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李若晖

【摘要】清华简《系年》基于其对于周礼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周礼之崩溃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天子

与天之联系的断裂，导致了周王朝的灭亡。周亡之后，所谓周天子都只是自称为王的诸侯而已。历史进入

力征争霸时期。争霸战争的实质是攘夷，夷夏之辨的核心即在于夷贪夏仁。以晋为核心的华夏以仁德结盟

抵御以楚为首领的夷狄之贪暴。随着诸夏联盟的解体与晋自身的分裂，至武阳之战，战争双方仅仅只是利

益争夺而无仁德支撑，三晋虽胜楚而华夏亡、周礼崩，历史的意义宣告终结。正是在这一历史的无意义之

处，诸子开始了各自的思想建构，由此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崭新时代。

【关键词】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系年》；周礼；诸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５－０１１７－０９

作者简介：李若晖，（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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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时间跨度与数量积累极不相称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尤其是传统历史哲学的贫瘠匮乏。

《春秋》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并由此形成中国史学传统，即司马迁引董仲舒述孔子之言：“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今日之中华如欲在文化上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必须将传

统“见于行事”的历史思考转化与凝练为历史哲学。然而，迄今为止，现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传统

历史哲学，往往是将历史哲学理解为对于历史规律的思考，然后将阴阳家邹衍之流的“五德终始之

运”等学说简单地比附于历史规律，充作历史哲学。这一类学说完全脱离了真实的历史实际，是一

套为了政治目的而割裂扭曲历史的“缘饰之术”，如以此为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主体与主流，中国传

统史学将被视为只会记录而缺乏反思。这无疑是对伟大的中国史学传统以致中华文明的贬低。因此，

从中国史学传统出发，基于古典史著对于历史演变的真切认识，真实地建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是历

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重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三千余年不绝如缕的文献记载更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奇迹。但与历史

一、中国传统历史哲学

如何认识人类历史的真实性？这必须基于三个层面的结合，即与所有事实及其变化的结合，与其

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相结合，与包含在人及其使命中的价值相结合。对于此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在法

国和英国形成了社会学，而在德国则形成了历史哲学。与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兴盛相映，历史哲学

迄今未能形成自身规范。早期概论性著作如朱谦之《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大纲》将历史哲学理解为

历史哲学教程》的内容实为历史学的理论部分，即历史的规律对于历史进程的哲学思辨；翦伯赞《

①

性与诸面向；牟宗三《历史哲学》原拟书名为“国史之精神发展的解析”，则是先秦秦汉精神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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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６年；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１９３３年。

９３８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重庆·上海：新知书店，１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哲学思辨。历史之展开无疑基于人对于自身的理解，人只能在历史中认识自身。于是建构中国之历

①

史哲学，不能停留于西方历史哲学著作的译述，而应该深入到中国历史文化精神思想中。可惜，迄今

为止，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努力乏善可陈。除了一些单篇论文与专著章节，名为中国历史哲学的研究专

著主要在两个方向展开：

第一个方向，首先是冯友兰在其名著《中国哲学史》中将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称为历史哲

学，这是将历史哲学理解为对于历史规律的哲学思考，并以五德终始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对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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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张新规律探讨。这一做法为此后的多种哲学史所沿袭。循此思路，章伟文《易学历史哲学研究》

④

将更为系统的易学，尤其是邵雍的运数说作为中国传统历史智《邵康节先天易学之历史哲学研究》

哲学的主体内容。但是这一类学说的实质是试图以一套数术性的封闭系统囊括与解释历史与未来，因

而必然脱离历史的真实进程，不具有真正的历史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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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第二个方向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思想家史论的研究，如尹业初《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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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沿用了嵇文甫的路径，以胡寅《致堂读史管见》史论的研究；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

《读通鉴论》与《宋论》为核心，而及于船山一般哲学。二是对史学著作及史学家的研究，如刘国平

⑦

。实质上，二者都是将中国史论与西方历史哲学相比附，《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汉书〉历史哲学》

所讨论的无非是历史演变、历史解释、天命论、经世致用之类。

倘若对于中华文明进行整体性的哲学反思，将会发现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以历史为本的

