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寺庙在民国时期的变迁

2023年12月3日发(作者：祝老板生意兴隆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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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5月下半月刊（总第139期）历史京西寺庙在民国时期的变迁胡景雯 乔文洁 孙毓泽 闫 辰 李建新京西寺庙在民国这一风起云涌时代受各类因素影响变迁颇多，或是被毁坏或是“转型”，或是直接消摘要：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京西寺庙具有深厚的历史积累，佛教的发展使得该性质的寺庙数量剧增，甚至超过儒教和道教。但到了民国时期，战争的大背景和严峻的法律法规使京西寺庙遭到严重破坏，其种种变迁为当代社会发出警示，全民应树立正确的历史遗址和文物保护观念，将文化价值和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多领域共同前进，这样才能将历史和文化充分传承下来。京西寺庙；民国；变迁关键词：Ｂ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１）１０－０１４０－０３中图分类号：京西寺庙的发展历史演变是京西地区思想教育发展、文化传承和社会文明积累的直接见证。民国时期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冲击宗教寺庙京西寺庙的延续和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社会局面的动荡、商业文化的发展、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民间宗教信仰趋势的变化、各界的运动等。京西寺庙在民国时期发生深刻变迁的原因和情况值得深刻反思。一、京西寺庙的基本现状据民国时期公安部门对于北京寺庙的统计，1928年北京登记了1631个寺庙，并且还有一部分没有登记在册。如今北京寺庙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缩减，很多经过岁月的洗礼惨遭破坏后重新修建，在国家和文物部门保护之下，北京的寺庙文化很好传承了下来。其中京西被列为北京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海淀区真觉寺金刚经宝座（五塔寺塔）、觉生寺（大钟寺）、碧云寺、大慧寺、十方普觉寺、摩诃庵、慈寿寺塔、大觉寺、万寿寺；房山区云居寺塔及石经、万佛堂、孔水洞、十字寺遗址、良乡多宝佛塔；石景山区法海寺、承恩寺；门头沟区戒台寺、潭柘寺、灵岳寺；丰台区镇岗塔等。被列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海淀区觉生寺（大钟寺）、大慧寺、十方普觉寺（卧佛寺）、碧云寺、大正觉寺（五塔寺）、慈寿寺塔、大上庄东岳庙；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灵严寺大殿、双林寺、灵岳寺、白瀑寺；石景山法海寺、西山八大处〔长安寺、灵光寺、三山庵、大悲庵、龙王堂、香界寺、宝珠洞、证果寺〕、承恩寺、慈善寺、显应寺；房山区应公长老寿塔、周吉祥塔、照塔、玉皇塔、铁瓦寺、岫云观；丰台娘娘庙、药王庙、福生寺等。其余寺庙也均被列入了区级保护单位，在《海淀区寺庙》一书中记录了163个寺庙，现在除了被保护的寺有的寺庙上看，京西地区的寺庙主要以海淀的为主，从地理位置上看它更接近于城市的中心，便于宗教信仰的传播。更远一些的寺庙依山而建，寺院周围充满绿植，环境幽静，学习佛法经书更加舒适。寺庙的布局以潭柘寺为例。潭柘寺历经沧桑，至今已有1713年的历史。它修建于佛教刚传入北京之时，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东南部潭柘山麓，坐北朝南，面积2.5公顷，主要建筑可分为中路、东路和西路。中路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斋堂和毗卢阁。东路有方丈院、延清阁、行宫院、万寿宫和太后宫等。西路有戒台和观音殿等。此外，还有位于山门外山坡上的安乐堂和上、下塔院以及建于后山的少师静室、歇心亭、龙潭、御碑等。二、京西寺庙的古代发展历史寺庙是供奉神佛的处所，与宗教密不可分，或可称之为宗教的某种载体。而宗教则产生于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文化现象，这意味着寺庙又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京西寺庙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其中佛寺遗存丰富，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卧佛寺、灵泉禅寺等。而儒教以及道座寺庙，包括佛教、儒教、道教，不同信仰的寺庙于一处共存，实为少见。相传京西地区著名的潭柘寺与佛教传入北京有关。它建立于西晋，北京流传着“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明代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中记载道：“晋嘉的发展，在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庙以外很难找到具体的资料说明如今的寺庙数量。从现如位于北京门头沟的灵水村过去有十七觉寺、万寿寺、定慧寺、摩诃庵、广仁宫（西顶）、普照寺、教的寺庙较少，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京西寺庙在民国时期的变迁”（编号：2XN126指导老师：赵玉琦）阶段性成果

