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促织》寓意探索

【课外阅读】《促织》寓意探索

众所周知，《促织》是清初山东淄博穷儒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

（以下简称《聊斋》）中的名篇，历来《聊斋》研究者均认为，《促织》

所反映的，是从里胥、邑宰到抚军，全都是勒索百姓的家伙。其所以

如此，是因为下官“欲媚上官”，上官则欲媚朝廷，百姓的深重灾难，

乃因“宫中尚促织之戏”。蒲松龄就是这样借《促织》揭露出“天子

一跬步，皆关民命”，从而使最高统治者皇帝对这一切负责，并以此

层层深揭封建社会官吏贪残的根源的。因此，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

《促织》曾作为反映封建社会阶级压迫的作品而备受重视，乃至选入

中学语文课本，作为向青少年学生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

《聊斋》研究者对《促织》的上述剖析虽然正确，然而我以为他

们并未探知作者在该篇深藏的寓意，该篇寓意何在？即辛辣地讽刺科

举取士。然则我这样说的根据和理由何在呢？

研究《聊斋》，首先必须注意《聊斋》是一部寓意颇深的文学作

品，这是该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正如该书清代南题跋中说的：“余观

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此虽未免言之过分，但该书的寓意的确是

既深且丰的。那么，《促织》的寓意何在呢？请看!这篇主人公成名的

命名即寓有深意。作者何以将他命名为成名？原来科举时代被取录叫

成名，如唐代黄滔有《放榜日》诗，其题注云：“从此成名后作”。他

又有《成名后呈同年》诗（见《黄御史集》（三）四）。而唐代罗隐《甲

乙集》八《偶题》诗，即有“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之

句。且“成名”还有树立名声，亦即在某方面有成就而为人称道之意，

如《论语?子罕》“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的“成名”，即是此意。

不仅如此，因“成”“盛”均为禅母、耕部，二字以双声叠韵而可通

假，故“成名”还有盛名之义，如《荀子?非十二子》云：“成名况乎

诸侯，莫不愿以为臣。”其“成名”即盛名之义。且前人有“十年窗

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之语（见金代刘祁《归潜志?七》）。成

名既然有上述数意，那么《促织》中的成名因何而成名呢？他凭腹中

诗文，“操童子业，久不售”，不仅默默无闻，而且穷愁潦倒，惨遭责

打，忧闷欲死。然而只因他后来贡一只奇异的促织（蟋蟀），竟一举

成名，不仅免去徭役，而且“以善养虫名”，“俾入邑庠”，富于世家。

可见“成名”这个名字，对科举取士的欺骗性的揭露讽刺，是非常深

刻尖锐的。

不仅如此，而且《促织》之末，作者于“异史氏曰”中说：“独

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这“蠹”是什么意思？历来注《促织》

者，均以为此处的“蠹”（蛀虫）是指篇首所说的“假（借）此（促

织）科敛丁口”的里胥（乡里公差）及与征促织有关的各级官吏。如

清代吕湛恩即注“蠹贫”为“因吏胥所蠹而贫”，这就将此处的“蠹”

误释为动词了，且将“蠹贫”作一个词来注释也殊属不妥。其实，从

“以蠹贫，以促织富”这上下句的句式、结构、词性均同的句子来看，

即可知此处的“蠹”是名词。后来各注家对此处的“蠹”均误袭吕注，

有的注者虽将此处的“蠹”注为“蛀虫，这里指里胥”（如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即如此）。但也是因

受吕注影响才作此注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成名因吏胥侵害而贫，但

也是因为他“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

才使他“不终岁，薄产累尽”的。因此，归根究底，成名是因为死啃

书本，才被吏胥视为蠹鱼，受其欺压而贫穷的。因此，此处“以蠹贫”

的“蠹”，揆情度理而言，当是喻成名是个死啃书本的蠹鱼。由此可

知，将“以蠹贫”的“蠹”解释为吏胥是不对的。此处“以蠹贫”的

“蠹”，表面上是指蠹鱼（蛀书虫），实则暗喻成名是只知埋头死啃书

本的蠹书虫。这样解释，不仅是从《促织》讥讽科举取士的寓意而得，

而且也是从成名贫困的根本原因（“操童子业，久不售”，致使“为人

迂讷”则被里胥欺压）而得的。须知，蒲松龄这种以蠹鱼喻埋头死啃

书本（“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并非凭空臆造，原是有所本的，

如唐代名家韩愈于《昌黎集》五《杂诗》中，即有“岂殊蠹书虫，生

死文字间”的诗句。韩诗此处的“蠹书虫”，即喻埋头死啃书本而食

古不化，不合时宜的书生。不仅如此，以蠹鱼喻书生，在《聊斋》中

也有成例，如也是讥刺科举取士的《素秋》中的书生俞恂九，死后即

化为“蠹鱼径尺，僵卧其（指棺材）中”。由此可知，蒲松龄所说的

“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对科举取士的讥刺是多么辛辣尖

锐。而《聊斋》另一名篇《书痴》中的书痴郎玉柱，祖先遗留“积书

盈屋”。他则“昼夜研读，无问寒暑”，至“年二十余，不求婚配”。

虽“每文宗临试，辄首拔之”，但却“苦不得售”。何以如此？其女友

颜如玉说得好：“君所以不能腾达者，徒以读（书）耳。试观春秋榜

上（指春试考进士之榜和秋试考举人之榜），读如君者几人？”这于

成名“以蠹贫”的“蠹”是死啃书本，真是极好的注脚。

蒲松龄生于科举时代的清初之际，其时，清沿明制，故仍以八股

取士来强化其政治、文化统治。蒲松龄自幼饱读诗书，才高学富，早

岁即颇有文名，深为当时名家施闰章、王士祯所激赏。但他在科举考

试中虽于十九岁就考取了秀才，但其后却屡应省试不中，一直考到五

十一岁时，才放弃应举，七十一岁始援例成一贡生。他因久困场屋，

深知其中苦况，故对科举弊端与丑恶黑暗看得清楚，揭得深刻，讽得

辛辣，批得尖锐。他虽因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自觉否定

科举制度，但在他所著的《聊斋》中，却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以嬉笑

怒骂之笔讥刺科场衡文不公和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如《司文郎》《贾

奉雉》《王子安》《于去恶》《续黄粱》《三生》《三仙》《苗生》《素秋》

《郭安》……就是揭批嘲讽科举取士的名篇。

遗憾的是，历来的《聊斋》研究者虽均知蒲松龄于《促织》是以

古喻今，即借明代故事揭批清代弊端，对该篇深隐的讥刺科举取士不

公的寓意却均失察。在《促织》中，蒲松龄所写的故事虽堪称离奇，

但“操童子业，久不售”的成名，却因贡一奇异促织“俾入邑庠”而

一举成名，这对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因

为，它通过成名以贡一促织而入邑庠的故事表明：科举取士中，有的

士子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来猎取功名的。

蒲松龄所以在《聊斋》中将寓意深隐于离奇曲折的故事中，固然

是出于文贵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的需要，同时也是因为他所处的是一

个文网甚密的时代，因此，用含蓄手法深寓本意，也就可以免灾避祸

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要求《聊斋》研究者必须结合作品的写作时代，

作者的身世、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并联系《聊斋》的

其他有关篇章，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只有这样，才能知其寓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