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

论《尚书》文体的影响与意义

夏德靠;叶修成

【摘 要】《尚书》文体对后世的影响与意义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六体”的文章学地位.“六体”不但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体的生成,而且影响了后

世散文创作和文章风格的形成.二是“记言”的史体价值.《尚书》主要汇集记言文

献而成,开启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且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生成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史传编纂学意义.《尚书》很好地处理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关系,

奠定了后世史学著述的轨范.

【期刊名称】《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46)003

【总页数】4页(P128-131)

【关键词】《尚书》;“六体”;文章学;“记言”体;编纂学

【作 者】夏德靠;叶修成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

语言文学系,天津300222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6.25

作为一部儒家典籍，《尚书》在传统的经学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样，作

为先秦时期一部政教文书档案的资料汇编，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尚书》这部文

献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六体”的文章学地位；

二是“记言”的史体价值；三是史传编纂学意义。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这部

文献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具有的意义。

《尚书》的文章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六体”或“十体”上。最早对这个问题予以关

注的是汉代经师。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

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

诰、誓、命之文凡百篇。”[1]（P10）这里首次明确谈到了《尚书》篇章有“典、

谟、训、诰、誓、命”六体之分。此后，唐人孔颖达在《尚书·尧典·正义》中说：

“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

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1]（P19）孔颖达增加了“贡、歌、征、范”

四体而成“十体”。于是，《尚书》文体分类就出现了上述两种比较典型的看法。

《〈尚书〉序》虽然提出了“六体”，但并没有对《尚书》篇目进行归类。孔颖达

则积极寻找《尚书》篇目与“十体”之间的对应联系，即“先把篇名有典谟等十体

字样的归入各体，然后，再根据对十体名义的理解，把其余篇名没有典谟等字样的

篇章分别归入十体”[2]（P8），从而比较明确地揭示出“十体”在《尚书》中的

具体所指，这对于理解《尚书》篇目的文体意义是很有益处的。但是，孔颖达的做

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

命之者谓之‘命’。”[4]（P1 590）按照此处的解释，可见“六体”的内涵并不

相同，在言说行为方式上也存在差异。但是，“六体”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唐人刘

知几指出：“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

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5]（P1）这就表明，“六体”主要

是载录君臣之间的话语，而这些话语显然具有训诫的作用。

“六体”对后世文体的生成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心雕龙·宗经》说：“诏策章奏，

则《书》发其源。”[6]（P22）《颜氏家训·文章》也说：“诏命策檄，生于《书》

者也。”[7]（P19）它们指出后世的诏策章奏檄等文体均源自《尚书》。黄侃在

《文心雕龙札记》中说：“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谓《书》之记言，非上告

下，则下告上也。”[8]（P17）这就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后人在考察某一文

体渊源时，常常将其追溯到《尚书》“六体”中的某一（些）类型，比如吴讷指出：

“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至秦改之曰

‘诏’，历代因之。”[4]（P1 615）在吴讷看来，秦汉之后的“诏”即源自《尚

书》的“诰”“誓”“命”。又“记”条引西山之语曰：“‘记’以善叙事为主。

《禹贡》、《顾命》，乃记之祖。”[4]（P1 621）指出后世的“记”体也源自

《尚书》中的《禹贡》《顾命》。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分类《尚书》“命”

体的各种效用之后，也曾指出“命”体的功能被后世的“制”“策”等文体取而代

之了[4]（P2 083）。

《尚书》的文章学意义除体现在影响后世文体的生成之外，还体现在深远地影响古

写作者“本之《书》以求其质”[10]（P359）。不同于韩愈学习《尚书》之

“道”，柳宗元学习《尚书》质朴的叙述风格。这些说法从整体上揭示了《尚书》

对写作者作文修养的影响。另外，《尚书》所收录的文章或文体所形成的范例还成

为后世创作效法的对象。吕思勉在《经子解题》中谓：“《书》之文学，别为一体。

后世作庄严典重之文字者，多仿效之。”[11]（P12）元人李淦在《文章精义》中

指出：“退之《平淮西碑》是学《舜典》，《画记》是学《顾命》。”[4]（P1

167）这种效仿的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制诰诏令章奏等文体的撰写上。汉武帝册封其

子闳、旦、胥时所作封策语，均沿袭了《尚书》“诰”体的语气和句式。宋人陈骙

说：“汉武帝初作诰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辞气象，未远于古。”[4]

（P187）《尚书》的文章学成就还影响了后世文章风格的形成。《周书·苏绰传》

载：“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庙，群臣

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12]（P265）史实表明，苏绰效仿《尚书》所

作的大诰对当时的绮丽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唐代

古文运动的先声。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3]

（P1 715）这段文字表明，上古时代的王者拥有左史、右史两类史官，其中左史

专门负责载录王者的言论，《尚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此后刘知几在

《史通·载言》中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5]（P8）。这些看法虽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

