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国海外贸易政策的二元性及其原因探析

经济科学·2014年第2期

明代中国海外贸易政策的

二元性及其原因探析

陈 燕 余 熙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0）

摘 要：从航海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海岸线等条件看，明代时期的中国发展海

洋自由贸易的条件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更为优越，然而中国却在对外实行二元贸易政策情

况下，逐渐从开放走向封闭。本文首先对明朝时期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梳理，接着试图从

国内和国外角度对明朝海上贸易政策的二元现象进行解释，期待能够从中获得对当代发展

对外自由贸易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明代 海禁 二元贸易

一、引 言

如果说，比欧洲人早几百年就掌握了远洋技术的阿拉伯人却只称霸了印度洋，就很令

人费解，那么，航海技术在阿拉伯人之上的中国，却连区域性海洋霸主的地位都没取得过，

则更是不可思议。14世纪初，当欧洲人在为制造出三篷帆船而兴奋不已时，郑和的船队已

经是十几篷帆、四层甲板、分隔船舱、能容千人的海上巨无霸了。

①

其中既有用于内江内河

据统计，明朝初期就已拥有总数在3000-4000艘的海军舰船。

作战的楼船战舰，也有专用于海上作战和运输的海船；既有行驶于长江以北海域的平底船，

又有航行于闽广海道的尖底船。

②

到了郑和下西洋时，海上力量达到顶峰。美国海洋历史

学家路易斯·利瓦塞斯在《中国称雄海洋的时代》一书中写道：“郑和七次远航印度洋的

帝国舰队是世界海洋历史上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这支舰队完全是按照海上巡航和作

战需求精心编组的，堪称是一支实力雄厚，装备精良的海上劲旅。”

③

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

田隆信也在其所著《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一书中给予了如下评价：

“所谓‘大航海时代’的航海，不仅迟于郑和之后五六十年，而且所乘船舶的尺度、性能，

船队的规模，无论哪一样都远不及郑和的船队。”

④

而明代又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嘉靖万历时期，商品增多，市

① 根据对建国前历次战斗俘获敌方舰船的大致统计，建国时，明朝海军舰队拥有总数3000~4000艘的各

型战舰，其中大型海船500多艘，大型楼船型江船1000多艘，其他为中小型江船。

② 何峰：《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厦门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③ 郑明，刘江平，冯先辉：《曾经的中华远洋“特混舰队”》，《军事世界画刊》2005年第6期。

④ [日]寺田隆信：《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庄景辉，译，海洋出版社，1988年。

119

场扩大，商人活跃，商业十分繁荣。在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中，中国长期处于有利的地位：

中国的出口品大多以手工业品为主，如丝绸、瓷器、茶叶等等。这些高附加值的商品的出

口，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中国的进口品主要是资源性商品，如香料、药

材、象牙、珠玉等，都是未经加工或技术含量较少的商品。这些商品多是权贵大户享用，

对国计民生影响甚小。相比之下，海外国家的需求在当时明显大于我国。又由于对手工业

品的制作工序不通识，它们只能大量依赖于中国的进口。总的来说，明代中国既出口高附

加值手工业品，接受藩国朝贡，又能保持庞大且雄厚的军队力量，由此可见其生产力水平

之高。

再者，明代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

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

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

①

这样的地理位置，无疑给海上贸易提供了便捷条件。

从航海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海岸线等条件来看，明代中国已完全具备了称霸海

洋的条件，但它却没能走向海外扩张的强国之路，甚至向海洋退缩。本文通过对明代海外

贸易二元性进行研究，以求对现代我国发展“走出去”战略目标的成功实现提供有益的借

鉴。这也对推动我国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明代海外贸易政策

明朝对于海外贸易主要采取的是“海禁”政策。禁海令虽有张有弛，但始终没有取消。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实际是一种二元性贸易政策，明廷允许藩国来

访的“朝贡”贸易，而对私人海外贸易实行严格禁止。就此，笔者对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做

出以下几点论述。

（一）贡市合一

②

正如滨

朝贡体制古来有之，“是洪武帝第一次把贸易系统和进贡体制结合了起来”。

下武志所说：“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

“申禁人民”明初厉行海禁，

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

③

无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④

，朝贡贸易几乎成为唯一合法的海外贸易途径。对于海外国

家来华贸易，明朝政府采取的是鼓励政策，要求他们以进贡的名义，通过市舶司来华进行

贸易，史称“朝贡贸易”。明廷甚至不惜巨大耗费，派遣郑和七下西洋，招徕海外国家派

遣使者随船入明朝贡。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进行经济交流的唯一渠道。

市舶制度是一种封建王朝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是建立于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开放与

