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NO.1,1998

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

韩 光 辉

󰀁

提 要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蓟城兴起与发展问题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燕与蓟二城关

系的歧异认识。本文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古代

文献和考古发现,从蓟与蓟城、燕与燕都、燕都蓟城及蓟

城兴起的地理条件等方面阐述了燕蓟二城关系的一孔之

见。

关键词

聚落起源 城市兴起 蓟城 燕都

北京自见诸文献记载的“蓟”开始,距今也已三千余年的历史,

北京及其早期城市蓟实为中国乃至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城市之

一。因而关心蓟城起源及期早期发展的中外学者不乏其人。但由

于古代文献记录和考古成果的某种局限,又使该问题的探索甚为

棘手,以致众说纷纭。笔者愿意就此陈述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蓟城出现前的原始聚落蓟

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表明,聚落是城市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

础,而城市又是聚落发展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聚落都可以成长

󰀁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研究成果(92

A

25005)。

・111・

为城市。只有那些拥有特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及优越的交通条

件的聚落,才有可能成长为城市;即古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人

类政治、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及交通区位息息相

关。而原始聚落的出现、兴起又与早期农业活动和人类定居紧相关

联。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也普遍地证实了这一点。在北京地区

最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北埝头,在那里出现的十座半地穴式房址,距

今6500至6000年,是目前在北京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典型原始聚

落。其次,在昌平雪山二期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三座半地穴式房

址,距今4000年,则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聚落。

前者与西安半坡聚落遗址同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比半坡聚

落稍晚。其差异只是在于遗址出的房址多少,规模大小及有无围沟

上。一般认为,西安半坡聚落已拥有了有力的防卫设施和内部功能

分区、及一定规模的制陶手工业、建筑业和农业,可视为早期城市

的刍型。而距今8000至75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境兴隆洼聚落遗

址的发现,则使我国北方地区原始聚落兴起的时间已上推到七八

千年以前,而且亦有大型围沟环绕。因而兴隆洼聚落遗址成为我国

目前发现的最早也最完整的原始聚落。由此可以推测,作为蓟城前

身的原始聚落至迟也应该产生于6000年以前,即北埝头原始聚落

出现的时期。

根据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域分布及其环境特征,北京地区早期

聚落均应该象北埝头遗址一样出现在有良好水源条件的高亢黄土

地上,即河流二段阶地、山前洪积冲积扇及山前台地上。这里便于

原始农业、挖土制陶及聚族定居的发生和发展。而不同地区之间的

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自然沿着贯穿这些地方的交通线进行,进而

又推动了道路沿线聚落的发展、形成较大型的聚落。这种较大聚落

同时又应该是部族首领的居地;部族首领在这里组织农业劳动、手

工生产、房舍营造及产品交换等。因此,最先出现的原始聚落也最

有条件和可能形成较大的聚落。在北京地区这样的聚落应该位于

北京小平原周边的山麓洪积冲积扇上或台地上,并位于或靠近区

・112・

际交通线。根据目前考古发现,除平谷盆地北沿之外,昌平雪山遗

址所在台地及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应该最有条件形成北京地区最早

且规模最大的聚落。昌平雪山遗址除一、二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之

外,还有属于青铜时代的三期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存。三期

文化虽明显不同于一二期文化,但也足以说明,雪山遗址在北京地

区古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

古老蓟城与当今北京所在的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上,至今未能

发现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乃至商周早期重要文化遗存,但绝不能

因此而否定早期重要文化遗存的存在。其未能发现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一、北京地区地质运动和永定河河性共同导致的河流改道泛

