？”“我不一样，我也是被所有人批判过的人。批判刘峰资格不够。”我借戏言说真理。“我记得你发言了！”“什么狗记性？”“我就记得何小曼没发言。”我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要了一扎啤酒。不装面子，样子也不要了。“我怎么记得……”她咕哝。[4]183

在这里，叙述者作为故事的参与者一再为自己辩解，企图否认自己参与了对刘峰的迫害。但结合叙述者前期对刘峰不怀好意的揣测，读者对叙述者是否真的没有参与这场迫害产生了怀疑。在触摸事件发生之前，刘峰送油饼时真诚质朴的微笑在作为故事参与者的“我”萧穗子眼里便是“羞涩的，谦恭的，笑大了，还有一丁点赖，甚至……无耻”[4]22。回忆中的叙述者我在刘峰还是全军标兵的时候就预设了刘峰是一个不怀好意、表里不一的阴险之徒，并用各种事件去验证他的无耻，如刘峰来屋里找丁丁无意中看到女兵的卫生带尴尬一笑，叙述者立马评论道：“于是就浮现出我早就发现的那一丁点无耻。”[4]43在叙述者-83- 第43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1年1月

的价值判断中，叙述者认为：“与我们同处于一个三维空间，具有同样的物质分子密度的刘峰，不可能比我们好，还好那么多。因而从最开始认识刘峰，窥见到他笑得放肆时露出的那一丝无耻、一丝无赖，就下意识地进入了一场不怀好意的长久等待，等待看刘峰的好戏；只要他具有人性就一定会演出好戏来。”[4]161此刻，叙述者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已不言而明。回忆中的叙述者“我”正是在展现事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暴露了我潜意识里对刘峰的质疑，展现出了“我”与红楼众人别无二致的阴暗面。现实中的叙述者“我”对回忆里的狭隘的我发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与反讽，揭穿了我佯装未曾参与背叛的真相。与此同时，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在对话语进行“双重解码”[7]，一方面是解读叙述者的表面话语，对“我”究竟有没有参与这场背叛进行思考；另一方面，读者又极力挣脱叙述者的束缚，跳出话语本身，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叙述者的形象，对事件的真相作出自己的判断。也即是说，当不可靠叙述出现在文本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会在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中展现出对立。叙述者在叙述中对事实进行错误报道，对价值观进行错误判断时，读者会选择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并且思考叙述者为何要采用这种不可靠叙述进行描写，是刻意安排的叙述技巧还是无意而为。其实，读者如果进一步对其进行观察就会发现，作者选用不可靠的叙事技巧正是为了营造出回忆中的叙述者“我”与当下的我进行对立冲突的局面，以此来揭示回忆中的我和现实社会中像“我”一样的人的内心的善与恶的冲突，既心存质疑又聊表忏悔，想自我救赎，且它所讽刺的正是特殊年代里，某些人为利益背叛亲友的卑琐的邪恶人性。与此同时，“读者在对文本进行深层次解读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否定了叙述者不实的判断，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不一致这一表层的对照演变成了故事的深层意义与表层意义的对照，水平方向的否定也演变成垂直方向的否定。”[8]这种对峙与统一显然使得小说的叙事充满张力，引发了读者对文本的多重审美解读和批判性思考。

三、悖谬性格中彰显创作意图

正如米克所概括的那样：反讽的功能“也许在于获得全面和谐的见解，即在于表明人们对生活的复杂性或价值观的相对性有所认识，在于传达-84-

比直接陈述更广博、更丰富的意蕴，在于避免过分的简单化、过强的说教性，在于说明人们学会了以展示其潜在破坏性的对立面的方式，而获致某种见解的正确方法”[9]。作家在创作《芳华》的过程中总是间歇性地插入自身的话语干预，不断地提醒着读者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她总是在娓娓诉说时插入一句：“这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写好她。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吧。”[4]62忽然使读者从故事中抽离出来，暗示读者文本的虚构性，使得读者游离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不断地反思作家的意图、叙述者的动机，并伴随自己对人性、特殊年代、青春的某些感悟。

