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梁庄记

历史转折中的中国农村

——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

2015级农业推广专业 邹 蕾

前言

我的一生被三种简单却又无比强烈的激情所控制：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探

索和对人类苦难的难以抑制的怜悯。——伯兰特·罗素

终于读完了这本书。

准确的说是读完了这两本书。

我不得不用罗素的这段话来向本书的作者——梁鸿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从

字里行间，深深感受到包括作者在内的“梁庄人们”对于乡土的依恋，这种依恋如

同大树的根一样深植在他们的血液里、骨髓里，难以磨灭，难以忘却。在过去的

五天里，梁庄，这个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的普通村落，她的历史与变迁，

欢乐与痛苦，如同一根扎在背脊的芒刺，让我辗转难眠，整个人陷入一种难以言

表的极为复杂的悲凉之中。

其实在阅读之前，我很是好奇，究竟在作者笔下的梁庄究竟有怎样的魔力，

让这两部作品获得如此高的评价。读完以后才发现，梁庄的过去或许是美丽的，

可是现在是荒凉的，甚至是伤痕累累的。虽然我的老师要求只是针对于《出梁庄

记》这本书，但我心里清楚，在读懂《出梁庄记》之前，不得不熟读《中国在梁

庄》。参照了后者，才可以清晰了解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真实生存状态。在梁鸿

女士的笔下，在梁庄所有相关村民的回忆中，梁庄是真实的。在《中国在梁庄》

里开始的各种时时刻刻存在的访问与调查，延续到《出梁庄记》再次进行详实的

解读，这种延续的描述，看似一种对散落在中国各个城市中的梁庄人的客观的描

述，在我看来却更像是一种诘问。与《中国在梁庄》相比，《出梁庄记》的视野

显得更为开阔，所涉及的人物及其生活的历史更具有时代的硬度。

（一） 各种各样的死亡

不得不说，《出梁庄记》的基调是压抑的，书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死亡。 死

亡带给人的震撼是毋庸赘言的，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 在梁

庄人的眼中，人只分为两种：已故者和幸存者。若说两种人有什么共同点，那就

是他们都同样的卑微。 他们来自梁庄，也可以说来自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他

们像吹散的蒲公英花瓣一样，飘零各地，随遇而安，无人问津。 书中的他们，

陌生又熟悉。作者说，那个被我们训斥一番的电话推销员，说不定就是你的乡下

妹子。太阳底下无新事，城边村、出租屋、流水线；蹬三轮、校油泵、搞传销……

从梁庄走出来的人们，命运无非有限的几种；可更多的人宁愿选择走出去，也不

愿留在村里坐以待毙。

“此后的十几天时间，我每到一家，只要坐那么一下午，无论谈论的是任何

话题，最后都会归结到这件事上。首先是怀疑，对一亩地1750元能否顺利到手

非常质疑，进而愤怒地说道多出的公共面积和多出的钱。”——《出梁庄记》第一

章 梁庄·闲话

《出梁庄记》的开篇就是关于军哥之死的“闲话”，由此引发出了梁庄内部的

许多话题。军哥溺水死了，他的亲哥哥为了在实际上占有弟弟的低保费和土地（人

死后土地归公家），在名义上不承认死的是他弟弟，更不予送葬。这一度成了梁

庄人茶余饭后的重要谈资。这是留下的“兴哥”们的命运，而走出梁庄的人呢？在

前方等待他们的，是环境恶劣、霉味呛人的出租屋，是充斥着白色毒气的车间，

是通体油污的工作服，是日复一日的加班劳作和捱不到头的委屈孤独，是野草般

的枯萎与死亡。这一切仿佛样貌狰狞的魔鬼，居高临下地欣赏着进入它囊中的猎

物，阴险地笑笑，并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一举捕获他们。

（二）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却活在不一样的世界

根据作者自己的统计，梁庄的打工者在城市打工时间最长的有超过30年，

最短的才刚刚踏上漂泊之程。《出梁庄记》主要人物有51位，51位中，外出务

工时间长达20年以上的有26个，外出务工时间10年以上的有15个，平均外

出打工时间为16.7年。看着这一批批走出去的梁庄人，我不禁联想起儿时看过

的一部电视剧《外来妹》，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歌中唱到：

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

有你的世界……这应当算作是我对农民工的最早的记忆。作为一个城市里长大的

孩子，我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在离开故土时的无奈。试问，如果可能，谁愿意

远离故土、远离家乡？那些陪伴他们儿时成长的乡邻、环境、气息，是一个人生

命初始最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书中很多父老乡亲，在外打工多年，无外乎是为了回梁庄盖房、结婚、生子、