精神世界，必须以历史性为限度的有限思想格局去回应思维可能提出的在历史性之外的形而上问题，

必须以有限性去回应无限性，由此，才能在人间建立历史之不朽。尽管历史的不朽无论在形而上的意

义上还是在形而下的事实上都仍然是有限的和有穷的，然而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开创了另一种形而

上问题，即定义了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形而上问题：在人之外的世界，即使是无限而且无穷的，也是无

意义的。历史是一个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合体概念。于是，历史不仅是历史，也是哲学和信仰，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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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维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曾将“历史哲学”区分为“思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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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前者是对历史本身的进程的哲学思辨，后者是对历史研究这项活动的

理论反思。今天，我们建构中国历史哲学，不能陷溺于史论之中，而应直面传统史著，努力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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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著作中发掘其对于历史演变的真切认识，亦即研究古代历史研究活动是如何认识历史本身的进程

的。由此，我们将看到，在中华文明中，人的问题如何由人自身解决。

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主要有三种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编年体以《春秋》与《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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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为典范，历代踵续，蔚为大观。但编年之体“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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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历史哲学》，香港：生出版社，１９５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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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七章第七节《邹衍及其他阴阳五行家言》在引述“五德终始”说之后，说：“依此观点，则所

谓天道人事，打成一片，历史乃一‘神圣的喜剧’（ＤｉｖｉｎｅＣｏｍｅｄｙ）；汉人之历史哲学，皆根据此观点也。”其第二篇第二章第十

一节《历史哲学》则曰：“依此‘天人合一’之观点观之，则历史成为一‘神圣的喜剧’矣。此说吾人虽明知其为不真，要之

在哲学史上不失为一有系统的历史哲学也。”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卷第３９４页，

第３卷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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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伟文：《易学历史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张新智：《邵康节先天易学之历史哲学研究》，林庆彰主编：《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辑刊》第１２编第２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１年。

尹业初：《胡寅历史政治哲学研究：以致堂读史管见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邓辉：《王船山历史哲学研究》，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年；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刘国平：《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王明荪主编：《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４编第３３册，永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刘国平：《〈汉书〉历史哲学》上下册，王明荪主编：《古代历史文化研究辑刊》，第３编第２７、２８册，永和：花木兰文化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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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５０—５８页。

［英］Ｗ．Ｈ．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２页。

８《魏澹列传》载魏澹《魏书例》引范晔语。《隋书》卷５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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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司马迁开创纪传体，大缺陷是“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读者病之”

终成官方正史体裁，“二十五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代表作。但纪传体“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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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导致“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一事而复见

③

。至南宋，袁枢创为纪事本末体，著《数篇，宾主莫辨”通鉴纪事本末》。章学诚论曰：“司马《通

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按本末之

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

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

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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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宜，古今之中道欤……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乃抄撮改编《资治通鉴》原书而来，并无袁氏自己的文字，对于历史变迁更

无独立于《通鉴》的史识可言。故章学诚又贬其书曰：“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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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历代陆续编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

纂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虽然也贯穿历代、成就通史，但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仍是改编《左传》

而来，即便独立撰作者，其史学成就也难以比肩于编年、纪传二体之史。纪事本末这一传统史学把握

历史演变最优之体裁，却未能出现《左传》《史记》这样的不朽之作，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⑥

二、清华简《系年》与早期纪事本末体

２００８年７月，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楚简，多达２４９６支，大部分是完简，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内

容十分丰富。其中有一批简字体特殊，共１３８支，每支简简背有编号，共３８７５字。全篇分为２３章，

每章相对独立，章尾有标志，简尾留白。整理者李学勤根据简文中多次出现纪年，将其命名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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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公开发表之后，虽然沈建华、年”０１１年，《系年》收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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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仍坚持《、陈民镇、陈伟等指ＥｄｗａｒｄＬ．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夏含夷）系年》为编年体，但是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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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该书实为“认可。之后，许出其体例并非编年体，廖名春纪事本末”体，并获得李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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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２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第３８２７页。

［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８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４９《史部》五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提要》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６１—６２页。

１页。同上，第６

有学者推测《左传》原为纪事本末体，但一则并无确证，二则今本《左传》已为编年体。参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１册，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２９—２３２页。

李学勤：《初识清华简》，《光明日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日第１２版《国学》；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

物》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７０页；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５页。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１年。下引《系年》皆见此书，不再一一注明。