全面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明代的市舶管理制度是在严格的海禁原则上进行的，市舶管理

的基础是禁止私人下海通蕃，禁止私人与海外贸易。市舶制度与朝贡制度是完全不同类型

的制度。市舶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延伸，朝贡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的延伸。明朝贸易制度的特

别之处就在于，它把两个互不相关的制度统一在一种机构下。一方面禁止私人海上入蕃贸

①《志第63，兵3》，载于《明史》，第2243页。

②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③ [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④《明太祖实录（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

120

易，由政府垄断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的海外贸易，又是在朝贡的前提下进行的。

明人王圻的《续文献通考》中记载：“贡舶与市舶一事矣，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

舶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

不许其互市矣。”

①

明确点到明朝市舶制度的本质，即贡市合一。这样发展起来的贸易由明

朝政府直接控制和垄断，隶属于市舶司管理，因而可称其为贡舶贸易。“贡舶者，王法之

所许，市舶司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

私也。”

②

简单来说，除政府与少数几个海外国家保持官方贸易关系外，私人海外贸易一概禁止。

一旦被官府发觉，就可能身首异处。在《皇明世法录》中对“海禁”的内容介绍说：“凡

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入官。

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

或知而放纵者，与犯人同罪。”而后，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越来越严厉，最后发展到了“寸

“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或“族诛”（杀其全族）。 如有违者，

板不许下海”。

③

明成祖即位伊始，得知“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马上下

：严禁私人与蕃使交易，违者弃市。《明成祖永乐”

⑤④

令有关海禁的规定“一遵洪武事例

实录》卷188记：“永乐二十一年正月甲午，温洲永嘉县民因暹罗入贡，买其使臣沉香等

物，时方严禁交通外夷，里人讦之。按察司记当弃市。”

正统九年二月已亥，“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旁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

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上命巡按御

史同按察司并收未获者户长鞠状，果有踪迹，严锢之，具奏处置。”

⑥

由此可见，明廷对于民间私人与蕃商的贸易活动处置极严。因此，当时的私人海外贸

易较为分散，只能在暗中小规模地进行。

（二）重申海禁

到了嘉靖时期，私人海商突然活跃起来。这可以认为其受到葡萄牙势力东进的影响。

葡萄牙商业殖民的贸易方式与贸易理念深深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刺激了

中国沿海边民的下蕃通商，形成了一波凶猛的私人海商的通蕃高潮。然而，嘉靖初年又发

生“争贡之役”，即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与明贸易利益而发生激烈对抗，以致嘉靖帝

再次申严海禁。

嘉靖六年九月，浙江巡按御史杨彝奏言：“请令布政司移咨本国（日本），今后迫使人

员、务遵定例。如违，定行阻回。仍令行巡海备倭诸臣，修战具，谨烽堠，选锋蓄锐，以

戒不虞。”

⑦

明世宗批准了他的奏请，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海禁。

时任给事中、后任内阁大学士的夏言也上了一道奏疏。据《明史·职官志四》记载：

“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由此可见，

① 王圻：《市籴考·市舶·互市》，载于王圻编《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现代出版社，1986年。

② 胡宗宪：《四库全书本》，载于胡宗宪编《筹海图编（卷12）》，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③《明史·朱纨传（卷205）》，中华书局，1974年。

④《明太宗实录》，卷10。

⑤《明太祖洪武实录》，卷188。

⑥《明宣宗宣德实录》，卷13。

⑦《明世宗实录》，卷18。

121

废除市舶司是嘉靖初年加强海禁的措施之一。

①

随后，明廷又委任大臣严守海关，风风火火。不料事与愿违，不但整饬之策没得以很

好实施，反而重燃走私焰火。这里就以朱纨为代表。

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明廷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提督闽、浙两省军务，严行

海禁。朱纨上任后，整饬两省海防，巡视海道，“革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

②

雷厉风

行。经朱纨的整饬，闽、浙海防得到加强，海禁变得格外严厉，使自正德以来私人海上贸

易的发展势头受到遏制。但这违背世界发展的大潮，影响富豪大姓和大部分官员的利益，

不久朱纨遭弹劾，被迫服毒自杀。于是海禁又变得松弛，走私贸易复活，且更加炽盛。东

南海域“每岁孟夏以后，大舶数百艘，乘风挂帆，蔽大洋而下”。

③

（三）限制开放

隆庆改元（1567），“福建巡抚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

④

这就是明代历

史上的“隆庆开放”。从此，私人出海贸易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白银

大量内流，国内商品经济日趋活跃。

然而，隆庆开放也存在许多局限。对明清史颇有研究的晁中辰先生认为，这种局限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二是在实施的具体措施上。