滥及泥沙沉积对遗址的冲蚀与淹埋,战国文化层在宣武区被埋藏

地表以下7米处,距今仅七八百年的金中都城水门被淤埋在五六

米以下的事实,应是很好的说明。二、自古以来北京地区的开发强

度是毗邻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这种开发及城市拓展带来的遗

址破坏又是难于想象的。

根据“蓟城”前史研究的成果,蓟的来源与黄帝部落的经济

󰀁

活动密切相关。按照古文字学的解释,“蓟”字的构成,从草即从术,

术在古代即粘稻;从刀又从鱼,系一兼营农业与渔业的早期族称。

按古代文献的记载,北京及附近地区的早期居民主要是黄帝之子

禺京之后,也就是兼营稻作和渔业的蓟族。蓟族长期生聚中心的丘

岗也就获得了“蓟丘”的名称。这是一个部族名与地物名相结合的

地名,符合我国古代地物“名从主人”的命名规律。蓟族首领生息的

聚落自然也就称作“蓟”了。这就是蓟城兴起之前的原始聚落。

至于原始聚落蓟的地望却是难于确指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

口语或传说地名在转变为文字地名的过程中未能明确记录下来。

目前只能根据古史传说及考古资料进行推测。黄帝是传说中中原

各族的共同祖先,生当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距今约5000年上

󰀁李江淅《蓟城前史初探》、《京华旧事存真》第二辑,1992年。

・113・

下,大致相当昌平雪山遗址一期文化之末。当时,他得到各部落的

拥戴,在阪泉战败炎帝,又在涿鹿击杀蚩尤,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

就发生在北京附近地区。因此,北京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若干黄帝史

迹传说,绝不是偶然的。联系前述雪山一期文化尤其二期文化与周

边地区密切的文化联系及其交汇融合的物质文化面貌,黄帝及其

子禺京和禺京后裔最初生息繁衍中心当在雪山台地上,这个台地

当是最早的蓟丘,在此形成的原始聚落或即称作蓟;并以此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地方性奴隶制小国蓟。至殷商时期臣禹于商朝,为一宾

服方国,其弱小可以想见。刘玉奎《新增都门纪略》称都城以北百余

里有“蓟丘”,当即雪山文化所在之台地。其应有所本。

按照盘庚迁殷之前,商人“不常厥邑”的迁徙习俗,当亦影响到

其北方属国蓟,或者蓟人原本也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古史传说

及近年来考古发现均已表明,黄帝本人的活动地域及其后裔建立

的奴隶制方国蓟都均曾发生过迁徙与转移,因而在河北涿鹿、在北

京平谷均有黄帝史迹和传说,古代在北京城西和昌平西部均有蓟

丘地名,在北京西郊又有蓟水等。这些史迹显然都与早期蓟人主要

活动地域有关。根据在北京地区发现的夏商时代文化遗存的文化

面貌推测,雪山三期“夏家店下层文化”,平谷刘家河商代遗址(不

排除该时期还有其他类似遗址存在)应是夏商时期蓟人活动中心

或即蓟都所在地的文化遗存;商代中期以后,蓟人活动的中心开始

转移到永定河洪积冲积扇上来,并在这里形成了蓟丘、蓟水等地

名。地名随主人迁移在中国古代是常见的社会人文现象,也是“名

从主人”地名命名规律的组成部分。雪山、刘家河与后来蓟城所在

地的文化遗存均位于海拔50米至100米等高线之间的山麓洪积

冲积平原或山前台地上,属早期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域范围,同时又

位于交通道路上。其中平谷刘家河恰恰位于早期自中原经蓟地通

往东北平原的交通路线上,这条路线东出山地入卢龙道;雪山及后

来的蓟丘所在地方则均位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路北段不同时期通

往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的道路分歧点上,因而赢得了不同时期交

・114・

通枢纽的地位,从而推动了这些地方聚落的发展。其中又以后来长

期延续且定向稳定发展的聚落最终形成区域中心城市。因此,在蓟

城出现之前,聚落蓟即已形成并曾迁徙过。由此可见,在周初武王

封黄帝之后于蓟以前,“蓟”这个聚落不仅存在,且是蓟的国都。作

为方国国都同样应该具备了早期城市的功能。如此说来,蓟城的早

期历史至少还应上溯到商代蓟都时期。经过商代数百年的发展,才

为武王灭商之后封黄帝后裔于蓟奠定了基础。因此,笔者不赞同那

种将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作为蓟城建城之始的论点,

更不赞同至公元1995年蓟城建城3040年的结论。理由有两点:

