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最大的散文流派

五四以来最大的散文流派

“桐城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

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在清

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

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

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

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

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

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

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

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

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

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

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

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

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

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

繁芜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

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

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

“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

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

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

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

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

（《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

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

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

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

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

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

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

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

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

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

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

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

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

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

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

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

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

“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

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

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

传尤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