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散文的语言形象

2023年12月4日发(作者：人偶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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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散文的语言形象

我国２０世纪著名的艺术大师丰子恺以其文、其画、其心性而闻名。他的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对其散文的研究历来是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从文学、哲理角度探讨丰子恺散文的内容、风格、世界观等诸方面，本文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语言形象”来把握和梳理丰子恺的散文。

[关键词]丰子恺；散文；语言形象

前苏联著名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在讨论艺术话语（主要是小说话语）时提出了“语言形象”的概念，认为小说所包含的“是一个语言形象系统”，①他提出：“小说文体学的核心问题，即为如何艺术地再现语言的问题，或再现语言的形象的问题。” ②这里所谓“语言形象”指的就是艺术作品中创造艺术形象的具体语言组织形态。该理论的提出，在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革命性意义”，③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丰子恺的散文作为一种艺术话语，显然是由深富作者个性和独特魅力的具体话语组织而成的语言形态。它不仅再现文章所想要体现的主题，同时也再现现实的语言状况，即再现语言本身的美。因此，我们可以从“语言形象”入手对丰子恺散文进行全新把握和探讨。

一、真率与老成：两套语言密码

杂语性，是巴赫金在研究小说话语时所指出的关于史诗和小说的一个原则性区别。他认为“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的现象”。借用巴赫金的杂语理论来看丰子恺的散文，我们也可以看到“杂语”的痕迹，较突出的便是其散文中的两套语言密码——真率与老成。④

丰子恺的散文尤其是“儿童相”散文，往往是由两套语言编制而成的。他一面用率真的语言编织出充满童趣的、活泼的话语形象，一面又用老成的语言塑造出厚重深邃的话语形象。在这类散文里，他营造和赞美儿童世界，又是以成人世界为对比参照，并以此映衬出成人世界的虚伪与病态。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真率与老成，在丰子恺的散文中是并置的。

在《儿女》中，我们看到的便是用两套语言刻画而成的儿童与成人的两个世界：

１． “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拔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 却，终于变批为抚。”（《儿女》）

２．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慎，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们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儿女》）

例１中描写孩子们调皮的三句，连用十个短句、十个动词（“爬到”、“捣乱”、“破坏”、“毁损”、“挥”、“洒”、“蘸”、“拔开”、“撞翻”、“打碎”），用简洁、朴实的词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儿童顽皮图。而对于孩子们的顽皮，丰子恺先是“哼喝”甚至“批”，然后“立刻后悔”，接着“继之以笑”、“加倍奉还”、“变批为抚”。字里行间流露的不仅是对孩子们无尽的爱，更有他与子同乐的单纯、诚恳、率真。

但儿童世界毕竟不同于成人世界。作者立刻因自己的“喝、夺、批”等行为转向了用老成的语言对成人世界的乖谬进行批判。同例１相比，例２中书面语、修饰语明显增多，句式也更为复杂多变。再加上多个比喻的运用，厚重深邃的语言形象跃然纸上。

同样的情况我们还可以在《谈自己的画》中看到：

３． 他见了天上的月亮，会认真地要求父母给他捉下来；见了已死的小鸟，会认真地喊它活转来；两把芭蕉扇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脚踏车；一只藤椅子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黄包车，戴了铜盆帽会立刻认真地变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会立刻认真地变成爸爸。

４． 这里面没有象孩子世界里所闻的号啕的哭声，只有细弱的呻吟，吞声的呜咽，幽默的冷笑，和愤慨的沉默。这里面没有象孩子世界中所见的不屈不挠的大丈夫气，却充满了顺从、屈服、消沉、悲哀，和诈伪、险恶、卑怯的状态。

例３中瞻瞻想做就做、想哭就哭的认真、率直与例４中成人世界的顺从、屈服、消沉、悲哀、诈伪、险恶、卑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充满童趣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儿童世界的喜爱和向往，后者的表达则严肃、深沉，更映衬出作者对伪善的成人世界的反感。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丰子恺的散文中时时夹杂着对孩子长大的担忧和感叹，在童真童趣的笔墨背后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孩子总是要长大的，他们也将进入虚伪的成人世界，老成的话语形象最终穿透率真而成为散文的主导，即使描写儿童世界的平淡朴素的语言最终也归于深刻的意味。例如：

５．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象绵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给我的孩子们》）

６．所喜者，近年来你的态度行为的变化，都是你将由孩子变成成人的表示。我的辛苦和你母亲的劬劳似乎有了成绩，私心庆慰。所悲者，你的黄金时代快要度尽，现实渐渐暴露，你将停止你的美丽的梦，而开始生活的奋斗了……（《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在例５、例６中，人生的经验让丰子恺清醒地意识到，孩子们终将告别他们的“黄金时代”——纯洁无暇的童年。在这里，充满童趣的叙述被对相形见“恶”的成人社会的感叹所取。对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作者无力改变，只有用笔来倾诉愤世不平的心灵。