一、蓟无论在周还是在商均是方国都城,何以在周为城,在商则不

为城?主蓟在周为城在商不为城者显然出于主观臆断,并无科学依

据;二、武王克商并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年代目前仍然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截止本世纪80年代中外学者关于武王灭商年代的探讨已

有20余种说法,取其一而定论之,亦不妥当。

二 周初分封及燕都蓟城

按《吕氏春秋》,周克商之初,“封国四百,服国八百”。可见当时

封国之多。事实上,周初封国按其性质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荀

子・君道》,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的封

󰀁

。这七十一国除褒封之周宗国,其作用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室五十三人即五十三国外,还有周室的亲戚和勋臣,因而是周初分

封之主要国家,其中包括周公之鲁、昭公之燕及太公之齐国等,均

为一方公侯大国。二是追思先圣王而褒封其后裔的封国,其作用在

“兴灭国、继绝嗣”,即所谓“褒封先圣王”,笼络先王之后裔。按《史

记・周本纪》,武王克商,封诸侯,乃封“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

󰀁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并建母弟,以藩屏

周”,意思相同。

・115・

蓟,……封召公于燕”,祝、蓟二国即为后者,燕则为前者。但蓟、

燕二封国均在今北京地区内,且蓟又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这里须

指出的是,封帝尧之后于蓟与《史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

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受封者似乎不同,其实按《史记・五帝

本纪》,帝尧实乃黄帝玄孙,虽然两处文字记述不一,但实际上是一

回事。至于上文所引封黄帝之后于祝则是另一支系受封,是另一回

事。按《帝王世纪》,“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帝尧祁姓为

其中之一,封于祝者当是黄帝旁系后裔无疑。

上述文献记录和北京地区有关黄帝的早期传说与史迹及蓟的

来源均有力地旁证了周武王封黄帝之后于祝,是无庸置疑的史实。

因考古发掘未能发现其代表性遗址和文化遗物而否定蓟(城)的存

在,显然疑古太甚,不足取法。其早期文化面貌未得揭示的原因一

如前述。只是蓟作为“宾服”之国,在周初依然是弱小方国;按照商

周时期严格爵秩等级制度,西周蓟都沿用商代蓟都显然仍是一小

󰀁

。城。按周代礼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孔

疏:“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小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

城方五里,长三百雉;子男城方三里,长一百八十雉”。此外,公侯伯

子男城又各有大中小都之别。其中,男之大都长百雉,中都长三十

󰀂

计算,西周男六雉,小都长二十雉。按古代“一雉之墙长三丈”

中都方长为一百零八丈,约合当今213米(周尺一尺合今19.7厘

米),周长50余米,与在湖北黄陂发现的商代中期的方国都城盘龙

城规模相接近。盘龙城南北长约290米,东西宽约260米,周长一

千余米。同样作为殷商方国蓟的都城,其规模应该从盘龙城得到印

证,即商代中晚期的蓟城方圆应在一千米上下。

!

,“在西周“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衣服有制,宫室有度,

󰀁

󰀂

!《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左传》隐公元年。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三联书店1980年版。

《左传》隐公元年杜预注。

・116・

󰀁

的王制之下,“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仪)”宾服”之国蓟

的都城不可能逾制,也不可能上升为公侯伯甚或子城地位;战国时

期赵奢所谓“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

󰀂

,也说明西周时期除少数公侯伯都城规模虽众,无过三千家者”

较大之外,子男之国都城规模普遍甚小的事实。蓟城显然不会例

外。早期蓟城规模狭小易被改造破坏亦未尝不是考古学至今未发

现甚至将来亦难发现商周时期城址的重要原因。

曰

蓟之外,商代还在北京地区南部形成了在甲骨文中称作“女”

