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发(作者:旅游规划通则)
乱世之殇:民国中期北京清代王爷坟被盗往事
作者:葛静波
来源:《北京档案》2020年第06期
居住在北京的人对于“六王坟”“七王坟”“八王坟”“九王坟”这些地名一定都不陌生。其实,这些地名都是源自于清代的王爷坟。如“八王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墓地。许多人都曾游览过位于河北省遵化、易县的清东陵和清西陵,为清代帝后陵的壮阔所折服。实则北京城内外还散落着有清一代大大小小近百座王爷坟,但今天除了西郊的醇贤亲王奕譞墓(七王坟)、孚郡王奕譓墓(九王坟)以及北郊的庆亲王家族墓相对完整外,其余的清代王爷坟建筑几乎都损毁严重或不复存在。有人曾多次呼吁要保护位于密云的定恭亲王绵恩墓,其地宫门常年裸露于庄稼地中,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
探究造成如今北京清代王爷坟大量被盗毁的主要原因,不得不追溯至民国中期。1928年,由于清东陵被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盗掘,加之北京不再作为民国时期的首都后,北京周边的盗墓之风愈演愈烈。清代王爷坟数量众多、陪葬物品丰厚,又因时人疏于保护管理,自然成为盗墓者觊觎的对象。1930年前后,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被陆续盗掘。大家所熟知的睿亲王墓、庄亲王墓、恭亲王墓等都在这一时期被盗。此后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周边大量的清代王爷坟都已被盗掘或破坏。
学者冯其利对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有深入的调查研究,马金生也曾论述过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盗墓活动。不过,学界尚未有人针对北京周边的清代王爷坟被盗情况进行专门梳理。本文通过民国报刊梳理民国中期具有代表性的清代王爷坟的被盗情况,尽可能呈现当时这些王爷坟的被盗细节,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引发盗掘的原因与民国政府应对措施的成效。笔者希望通过此文,使读者增进对北京清代王爷坟的了解,以期体会北京历史文化遗存在特定时代所遭遇的变迁。
民国中期北京大量清代王爷坟被盗
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后,民国政府颁布的《优待清室条例》中规定清廷的宗庙陵寝永受政府保护。但随着时局日渐动荡,民国政府对于清代各处陵寝的保护力度不断下降。1920年代,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日渐兴盛。1922年,《京报》针对一起盗墓事件称因为“生计困难”竟然“盗墓案也出来了”。[1]此后,报刊中时常出现有关北京周边盗墓案的新闻。如1926和1927年,《益世报》相继报道北京东郊、西郊出现盗墓案,墓主为官宦人家,棺材中的陪葬品如宝石小手串、鼻烟壶、朝珠等均被匪徒盗走。1928年,军阀孙殿英以演习为名盗掘了清东陵中的乾隆、慈禧陵寝,震惊中外的东陵盗掘案由此发生。东陵盗墓案发生后,溥仪身着孝服并派宗室成员前往东陵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也期待刚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孙殿英等人予以严惩。不料,蒋介石等人故意放纵此事,更传说孙殿英将被盗脏品送与宋美龄。由此,南京国民政府对东陵被盗事件的消极处置以及同时期北京不再作为民国首都,都促使北京周边的盗墓风潮愈演愈烈,为数众多的清代王爷坟成为了盗墓者垂涎觊觎的目标。