从《芳华》反讽叙事的艺术特色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寄予其中的创作意图，她以悖逆性语词并置的形式诉说着极致社会环境下（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青春懵懂的少男少女受到荷尔蒙的刺激，受到卑琐人格阴暗面的催动而犯下过错，在过错中懊悔，在懊悔中进行自我救赎，从而创造出了互文性的审美效果，激发了读者对人性善、人性美的新体认。这种善和美首先表现在刘峰的身上。虽然刘峰的结局称不上是完满的，好人没有得到好报，但是作家终究不忍心对他过于残忍。刘峰在经历触摸事件以后从一个理想的雷锋般的英雄瞬间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卑劣好色的小人。昔日的战友们公开批判他、一个接一个地讲他的坏话，就连他耗费一个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最后众人甚至逼迫他自己讲自己的坏话，揭露自己是“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4]60，直到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些曾经受过他恩惠的人才放了他。这种天上地下的身份落差和一夜之间的众叛亲离竟然也没能磨灭刘峰的本善。他被放逐之后依然会为了给军需弹车指路而放弃救助自己的最佳时机，会几次三番地去看望精神失常后的何小曼，会拼尽财力物力救助、感化失足少女。他没有向生活低头，没有被苦难磨平棱角，没有变得和“我们”一样世故，他的善是本真的，是弥足珍贵且绵延不断的，这也正是人性可贵之处，也是读者为他悲剧性结局惋惜的深层缘由。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蕴藏在刘峰人格深处的本能的自我的解放，离开文工团的他失去了英雄的光环，摆脱了众人眼里完美的超我人格的设定，反倒可以做个拥有藏污纳垢人格的平凡人，可以对性有欲求，可以做盗版图书谋生，可以和妓女万咪咪：《芳华》反讽叙事的艺术探析

生活在一起，可以脱离世俗的眼光真正地追求自我、解放自我、肯定自我。

至于何小曼，她的身上寄予了作家对她的同情和怜悯，严歌苓在塑造何小曼形象的时候不止一次表达了对她的疼惜。譬如：“在我过去写的小曼的故事里，先是给了她一个所谓好结局，让她苦尽甘来，跟一个当下称之为‘官二代’的男人走入婚姻，不过是个好样的‘二代’，好得大致能实现今天年轻女人‘高富帅’的理想。”[4]82何小曼一生都在渴望一份真情，期盼一种真心相待的温暖，自从她父亲自杀，母亲改嫁，她们娘俩过上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小曼就开始变得行为怪异。家庭的不幸使她变了形，她不惜泡冷水让自己生病以乞求一点点卑微的母爱，或许须臾的陪伴都会给她带来极大的温暖；吃饭的时候她会把好吃的杵到碗底，等没人的时候躲起来偷偷吃。童年的她是极其卑微的，为了逃离这种日复一日的卑微，她来到了文工团。可是，没想到也只是刚出了虎穴、又进了狼窝罢了，文工团众人都排挤她，欺负她，因为她低下的阶级身份，也因为她怪异的行为。后来，她因饰演小战士而被捧为英雄，然而生活刚让她燃起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又给她重重一记耳光，她被下放到野战医院尝尽辛酸。正如刘峰一样，她的生命之路也不平坦，可是她的内心仍有对美好的渴望，仍有难能可贵的真善美。纵使母亲一而再地伤害她，她也不计前嫌地满足母亲一切无理的要求。众人唾弃刘峰，污蔑刘峰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一句坏话也不说，当刘峰要走时只有她追出去送行；刘峰失去一切的光环，蜕变成一个平凡人，身患重病，只有她仍能识得他的好，甘愿陪伴他。正如叙述者所说：“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4]110