供养子女……然后再出来打工。这些农民工中的大部分如同迁徙的候鸟，来回奔

波在家乡与打工的某个城市，甚至于有些人将生命的休止符停在了这场还未结束

的迁徙中。

中国有近2.5亿农民和梁庄打工者一样，他们是中国特色农民，长期远离土

地，长期寄居城市，他们对故乡已经陌生，对城市未曾熟悉。然而，他们构成完

整的农村与城市，构成完整的中国。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我们是如何

思考并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了他们的生态发展？

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可他们却行走在人造阳光照不到的阴影

里。城市，只是他们眼中的海市蜃楼。他们无法在这里安家，更不被允许在这里

安家。有的人在城市打工十几年，依然叫不出该城市的名字。 梁庄已经回不去，

城市却也留不住。他们唯有在城市的碎梦中，轻轻呼唤梁庄的名字；唯有约上三

五梁庄老乡，在城市最廉价、脏乱的路边摊一醉方休。仅此而已。

这是一个在《新闻联播》上看不到的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已然成为

一个符号，在呼天抢地的悲剧和吃饱穿暖的感恩中，被媒体、企业、围观的各色

人等拿来说事儿。进城，讨薪，下跪……这些词你都听过，这些事儿天天耳闻，

但这群人的苦难，《出梁庄记》里面具体而深沉的哀伤，仍然给我们一记重击。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

做其他的小买卖。当梁鸿拿着“三轮车夫耍赖导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

轮成××市顽疾”的旧闻，去和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人讨论时，她听到的是另外

一种声音。在三轮车夫眼里，这是一个由“黑狗子”、“抢劫”和“托儿”构成的产业链。

“黑狗子”不是警察，也不是其他执法人员，却被当作有执法权的人。比如协警、

治安员等都是类似身份与职能的人。“抢劫”是指“黑狗子”将“黑户”三轮车罚没的行

为。完成“抢劫”后，“托儿”上场了。据老乡说，十辆车里有九辆都被“抢劫”过，每

次赎车付给“托儿”的钱，将近三轮车价的1/4。 “像这样的冲突很多很多。每听

到一次，我就感觉深深的哀痛。” ——《出梁庄记》第二章 西安·打架

（三）中国户籍改革与城镇化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句

话。梁鸿将这句话作为书中一章的题记。出了故乡的梁庄人无论身影还是精神，

始终漂泊。梁鸿采访完不到一年，很多梁庄人已经不在当初采访的地方了。是制

度么？究竟是什么把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

今天我们打开电脑通过百度搜索“农民工”，能找到相关新闻约10,700,000篇。

这些看似关心的新闻后面，其实都在强调他们的身份存在，很多时候更像是在“消

费”他们。而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流动人口的称谓也不断地在发生着变化。

从最初的“盲流”到随之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后来又是全国人民熟知的“农

民工”，而在这之后，这种带有明显歧视的称谓逐渐消失，渐渐地变成“外来人口”

和“流动人口”。尽管在称谓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平权”，但实际上的权利却很少

有变化，他们仍然只能“暂住”在自己的蜗居，时刻等待改变他们人生际遇的“风

雨”。 人生下来最本能的需要就是要活下去，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简言之就是

要求生存。长期以来，中国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在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之前，

人为地将大量的劳动力舒服束缚在土地上，可是过低的生产效率又无法养活这么

多人。于是，当农民有了一点点可选择的自由之后，追求更好的生活就是人的本

能的一种体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不能涵盖所有人或者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的情况