盗墓者中,既有平民、土匪,更有各个王爷家族的后人。1920年代末,末代庄亲王溥绪就将位于房山的庄亲王家族墓地中的树木卖掉换钱。随后,东北军于学忠部更将庄亲王家族墓劫掠一空,《新天津》报道溥绪还呈请房山县政府勘察现场、缉拿盗墓犯。[2]1930年,《新天津》又称位于北京房山的镇国公载泽墓被盗,“所有珠宝尽失”。载泽家属向当时的良乡县政府提出控告,随后县警在长辛店一带抓获外号“大锤子”的石匠郭某。38岁的郭某供称他本人就是负责修建载泽墓的石匠,在修建过程中产生了盗墓的念头,因此在陵墓宝顶石槽后留有一孔,以备日后盗墓时便于开启地宫。郭某后因生计困难与他人一起盗掘载泽墓,并将墓中所得珠宝平分。[3]
1930年至1931年,曾被盗掘的庄亲王家族墓又遭两次盗掘。1930年,庄亲王家族墓遭族人第二次盗掘,后部分迁至阜成门外章化村,不料再遭村民李某等人第三次盗掘。[4]1931年,位于香山附近门头村的礼亲王代善家族墓险些被匪徒盗掘。《益世报》称一伙匪徒意欲盗掘礼亲王家族墓时被看坟人石某发现并报案阻止,后匪徒竟然潜入石某家中进行报复,幸而石某逃出并再次报案,警察赶到后抓到了一名匪徒。《益世报》并未报道匪徒盗墓是否成功,但据后人考证礼亲王家族墓正是在这一时期被盗。[5]同年,位于北京东直门外的睿亲王多尔衮家族墓也被盗,盗墓者竟然是末代睿亲王中铨。《益世报》称中铨勾结墓地所在村的乡绅、村民以及古玩商人,掘墓捣棺后“起出殉葬金器玉石等物甚多”。报道直接以《多尔衮之勇气何在》为标题,意在指出此事的荒唐程度。[6]
1932年,位于北京香山附近的另一处睿亲王家族墓地被盗。此处埋葬的是乾隆年间承袭睿亲王爵的淳颖与后来受封王爵的睿亲王仁寿的墓。有人指出此处墓地被盗于1929年,但笔者翻阅《平西报》后看到了1932年一则名为《睿王坟被盗》的新闻。报道指出此处睿王坟建筑工程浩大,常年由孟祁氏母子看守。年初某深夜,三十余名匪徒趁夜色盗掘。凌晨时前来巡逻的警察与这伙匪徒展开枪战,土匪弹药不济后纷纷逃窜。后警察勘探顶后发现土匪挖掘了一个深约七尺的盗洞,但并未达到地宫。笔者认为此处睿王坟的被盗时间至少应该晚于1929年。[7]
1933年,《申报》称位于北京密云的定恭亲王绵恩墓被军阀盗掘。《申报》的标题为“密云清恭亲王墓发现被匪盗掘”[8],实则此处墓地为乾隆帝之孙、定安亲王永璜二子定恭亲王绵恩的墓地。《申报》所载内容不全,据后世考证盗墓者为宋哲元部士兵,后定恭亲王后裔前来收殓尸骨重新埋葬。如上文所言,定恭亲王绵恩墓的地宫门至今仍裸露在庄稼地里,亟须保护。 1935年7月19日,《申报》称位于北京昌平的恭亲王奕訢墓被二百余人盗掘,墓中贵重财物被劫掠一空,据传还有一颗慈禧赠予奕訢的大珍珠。如今,恭亲王墓仅存一座石牌坊。[9]
1936年,《益世报》称和亲王弘晝家族后人在亲王墓地宫被盗后竟又变卖如石牌坊、宫殿等地上建筑。《清代王爷坟》记载和亲王墓被盗于1937年,但根据《益世报》的报道,和亲王墓至少在1936年或之前已被盗掘。[10]
民国中期北京周边愈演愈烈的盗墓风潮
除笔者翻阅的民国报刊的报道外,许多学者也都提及了其他王爷坟在民国中期的被盗或被毁情况。如郑亲王家族后人于1929年开始不断变卖王爷坟的土地、树木和地上建筑;1932年4月5日,盗墓贼在京西妙高峰村欲盗掘醇亲王载沣墓时将守墓人射杀;1936年,位于房山的敬谨亲王尼堪墓被盗等。当时,不仅王爷坟频频被盗,连公主坟也未能幸免。1929年,《益世报》以《落得两坛灰》为标题报道了前清宗室金子荣等盗掘香山附近公主坟的情况。金子荣等伙同看坟人盗掘两座清代初期的公主坟,挖出了两个高约三尺、盛放骨灰的五彩坛子。1931年,《新天津》报道了位于长辛店附近的清代公主坟被盗,“坟中宝物全被盗去”。1932年,位于京西的溥仪生母、醇亲王载沣福晋的墓也被盗掘,“坟内殉葬珠宝,均被盗一空”。令人扼腕的是,数年前,位于北京朝阳区黑庄户乡万子营村的肃恪亲王华丰园寝仅存的龟趺座竟也被人盗走。2015年,清东陵景陵妃园寝中的温僖贵妃墓被盗,幸亏警方及时发现,追回了全部12件被盗文物。
