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

2023年12月11日发(作者：李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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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亦佛亦儒的爱国文人

摘要:近现代史蜚声僧俗界的李叔同，不仅是一名杰出的艺术家，教育家，还是一代得道高僧，以儒士身份出家的他，在禅学的潜修中以佛摄儒，以其包容宽广的思想展现出一代爱国文人的魅力，值得我们好好寻味。笔者主要从李叔同在僧俗所结识的友人对其的评论看法以及他的作品来分析他的爱国思想。

关键词：佛儒思想 爱国 教育

因印与李叔同结缘的福建著名画家张人希与其友人吴紫虹曾联名，为圆寂的弘一大师写了一副挽联，即：

瞻玉相，赠金经，一瓣心香常塌地；

为文人，成佛子，万缘念净永生天。①

其中的“一瓣心香”极其生动而又形象地写出了风云僧俗两界的李叔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先生之风”。向来以高傲著称的一代才女张爱玲也坦言“在弘一大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②郁达夫也赞弘一大师在“律行”方面为第一。③学生丰子恺更是在踌躇甚久之后，勉强动笔，言“对于弘一大师这样崇高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福建刘绵松居士编辑《弘一大师全集》丰子恺写的序）。④就是这样的一个令人仰视注目的知识文人，在人生一定的艺术高峰后，轻轻地而又毅然决然地转了一个身，从一名儒士到一名得道高僧，这样一位亦儒亦佛的文人，其骨子里流的却是带着浪漫与坚定的爱国热血，其爱国气概也是值得人寻味和感动的。

“李叔同早年的生活交织着商人子弟的优裕和文人的儒雅。浑然天成的文人基因，造就了一个旧式的文人才子。”⑤从《百家家族——李叔同》著者田涛的寥寥几语，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李叔同大致的家庭背景及文人心理形成的原因。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一家名门望族中，其父亲李世珍是一名进士出身的盐商。作为一名传统的文人，李世珍深受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影响，他耗费大半光阴追求仕途，在道光二十四年恩科乡试，50多岁的他得中进士。同时他又信奉阳明理学，晚年更重于修身又悦心于禅。他曾留下这样一幅对联：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知我非僧。在香火缥缈，梵音缭绕的佛教氛围，这似乎也暗暗为李叔同亦佛亦儒的文人思想提供了一个开花成荫的温床。特别是儒家中追逐仕途，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更孕育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思想，只因他“时时浇水”，加强“内圣”,故最终蔚然成荫。本文主要尝试着从李叔同亦儒亦佛的思想结构浅析他的爱国精神，包括在俗界和僧界。

一、 在俗界

（一）科举求仕之路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亚圣孟子也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作为内省性的文化，强调自我修养，并以经世治国为己任。出生于一个封建的儒士家庭中，幼年的李叔同即深受着儒家文化中追逐仕途，建立外业的思想的浸润。从启蒙教育，如名诗名言，《三字经》，《百孝图》，《百家姓》的朗朗成诵中，到《四书集注》、《诗经》、唐诗宋词，《孝经》、《古文观止》等的正

①② 陈星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第126页。

陈慧剑：《悲欣交集——李叔同的前世今生》，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③ 陈星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第171页。

④ 同上，第105页。

⑤ 田涛：《百年家族——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92页。

1 式教育，再到《史记》、《汉书》，他接受着与一般学子无异的教育，为着博取功名，金榜题名而努力，以至“达则兼济天下”。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对李叔同爱国精神的萌芽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连续两年参加县学考试，他似乎在竭力走回父亲李世珍的求取功名的路。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的初试，从其文章回答策问“论废八股文兴学论”中，李叔同以犀利深刻的笔触言“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萎靡不振乎。而不知其故实由于时文取士一事„„至今时则以词藻为先，以声调为尚，与圣贤之义理毫无关系。胸无名理，出而治其所以无义谋。是此革旧章，变新制，国家又乌能振乎？”①从这可知17岁的李叔同已对八股文有较深的理解，以及对文章“华而不实” 担忧。而第二年中，他更是在《行己有耻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言中国大臣“抱八股八韵，谓即宇宙之大。守高头文章，为穷天人之奥。”②讽刺他们不学无术，鼠目寸光，洋洋自得，“忝然无耻’’,③从他的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官僚腐败的一种鄙夷与厌恶，还有文人骨子里的“浩然正气”。“可见少年的李叔同对于时事有一定的见解’’,田涛对此作出评价。从李叔同对时事的敏感度也可以鲜明的嗅到他对于当时政府当局的一种失望和对风雨如磐的国家的恐慌和担忧。