下，进入低技术水平、低环境标准的非正规部门就成为低收入人群求生存的唯一

手段。生存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当低端部门就业者的生存权不仅不能得到认可，

更会遭到剥夺和冲击。针对传统服务业和低端第三产业对流动人口有巨大吸附作

用的特点，大城市纷纷清理低端产业，对“五小门店”和小百货、小建材等各类市

场进行整顿，整合清理了一批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小门店、小企业，减少低端就业

岗位对流动人口的过度需求。除此之外，更是在就业政策倾斜，就是优先促进本

地人就业，以抑制流动人口。而这无疑剥夺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生存

权，人为地将部分外来人口赶出城市。事实上，由于这些流动人口没有本地户籍

(也就没有福利)，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的比得到的要多得多，他们的存在也没有

威胁到城市的安全与秩序。因此，驱赶他们是不公平的，政府不可能依靠自己的

意志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城市，应该尊重自发秩序，尊重市场的需求，

更应该尊重这些人的权利。

梁鸿和乡亲们口中“挣了很多钱”的虎子有一段对话。在西安谋生近20年，

虎子还是打定主意“打死也不在西安定居”。

“都在这儿20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在梁庄都差不多，还不算是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

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

——《出梁庄记》第二章 西安·小天使

（四）中国制造

梁庄外出打工者中，进入工厂的也有不少。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

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她如此描述这个年轻人：他

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的光亮的前额，头发剃得很

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长时间接触后，梁

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在那家工厂，梁平是生产线上的一名普通工人。梁鸿在书

中写道：“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

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缠绕着，‘你

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

件，其它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

的、肢体呆板的机器人。”这不就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翻版吗？

这个年轻人还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

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

时间玩。作者也问过梁平收入。在这个工厂，先是3个月的实习期，实习期过后

是6个月的考核期。在这9个月中，如果不加班，一天工作10小时，一个月只

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

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怀揣着发财梦离开家乡的梁庄年轻人们，进入

到富士康和其它大工厂才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台机器，没有自己的时间，拿着最少

的工资，全部生活只有工作、工作、工作。“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

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

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在老乡的帮助下，梁鸿走进一家电

镀厂，很快就领教氰化物的厉害。她在书中描述道：“一进到车间门口，一股巨

大的蒸汽浪潮冲我而来。这蒸汽湿度和浓度很高，呼吸一下，就像吸进去一块冰

冷的厚重的湿毡，塞住鼻孔和嘴巴，有猛然窒息之感。”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

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

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梁鸿观察到，即使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

罩，呼吸不上来。“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

死。”梁庄老乡悲叹道。他们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

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

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

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

着回去。梁鸿引用了里克尔《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的一句话，作为祭奠：“离

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

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

国病灶”的身份存在着。从中国农村的农民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确实在发展，可

是无论从传承意义的道德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梁庄们都处在一种断裂与衰

退之中。这种状态是如此的让人无能为力，似乎在轰轰前行的历史巨轮面前，这

一切终将被碾压得粉碎，最后消失殆尽。梁庄，作为中国近30年“被”消失的40

万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逐步走向衰败和灭亡。我们一方面在感

慨现代城市发展如此迅猛的同时，一方面却忘记了那些在城市背后将要绝尘而去

的乡村。在这本书中，梁庄儿女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可看作是他们的内心独白，

是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重新定义，是个人思想观念的表征。每一种思想又都是一个

符号。正如实用主义哲学认为的那样，人类不能脱离符号进行思索和表达。人的

心理也是借助对语言符号的使用而形成和表现出来。“如果人不具备使用符号的

能力，那么精神、自我和社会就会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或者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作为一个离开的梁庄人，梁鸿女士像一个有原罪的人一般，写下他们的故事。她

首先批判的是自己：“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

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

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

要求，那么，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可是，她又是如此的

沮丧，终究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为他们的困境找到出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

书的最后，她决绝地说：“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但和千千万万背井离乡的人

们一样，她也永远无法真正离开她的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