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１７１页。

［美］夏含夷：《纪年形式与史书之起源》，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第３９页。

冯时：《〈郑子家丧〉与〈铎氏微〉》，《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８３页。

陈民镇：《〈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４９—５２页。

陈伟：《清华大学藏竹书〈系年〉的文献学考察》，《史林》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４６—４７页。

廖名春：《清华简〈系年〉管窥》，《深圳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３期，第５１页。

李学勤：《从〈系年〉看〈纪年〉》，《光明日报》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第１５版；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纪年〉的体例》，

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４３页。《深圳大学学报》２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兆昌与齐丹丹、侯文学与李明丽、罗运环、刘全志、刘光胜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证与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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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学界已公认《系年》一篇为纪事本末体。毋庸置疑，《系年》正是我们由中国古典史著建构

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不二之选。《系年》内容自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开始，一直叙述到战国早期三晋与

楚国的武阳之战。就其时间跨度把握、历史演变梳理、重大事件选取、具体过程叙述来看，《系年》

的史识、史德、史才都堪称上乘。许兆昌与齐丹丹推许道：“纵观各类传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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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年》应与《左传》、《竹书纪年》、《国语》等史著一样，代表了先秦史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系年》有着突出的史学成就。李学勤认为：“《系年》只起自周初，事实上，篇内有关西周史迹的仅

在其前四章，主要叙述的是东迁以后。即使是这前四章，所说的重点也是在于周王室何以衰落，若干

诸侯国怎样代兴，这表明《系年》的作者志在为读者提供了解当前时事的历史背景，也起到以史为

⑦

李守奎说：“《系年》在先秦史学创作中还有其独特性。全篇既不是单纯的纪事本末鉴的作用。”

体，更不是编年体，而是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与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这种体例先秦史书闻所

未闻。在与马卫东教授谈论《系年》时，他为那个时代有这样明确‘史学意识’的著作而惊讶。我

相信，《系年》的出现，就像曾侯乙墓编钟改变对音乐史的认识一样，也会改变我们对先秦史学的认

⑧

李明丽说：“清华简《系年》是一部经过系统规划，有着独特编纂理念的先秦史籍，这一点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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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系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考释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

通读文献；二是《系年》的文献学研究；三是深挖《系年》文本与其他传世出土文献的关联；四是

与《系年》相关的古史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尚无从建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角度对《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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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尝试从历史哲学角度对《进行研究者系年》进行研究与探讨，进而为建构中国传统历史哲

学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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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年》文本分析

如欲由《系年》建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首先需要对《系年》进行文本分析。

（一）时间跨度

《系年》从武王克商开始，止于战国早期三晋与楚武阳之战。这一时间跨度的选取大有深意。武

王克商奠定了周王朝与周礼，而三晋与楚武阳之战标志着周礼的彻底崩溃。顾炎武《日知录》卷１７

《周末风俗》条认为，自周贞定王二年鲁哀公卒，《左传》以是终，至周显王三十五年六国以此称王，

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但周礼废坠，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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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年》的历史认识中，武阳之战便是这一百三十三年中标志周礼崩溃的重大事件，《系矣

年》以此终篇，实具深意：此后便是战于力、争于利，历史的意义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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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０—６３页。

侯文学、李明丽：《清华简〈系年〉的叙事体例、核心与理念》，《华夏文化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２８６—２８９页。

罗运环：《清华简〈系年〉体裁及相关问题新探》，《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９３页。

刘全志：《论清华简〈系年〉的性质》，《中原文物》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４３—５０页。

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２５页。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０页。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７０页。

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研究丛书〉前言》，马楠：《清华简〈系年〉辑证》，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前言》第３

页。

李明丽：《以力统礼———试论清华简〈系年〉的深层叙事结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８３页。

相关研究综述，参见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李松儒：

《清华简〈系年〉集释》，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孙飞燕：《清华简〈系年〉初探》，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１—９页；

刘光胜：《清华简〈系年〉与〈竹书纪年〉比较研究》，第１６—２９页；刘成群：《清华简与古史甄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第８９—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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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９年，第３７５—３７６页。［清］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台北：明伦书局，１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二）历史演变

