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何时才能得自由

鲁迅何时才能得自由

读“大家”上冉云飞先生的《鲁迅难倒了教科书》，深有同感。这几年每

到秋天开学，的确会听到鲁迅从教科书里出来又进去的消息。这次议论出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一语文教材，原来有鲁迅的散文《风筝》，现在风

筝不见了，便惹出一番议论。人教社还特地出来澄清，这是误读。原来，

从初一拿走《风筝》只是技术调整，鲁迅不但没有离开教科书，他的文章

在中学课本中所占比例依然是作家当中最高的，一共有六篇。

这样的议论和澄清，都让人感到滑稽。鲁迅的文章为什么不可以走出

教材，正如鲁迅又为什么不可以进教材，这难道不是教材编写的自由选择

吗，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其实成问题的岂止是教材，而是包括教材在内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

社是面向国内普通教育的国家级出版社，鲁迅长期以来是国家意识形态的

一个光标；所以，他在教材里出现与否便非同小可，很容易被视为某种意

说到底，教材只是表象，教材的后面是教育。如果是自由教育，教材

编写就是一种权利，它与权力无关，也不受其控制。但如果不是自由教育，

而是与之相反的国家意识形态教育；那么教材编写就不属于权利，而是属

于权力。所谓国家统编教材，就是权力对教材乃至课堂的全面掌控。它不

但是自由教育的反面，甚至本身就是反教育。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在教育上体现，就必须让权

力退出教育，包括退出对教科书的编写。当年台大教授殷海光翻译过奥地

利哈耶克的一篇文章，叫“论思想国有”，主要是批评极权国家不但生产资

料国有化，连思想也国有化。国家用它所需要的思想凌驾并取代每一个人

的思想，因为这样才能使民众成为便于统治的整体。由国家掌控教材编写，

亦即让权力决定学生学什么或不学什么。这样的教育当然不可能是自由教

育，说它反教育就在于自由教育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教育国有化则

是按照权力需要的模式把本来不同的人训育成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权力

话语称为“接班人”。我们所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接班人”，而不是一个

大写的人。

20世纪我们也有过自由教育的历史。比如北洋时代就是一个自由教育

的时代，那时政府不会把权力之手伸进教科书和课堂。相反北洋倒是

普遍地尊重并扶助教育，且一般不干涉它。北伐之后，国民党统治天下，

教育开始受到权力污染。学习前苏联，国民党逐步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

亦即用政党意识形态统一学生思想。但，即使如此，二、三十年代的学校

教育亦有可圈可点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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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妨举一例。以上说到哈耶克，他有一个中国弟子叫周德伟。周

德伟当年考进北大，正值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可是周德伟天生具有文化

保守主义倾向，对当时流行的新文学很感冒。在他三十年代负笈英伦就学

哈耶克之前，有过一段在山东省济南中学的教书经历。他在自传中说，他

的国文课前任是一位文化左倾，“所用教材均是周作人鲁迅老舍等尖酸刻薄

之文字，或胡适之所作之红楼梦考证徐志摩之诗等作品。此皆余素所不喜

者。”怎么办？很简单，既然前任可以让鲁迅进教材，他就可以让鲁迅出走。

结果这些所谓的新文学新作家俱被周氏请出课堂，请进来的倒是孔子。比

如他先讲孔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次讲孔子鼓励学生

“盍各言尔志”，然后问询学生，孔子的思想“与思想自由之旨有别乎。”周

德伟的个例不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教育细节，什么是思想自由，什么是教

育自由，我们可以从这个细节体味。

（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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