分，但还是较好地解释了《尚书》形成的机制。首先，上古社会似乎很早就出现了

重言风尚和记言传统。根据《礼记·内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惇史专职记录老

年人的善言[14]（P854-855）。柳诒徵在《国史要义》中说：“《皋陶谟》所谓

五典五惇，殆即惇史所记善言善行可为世范者。故历世尊藏，谓之五典五惇。惇史

集整理成书也就并不意外。其次，六体“典、谟、训、诰、誓、命”大都是一种特

定的言说方式。如《周礼·秋官·大行人》云：“夏宗以陈天下之谟。”[16]（P992）

而“宗”是夏季诸侯朝聘天子之礼[16]（P464），所以“谟”是指“在‘宗’的

仪式上，由大宗伯讲论治理天下之道”[17]（P31）。据此可知，《尚书》文体是

由在相应的上古礼制之下的特定场合发生的言说行为方式而生成的，“六体”大都

是载录人物的言论。

依据上面的论述，可见《尚书》主要是汇集记言文献而成。据此，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尚书》开启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刘知几通过对前史体例的考

察，提出了“史分六家”的观点。对此，吕思勉说：“《史通》分正史为六家：一

曰《尚书》，二曰《春秋》，三曰《左传》，四曰《国语》，五曰《史记》，六曰

《汉书》。《史》、《汉》皆出后世，《左氏》，近儒谓后人割裂《尚书》为之，

说若可信，《国语》则《尚书》之支流余裔耳。”[11]（P40）《国语》承续《尚

书》的结构体例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

书》等构成。《国语》事实上也是汇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之语

而编成，在内容上主要由两类话语构成：规谏话语和咨政话语；也就是说，《国语》

的发展。“事语”在文体上呈现“既叙事，也记言”的特征[18]（P36），亦即比

较完整地叙述某一事件的全过程。正因为如此，《尚书》对后世的史体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纪事本末体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卷

49“纪事本末类”序云：“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

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凡一书备诸事之本

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19]（P437）这说明纪事本末体包含

两种体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

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

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20]（P14）这就明确指出了《尚

书》对纪事本末体创制的影响。二是对纪传体的影响。吕思勉认为《史记》之

“‘列传’出于《国语》”[11]（P41）。倘若考虑到《尚书》对《国语》的影响，

可以说“列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尚书》的体例。同样，《尚书》对“本纪”

的创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只要检视《史记》的文本自然就不难明白。

《汉书·艺文志》虽然提出了《尚书》是在左史记言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但究竟

是如何形成的，却并未加以说明。其实，对《尚书》编纂方式的考察不但能够揭示

出这部文献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以发现这种方式对后世史传文体的生成起着重要的

作用。

一典出于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征于副策。”[20]（P7）章学诚通过对《周礼》

官职的设置及其职能的考察，发现周代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文献保存制度，这种完备

性表现在文献的副贰或副策上，即一种文献由多种官守来收藏保存。由于原始资料

丰富、完备，因此撰史者就不用顾虑史料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或实际需要来自由

地选材并进行撰述，这种基于特定目的的撰述自然毫无成例可言。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尚书》因事命篇，成一家之言。由此，章学诚指出：“《尚书》圆而神，其

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20]（P13）《尚书》的这种境界为后世史学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意义上，《尚书》为后世史学树立了不可企及的典范。

当然，《尚书》史学意义的建构关键在于它很好地处理了记注与撰述之间的关系。

章学诚对“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文献方式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三代以上，

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20]

（P7）记注与撰述是章学诚考察古典编纂学时使用的一对重要范畴。同时，他还

两方面构成了三代以上“诸史皆掌记注，而未尝有撰述之官”的真正含义。正因为

三代以上没有“撰述之官”，所以也就未能出现完整的史著。就《尚书》这部文献

来说，需要注意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它的绝大部分材料源于三代，典、谟、训、诰、

誓、命都是撰述；二是它的编纂最后完成于春秋时期；三是这样表面上似乎形成了

一对矛盾，但由于三代以上记注的完备性，春秋时期编纂《尚书》时不但不感到资

料匮乏，反而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图编集整理。这诚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有司具

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而典、谟、训、

诰、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

之所以经世也。”[20]（P8）

总而言之，相对于崇高的经学地位，先秦儒家经典《尚书》在中国文体学史上也具

有重要的地位，它对后世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尚书》“六体”不但深刻影响

了后世文体的生成，而且影响了后世散文的创作以及文章风格的形成；《尚书》

“记言”的性质开创了先秦史传文献的“记言”体式，言事相兼的“事语”体也对

后世的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生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尚书》处理记注与撰述之

间关系的方式，具有重要的史传编纂学意义，它为后世史学著述树立了轨范。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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