从指导思想上来看，统治者部分开放海禁并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只是为了“于通

之之中，寓禁之之法”。 简单地说，就是将无法控制和消灭的走私转化为可以控制的公开

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隆庆开放就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开放，而不可能成为真正全面

的开放。

从隆庆开放的具体内容和措施上看，它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其一，从开放的港口来看，当时仅限于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一地。

由于开放港的单一性，出海的私商都蜂拥而至。《东西洋考》中记道:“（海）澄，水国

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

⑤

。意即当地人出海就象内地老百姓赶集上市一样。

其二，中国海商通商的地点也有限制。尤其是日本，禁之特别严厉。

其三，对海商经营的物品也有限制。

其四，对海商出海的数量也有限制。

船只必须先取得船引后方能出海。起初，政府每年发放的船引总量为50张，1575年

增加到100张，但对领持船引的海商所出航的国家还设有固定限制。1589年，福建府开始

把前往东西洋商船的总数各定为44只，每只需领引一份。后来由于申请出海者太多了，

又将船引扩大到110份。

基于晁先生上述四点的描述外，笔者认为明廷还采取了经济措施对私商出海进行限

制，即隆庆元年对进出口船只及货物征收饷税。凡是申请获准领得“船引”的海商，都必

须交纳“引税”。所谓“引税”，实际上是海商向政府交纳的出海贸易经营税。初定赴东西

洋之船每引税银3两，赴台湾鸡笼、淡水者每引1两，后来前者增至6两，后者增至3两。

引税之外，又征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水饷征于进口商船，按船只大小抽收。陆饷为货物

① 尹晓盛：《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②《明史·朱纨传（卷205）》，中华书局，1974年，第5404-5405页。

③ 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载于陈子龙等 编《明经世文编（卷147）》，中华书局，1962年，第1465页。

④ 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于陈子龙等 编《明经世文编（卷400）》，中华书局，1962年。

⑤ 肖基：《东西洋考小引》，载于张燮编《东西洋考》，中华书局，2000年。

122

进口税，从量或从价计征。加增饷专征于从吕宋回来的商船。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

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即所谓“大帆船贸易”），以墨西哥银元

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无货税可抽，乃改抽加增饷银，每船150两（后减

为120两）。

①

正所谓是政出多门，苛税繁杂，海商不免遭遇百般剥削。更重要的是它为明

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充实了明廷的军饷。

对于隆庆开海，福建巡抚许孚远有段话精确概括了这种政策：“凡走东西二洋者，制

其船之多塞。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

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图反诬之罪累”

②

。由此可见，

从出海船只到贸易路程，从出海时间到贸易货物，明朝政府都有严格的限制。这样，中国

海商在海外贸易与西洋商人的角逐和竞争中，就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局面。

三、原因分析

明代中国针对海上贸易政出多门，以致原本拥有良好发展条件的海洋文明长期处于失

语与边缘的状态。就此，笔者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明廷发展二元贸易作出以下几点解析。

（一）内部原因

1、自然经济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业是一切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而

农业的核心就是农民。中国农民“那种吃苦耐劳的忍耐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

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代代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

③

维持农民“驯服”依靠的是伦理宗族，而宗族、伦理纲常之所以维系，依靠的正是古老

中国的农本经济基础。并且，中国自古就有重视农业的社会传统，李稻葵教授与清华大学

博士后管汉晖曾在2007年发表名为《明代GDP初探》的演讲中提到明代经济结构：GDP

中农业所占比重在90％左右，手工业和商业低于20%。可见农业发展在当时占据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明代统治者为了防止商品经济对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的破坏，因此恢复农业生

产也就成了他们重建社会生活，恢复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与措施之一

④

。

其次，明初的商品经济水平十分低下。明初官员的俸禄主要用米麦支给，商税也用“额

米”计算，市场严禁使用白银交易，这种经济现象表明，明初所显示出来的是一幅典型的

自然经济的图景。

对于这种自给自足占主导的自然经济体系来说，海外贸易的总体需求不高。据了解，

当时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沿海省份以及

内地省份中与外贸出口有关系的一些手工业部门所在的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

展的总体，则尚未产生对海外贸易的强烈需求。

⑤

这是明代实行海禁政策的最基本的经济

原因。

① 张燮：《饷税考》，载于张燮编《东西洋考（卷7）》，中华书局，2000年。

② 陈子龙 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

③ 王亚楠：《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④ 沈济：《浅析明代的社会经济》，《学理论》2012年第12期。