曰曰曰

的另一个方国。甲骨文中常见的“女来”卜辞及’妇女”等均说明女

是比蓟与殷商王朝关系更为密切的殷商王朝北方属国。概因其与

商朝关系过从甚密,在武王灭商过程中即被灭掉了;因而有“及武

的说法。由此可知,燕与肃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曰

慎、亳均是武王灭商从商人统治下拓展的疆土。此处的燕即女,又

作偃或偃,因偃与燕音义在古代均相同,故《史记》、《春秋》、《左传》

等早期史传著作均记作燕。在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出土的青铜

与青铜内有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均记录着周王褒扬太保召公、

册封燕侯及授民封疆的内容。其中,“令克侯于燕”,不仅证实了《史

记》有关召公受封于燕记载的正确,而且说明商属燕国存在及周初

燕国已被灭亡的事实。同时,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北墙东端和东墙

!

北端有两处城基夯土被西周墓葬所打破,尤其东墙北段城基夯土

被出土有形制与安阳殷墟晚期相同的陶簋墓葬所打破的事实说

∀

明,城墙的始建年代应在商末或稍早一些,商代至少是商代晚期燕

国都城就在此地。《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

北燕”,实际上就是封于此地,故仍称作燕,琉璃河商周遗址的发现

󰀁

󰀂

!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荀子・王制》。

《战国策・赵策》。

《左传》昭公九年。

在同一铭文记录的授民封疆内容中包括人土众在内。

・117・

早已证实了这一点。但仍有两点须指出:一、按琉璃河遗址出土的

曰

周初青铜器长篇铭文,召公封燕属民和封域除商代国之外,还

女

有羌、马、、微、克等其他九个国族,因而疆域远较蓟大,故是为方

伯之国,即《尚书》所说“孟侯”之国,亦即镇抚一方的诸侯之长国。

曰

二、实封的第一代燕侯称女侯不是召公,而是召公元子克或又称

癸者,青铜器长篇铭文可证;同时实封时间也不在武王灭纣之时。

《史记・周本纪》与《燕召公世家》将封召公于燕或称北燕的时间系

于武王灭商应该是对的。因为战争胜利之后论功封赏是古代王者

庆功之常例。问题是商纣虽被推翻,但东方殷民势力仍甚大,为防

范与镇压殷民反抗,整顿当时社会,武王留周、召、太公于身边辅佐

朝政显然比派他们去一方镇守更重要,因而他们均未就国。武王克

商后七年病死,幼子成王即位,周公监国或称代行天子事,同时分

封而已就国的管、蔡、霍三叔流言反周公,煽动武庚及东方殷商旧

贵族叛乱,因有周公、成王东征南伐之举。周公旋师返政于成王,受

命营建洛邑,而召公代为首辅,因又有召公统兵北伐,“日辟国百

󰀁

,平息了北方殷民及殷属各国族的叛乱包括燕人叛乱。时在里”

成王十年之后。抚定北方,稳定周初统治,召公居首功,因而在周王

册封燕侯的青铜器铭文开首就颂扬召公,“王曰:太保,佳乃明,乃

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燕”。太保是成王时召公的官

职,可知此处的王是周成王;成王褒扬召公贤能忠诚,除继续留任

太保辅佐周王外,承认武王的册封并令召公兼任燕侯之爵,但由元

子克就国。事应在成王十五年前后。由此可佐证武王封召公于北

燕不误,但未就国。可以进一步证实这一史实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

琉璃河遗址中出土的“堇鼎”所铸26个字的铭文:

偃侯命堇馔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贝,用作太子

癸宝鬻。

阝尊

这里的 侯就是代召公就封的第一代燕国国君,宗周即西周

󰀁《诗・召文》。

・118・

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西:故该铭文记述了堇这个人奉偃侯之命,

前往宗周镐京向太保召公贡献食物,而受到太保赏赐的事。由此也

可见,召公受封后并未就国,而留在周都辅弼王室,与《史记・燕召

公世家》记载一致。

燕都故城遗址就在房山琉璃河董家林,已被考古学所证实。只

是其南部已被圣水(大石河)冲毁,但从其残存部分来看,是一东西

长约3.5千米的大城。这就是自昭公元子受封至迁都临易之前的

燕国都城,作为燕都的历史长达约三百年。若从周初就封为封国都

城的角度考察,燕都稍晚于蓟约20余年;若从燕都继承了商代方

国女国都城旧址来看,其历史同样也不应该是3040年。

曰

临易位于易县东南易水之滨,故名。按《世本》“桓侯徙临易”、

桓侯于公元前697年至691年在位,应在此数年间徙都。其原因应

该是“山戎病燕”。按《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外迫蛮貉,内错齐

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考当时燕国地缘政治

形势,主要威胁应来自蛮貉即春秋时期逐渐强大起来的山戎族的

南下。从在滦平,延庆等地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山戎墓葬文化内涵

来看,春秋初期山戎已进入奴隶社会,广泛使用了铜器,生产力有

了明显提高。尤其是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铜戈、铜镞、铜马具的较

多发现表明,山戎是长骑射善攻掠的部落。由《左传》、《史记》、《国

语》、《管子》等古代文献常记载有山戎入关侵燕、甚至“山戎越燕伐

齐”的史实,位于燕国以北,首当其冲的弱小蓟国已先期灭于山戎

南进,蓟城亦被攻破。唇亡齿寒,燕遂成为山戎攻掠的直接对象。由

上述“几灭者数”及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之世系失截,可见燕国

在林立诸侯中政局不稳的事实。燕国正是迫于山戎等事侵扰的压

力迁都临易的。

燕国由临易迁都于蓟的时间应依齐桓公伐山戎,扩清燕地北

部边疆的重大事件为据,予以判断。齐桓公二十三年(燕庄公二十

八年,公元前663年),山戎再次伐燕,庄公告急于齐。为雪“山戎越

燕伐齐”之耻,也为争取霸主地位,“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

・119・

󰀁

。竹而还”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卢龙一带。按《国语・齐语》、《管

子・大匡》、《管子・封禅》等记载,桓公伐山戎,还征服了孤竹、令

󰀂

,“支(离支)、屠阿等部族,使“山戎走”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

。来服”桓公北伐山戎的胜利,彻底摧垮了山戎族的军事实力,甚

至直到战国时期,燕北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为君长,往往而聚

!

,仍处于分裂散居状态,从而解除了长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达数百年的山戎不断南下侵掠的武力威胁。当时,燕庄公感激齐桓

公救援之恩,以天子之礼送桓公返齐境,因有桓公开沟割燕庄公所

∀

的历史事至之齐地予燕及燕君从命“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

件。由此亦可见,齐桓公北伐山戎对燕国意义之巨大;从而也为燕

国迁都于蓟并北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燕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58年)死,子襄公立。襄公在位40

年(公元前657年至前618年)。按《韩非子・有度》“燕襄王(按当

为襄公)以河为境,以蓟为国”的记载,燕国迁都于蓟当在襄公在位

期间。“以河为境”,当时黄河下游歧分二支,在桓公割让齐地之后,

实以流经今河北沧州的南支下游为界;“以蓟为国”即以蓟城为国

都。由此看来,临易作为燕国都城不足半个世纪;而自迁都于蓟至

燕灭于秦,蓟城作为燕国都城长达四百余年。因此,蓟城自古即有

燕都之称。

自蓟国灭亡至燕襄公迁都于蓟,由于山戎时而南下抄掠及城

市自身残破,原作为蓟国都城的蓟衰落了大约一二百年的时间。襄

#

,地位重要的方伯燕国,自公时以河为境,“有燕者重,无燕者轻”

󰀁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按《史记・燕召公世家》,事在燕庄公

二十七年,即前664年。

󰀂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管子・小匡》。

!