140 2021年05月下半月刊（总第139期）历史民国期间北京市政当局共进行过三次福寺，唐改龙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两鸱尾自潭中涌出，备案。一般认为，即1928年开始的公安局登记、1936年奇伟之甚。昔谓有柘千万章，今亡矣。僧新种者存其名，寺庙调查登记，耳燕谚谓：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可见大觉寺建立。唐代佛教兴盛，如玄奘西行归来对佛教产生重要影响；武则天与佛教渊源深厚，修建佛寺、数次布施等等，因而佛教在武则天时期可以说达到发展的高峰期。开始的社会局第一次寺庙总登记、1947年开始的民政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发生过两次大规模“庙产兴学”风潮。寺庙的一切财产，均可由政府和各个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用于兴办学校。而实际上，已不止如此，各方佛教在北京城建立之前便开始落地生根。唐朝时卧佛寺、局第二次寺庙总登记。“外城寺刹的辽金时期，京西的一些寺庙随着佛教的发展而兴起。面都在侵占寺庙财产。就北京寺庙而言，八大处的灵光寺和戒台寺都始建于辽代，而戒台寺在中国北方的寺庙中是保留辽代文物最多的寺庙。追溯历史，辽代皇帝信佛，这是其一。其二，辽代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打破了不同民族之间宗教信仰的不同，对佛教的传播有直接影响。而到了明清时期，算得上是京西寺庙发展的黄金时期。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寺庙做过行童，他在明朝建立政权后对佛教进行整顿，设僧司、僧官；清代大部分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另外，清代皇太极时期便重视西藏局势，皇太极与达赖维持着友好关系，多次请达赖喇嘛入京。清代信奉佛教的皇帝很多，如顺治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卧佛寺在明朝曾经修缮过五次。而到雍正时期的那一次修缮，雍正皇帝亲自题碑文，以表纪念。戒台寺因明宪宗下令直接受到了皇家保护，当时京城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开采煤矿，导致地基不稳，因此戒台寺急需维护。康熙皇帝曾经给八大处的大悲寺题匾额并几次到此处。而八大处的香界寺藏经楼以东曾为乾隆皇帝的避暑行宫，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前往。乾隆皇帝后，嘉庆皇帝、宣统皇帝也曾多次亲临。清朝晚期，国力衰微，在国家兴亡之际，有志之士学习西方，开始“西学东渐”。由于西学的传入，人们对西方知识的吸收加快，使得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亦加快，寺庙以及宗教日渐衰落。例如，北京八大处的灵光寺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的枪炮所毁。三、民国时期京西寺庙的发展及原因（一）民国时期京西寺庙的发展1912年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 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人民平等”等内容。但是法律的作用在军阀混战和民族危机的情况下显得苍白无力，如延庆县的元代藏传佛教石佛寺在民国时期因战事被毁。民国的北京寺庙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是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先后颁布了许多寺庙登记、监督等条例，用于强化寺庙管理。登记备案是管理庙宇的主要形式之一。庙宇的各类日常变动，如更换住持或管理人、不动产或法物增益或减损、庙房添盖修补等，都需到主管机关随时请求审核批准荒废程度比内城更为严重，有的寺刹已作为学堂，有的已充当兵舍，有的改作工厂，有的甚至充当仓库。”[1]为保护庙产，京西的许多寺庙主动兴办学校、参加慈善事业，如地处西直门外的觉生寺、地处西郊的慈惠寺、地处广安门外菜户营的兴隆寺、地处地安门外的嘉兴寺、地处宣外的法源寺、地处青龙桥的圆通庵。民国时期，社会各界都在探索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佛教界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出现其中，顺应时代，值得肯定[2]。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加强寺庙管理的相关法规条例，要求寺庙办理公益慈善事业。这促使北京城内众多许多寺庙改建成学校或让出一部分庙产土地用于社会公益[3]。1915年，袁世凯发布新的《管理寺庙条例》，分为总则、寺庙财产、寺庙僧道、寺庙注册、惩罚等５章，共31条，加强了北洋政府对寺庙和宗教组织的控制。该条例遭到界内人士强烈反对和抗议，直到1921年，经程德全游说大总统徐世昌，北洋政府才对该条例进行了修订，颁布了《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修订后，删除了政府对寺庙日常活动的申报审核、提拨寺庙财产用于公益事业等规定；对于无主寺庙，也要求（各地）政府另择僧人主持而不是直接没收。因此，新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寺庙的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太虚法师呼吁政府整顿宗教，认为宗教应适应时代思潮和国民生活，才能兴利除弊，请求“废除袁政府时之寺庙管理条例，以示宗教平等”。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远比《修正管理寺庙条例》严苛，令宗教人士大失所望。寺庙财产“必至巧夺罄尽而后止，政府虽有保护之文，興于虚设。”“名曰所有权属于僧人，而实则已加剥夺。”经过半年据理力争，1929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原《管理条例》并颂布《寺庙监督条例》。该条例只有13条，删除了直接威胁庙产的不利条款，侧重于对寺庙的监督而非直接控制，明确寺庙财产及法物为寺庙所有，由住持负责管理，大大减轻了对寺庙的压迫。民国初年，宗教失去了清代国家政权的支持，受到民国新政权的抵制，迫于形势压力，许多京西寺庙被用于兴办学校。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西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