⑤ 尹晓盛：《明代私人海上贸易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123

2、海洋地位的从属性和依附性

远古时期的中华大地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肥沃的土地和丰

饶的资源，使农耕文明得以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以农立国的文化大传

统和社会发展体系。而沿海地区虽然拥有自己的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传统，但由于受到生

产力发展的限制而在与农业文明的竞争中常处于劣势的地位。在以农立国为宗旨的大陆王

朝的统治下，“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海洋文化传统只能作为沿海地区的特有现象而加以

延续和保留，相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只能属于边缘从属的地位，由此形成的海洋观念，

必然就具有从属性的特点。

①

按封建时代的观点，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就可以大致确定。农民终

日劳作于田地，知识分子成日与书本打交道，皇帝则被束缚于皇宫之中。我们可以称其为

固态化社会。可见，当时社会百姓的思想是中规中矩的。以农立国的制度一经确定就很难

改变，海洋注定依附于农业。虽然当时一些沿海私商被资本主义浪潮所震撼，欲出海经贸，

但很快被保守的统治阶级所抹灭。

3、封建经济与海洋经济的冲突

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与航海业的充分发展是存在冲突的，明清封建专制统治的腐

朽和社会生产方式的落后是其根本因素。恩格斯在论述“远洋航海”时曾说过，它“最初

是在封建和半封建的形式中进行的，然而它毕竟在根本上与封建制度格格不入”，

②

“航

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问的资产阶级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特点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

了烙印”。15世纪，世界各国相继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其萌芽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国

家出现，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资本主义这种异己力量会给当时的统治造成威胁，

于是二话不说地对航海以及其他工商业活动予以禁止。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虽然明成祖本意不在发展海外贸易，但难免招致朝中官员的不满，

认为此行为是对明朝的皇权、封建传统思想和封建制度的挑衅，反对声愈涨愈高。制度影

响着价值观，封建的统治阶级们无法接受违背老祖宗体制的做法。因而明廷采取了贸易二

元性政策维护封建统治，致使郑和下西洋活动的彻底终结，这也是继明朝之后封建社会再

没有这种航海活动的根本原因。

晁中辰先生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一书中也做出了如下评述：“普通常识告诉人

们，海外贸易的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也可以有力地刺激国内有关工

业生产的进步。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海外贸易对于封建社会的机体是一

种瓦解因素。明王朝长期维护朝贡贸易体制，实际上也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体制的作用。”

4、财政状况

明代与宋代不同。宋代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财政负

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明代实行

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明初的国家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正因如此，所

以朱元璋才能自豪地说：“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在封建时代，军费的支出是国

家沉重的财政负担。明初不仅没有这种负担，而且疆域也比宋代大得多，故农业税收也比

① 李永昌：《中国古代海洋观的特点和反思》，载于国家海洋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编《中国海洋文化论

文选编》（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8年。

②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载于尚钺编《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三联书店，

1955年，第9-10页。

124

宋代多得多。

①

其次，明代官员的队伍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很低。“明朝是在元末农民

大起义的血雨腥风中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太祖朱元璋是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而成的封建

帝王，贫寒的出身及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促使他痛恨奢侈浪费，崇尚节俭，在古代

中国封建帝王之中是一个以勤勉朴素而著称的杰出政治家。因此，明代官员的俸禄也就相

“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清代历史学《明史》的纂修者曾说：

③②

应地变得微薄。”

家赵翼亦说：“明官俸最薄。”

④

可见，官员俸禄方面并没有给明廷带来任何负担。

然而，当时的海上收入状况又如何呢？据田汝康先生研究，明代海外贸易饷税收入很

⑤

按

高的万历二十二年为二万九千两白银，而万历年间钱赋收入每年大约是四百万两白银。

此计算，海外贸易收入在整个财政中仅占百分之零点七。田先生所指的是饷税中最重要的

收入——水饷，即使再加上引税、陆饷、加增饷等，饷税收入在财政中的比例也不过百分

之一左右。海外贸易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所占比例之小也成为了实行海禁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收入即可维持，不需要依靠海外贸易的税收。因而，