民国中期北京大量王爷坟被盗原因与政府举措
探究民国中期清代王爷坟大量被盗的原因,其中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传统因素。对于时代因素,最主要原因就是1928年清东陵被盗以及北京不再作为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孙殿英的纵容刺激了盗墓贼的野心,北京地区行政、治安力度的下降更给了盗墓贼以可乘之机。当时,《申报》《益世报》等报刊频频使用“大规模之盗墓”“盗墓匪势甚猖獗”“盗墓案,层出不穷”等词语形容北京地区的盗墓现象。此外,在多起王爷坟被盗事件中,宗室后代不是贩卖陵寝树木、地上建筑,就是伙同他人一同盗掘祖上陵寢。可见在乱世之中,宗室后代为过活,竟不惜背上盗掘祖坟的骂名。对于传统因素,清代王爷坟奢华的地上建筑以及地宫中丰厚的陪葬品成为宗室后代与盗墓贼觊觎的对象。1931年,《华北日报》在《如何免除盗墓》一文中就提倡要“走向薄葬之路”,才能“根本免除”盗墓。
民国中期,北京地区不光大量清代王爷坟被盗掘,一些明代、清代的官僚,富户人家的墓葬也时常被盗。甚至连民国时期下葬不久的蔡元培夫人墓也于1937年被盗掘。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鉴于“华北一带多古代帝王陵寝,年来盗墓之风日甚”的情况,委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拟定盗墓人犯加重处刑办法。北京地区的警察局也不断对盗墓贼进行抓捕。1936年《华北日报》报道称“更有三名盗墓贼被枪决”。不过从历史角度回看,国民政府的举措并未有效遏制北京地区的盗墓风潮,反之随着时局动荡的加剧,盗墓之风愈演愈烈。 北京清代王爷坟的历史人文功用
如今,北京西郊的醇贤亲王奕譞墓可供游人游览,恭亲王墓石牌坊、庆亲王家族墓地上建筑甚至定恭亲王绵恩墓地宫等也可供人参观。不过,作为北京历史文化遗存的大量清代王爷坟残存建筑需要得到更多的有效保护。今后,人们在途经“七王坟”“八王坟”这些地方时,既能感受到北京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与保护历史古迹的重要性,也能从相关历史遗存中体会到时代变迁在北京城留下的烙印。
参考文献:
[1]盗墓案也出来了[N].京报,1922-6-24(5).
[2]房山清墓被盗[N].新天津,1930-6-29(3).
[3]良乡泽公坟被盗[N].新天津,1930-12-3(9).
[4]庄王墓二次被盗[N].益世报(北京),1931-4-15(7).
[5]盗掘礼王坟正犯被捕[N].益世报(北京),1931-5-24(7).
[6]多尔衮之勇气何在[N].益世报(北京),1931-3-28(7).
[7]睿王坟被盗[N].平西报,1932-2-28(2).
[8]睿王坟被盗[N].平西报,1932-2-28(2).
[9]前清恭亲王墓被掘[N].申报,1935-7-25(8).
[10]和亲王墓被盗后牌楼宫殿又被拆[N].益世报,1936-1-31(4).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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