光绪二十九年，即1902年的秋天，他参加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科考，在河南开封名落孙山的他逐渐地感到所谓圣人立言的摇摇欲坠，那些美丽的圣言如一夜摧残于地的枯叶，寒风萧萧令人心寒。他看到了父辈那条落寞的不归路。从他引用小友朱莲溪一诗“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糟”④可看出他对于当时文人读书无望的失落和“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的无奈。

留学前的李叔同虽倾其全力于科举的追逐，但也一直在动摇的年代里体会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痛。从甲午战争的惨败，康梁维新的破产，联军的野蛮入侵——20世纪初的中国像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从富极一时的天，跌落到不见底的黑洞，目光呆滞，泗涕涟涟，伤痕累累，是病倒了亦或是被欺侮的可怜儿；左手紧紧抓着严寒中的一床破被，死守着一潭“死水”的封建制度不敢不愿放开，右手是握湿了的一根火柴，怀揣着渺若如丝的救国希望，以及无力的呻吟。就像田涛所绘的“江河日下清帝国风雨飘摇，昔日的歌舞繁华已过眼云烟”,⑤这样的情景牵着李叔同的心。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二十二岁的他曾回津，因道受堵无法赴河南探视其兄，期间写的《辛丑北征泪墨》⑥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心境。读《感时》⑦：杜宇啼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黑龙王气黯然消，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以王国作文豪！”可以感其满腔愤懑之情，国耻之恨，以及“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感慨。读《登轮感赋》⑧亦可以从“河山悲故国，不禁双泪垂”知道他因无能为力的痛苦。再读《书示伯铨》⑨，“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更可强烈的感受到他对当时国不堪国的透心的寒，忧时愤世之情溢于言表。也许只有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能大概地写照他当时的心情。

作为一名传统的儒士文人，面对此情此景，他挣扎于文人读书治国的宏图大志与“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矛盾之中。为了聊以解忧，亦或是文人基因里对声色的流连，李叔同选择纵情声色。但从他期间写的一些作品来讲，可以推论他主要还是因为痛伤国事，为泄国恨，而选择自我麻醉。最典型莫过于1902年他赠与名妓谢秋云的一诗《七月七日在谢秋

①② 田涛：《百年家族——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9页。

同上，第89页。

③ 同上，第89页。

④ 同上，第91页。

⑤ 同上，第92页。

⑥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8- 49页。

⑦ 同上，选自《辛丑北征泪墨》。

⑧ 同上。

⑨ 同上。

2 云妆阁以诗谢之》和写于1905年的《金缕曲 赠歌浪金娃娃》②。其中前诗写到“冰蚕丝尽心先死，故国天寒梦不春。眼界大千皆泪海，为谁惆怅为谁颦？”③以及后诗中“雏风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④可看出诗人风花雪月的原因，也大与内心感时愤慨有关，爱国之心，报国无门。

从李叔同追逐仕途的热衷到后来对国家一切“都在书生倦眼之中”⑤的心寒意冷，的对于儒家文化的圣人之言的质疑，都可见当时知识文人的落寞心理，还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也许正因为从小浸染于儒家文化中修齐治天下的思想太深，所以当这种高高的期待瞬时粉碎时，他只有按捺住的爱国之痛。

（二）、东瀛求学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近代大体有两种对立的思想，一是国粹派，即对中国文化持全盘肯定；而是西化派，主张全盘西化，是典型的民族虚无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田涛认为“李叔同的文化心态，大体上可以归于国粹主义一类。”⑥而依我看来，李叔同并非完全的国粹派，相反应该说他是以一种比较包容积极的态度去接受不同的文化，是一个开明的文人儒士。他专研诗词书法篆刻，寄情于国粹的背后，有对国粹的担忧与失落，有对挽回国粹雄风的期许。而最终选择留学日本，除了有逃离舒缓慈母离世的痛苦的原因之外，还有对西学的一种好奇歆羡的心态在里面。对儒家文化上的一种茫然，引着他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期待新的发现。在西学东渐渐深的年代，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士文人，出于对中国文化深沉的担忧，对国学危殆的痛心，他选择了立足本国文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孤身往异地求学。

1906年10月，他顺利地入了东京美术学校。在这里的学习，他的绘画造诣马上就凸显了出来。内山完造先生也赞其“直至今日为止，油画的造诣尚无出他之者。”这位中国近代艺术先驱在异国他乡仍心怀祖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在春柳社演艺部中的一个话剧实践《茶花女》的演出，为着国内徐淮水灾区筹款。为了在剧中扮演好茶花女，一可以理解为对艺术的精益求精，二可以理解为对国家的关注之切，他为此剃去了心爱的胡子，自制女装，又饿着瘦腰以求演出有一个好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努力也成就了话剧的圆满谢幕。从松居松翁居士“实在非常好”⑦评价可知。