《系年》全篇共分为２３章，每一章论题鲜明、叙事紧凑，虽然尚无章题，但其分章系撰作之时

３章叙事的阶段性划分，学界有不同看法。李学勤认为：精心规划则灼然可见。对于《系年》全篇２

“《系年》全书是分章的，一共分为２３章，从讲述的时代看，可以大致分为三大部分：第１—４章：

①

这完全是按—１９章：春秋时期；第２０—２３章：战国时期。”西周开始到平王东迁、两周之际；第５

照后世史学对于先秦历史阶段的划分，而非基于《系年》叙事的内在脉络。许兆昌、齐丹丹则梳理

《系年》文本，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第１章中通过叙事西周王朝的治乱简史，总结归纳出决定

５章简述西周以来重要诸侯历史上成败兴衰的两个主要因素，从而达到总揽全篇的目的；二是第２－

国的历史变迁，铺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霸业争夺的背景与形势；三是全篇的主体部分（自第６章至

末章），以晋、楚迭为中心，交织叙事，从而完整地再现了春秋至战国早期霸业发展的全过程。这

②

２３章，显然过于笼统。种划分照顾了《系年》的叙述脉络，但第三阶段涵盖第６－

本文认为，《系年》所述历史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１章，周衰。从把握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可以认为《系年》叙事实际始于宣王废

“藉礼”。开篇对于武王制“藉礼”而定天下的记载，可以视为对于“藉礼”意义的追述。“藉礼”

之废断绝了天子与天之间的沟通，导致周王朝灭亡。

第二阶段，第２－４章，五方诸侯兴起。诸侯兴起的前提是周亡。此后周王虽在，仅可视为政治

影响力等同于诸侯之一的周国，不再是统御天下的天子。李学勤指出：“《越绝书》说楚威王灭无瞗，

《汉书·古今人表》也称越王无瞗‘为楚所灭’。这是由于无瞗被杀，越国随之破散，族子争立，不

再能作为诸侯国在政局中起作用。古人论史，认为越国实际已灭。东周时期所说诸侯之‘灭’，不少

③

随后进入诸侯力征时期，五方诸侯兴起。首先是“晋人焉始启于京师”（１３８页），类似的例子。”

此谓晋在实质上取代周天子成为周礼之正统与维护者，居中。《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向鲁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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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夸耀自己的家世，曰：“昔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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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杜预注：“晋为诸夏盟主，范氏复为之佐。言己世为兴家。”这表明

当时诸夏公认晋已代周主盟。其后乃历叙四方礛定“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１３８页），但郑旋即

内乱，齐襄公干涉，“改立厉公，郑以始正”（１３８页），东方诸侯之首领由郑转为齐。南方，“楚文

④

。西方，第２王以启于汉阳”（１３８页）章中，周实亡于西戎。周室东迁之后，“秦仲焉东居周地以

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１４１页）。秦抵御了西戎。北方，卫国为狄所破，齐桓公救卫，于是东方与

北方皆属齐。

第三阶段，第５－７章，诸夏联盟与夷夏之辨。《公羊传》僖公四年：“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

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

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何休注“南夷与北狄交”

曰：“南夷，谓楚灭邓谷，伐蔡郑。北狄，谓狄灭邢卫，至于温，交乱中国。”在南夷北狄交侵之下，

华夏一族几乎至于灭绝。及至齐桓公救邢卫，成功地阻止了北狄，终春秋之世，北狄不再成为华夏之

患。齐虽服楚，但未与楚交战，楚元气未伤。此后遏制楚国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晋国肩上。《系年》

１４７页）。晋自骊姬之乱，五公于此首先叙述楚利用息妫事件分化汉上诸姬，“文王以北启出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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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李学勤：《〈系年〉出版的重要意义》，《邯郸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增刊，第１５页。

许兆昌、齐丹丹：《试论清华简〈系年〉的编纂特点》，《古代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６３—６６页。

李学勤：《关于楚灭越的年代》，李学勤：《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２１页。以下

相关引用，随文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详述。

罗运环认为：“第二章，本来是写西周灭亡，以及两周之际相关诸侯代兴的历史，然落脚点在‘楚文王以启于汉阳’。从形式上

看，文中的晋、郑、齐三国或与周直接关联、或相互间关联，唯独写楚此句显得孤零零的，而且与第五章‘文王以北启出方城’