二、庄与谐：一种复调

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认为，他的复调小说是狂欢体文学传统发展的高潮，又与传统的起源、古希腊罗马的庄谐体密切相关。庄谐体具有叙事、文体和语言的杂体性。庄与谐在文本中的并存，形成的杂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一种复调。这种复调在丰子恺散文中亦有所体现。

（一）丰子恺的散文有着严肃的社会、人生命题和与之相应的严肃庄重的表达。对人生及人生价值的关注、对人性的反思、对民族危亡的担忧，都是其散文中常见的严肃主题。

佛教的“诸行无常”思想对作为佛教徒的丰子恺的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早期的一些散文作品中，时常弥漫着一股佛家的悲观厌世情绪。从《伯豪之死》中的“然而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渐》中的“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直到《秋》中“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的感慨，都让人体会到作者深刻、庄重的人生感悟。

相比之下，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散文摆脱了佛家较为消极的人生态度，自觉地扛起了抗日爱国的大旗。他在《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还我缘缘堂》、《辞缘缘堂》中愤而怒斥侵略者的暴行；在《中国人就像棵大树》中自豪地歌颂民族精神；在《一饭之恩》中，他慷慨激昂地呐喊：“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在国破家亡之日，在颠沛流离之时，作者用他的笔庄严而猛烈地吹响了保家卫国的号角。

（二）丰子恺又是一个传统的文人，十分推崇“趣味”。他强调：“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以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⑤因此，丰子恺常用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来表达他超常的识见与胸怀。庄谐的并存也使文本呈现出不同的声音。

如《胜利还乡记》中的例子：

７．面对缘缘堂的废墟“我带了六个孩子逃出去”，带回来时变成了六个成人， 又添了一个八岁的抗战儿子。倘使缘缘堂存在，它当日放出六个小的，今朝收进六个大的，又添了一个小的作利息，这笔生意着实不错。

在这里，作者运用调侃的口吻，别出心裁地把已经化为废墟的缘缘堂比作放债的，实则可以看做是一种反语。既突出了与缘缘堂深厚的感情，又加深了“物非人非”的无奈，更在幽默的氛围中一针见血地加深了对敌人暴行的愤慨。

类似的用诙谐的语言来表达庄严主题的手法，在丰子恺散文中并不少见。诚如巴赫金所说：“可笑的领域是狭窄和特有的（个人和社会的缺陷），……只有在描写个别人物和社会底层的低级体裁中才有诙谐的地位。” ⑥丰子恺散文正是在这“狭窄和特有”的领域中“以小见大”，即通过对个别人物或事物的幽默化的描写，反映严肃的“缺陷主题”（多为社会的缺陷），构成庄和谐的统一体。像《作客者言》，作者用多变的笔法、风趣的语言记述了一位客人做客一日的离奇经历。略显夸张诡谲的情节经过作者的幽默化处理，强化的却是深刻的文化层面的主题——对中国世俗礼节的抨击。还有《口中剿匪记》将那十七颗作恶作祟的牙齿比作一群“官匪”。“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牙膏来孝敬它们呢！”最后终于把它们“连根拔起，满门抄斩”。作者用风趣的文笔讽喻了国民党的贪官污吏，诙谐中见深沉。

（三）语言的混杂与庄谐的表现

杂体性和多声性作为庄谐体的重要特点，使得丰子恺散文在语言上也常常存在混杂的表现。语言的混杂使其在对庄、谐两种相反的情感进行表达时收放自如。

１．方言、俗语的使用

丰子恺散文的语言总体上是白话的，但在对自幼成长的吴方言区进行描写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方言。像“我恨杀那校长先生”（《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老子落脱了饭碗头回家”（《穷小孩的跷跷板》）等例，在表现对打官腔的反感以及百姓失业方面，都利用了方言形象贴切的优势，在略显诙谐的语调中暗含的是更为深刻的主题。

同样，俗语的应用在丰子恺散文中也相当常见。如“俗话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俗话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吃瓜子》），作者用充满诙谐意味的两个俗语，强调了吃瓜子的消闲特点，却正反讽了有闲阶级的堕落。

２．古语、典故的使用

在丰子恺散文的白话中，还穿插着一些“点睛”的古语、典故。这些古语、典故的使用和仿拟，往往切合文章的论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如：

８．古语云：“乐以教和。”我做了七八年音乐教师没有实证过这句话，不料 这天在这荒村中实证了。（《山中避雨》）

９．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艺术的逃难”》）

１０．昔夫子貌似了阳货，险些儿“性命交关”。我只受他一个“妈——的”，比较起来真是万幸了。（《荣辱》）

例８中，一句“乐以教和”将全文的主旨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样，在例９中，寒山子的诗，被作者用于证明自己“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的世界观。而在例１０中，孔子因貌似阳货遭匡人囚禁的典故，被作者巧妙地用来同自己因相貌遭骂的经历相对比，在调侃的语调中，让人产生的是对荣辱辩证关系的思考。