《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

#《韩非子》卷二《有度》。

・120・

然不会直接沿用已衰落了的蓟都小城。燕国迁都于蓟无非有两种

可能;一是平夷已残破的蓟都旧城,拓展重建;二是另迁城址、规划

新建。其中前者可能性最大。这可以由考古学提供的证据证实。

首先是在广安门外桥南约700米处,护城河西岸的考古遗址

中发现了战国与战国以前的文化遗迹,包括细绳纹陶片、碎绳纹

砖、陶鬲腿、饕餮纹残半瓦当等,其中后者被公认为燕国宫殿常用

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其它古陶等件,年代最早接近于西

周时代。

󰀁

此外,在宣武区条帚胡同地表以下7米处发现的战国文化层、

出土方折式“偃”字刀币10枚,伴出古代建筑构件饕餮纹半瓦当二

件及很多细绳纹陶片。

󰀂

其次,在北京城区西南部陆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春秋战国至

西汉时期的陶井。1956年发现151座,其中战国36座,汉代115

座,以宣武门到和平门一带最密集,计达130座;1965年发现65

座,仅由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就发现55座,其中西

汉早期陶井29座。这些配合工程建设项目的发现,虽然带有空

间分布上的局限,但仍可以透视出陶井分布的范围大约就是春秋

战国至秦汉时期蓟城城址所在。

再其次,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以南,在永定门火车站、天坛、陶然

亭、蒲黄榆、宝华里、定安里一带,不断发现数量甚多的战国至汉代

的小型墓葬。其中1973年在法源寺附近、1974年在白纸坊以北发

现了两处战国墓群,1977年在西单白庙胡同路南发现了西汉墓

等。墓群与上述陶井及建筑构件一起为探索春秋战国至汉代蓟城

󰀁

󰀂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赵正之《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前的遗址》,《文物考古资料》

1957年第7期。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文半瓦当》,《考古》1980年

第2期。

・121・

城址提供了可靠线索。

󰀁

依据上述考古资料提供的线索可以得到如下两点推测:

其一,西周蓟都及春秋战国燕都均位于宣武门、和平门及白云

观东西一线的南北两侧,其中西周蓟都小城就位于广安门外护城

河一线东西两侧;而燕国迁都于蓟,则在此基础上向北向东开拓,

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宽的大城,其形制可由战国时期规划建设的

燕下都武阳城得到印证,但其规模应比武阳城小,称当武阳城面积

的三分之二。武阳城是一个东西长约8千米,南北宽约4千米,而

内部以南北向城墙分隔为东西两城的大城。其中东城为宫殿区,此

外还有作坊区、居民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分区。而燕都蓟城的平面布

局与此相反。其西部较为高亢,又临近西湖水源,无疑是宫殿所在;

东部则以居民区、墓葬区为主。而商代中朝以后的蓟城亦应在广安

门外以南地区,被西周之蓟都所沿用。

其二,西周蓟都可能有陪都存在,其陪都当在蓟都西北,即人

们常说的广安门以西、八宝山至石景山以北地区,蓟人以此作为避

开并抵御山戎南下侵掠的缓冲设施。这也正是燕国迁都之后建置

宁台、元英、历室诸宫,并曾储放乐毅破齐收回的燕国“故鼎”及夺

取的齐国器物的地方,即所谓“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

󰀂

。考其方位,大致在今石景山区模式口至金顶山一反乎历室”

带。1974年在白云观以西对《水经注》所说“蓟丘”进行的考古发

掘,发现一处古城西北角北城墙基下压着三座东汉墓葬,证明该段

古城(墙)始建年代应晚于东汉,其不可能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代

的蓟城(城墙)。这一结论极其重要。它至少说明古代蓟城在东汉

!