是重复的，在此似乎显得多余。但只要明白作者的立场，即作者站在楚国的角度纂写就好理解了。”笔者认为此句并非“孤零

零”，更非所谓表明“楚国立场”，而是叙述五方诸侯兴起，并形成夷夏之辨这一历史进程至关重要的一笔。参见罗运环：《清华

简〈系年〉体裁及相关问题新探》，《湖北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９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代立，最终文公即位，晋国进入极盛期。秦“纳文公于晋”（１５０页），“秦晋焉始会好，鮸力同心”

（１５０页）。文公四年，楚成王伐齐，晋救齐，于是北方晋、秦、齐联盟形成，败楚于城濮，“遂朝周

襄王于衡遃，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１５３页）。华夏诸侯团结一致，战胜了强大的南蛮荆楚，有

力地维护了周礼。

第四阶段，第８－２０章，诸夏联盟破裂。首先是秦袭郑导致崤之战败于晋，秦晋联盟破裂，“秦

焉始与晋执怨，与楚为好”（１５５页）。其后晋灵公之立，秦欲纳公子雍与晋多次作战，秦晋彻底敌

对。南方楚庄王收服宋、郑，败晋于河。此役楚庄王充分利用了道义优势。杨博考证：“上博简《郑

子家丧》亦记此事：楚庄王‘以郑子家之故’起师围郑，郑被迫与楚结盟；晋出兵救郑，与楚战于

两棠，为楚大败。其事散见于《左传》、《史记》及《吕氏春秋》、《说苑》、《新序》、《新书》等传

世文献。比较《系年》、《郑子家丧》与《左传》而言，《系年》记事简略，据整理者解释，《系年》

此简上部残缺约七或八字，疑是‘伐郑之由’。《郑子家丧》则云楚因‘郑子家杀其君’之故围郑，

详述楚人伐郑之由。因为郑子家其君而变乱礼制，楚王出兵的目的在于重建礼法。在这样的背景

󰀣

①

继绝秦之后，晋卿驹之克受辱于齐，晋齐开战。至此，文公时代的晋、下，楚军便成为正义之师。”

秦、齐联盟彻底破裂。但由于楚国内讧，申公屈巫奔晋，五员奔吴，晋吴联盟，几乎灭亡楚国。秦救

１７０页）。于是晋与楚在宋国举行“弭兵之盟”（１７４页），然而这只是晋国的缓楚，“昭王焉复邦”（

兵之计。在稳住楚国之后，晋国马上转过头来进攻秦国。楚围郑以救秦，晋释秦救郑，败楚于鄢。至

此，晋已无德性高度可言，以“弭兵之盟”欺骗天下诸侯，其行径甚至不如夷狄。但晋并不收手，

又继续与齐交恶，兵连祸结，“诸侯同盟于咸泉以反晋。至今齐人以不服于晋，晋公以弱”（１８０

页）。越灭吴，“越人因袭吴之与晋为好”（１８６页），晋、越、宋败齐师，“至今晋、越以为好”（１８６

页）。

第五阶段，第２１－２３章，周礼崩溃。自第２１章始，晋不再作为一个完整的诸侯国出现，而是以

“晋＋魏／赵／韩”称之，甚至在第２２章出现“晋魏文侯”（１９２页）。晋、齐大战，“齐与晋成，齐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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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与晋军”（１９２页）。但在与齐盟后，竟然“晋公献俘馘于周王”（１９２页），公然践踏周礼原则，

不可一世地炫耀武功。最后在第２３章，三晋在武阳大败楚师，齐国虽然出兵助楚，由于迟到功亏一

篑。晋虽再次取胜，但是夷夏之辨已亡，战争也丧失了正义性，周礼就此崩溃。

（三）事件选取

《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系年》所选取叙述的历史事件的类

以祀上帝天神”的“帝藉”之礼之兴废始（１３６型来看，主要就是祭祀与战争。第１章以西周“

页），尤其是废“藉礼”所导致的王权陨落，作为周礼崩溃的开端。其后备述诸侯征战，简直可以视

之为一部“春秋战争史”。而其所选取叙述的历次战争，又紧扣晋楚争霸。许兆昌指出：“统合起来

看，《系年》的全部二十三章，相互关联，有着统一的线索贯穿前后，这就是春秋至战国早期晋、楚

之间的争霸历史。这是一部再现了晋、楚这两个一南一北两大诸侯国争夺霸业之全部过程的史学作

品，其本身完全可以作为一部独立而完整的历史作品而存在。若为这部作品命名，则莫过于‘晋楚

②

在春秋时人看来，晋楚争霸的实质是夷夏之别。因此，《霸史’一辞。”系年》所述之“祀与戎”