141 2021年05月下半月刊（总第139期）业，这种公益事业使得宗教深入民心，一些衰败残破的寺庙被重新修建。随后政府颁布了抑制宗教的政策，企图废除一些寺庙，虽因为统治权威有限并未落实执行，但打击了宗教在民间的社会地位，此间庙会绝迹。“七七事变”后，社会秩序失去常态，寺庙也不例外，如地处西郊的妙云寺被占用改为协合医院，地处丰台的关帝庙变成军队驻地。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城区的京西寺庙免于炮火劫毁，得以香火延续；位于西郊的寺庙则在频繁的战火中损失惨重——庙宇遭焚，佛像被劫……民国末期，政局动荡，民生凋敝，只有少数著名寺刹得以香火延续，大部分寺庙成为断壁残垣，荆棘丛生。（二）民国时期京西寺庙的发展原因首先，商业影响了清朝寺庙的发展。在清朝闭关锁国一口通商对商业的打压环境下，寺庙成为商业荟萃的场所。根据历史资料所展现的清朝寺庙的租赁情况来看，例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礼部有奏提及京城各个寺庙由官方管理，除群房围房这类未供佛处可以向外出租收取一定的利息以补贴寺庙的日常费用外，不能擅自将供佛正殿、配庑出租，违反者将治罪。嘉庆六年（1801年）也有官方旨意表明：京城的官方庙宇按照条例不允许对外招租，所有的私庙房间准许出租。而对于租住在寺庙中的人，官方表示必须要查明清楚其来历之后才可以容许其入住。商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一定程度上为寺庙的修缮管理作出贡献，同时商业文化也在潜移默化的融入到寺庙文化之中。其次，民国时期的京西寺庙受到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制约。民国前后加强了对宗教的政策法规的管理。中华民国时期政府制定了20多部对佛教和道教不利的法规及政策，经过宗教界的激烈抗争，最终多部宗教政策法规被删除或修改。京西寺庙的个体力量小而分散，一般难以生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力推动破除迷信，加强“庙产兴学”运动，导致寺庙被毁、经书被焚。宗教界对此深感危机，组织成立了多个规章制度完善的团体机构，同时加大了公益慈善方面的力度。国民政府1928年统一全国后制定寺庙治理制度，体现了政府对寺庙这一基层社会单位的直接控制强化，治理的行政化、制度化程度增强，反映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强化。民国时期，社会各界都在不断探索一条教育救国之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宗教界在反对民国宗教政策法规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宗教立法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民国时期的京西寺庙还是战争的一道防线。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游击队曾在妙峰山一带活跃，秀峰寺和鹫峰地震台变成了抗日游击队指挥部。1944年，秀峰寺曾被用作平西情报站，聂荣臻称赞该站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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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十万雄兵”。在战争期间，因为当时这一带经常有日伪军在活动，为了掩护平西情报站和抗日游击队的指挥部便在秀峰寺的古树上悬挂着一面法国国旗，直到情报站和抗日游击队指挥部的工作结束才摘下。民国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造就了京西寺庙的一系列变迁。经济、政治、法律、战争等诸多原因推动京西寺庙多元文化的发展。民国时期京西寺庙的发展受到约束和抵制，而当代京西寺庙的文化价值得到发现和重视。虽然寺庙的数目有所缩减，很多寺庙因为种种原因惨遭破坏甚至毁灭，现在大多已经重新修建并列入不同等级的保护单位。根据文献材料的收集和实地考察推测，目前京西的寺庙发展两级化严重，许多历史遗迹丰富的寺庙现已“名存实亡”，因为地理位置处在北京较为偏远的地方，周围没有其他具有吸引力的景点可供参观，除当地村民有时前去外几乎无人涉及。而像潭柘寺、卧佛寺等几个寺庙已成为著名景点，平日会有不少游客前往，节假日更是人流量达到一定高峰，这些寺庙的文化内涵减弱，可对于当地的经济价值增加。由此可见，全民树立正确的历史遗址和文物保护观念的重要性。国家应当维持现在发展充分的京西寺庙现状，同时也要注重偏远寺庙的保护，将文化价值和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相结合，多领域共同前进，这样才能将历史和文化充分传承下来。参考文献：[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寺庙历史资料[M].北京: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2]任超.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民国北京佛教界慈善教育初探[J].史志学刊,2017(2).[3]任超.庙产兴学与近代北京慈善教育事业[J].北京史学,2019(2).作者简介：胡景雯（2000—），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乔文洁（2000—），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孙毓泽（2000—），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闫辰（2000—），男，满族，北京市人，单位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李建新（2000—），女，汉族，北京人，单位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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