再如萧穗子、郝淑雯和林丁丁等文工团的人们，他们坏得不彻底，与其说他们坏倒不如说人是复杂的，人性是复杂而微妙的。读者在阅读中以他人来进行自我观照，看到的也不过是你我都共同拥有的另一面罢了。叙述者——萧穗子在叙述过程中一再表达自己的忏悔，甚至想许给刘峰和何小曼一个完好的结局，企图弥补当年大家对他们的伤害：“几十年后来看，那么写小曼的婚恋归宿，令我很不好意思。给她那么个结局，就把我们曾经欺负她作践她的六七年都弥补回来了？”[4]82“似乎她们跟何小曼一伙，知道我们这群人欺负过小曼，如此的无礼和傲慢是专用来替她气我们、报复我们的。”[4]39“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4]120叙述者自知当年少不更事的自私给刘峰与何小曼们带来了终生的伤痛，萧穗子们最终有所意识，并未一错再错，他们希望能弥合刘峰们内心的疤痕。在故事的结局，萧穗子和郝淑雯总是接济落魄的刘峰，在刘峰病重时伸以援手，会忽觉自己欠了刘峰点什么，会发出愧疚的追问。会惊觉：“刘峰是个伪装了的我们……刘峰就是我们想臭骂抽打的自我，我们无法打自己，但我们可以打他，打得再痛也没关系。我们曾经一次次放过自己，饶了自己，现在不必了……我们舍不得惩罚自己，现在通过严惩刘峰，跟自己摆平。人类就是这样平等的，人就是这样找到平衡的。”[4]162-163

实际上，无论是描绘具有悖逆性格的人物还是书写其悲剧性命运，其中都包含着作者的不忍，包含着作者对于美好人性的期望，极大地体现着作者的人文关怀。刘峰、何小曼以及萧穗子等人悖逆性格的塑造正是作者的矛盾之处，也是人性书写的真实之处。文工团众人已然是美好与卑琐的结合体，读者们无法苛责他们，因为他们正如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一样，或者说，作者已经在叙述中使读者意识到了文工团的众人即是某些现实读者的自身，对于他们性格命运的反讽书写也正是对于我们复杂人性的讽刺性书写。而读者所产生的这种人性体悟也正是从小说中众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觉悟中体悟出来的，令我们全然意识到好人绝非完全的好人，坏人也非绝对的坏人，静思己过，反照自我，是人一生的必修课。

四、结语

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但在这青春之殇中显露出来的对于人性的深沉感悟是我们永难忘怀的。在《芳华》中，严歌苓以这波澜不惊的平和语调缓缓叙述、娓娓道来，反讽叙事的审美特征无疑是暗藏其中的利刃。它在叙述中层层嵌入，使读者摆脱语义的表面束缚，进入到作家提供的更为深广的艺术空间，进行自我解剖，体味现实人情，不断地追求人性之美，人性之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作家作品（下转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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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仍处于初生阶段，距中本聪发布比特币白皮书还不到十年。区块链市场在不断扩大，路径依赖问题也并不严重，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现在担心还为时过早。区块链技术作为未来金融业的底层技术，已经得到各国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广泛认同，正在研究通过区块链技术深化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供给、促进金融创新、增强金融信用、防范金融风险。与其他的新兴技术不同，区块链是一项足以影响世界的基础性技术。除此之外，法律与分布式分类账本可谓互相依存，共生共荣。

[注释]

① 2008年中本聪第一次提出区块链与比特币技术，2009年比特币平台正式发布。2013年以太坊平台正式发布。

15-34.

[2]

张君.区块链技术在上市公司资金监管中的应用探讨[J].商讯,2019,37(13):133-134.

[3]

肖风.为什么说区块链是第二代互联网？[EB/OL](2017-

02-28)[2020-12-29]/p/40001&.wxfrom=o2SRus2rXKBfL4GnsaBsFfWbbnAA&.topfrom.

[4]

刘永谋.试析西方民众对技术治理的成见[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3(5):143-153.

[5]

英罗伯特.赫里安.批判区块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342-343.

[6] Arvind Narayanan. Bitcoin and Cryptocurrency Techno-

logi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M].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2019:350-360.

[7]

杨东.炼金有法[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8,

313-314.

[8]

凯文.沃巴赫.链之以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24-125.

[参考文献]

[1]

朱庆育.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J].比较法研究,2004,18(1):

（责任编辑、校对：王学增）

（上接第85页）全部的精神实质。

[参考文献]

[1] J·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M].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3.

[2]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58.

[3] D·C·米克.论反讽[M].周发祥,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4]

严歌苓.芳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5]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30(4):

133-143.

[6]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58-159.

[7]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体——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0.

[8]

方英.论反讽叙事[J].江西社会科学,2012,33(1):39-43.

[9]

周丽萍.论鲁迅小说的言语反讽艺术[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9(6):112.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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