实与《春秋》之义“尊王攘夷”相应。

（四）细节叙述

《系年》在许多细节上非常有讲究，需要仔细品味。如李学勤指出：“《系年》一篇字体是楚文

字，但不能由此直接推论这是楚国人的著作。《系年》既不像《春秋》那样本来便是鲁国史书，也不

像《竹书纪年》那样于周室东迁后用晋国及后来的魏国标年，而是对各诸侯国各以其君主纪年。篇

中讲到几个重要诸侯国的兴起，如秦、卫、郑、晋等，至于楚国，却自楚文王始见。在全篇２３章里，

提到楚的固然较多，不过这也可能是楚国强盛，在当时历史舞台上多有作为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

①

②

杨博：《裁繁御简：〈系年〉所见中战国史书的编纂》，《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４—１５页。

０１５年，第２１页。许兆昌：《〈系年〉、〈春秋〉、〈竹书纪年〉的历史叙事》，上海：中西书局，２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篇中不为楚人掩丑，有时措词颇为严厉，如说‘楚师打败……楚人尽弃其帱幕车兵，豕逸而还’，作

者在这里是站在哪方立场，需要研究。应该说，作者即使确是楚人，他的眼光也是全国的，没有受到

①

又如《狭隘的局限。”系年》于周称王，因其为天子。但是于楚、吴也称王，则因其为夷狄而外之，

这与《左传》不同。《左传》称“楚子”“吴子”“越子”，实际上是将之纳入华夏体系。《国语》于

系年》于越称“越公”，较楚、吴、越均称“王”，是依照其自己在当时使用的真实称号。但是《

②

为特殊。《国语·吴语》记载，晋与吴盟会时，曾强迫吴王夫差用华夏诸侯之号，称“吴公”。《系

年》则记载越灭吴之后，主动“袭吴之与晋为好”（１８６页），那么越国应该吸取吴国的教训，主动

向晋称“越公”，所以《系年》也以诸夏视之。

四、礼与力

表面上看，《系年》是一部纯粹记事的史著，没有思想性。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历史事件时，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载所有的历史事件。他必然会对史事有所选择、有所强调。从作者对史料的选

取、对史实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想要传达的思想和观念。简文反映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深入研

究和探讨的一个问题，据此可以对作者的意图和文本的性质有真正的理解和把握。

《系年》第１章：“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

１３６页）《系年》开篇即将王朝政治的根基维系于上帝天神，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但这是一种区分于殷商血缘性祖先崇拜的维系。据裘锡圭的研究，殷商即有嫡长子继承制，“嫡”本

从“帝”，在于突显商王与上帝之间的血缘继承关系，因此纣王才会有“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自

③

信。而武王所创之“藉礼”则以天子亲耕千亩，将其收获敬献于上帝，乃是合敬天与保民于一体：

君以其亲耕向上帝天神表示其最大的敬意，同时君也由其亲耕而体知稼穑之艰难。由是，将天、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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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结合为一，天意基于民心，而君则居间沟通。这既是政治上的“天人合一”，也是哲学上的“天人

合一”。周人的“天人合一”，不再是如殷商那样基于自然性的血缘和巫术，而是人文性的劳作与亲

历。君王以其亲耕取代血缘，通过体知人民的疾苦，并向上帝天神致敬，从而使自身成为天人之间的

纽带。进而，历史经验取代巫术，成为王朝治理的根本。于是历史经验赋予人类行为以超越性意义，

即只有能够进入这一人文性天人关系的经验性积累中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那个作为商王血缘性祖先

的上帝在这一体系的映照下，仅具有纯自然性的意义，因此也就是无意义的。于是，周人最终以

“天”取代了殷人之“上帝”。

至宣王，乃废籍田。第１章：“宣王是始弃帝籍田，立卅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１３６