三、自足与留白：语言的锁闭与敞开

巴赫金曾指出，小说的语言是语言形象的艺术再现。从广义上看，情节、结构和描写等要素，都是小说的话语重组和策略。同样，散文中的语言形象的构建也必然包含情节、结构、描写等要素。

从情节、结构角度来看，丰子恺散文很少使用悬念、插叙等手法，叙述也少有大开大合的峰回路转。他的散文多是对日常生活的单线条、渐进的描述，不横生枝蔓丰富文章的头绪，这种散文的构筑方式形成了语言的密度，使语言成为一种自足的系统，常常在不觉间将读者导向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将主题升华。例如，在《儿戏》中，作者先是平铺直叙地记述了两个儿子打架的前因后果。虽然用词造句朴实无华，但从前因，到劝架，到双方争辩，到再次冲突，一直到最后两人言归于好，整个情节步步推进。最后作者由此打架事件联想到国际纷争，自然而然地将文章上行至对世人伪善的思考乃至对国家间战争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丰子恺散文的构架多为单线条，但并非简单的平铺直叙。在对同一事件的记叙中，作者充分利用语言的密度，通过用语的紧凑而使情节环环相扣，扣人心弦。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作客者言》。在记录客人经历的各段中，“大家弯好了腰，主人袒开了左手，对着我说：‘请坐，请坐！’”，“当此夺位置的时间，我们二人在厅上发出一片相骂似的声音，演出一种打架似的举动”，“正在谈话的时候，我觉得屁股上冷冰冰起来”，“外面走进来一群穿长衫的人”，“主人请许多客人围住一张八仙桌坐定了”，“仆人送到一盘茶”，“主人分送香烟”，“据我统计，席上一共闹了三回事”等等段首句，将承上启下的作用发挥到极至，既代表着旧矛盾的告一段落，又标志着新矛盾的产生，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正是这种紧凑的结构，搭配适时的心理描写，为《作客者言》营造出了一种本不该属于此类散文的侦探小说般的神秘气氛，也进而写尽了世间凡人的虚伪相。

但是，在丰子恺散文的这种自足的语言结构中还是露出了许多缝隙，形成留白。丰子恺信奉“凡诗文好处，全在于空”，⑦他的为文作画都讲究留白。他的漫画总是空白的背景，用极简洁的线条勾勒大致的轮廓，从而使接受者能够超越现实的规定性而用想象来填充视觉意象的空白处，获得最大的审美效果。像《阿宝 赤膊》等代表作，主人公的线条由寥寥数笔勾勒而成，而与画作主题无关的要素全部省略，连阿宝脸上的五官也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充足的空间去想象初识羞涩的小女孩脸上的表情，正如泰戈尔所说：“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

其文如画，丰子恺的散文也常常忽略背景，写人状物，详略有致。他的这种漫画风格的描写，留白的运用，所产生的便是像《吃瓜子》、《肉腿》中那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

１０．她们用兰花似的手指摘住瓜子的圆端，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了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这吃法不但“的，的”的声音清脆可听，那手和头的转侧的姿势窈窕得很，有些儿妩媚动人。连丢去的瓜子壳也模样姣好，有如朵朵兰花。（《吃瓜子》）

作者在描写小姐太太们吃瓜子的情形时，紧紧抓住“的，的”的声响和人物手、头的动作来进行详细描写，而忽略吃瓜子的环境、吃瓜子者的音容相貌等无关紧要的因素，从而将有闲阶级的腐靡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１１．火一般的太阳赫赫地照着，猛烈地在那里吸收地面上所有的水；浅浅的河水懒洋洋地躺着，被太阳越晒越浅。两岸数千百个踏水的人，尽量地使用两腿的力量，在那里同太阳争夺这一些水。太阳升得越高，他们踏得越快：“洛洛洛洛……”响个不绝……

无数赤裸裸的肉腿并排着，合着一致的拍子而交互动作，演成一种带模样。（《肉腿》）

烈日、“洛洛”的声响、蜈蚣般的数百条肉腿，这便是丰子恺在《肉腿》中为我们描绘的“烈日踩水图”。烈日之热、“洛洛”声之响、肉腿之多，便是整幅画面的全部。至于踩水之苦、收效之微等等其他，则早已尽在不言中了。

四、结语

一代艺术大师充满语言魅力的经典作品，如一瓶散发着浓郁芬芳的陈年佳酿，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本文从“语言形象”的角度剖析了丰子恺散文中的真率与老成、庄与谐、自足与留白三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特点，以期为读者打开另一方视野。

注：

①（俄）巴赫金《对话性想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１６页。②③刘康 《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１页。④（俄）巴赫金《小说话语》，载《文学与美学问题》，莫斯科文艺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７５页。⑤丰子恺 《家》，《丰子恺文集》第五卷，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２０页。⑥（俄）巴赫金 《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莫斯科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８页。⑦丰子恺 《〈随园诗话〉》，《丰子恺文集》第五卷，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３１８页。

[参考文献]

[１]巴赫金．对话性想象[Ｍ]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２]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Ｍ]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３]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５]丰子恺．丰子恺文集[Ｍ]．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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