之后曾发生过城址的局地变化。事实也正是如此。魏晋时遭水患

破坏的蓟城东部被放弃,仅保留西部而城墙略有拓展,遂形成魏晋

󰀁

󰀂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史记》卷八○《乐毅列传》。

常征《辨蓟丘》,《中国古都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2・

至隋唐时期的蓟城。

综上所述,周初武王灭商在今北京地区分封了两个性质不同

的诸侯国蓟和燕。蓟封于前,是殷商北方属国周初受封的延续,又

是“兴灭国、继绝世”的产物,因而决定了蓟国的“宾服”与弱小地

位。其都城承殷商时旧都,方圆约在千米左右,就位于今广安门外

以南地区;另有陪都或称副都,是避开与抵御山戎南进抄掠的设

施,位于今石景山模式口与金顶山一带。燕实封于后,就国的第一

代燕侯是召公太子而非召公本人。燕与蓟不同,是“封建亲戚,以藩

屏周”的方伯大国,其初都于今房山区琉璃河古城达三百年,后因

山戎侵掠一度迁都于临易,不数十年又迁都于先已亡于山戎的蓟

国都城蓟。这是一个沿用商代与周初蓟城旧址并向北向东开拓的

大城,北城墙大致位于西长安街一线,南城墙则在法源寺东西一线

以北,东城墙则在前门大街一线,西城墙则在白云观东侧南北一

󰀁

线。城中偏西部应有南北向城墙将全城分作东西两部分,其中东部

主要是居民区和墓葬区,而西部则主要是宫殿区与作坊区。这个大

城自春秋燕国迁都于此一直沿用到东汉时期,历时八百余年。而后

于蓟城建起的燕下都作为燕国陪都几与战国时期相终始。

燕都蓟城来源演变的线索已甚明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燕都

蓟城是古代蓟国都城蓟的延续与发展,而不是燕都燕城即琉璃河

古城的延续和发展;近年来有论者硬将相距40余千米的两城扯在

一起,甚至认为琉璃河古城的发现使北京建城的历史上推到3000

年前的西周初年。事实上,按照历史文献的记载,自古老的蓟都开

始,北京建城的历史亦已上溯到3000年前。论者在这里实际是犯

了移花接木,而又否认木客观存在的错误。按其根源在于:一、将迁

都视为迁城或谓城址转移,是一常识性错误。按论者逻辑,明成祖

自南京迁都于北京,南京则可视为北京的前身,进而在城市发展史

上可视为一座城市;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

󰀁《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123・

北京又可视为南京的前身。其间的荒唐自不待言。二、无视“燕、蓟

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

󰀁

和前述“名遂绝”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文献

记载及琉璃河出土青铜器铭文关于授民封疆、召公所属十国族均

不含蓟的事实,也无视未来蓟城考古深入可能带来的新发现;而只

依目前的考古发现过早下结论,亦未免有些操之过急。这就某些论

者而言不能不算作一种职业病。仍需指出的是,对“蓟微燕盛,乃并

蓟居之,蓟名遂绝”的理解应如前所述,即灭亡蓟国者是山戎而非

燕国。三、论证城市起源,理论依据和历史事实无疑均是重要的。哲

学家认为,目前中国某些学术领域处于一个理论浅薄期,实践丰

富,但缺乏理论;一味实践,忽视理论。蓟城的论证恰恰反映了这一

弊端。因而建议有关的专家学者注意城市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正确

认识国都迁移与城址迁移的本质差异,并大力丰富自己的工作实

践,以便为客观认识和科学论证燕与蓟城及其与北京的关系奠定

基础。

蓟城先后作为周代封国蓟与燕的都城延续了至少800余年,

若考虑到商代中期以后的蓟都时期,蓟城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达一

千余年。是什么原因或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蓟的早期发展和

日后的繁荣?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 蓟城兴起与发展的地理和社会基础

󰀂

1.G.泰勒代表的北京原始城址起源的不可知论

G

.泰勒(1880—1963年),负有国际声望的澳大利亚地理学

家,曾先后在悉尼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

󰀁

󰀂

《史记》卷五《周本纪》。

参考了侯仁之教授的若干观点,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24・

教,他坚持地理学的统一性,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1942年

当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就在他当选作就职演说时,根据实地考

察和研究心得,报告了关于北京早期城址选择与城市起源的下述

看法:

他认为:“要指明北京所以凌骂于黄河冲积平原的绝大部分城

市之上的任何环境因素,是困难的。本来可以期待北方的主要城

市,或者是在大平原的中心,或者是靠近主要的河流,或者是在沿

海的一个良好港口上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条件,北京都不具备”。

“看来在北京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

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大约早在公元前723

年(按燕穆公六年),由于巫述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

的诞生。当时蓟是燕国的首都。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

相与颉颃”。“必须承认,北京城址的选择,不是由于任何明显的环

󰀁

。境上的因素……”

显而易见,泰勒教授的演讲,以不可知论取代了北京城市起源

和兴起拥有特定环境、社会基础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客观事实。

用今天新发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批评泰勒教授的上述观点不

免有偏颇之处,但为了科学地说明北京早期城市起源和兴起的环

境条件与地理基础,也不能不客观地剖析其错误,并揭示其错误发

生的根源。

事实上,泰勒的观点至少发生了四点错误:一:以西方资本主

义城市兴起的环境条件衡量兴起和发展植根于东方上古时代经济

条件下的北京,显然不妥当;二、全面否认北京早期城市兴起与发

展拥有自己独特的优越地理基础,无视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这里就

是人类连续发展与频繁交往的重要舞台和场所,也不妥当;三、将

北京早期城址的选择归结为人的主观因素即巫师们的认识,更为

不妥;四、将蓟城诞生兴起定在公元前723年,也是错误的。其实泰

󰀁

城市地理学》(英)26—29。.泰勒《

PG

・125・

教,他坚持地理学的统一性,强调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1942年

当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就在他当选作就职演说时,根据实地考

察和研究心得,报告了关于北京早期城址选择与城市起源的下述

看法:

他认为:“要指明北京所以凌骂于黄河冲积平原的绝大部分城

市之上的任何环境因素,是困难的。本来可以期待北方的主要城

市,或者是在大平原的中心,或者是靠近主要的河流,或者是在沿

海的一个良好港口上发展起来。但是这样的条件,北京都不具备”。

“看来在北京城址的选择上,显然包含有许多“人”的因素。在

古代,巫师们认为这一城址是特别吉利的”,“大约早在公元前723

年(按燕穆公六年),由于巫述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城市

的诞生。当时蓟是燕国的首都。以此为起点,似乎再没有其他城市

相与颉颃”。“必须承认,北京城址的选择,不是由于任何明显的环

󰀁

。境上的因素……”

显而易见,泰勒教授的演讲,以不可知论取代了北京城市起源

和兴起拥有特定环境、社会基础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客观事实。

用今天新发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批评泰勒教授的上述观点不

免有偏颇之处,但为了科学地说明北京早期城市起源和兴起的环

境条件与地理基础,也不能不客观地剖析其错误,并揭示其错误发

生的根源。

事实上,泰勒的观点至少发生了四点错误:一:以西方资本主

义城市兴起的环境条件衡量兴起和发展植根于东方上古时代经济

条件下的北京,显然不妥当;二、全面否认北京早期城市兴起与发

展拥有自己独特的优越地理基础,无视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这里就

是人类连续发展与频繁交往的重要舞台和场所,也不妥当;三、将

北京早期城址的选择归结为人的主观因素即巫师们的认识,更为

不妥;四、将蓟城诞生兴起定在公元前723年,也是错误的。其实泰

󰀁

城市地理学》(英)26—29。.泰勒《

PG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