页）《国语·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曰：“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

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可见，“帝籍田”的意义即在于“求福用民”，实际沟通天人。以往论

籍田者多从社会经济角度探讨，但从《系年》重新审视《国语》，显然天人关系才是籍田在周礼体系

中的意义所在。由此可以发现太史公所言重黎氏失职而为史官，正是指宣王废籍田而言。《史记》卷

１３０《太史公自序》篇首叙其先世曰：“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

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

①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７０页。李守奎、肖攀发现《系年》通篇以楚文字抄

写，但个别文字具有三晋特征，似说明其史料来源与晋密切相关。但如承认我们今日所见《系年》乃是一流传过程中的钞本，

而非作者原稿，那么通篇楚文字中所夹杂的晋文字，应当说明是以楚文字抄写晋文字写本时转换未尽的结果。参见李守奎、肖

攀：《清华简〈系年〉文字考释与构形研究》，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２９４—２９９页。

②

参见苏州博物馆编：《大邦之梦———吴越楚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董珊：《吴越题铭研究》，北京：科学出

版社，２０１４年；李若晖：《东周时期诸侯称王与中华正统观念之形成》，刘擎主编：《权威的理由》，北京：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４２—６８页。

③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第５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０１２年，第１２１—１２６页。社，２

《现代哲学》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重黎氏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其转折之关键性事件当即

废籍田。但司马氏仍世典周史，可见重黎氏所掌，绝非史官之职。《太史公自序》篇末复曰：“余维

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其所言之至于周而复典天官，显

然是指宣王废籍田之前。李学勤曾揭示西周金文一再以“公族”“卿事寮”“太史寮”并称，可知

①

西周太史之尊贵。以此反观虢文公谏宣王废籍田，其所述籍田之礼，一则曰“古者，太史顺时褻

土”，二则曰“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三则曰“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四则曰

“太史赞王，王敬从之”，五则曰“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六则曰“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

徇”，凡此皆可见籍礼中太史之职要。是则废籍田实为宣王对周礼体系之一重大变革，非仅止于一田

一仪而已。这一重大变革的核心，即不再以王朝礼典维系于沟通天人。

《系年》基于其对于周礼内核的深刻理解，将周礼之崩溃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周天子与天之

联系的断裂，导致周王朝的灭亡。周亡之后，无论是携惠王还是平王都只是自称为王的诸侯，所谓

“周天子”已经没有号召天下的能力。历史进入力征争霸时期。“战国时期各国间的争夺战日益白热

化，礼制的约束作用更加衰弱，国家实力成为影响本国存亡发展与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对这一事

实的认知在此一时期的史籍编纂，诸如《战国策》、《竹书纪年》等中有明白的表现，同样作为战国

②

争霸战争的实质是攘夷，夷史籍的《系年》呈现出以力为脉的叙事特点应与这种思想密切相关。”

夏之辨的核心在于夷贪夏仁。以晋为核心的华夏以仁德结盟抵御以楚为首领的夷狄之贪暴。随着诸夏

联盟的解体与晋自身的分裂，至武阳之战，战争双方仅仅只是利益争夺而无仁德支撑，三晋虽胜楚而

华夏亡，周礼崩，历史的意义宣告终结。

五、思想在历史终结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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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分析《系年》历史认知的思想基底，将历史事件转义为思想认知。本文并非以《系年》