朱元璋就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以维持农业在财政

收入上的贡献，海上贸易就被统治者轻视甚至毫无压力地将其禁闭。

5、文化因素

从理论上讲，明代中国的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这与西方的军事——经济取

向恰恰相反。这时明政府认为只要有正当的文化与道德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解决一切社会

实际问题。因而，政府只注重文化教育，而对军事-经济性目标，如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

经济增长不予重视。

⑥

明成祖虽然倡导了郑和下西洋，但他宣称是为了“宣教化于海外诸

“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敦睦邦。历史学家张维华也认为：

藩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

⑦

交’的友好外交活动，除了有顺带侦缉建文皇帝的用意以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和

‘西洋’一带的友好关系。……下西洋的宗旨并不是为了发展海外贸易。……主要目的就

是为了发展和亚非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⑧

”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也提倡“怀柔致远”的“王道”哲学，这种哲

学的倡导，必然地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根深于封建小农经济之上的统治者，接受的是

长期的儒家教育，在儒家观念的影响下，奉行的贸易原则是“厚往薄来”、“不与蛮夷争利”。

因而，统治者固有的保守和愚昧性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不可能提出发展海外贸易等主张。

海外贸易便成为政治外交的附属品，被统治者把玩于股掌之间。

文化的根深蒂固导致明廷更加注重万国朝圣的朝贡贸易，而忽略对海上自由贸易的发

展。当执者的统治思想影响着二元贸易的发展，并由此将大明王朝推向禁闭自封的境地。

① 晁中辰：《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③ 张廷玉：《明史（卷82）》，岳麓书社，1998年。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中华书局，1984年。

⑤ 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和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⑥ 云中天：《中国历史上的大航海》，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年。

⑦《明成祖·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 文》，《神州》2006年第1期。

⑧ 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83-284页。

125

② 庄赢：《晚明官员的收入构成》，《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2期。

6、官方垄断

明清两朝开始的“海禁”，都只允许官方贸易的朝贡，对私人海外贸易严格管制，以

防侵犯官府的商利。也就是说，朝贡贸易不在海禁之列。因而，海禁政策具有较强的功利

色彩，其出发点是希望在鼓励扩大海外贸易规模的基础上，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占有海外

贸易带来的利益。

作为一种国家的对外贸易制度，朝贡贸易具有官方垄断性质，统治者往往为了维护垄

断收益而违背经济规律，从而造成制度内经济激励的丧失。

①

这种官方垄断贸易，实行的

是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明朝为了获得急需的金银，垄断官方贸易，禁止海上民间对外经

济交往，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用武力破坏中国的民间海外贸易基地，使阿

拉伯商人只能和官方商行做生意。这实际上是一种严格外汇（黄金） 管制政策，和当今

黄金外汇放开前是差不多的。

②

研究明史的学者认为，中国在1450 年以后未能像欧洲人那样进行扩张首要的原因是

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明代中国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农业

-官僚政治帝国的形象，它在大陆上小心翼翼地保持其意识形态结构，发展着二元贸易以维

护封建统治。其封建的生产关系已成为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虽然在政府极力压制之时

尚未爆发，但它的末日已不远。

（二）外部原因

众多学者认为，实际上，明代实行海禁政策，有着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即所谓“海

疆不靖”。

1、反明势力

洪武初年，国家建立不久，政权尚未稳固。然而，盘踞在东南沿海的大盐商张士诚、

方国珍等反明势力集结部属数十万，船只数百艘，势力极大，令执政者担忧。明太祖朱元

璋不得已采取了海禁政策，以断绝大陆居民对方国珍、张士诚反叛余部的物资接济。朱元

璋以“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勾倭为寇”为由，“禁沿海民私出海”。

③

到洪武十

四年（1381），朱元璋还“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④

此

后，“海禁”就成了明王朝的重要国策。

2、倭患

嘉靖年间，海商集团对海禁的武装反抗一度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且其规模相当之大，

⑤

，被封建士大夫惊呼为“今

“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

古至变”。为了进行镇压，明廷几乎倾注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致使明廷“帑藏空虚”。这

种激烈的反抗，充分表明了海商势力的壮大，于是嘉靖帝不得不申严海禁，这使得私人海

外贸易受到严格遏制，海商集团被迫开始走私，倭寇与海商相结合形成“倭患”。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明王朝实行垄断的朝贡贸易，严厉禁止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在防

备民人下海与外部势力勾结，危害明朝统治安全的同时，在思想上已认定海上贸易是一种

不稳定的破坏性因素。更何况，内外勾结的“倭患”也的确造成了明代海疆不靖的严重局

① 丁厚雷：《明代海禁政策下的中国海外贸易》，《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27期。