除此之外，从李叔同在日的一些作品也可以反映他虽身在异地却不忘祖国。从他在《音乐小杂志》发表的《我的国》⑧两次高呼“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洋洋洒洒写到“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可知道；李叔同对祖国无法抑制的热爱，希望和信心。从他发表在日本汉诗创作团体“随欧吟社”刊物《随欧集》中的诗，如《春风》、《前尘》、《风兮》⑨均可见一斑。举《春风》中的“昨夜梦游王母国，夕阳如血染楼台”和《风兮》中“梦里家山渺何处，沉沉风雨暮天西”为例，即可感受到他作为儒士文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社会的崩解，使儒家文化体系的危机日益凸现，“无论理学，古文经学及今文在内的儒学世界观在近现代科学世界观面前，儒家之‘内圣’不足以固民心之风，‘外王’不足⑩以扶国救民。儒家文化的危机日趋表面化。”从李远杰的分析可得知当时文化的一种国粹危机。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知识文人，他一方面深受本国文化被受冷落之苦，竭力在国粹

①②①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49页。

同上，第51- 52页。

③ 同上，第49页。

④ 同上，第51- 52页。

⑤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50页。选自李叔同《赠语心楼主人之一》。

⑥ 田涛：《百年家族——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05页。

⑦ 同上，第132- 134页。

⑧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69页。

⑨ 同上，第54-55页。此诗1906年在日本随欧社出版的《随欧集》月刊上。

⑩ 李远杰：《近现代以佛摄儒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9月版，第70页。.

3 的深究中觅寻安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他在日本的努力求学中吸收异国文化的精华，从西学中汲取营养，以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的形象拓展了中国文化的内涵。从这些亦可了解到他的民族责任感。

（三）杭州施教

《礼记》中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陈星年少的周恩来总理也曾胸怀大志地言他的读书目的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江泽民主席也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可知教育之重要。作为近代的教育家，李叔同的教育精神仍是令人钦佩的。而从他对教育之热忱，也可见其爱国之心。

“因为就人格讲，他当教师不为名利，为当教师而当教师，用全副经历去当教师；就学问讲，他博学多能，其国文比国文老师更高，其英文比英文教师更高，其历史比历史老师更高，其常识比博物老师更高，又是书法金石的专家，中国话剧的鼻祖。”①从学生丰子恺的高亢赞扬中我们大可了解到李叔同的学问之博，以及“一片冰心在玉壶”的高尚品格。他的好朋友夏丏尊先生则带着敬意说李先生“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②这些可以反映出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感化能力与魅力。

1912年秋，李叔同经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的介绍邀请，来到杭州担任这所学校的艺术老师。美丽的西湖给李叔同留下的印象从《西湖》③的歌词中可知，是“大好湖山美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④不知道是西湖的水温润了李叔同，还是李叔同的儒家式的修养浸润了西湖，在西湖的这段日子中，学校的艺术氛围渐浓，充满艺术之美。

他的到来，据夏丏尊先生言，使学生对图画、音乐课教程都十分重视。学生朱文叔用“清”概括先生，称其“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大赞其“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霁⑤月。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

在杭州施教的几年中，他大大地促进了浙一师的艺术氛围的形成，从他的得意弟子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后来的杰出成就可看出。而他的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方式和对学生慈父般的爱与关心也一直传为佳话。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的应该使他对丰子恺与刘质平的培养。对于他们他一直以鼓励为主，惜才爱才之心溢于言表。对于留学日本的刘质平，他更是倾囊相助，在学生弹奏贝多芬钢琴曲遇到困难产生的畏难情绪时，他笑谈“愈学愈难，是君之进步，何以反为忧！”⑥并鼓励他更上一层楼。所以说多年后弘一大师“私心大慰”⑦是可以理解的。

应该说，作为一名儒者，对于以建立社会功业为最高目标的他，在对晚清以来文化式微的无奈中，这里给了他一种解脱，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份热心与对教育的认真则是他内心中爱国热情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二、出家后

对于佛教，学者程颐的看法是“佛说直有高妙处”，而杨时也认为学者在佛教中“求之释志，为其有高明之处。”近代民族志士谭嗣同在《仁学》更是认为佛学比科学高明，以其“能治无量无边，直观心之本原。”李叔同最终选择佛学之路，与佛学的思想不无关系。朱光潜认为，弘一大师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⑧无论是儒家的修齐治平，

①② 陈星：《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第93页。

同上，第47页。

③ 田涛：《百年家族——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49- 150页。

④ 同上，第149-150页。

⑤ 同上，第163页。

⑥ 陈星：《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第109页。

⑦ 陈星：《李叔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4页。

⑧ 朱光潜：《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纪念弘一法师》 佛教导航晚晴院弘一法师，李叔同 http：//.