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系年》对历史事件的思想认知为历史对象。因此要透过

《系年》对于历史事件的叙述，来探寻其对历史事件如何进行处理的思想认知。

作为王朝政治之根基的天人沟通断裂之后，天下大势变为诸侯力征、以力取利。华夏联盟的破

裂，始于秦千里袭郑，即是贪郑之财利。此后晋、齐等国也纷纷陷于贪利之中，而欺诈、耀武等种种

败德之行不一而足。《系年》正是由此写出了周礼崩溃的必然性，也正因此而看不到历史的出路。正

如《礼记·礼运》所言“用人之仁而去其贪”，在儒学观念中，仁爱之心正可以去贪。在周礼观念

中，夷夏之辨正在一“贪”字。《左传》隐公九年，公子突曰：“戎贪而无亲。”反之，隐公十年，

郑庄公击败宋国，占领宋国所侵占的鲁国失地之后将其归还鲁国，《左传》曰：“君子谓郑庄公于是

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由是观之，儒学正是以之一正一反

承袭了《系年》所述之周礼崩溃：正面承袭者，是悬置天道，敬鬼神而远之；反其道而为之者，则

是将周礼之不贪发展为“仁”，并以之改造周礼。

宣王废籍田，断绝作为王朝根基之天人沟通，此实为中国哲学文化史上一大关节，即“天人之

分”的问题。李学勤曾指出郭店简《穷达以时》“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

乃是早于荀子的“天人之分”论。由《系年》观之，其思想潜流实可肇源于宣王废籍田。道家则

③

力主返回“天人合一”。李学勤上引文进而论述《庄子·山木》“天与人一也”，即“有人，天也；

有天，亦天也”。其所言“实际是《穷达以时》‘天人有分’的反命题。所谓‘有人，天也；有天，

④

。亦天也’，以天涵覆一切，完全排弃了人，因此《荀子·解蔽》讥之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①

②

③

④

李学勤：《卿事寮、太史寮》，李学勤：《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３２—３３页。

李明丽：《以力统礼———试论清华简〈系年〉的深层叙事结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８８页。

李学勤：《天人之分》，李学勤：《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４—１４９页。

４７页。同上，第１

清华简《系年》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之建构

同时，针对天下纷争，以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３０章），老

子则提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第６６章）。

墨家则崇尚天志、明鬼，其实质即要求重建天人沟通以作为王朝政治的根基；同时提倡尚同，希

望以此止争，实开中央集权政体之先河。墨家的巨子制度，可以视为这一构想的早期实践。

法家可谓直面无意义的历史终结。《商君书·开塞》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

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之时，

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

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

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

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然则上世亲亲而爱私，

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贤无用也。亲亲者，以私为

道也；而中正者，使私无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变而行道异也。故曰：

王者有绳。夫王道一端，而臣道亦一端；所道则异，而所绳则一也。故曰：民愚则智可以王，世智则

力可以王。”商君固然是假设上古之世，但这种“务胜而力征”的情形，不正是其所身处的历史无意

义之世的真实写照吗！商君也正是由此将历史哲学奠基于“力”，从而走上强国之路。此即赵高所谓

“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史记》卷６《秦始皇本纪》）这一路径的极致，便是由最有力者征服天

下，立为至尊，制定秩序。这样的至尊也就直接由人而神，成为秩序的根基。《史记》卷六《秦始皇

本纪》记载，二世尊“始皇为极庙”，“极庙”取义“象天极”，即是将始皇由人王尊为至神。于是

作为王朝政治根基的天人沟通在重建中被扭曲。天下眼见凡人僭越为神的结果是激发出更大的贪欲。

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卷８《高祖本纪》），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史记》卷７

《项羽本纪》），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卷４８《陈涉世家》），正是凡人心中躁动的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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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其开创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径直以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对应于哲学，只

是在结构上略做调整，将儒家放回到诸子之中。此即蔡元培《序》中所称许的“平等的眼光”，道教

系由诸子之道家演出，因此中国哲学史的内容便是诸子与佛教。这一在知识领域“找相同”的做

①

法，被冯友兰表述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

②

相应地，历史哲学也被简单地从历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史知识角度理解为所谓历史规律，进而将阴阳家邹衍之流的“五德终始论”视为规律，戴上“历史

哲学”的帽子。本文认为，真正的中国传统历史哲学实质上是以历史性表述中国文化的形而上问题，

是将中华文明生存的根基置于其历史性之中。《系年》的历史性超越性即在于周礼对于人的有限性的

超越，因此将其所述之历史限于周礼之建立与崩溃。由此可见，《系年》在历史观上是悲观的。武阳

之战作为周礼的崩溃的标志，同时标志着历史的意义的丧失，即历史的悲剧性终结。但是，《系年》

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恰恰在思想上成为诸子“历史的开端”。可以说，《系年》对于其所认知

的周礼“死因”的分析，虽然未能给出历史的出路，却在无意中呼唤了诸子的诞生。因此，由《系

年》所建构之历史哲学，才是真正相关于中国哲学之真实建立。

（责任编辑 徐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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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９年，第６—８页。

４５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三松堂全集》第２卷，第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