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留给我们什么?

大师留给我们什么？

“智者乐,仁者寿。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学问铸成

大地的风景,他们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给祖国。”

学术巨擘任继愈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走了。他们带走了

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的关爱与责任,带走了自己的朴素、

真诚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宝贵的人文学术遗产、令人敬仰的高

尚品格和对文化传承的反思。

壹

季羡林在东方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主

要社会学科都有极高的造诣,他留给后世珍贵无比的人文学

术遗产。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能真正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

究的佛学学者,他的吐火罗语研究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

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他研究翻译的梵文著作和德、

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

任继愈是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一位

全方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在哲学史、道教史和佛教史

领域都有很大的建树。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

的毕生追求和使命,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作为高校哲学基

本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再版10余次;他组建

了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使之成为培养宗教研究人才

的摇篮;他主持整理和编纂的古代文献逾10亿字。

季羡林曾说,所谓“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举凡与中

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学问纳入到他研究的范畴:从佛典语言到

佛教史、印度史,从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到比较文学与民间文

学,从唐史、梵文的翻译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创

作,他无一不精深涉猎。

任继愈在保护古籍善本的同时,投入了大量精力,领导了

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目的就是将学术传承下来。

《中华大藏经》以国家图书馆馆藏的《赵城金藏》为基础,

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佛经对比参照,集9种佛教典籍于一

身,在世界上可谓史无前例。任继愈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

任委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

贰

两位大师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学识,还因为他们的品格。

季羡林在北大是闻名遐迩的名教授,在全国是誉满天下

的学术大师,可是在一般人眼里,他却远远“配不上”这些头

衔。他衣着平常,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

像一个工友,又像一个老农。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

谈话,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总之,他没有一点“大人物”的

架子。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无独有偶,任继愈生前同样以低调、平实而备受尊敬。任

公一生低调不图虚名,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

凡事亲力亲为、淡泊名利。任继愈说“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

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

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

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

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

况不符。”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来自平凡。这个平凡的真理,在季羡

林身上得到了证实。他这种平凡的伟大,就是一个“真”字。

季羡林对一切善良的人,从来都以真情实意相待。他对世人充

满真诚的爱心。他爱亲属,爱朋友,爱师生,爱那些爱过他、帮

助过他的人,还爱一切正直、善良的人。

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

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

人人谈胡色变,别人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可季羡林认为自

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他的文章发表后,得

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

河。

任继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

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

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是已故著名学者熊十力对任继愈

的评价。任公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性格刚毅柔韧,做人有原则。

在他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此外,任继愈

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做学问方面也是”“择善而固执之”。

尽管季羡林曾请辞“国学大师”称号,而他的研究重点也

确实不在国学方面,但还是被公认地作为中国学术界的“象

征”。季老的学生唐师曾说,季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象

征”,主要因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冷静地生

活,但又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老人销售最好的一本书

《牛棚杂忆》记录的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很多人也都经历

过的一段历史,也体现了老人的社会责任感。现在像这样的知

识分子并不多。

任继愈也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不出全集。“任公始终都把

自己当成一个最平常、普通的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特点,可

是这也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中国社科院委员杜继文说。不

出全集,不做挂名主编,与时下一些学者比起来,任公似乎有些

“笨”,然而,这便是他和他的那个时代所坚守的,这种坚守与

执拗无关,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习惯,是他们内心之中最为平常

的选择。

叁

季羡林一直希望中国的文化能够“送出去”。他曾说,西

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们中国人拿过来太多,

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过来”和“送出去”

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当代知识分子最

为艰巨的一项任务。为实现这一理想,季羡林一生都在做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积极参与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为东

方文化的复兴呐喊,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

积极反驳。

任继愈作为一位学者被举世公认,但作为一位以文化传

承为事业的老人却识者无多。任继愈的一生,犹如一部厚重的

书籍,93年的生命历程中,他把挖掘中国古代精神文化遗产作

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致力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史和

中国佛学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他晚年主持了三大工程:《中

华大藏经》(正、续篇)、《中华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

即便视网膜脱落、右眼几近失明,任公还坚持每天工作六七个

小时。在给女儿的信中,他写道:“‘风物长宜放眼量’。有了

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

俗。”

“为传承文化遗产,季先生欣然同意与我共同编撰《儒藏》,

以切实行动推动国家‘儒藏工程’的开展。”北大哲学教授

汤一介说,“对于并不完整的中国佛教史,季先生建议将汉传

佛教、藏传佛教、西域佛教、西夏佛教、南传佛教等都包含

在中国佛教史中,这对中国佛教史向外辐射的意义重大。”

“儒者之风,道家之骨,从来学人本色;中华大典,佛教大

藏,毕生文化传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拟挽联表达

了对老馆长的深深怀念。“坐拥书城,传播知识和文明”被任

继愈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

的。他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

肆

季羡林和任继愈,他们的文化人格、道德追求、精神信念,

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应该拥有的共同的心

灵,是当今中国文化界、学术界越来越稀缺的一种文化的、精

神的财富,代表着我们文化的本质、良知和精神。也正是因为

这一点,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正在逐渐缺失这

些宝贵的东西,而当文化圈、学术圈炒作、功利、浮躁、抄袭、

剽窃日益成为流弊时,当一些文化人、知识分子追逐名利欲望,

盛行商业交易,出卖真诚、良知、道德,已成为他们的人格特

征、行为模式和通用原则时,我们更觉这两位文化大师对价值、

理想、精神、信念的执著和坚守的难得和可贵,我们更应该珍

视他们文化的、精神的、人格的、道德的、生命的品质和境

界,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意义,对人们的教育和影响。

大师的文化精神风范、楷模,是巍峨高山,令人仰止、充

满感佩敬意。从这些文化老人身上,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文化追

求,什么是精神信念,什么是高尚的人格,什么是伟大道德的标

准,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两位老人功德圆满,驾鹤西去,但他们的文化精神不死,道

德文章长留人间。他们身上生命和文化的力量,打动和开阔了

我们的心胸,唤起了我们内在灵魂向着高尚的追求,把我们提

升到崭新的高度。泱泱华夏,后来者一定会继承他们的未竞事

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