4 还是佛家的降伏其心，普渡众生，都有一种对于“天人合一”追求，都离不开对国家的关心。

李叔同断然在俗界的优雅转身，遁入佛门的苦修之中，也暗含着儒家文化与佛家文化的交织，而将心灵寄于彼岸，又或是丰子恺的“灵魂说”，①对于精神灵魂的倾心觅寻，则孕育了弘一大师后来“以佛摄儒”的大观。在沿着程朱理学的“内圣”之路中，他将儒家的世俗修养与佛的空门悟禅巧妙结合，将孔子仁道中“薄施济众”和大同思想延伸到佛教中普渡众生的慈悲心肠中。出家后的李叔同立足现世，关爱人生，关爱祖国。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②这是出家后的李叔同坚持的信条。他潜心念经打禅，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啸月写其“著经纶，缵戒律；甘澹泊，守枯寂，不受丛林桎梏；律己严，治学勤；绳墨自守，无微不至。”③而其中他的博爱思想，从一个小细节，即每次坐藤椅前为防压死虫子而轻摇三下，则更令人感概与感动。

从1938年弘一大师在福建安海的演讲稿《佛法十疑略释》④中可看出他对于佛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其中第五条“佛法非厌世”中谈到“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宏愿。不为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虽居住在山林中，亦非享山林之清福，乃是勤修‘戒’、‘定’、‘慧’三字，以备将来出山救世之资具耳。与世俗青年学子在学校读书，为将来仕事之准备者甚似”，⑤从此可看出出家后的李叔同并非消极避世的，而是以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关心国家。而第六条“佛家非不不宜于国家兴盛”中强调的“佛法实能辅助国家令其兴盛”，⑥又举古印度信佛之王如阿育王因佛而兴起国，婆罗门旧教复兴使其国家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在尝试把佛法与爱国积极入世统一起来。

“亭亭菊一杯，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⑦这首诗是弘一大师60岁生日收到柳亚子的劝勉诗后的回应。其中柳诗的内容是“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就是心无歧。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⑧从李诗的表面看却是表现了一种对国对教较为恬淡，超凡脱俗的态度，但是细细分析即可发现作者为教牺牲杀身为国的气概。就像寒风中的一枝梅，虽微微颤抖，却在花心中透着“刚骨秉慧剑”。

在《弘一大师日记三种》看到李叔同说的一段话，“身为佛子，与此之时，不能共抒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为主顾门，吾人一无所有，而犹靦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⑨在抗战时大师的浩然正气的确令人肃然起敬。而出家后这份对国仍根深蒂固的忠诚与关心也难能可贵！1940年秋，大师劝服南安等地的那些因为生活清苦，难以度日，想改行的小学校长和老师继续施教，语重心长对其说明小学教育对于国家民族“至重且大”⑩，并嘱咐两个儿子用心读书，为教育而努力，亦可看出大师忧国忧民，在出家后不忘国的心理，他的爱国热情也并未减弱。

从儒士李叔同到法师弘一，从俗界儒家中“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到僧界救世济生的精神。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包容，升华，放大的过程，也是一个以佛摄儒的过程。李叔同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佛儒思想交织下爱国精神的美丽与博大。

① 田涛：《百年家族——李叔同》，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丰子恺于1948年在厦门佛学会讲演《我与弘一大师》。

② 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日记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③ 同上，第151页。摘自啸月《弘一法师（节录）》。

④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03-206页。

⑤ 同上。

⑥ 王荣多编：《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03-206页。

⑦ 陈星：《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第148页。

⑧ 同上。

⑨ 弘一法师：《弘一法师日记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⑩ 陈星：《李叔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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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陈星 中华书局 2005年10月版

《百年家族 ——李叔同》田涛 河北教育出版社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年1月版

《李叔同》陈星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年4月北京版

《释演音 评传 作品选》王荣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8年6月北京版

《近现代以佛摄儒研究》李远杰 巴蜀书社 2002年9月版

《弘一法师 日记三种》弘一大师著/虞坤林编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

《悲欣交集——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前世今生》陈慧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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