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中之机:1935年中国、交通银行改组

危中之机：１９３５年中国、交通银行改组

潘晓霞

中称：“通货紧缩”、“银根枯窘”、“地产呆滞”，“提存挤兑”风险，一触

日渐衰败，可虑之至。”一幅危机深重的景象。但令人困惑的是，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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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６年，中国却树立起通常被认为是１９４９年前的经济标杆：这一年，许多

１９３５年初，金融混乱引发中国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当时中国银行报告

即发。与此同时，蒋介石日记也忧心忡忡地提到：“财政困难，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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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都达到了战前乃至１９４９年前的最高值。１９３５年，到底发生了什

么？危机和发展如何并存？本文试图通过对１９３５年危机路径的追索，从白

银危机入手，沿着地产、金融、实业的经济链条，探讨当年这场危机的实

质，并以此为基础，考察国民政府如何成功实现对中国、交通二行的改组，

进而推展其政治、经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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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二十四年度中国银行报告》，《社会经济月报》第３卷第５期，１９３６年５月，第１００、１０１

之前学者多从国民政府推行金融统制的角度考察中交改组，如吴景平编《上海金融业与国

民政府关系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徐锋华《企业、政府、银

行之间的利益纠葛———以１９３５年荣氏申新七厂被拍卖事件为中心》（《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

第６期，第５３～６９页）一文指出，１９３５年申新七厂及工商企业面临破产危机，政府以此为

契机展开改组中交的金融统制，以借中交实力救济市面。此结论似具启发，但是对１９３５年

的经济形势缺乏总体深入的判断，对国民政府改组中交的具体决策过程也欠全面的考察。

至于对１９３５年中国经济的判断，几乎众口一词，多认为此时生产下降、销售不畅、企业倒

闭、经济运行出现严重危机。如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杨希

孟、武莲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

国家与世界经济》，孟凡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５年３月２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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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谈论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经济，白银危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是

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银本位国家之一，白银在中国国内市场是可流通货

币，因此，白银价格的涨跌直接关乎货币的稳定，对金融、经济影响巨大。

短暂反弹后，１９１９年起又开始下跌。作为世界白银产销大国，美国在１９３０

署购银法案，规定政府通过购买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白银价格提高到１􀆰２９

美元；或者将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中的比重提高到１／４。购银法案通过

后，世界银价报复性上涨。白银价格的上涨，对银本位的中国经济形成巨大

冲击，使在中国作为通货的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银根速现紧缩，这与１９３０

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在中国的滞后反应结合在一起，导致金融吃紧、市场混

乱、经济发展遇阻。现有研究都强调白银危机造成中国经济的巨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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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１９３０年代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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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重打击。以美国为例，１９３２年其工业产量只相当于１９２９年的５３􀆰８％，农

业收入仅存一半。相比之下，中国在这场危机初始，所受冲击要小得多，作

为一个欠发展国家，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有限，尤其世界白银价格在这一

时期连续下跌使中国在汇率上反倒受益，白银流入，局部经济意外活跃。杨

格即认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１９２９年，而是１９３１～

１９３２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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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０年以来，世界白银价格长期处于下降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年代初，即表现出干预白银价格的意图。１９３４年６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

１９２９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带来

如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一书中，就从农业、工业、商业、

１９０页。

金融、资本家等方面全面论证了白银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危害。参见该书第１６２～

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罗斯基以制造业、金融业与交通通信业等经济部门为主要关注对象，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整体经济形势进行了长时段的分析判断，认为战

前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实质性且持续的增长。见托马斯·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

唐巧天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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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恩·杨格：《１９２７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８１，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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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２０１２年卷）

１９３２年后白银价格回涨，改变了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下独善其身

的局面。这一年，美元贬值，刺激长期处于下行通道的银价开始回升，银价

指数开始迅速反弹，１９３３年为６１，１９３４年涨到８５。购银法案通过后，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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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更大幅上涨，纽约银价从１９３２年底每盎司２５美分涨到１９３５年初的５５美

分，４月更达到８１美分的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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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白银在国外的价格已超过国内，

到１９３５年时，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高出国内购买力近２／３。银价上涨，使

白银达６６５４２６３８元，１９３５年１月又流出１５４１６４３２元。１９３４年全年，净流

出白银２５６７２８１５１元。对于银本位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势必扰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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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正常运行，兼具官、商、金融家身份的穆藕初警示：“国内存银本属

无多，且有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之手，若再源源流出，则因存银减少而发生

之影响，有可虑者三事：第一，存户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提存；第二，持有钞

票者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挤兑；第三，因银行需要现款而影响公债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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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白银外流，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各海关征收

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提高白银流出的投机成本。这一措施对华资金融机

构的白银外流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无法控制外资银行。实际上，当时

白银主要是通过外资银行流出。如１９３３年底，上海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

的白银贮备分别是２７１７８􀆰６万元、２７５６８万元；１９３４年底则分别为

２８０３２􀆰５万元、５４６７􀆰２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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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比照，华资银行存银前后保持平稳，而

外资银行则流出２１０００多万元。外资银行存银大量减少，必然使其在“营业

其作为商品的交易功能凸显，导致白银由中国大量流出，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流出

上要收缩信用”。尽管此时由于华资银行的崛起，外资银行已不再能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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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但其举足轻重的风向标作用，仍会对上海乃至全国市场造成巨大

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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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第８页。

《１８８０～１９３４年中美两国之银购买力》，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

《穆藕初致上海银行公会函》，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８日，邢建榕主编，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银

《民国十年来上海各银行现银存底统计表》，《中外商业金融会报》第２卷第１～３期，１９３５

年３月，第４７页。

章乃器：《上海地产之今昔》，《社会经济月报》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３５年６月，第１４页。

行家书信集（１９１８～１９４９）》，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９，第１２６页。

《中国金银出入统计表》，《社会经济月报》第３卷第５期，１９３６年５月，第１１２页。

阿瑟·恩·杨格：《１９２７至１９３７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第２１８、２１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