② 骆伦良：《谈明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货币文化特点及启示》，《广西金融研究》2006年第z1期。

③《志第63，兵3》，载于《明史》，第2243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139。

⑤ 谷应泰：《沿海倭乱》，载于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55）》，商务印书馆，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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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因此，在没有其他更好的防范措施下，以禁海为终明一代的基本国策（ 隆庆以后仅

仅是部分开放海禁） 也就不难理解了。

①

3、蒙元残余势力

明初皇室诸臣，起于阡陌，对海外形势，似不甚了了。明太祖在位期间，全力巩固明

朝内部的统治和防御蒙元的再起，无心也无力向海外开拓，因而与域外诸国的联系，多处

于被动地位。

明王朝朝夕思虑的是北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众所周知，明王朝正是通过征服并

驱逐出了蒙古骑兵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17世纪初另一北

方邻居满族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止。亚洲内陆部落游牧生活和半游牧生活的边缘文化，加

强了明王朝对骑兵的培养，也加强了中国腹地的反海上航行传统。

各种不安定的军事因素令统治者头疼。对统治者来说，海洋意味着问题而不是机会。

他们感到后患一时难以消除，为保护疆土安全，便采取了海禁这种消极的办法，目的就在

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然而，这种以牺牲民间海上贸易为基

础的政策必然遭到时代的摒弃。

四、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明代海外贸易在明廷的严禁中被扼杀，致使本该有良好条件的私人海外贸易发端被西

方列强所独霸。明代张翰在《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中对统治者不通海市表示惋惜：

“至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其于国计民生损益利病，试两持而并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

白易分也。乃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若曰夷数入寇，

势不可通。岂知夷人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

不为寇哉？……且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

计。互市有损而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

明朝与其他朝代不同之处在于对海外贸易实行二元性政策：用“朝贡”贸易操控着本

该开放的海外贸易体系，利用“海禁”打杀着与政府相争利的私人商贩。对此，笔者总结

得出如下启示：

首先，当时的“朝贡”贸易在如今看来就是政府实行的保护贸易。为了向世人展现“万

朝来贡”的宏伟景象，为了满足权贵对藩国奢侈品的需求，明廷与诸国开始了官方的贸易

往来。外国贡使来中国朝贡，不仅在市舶司和会同馆受到良好的设宴款待，同时还可以进

行免税交易。这种政府的保护贸易主义自然是对自由市场的抹杀。相比官方贸易，民间贸

易遭到了严格控制。笔者认为，政府应该放开民间的贸易，只需要打击强权垄断，这样就

会使得这个市场上竞争主体足够多，反而有利于治理。

其次，明朝禁海的要害在于执政者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自由贸易是社会发展的必

由之路，而只一味做着“我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迷梦，固步自封，不达时势。从根本上

来说，闭关锁国并非完全出于自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胸怀的狭隘，没有自信解决更为复

杂的问题，作为陆上起家的政权面对海洋充满了不自信，而且每一个守成的君主总是希望

将可能影响自己政权稳定的一切因素拒于千里之外。中国历来的守成政权大多缺少积极进

取的开拓精神，一切求稳妥的心态和行政方式导致了禁海令的实施，最终被具有开拓进取

① 黄顺力：《明代福建海商力量的崛起及其对海洋观的影响》，《厦门大学学报（哲科版）》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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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的异民族所挫败，甚至沦为半殖民地。东方禁海与西方出洋，恰是进取精神与消极守

成精神的鲜明对比。这一点，对于耽于安乐的中国人，是值得世代警惕的。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海洋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示在人类面前。如今的发达国家，几乎

都是海洋强国。一个濒海民族必须不断征服、开发和利用海洋，凭借海洋优势搭架起沟通

世界的桥梁，获取各类发展和生存所需资源，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谁征服、控制和开发、

利用海洋的能力越大，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就会越高，实力就会越强。因此，

走向海洋就是走向世界。只有汲取世界文化的优秀因素，一个民族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这也是当代人类向往海洋的基本原因所在。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如今中国打开了国门，并由此重振国力。这一次，中国人弥补

了郑和时代“重政治、重文化、重道德而轻经济”的缺陷，充分利用海洋发展起了国际贸

易。当然，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轻视文化和道德力量。尤其现今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更

要居安思危，在努力追赶西方经济的同时，不断提升本国文化和道德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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