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政局中的上海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政局中的上海

上海的开埠和租界的崛起，使上海在中国政治天平上的份量陡然加重。至19世纪60

年代，这座昔日的滨海县城不仅已成为中国外交活动的重镇，同时也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竞争

的舞台，在急剧动荡的中国政局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节 南洋通商大臣之设

鸦片战争前，中国没有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在中央，以礼部与理藩院为主，分别

接待藩邦、属国或外国的贡使；在唯一准许与西方通商的南方口岸广州，则由政府特许经营

对外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作为官府与外商交涉的中介，负责承保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

官府政令及管理外洋商船人员，政府官员与外国人例不相见。清朝的这种体制，体现了天朝

独尊、四夷宾服的命意和中国以朝贡制度为依据的对外关系。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十三行专营外贸的特权被取消，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等

五口相继开放。为了应付头绪纷繁的通商交涉事宜，1842年10月清廷任命曾代表中国与英

方议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为两江总督，兼筹一切通商交涉事宜，通商大臣之设由此发轫，

史称“五口通商大臣”。1844年，耆英调任两广总督，并授命以钦差大臣办理各省通商善后

事宜，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一职成了两广总督例兼的职务。鸦片战争的炮声终未使中国社会

从昏睡中惊醒，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通商大臣的设立，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只不过是对咄咄进

逼的西方人实施的“羁縻”手段。于是，在遥距京师的广州，奉命“驭夷”的钦差五口通商

大臣对找上门来的异族使臣先后采取了或虚与委蛇，或峻拒不见的周旋策略，使其提出的新

要求每每无法如愿。在清廷的嘉许下，由当地士绅组织领导的广州民众拒绝外国人入城的斗

争，更使西方入侵者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进不了这座住有众多中国官吏的省城。

为了摆脱这种屡屡碰壁的外交困境，从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急于在中

国扩张侵略势力的西方人日益把外交的目光转向了北方的紫禁城。1850年5、6月间，英国

驻华公使文翰将本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为广州入城一事致清朝大学士穆彰阿、耆英的照会，分

别经上海、天津转递北京，表达了英国愿简派大员赴京面议的愿望。1853年4月，美国新

任驻华公使马沙利乘太平军沿长江东下之际，也将国书直接交两江总督代呈进京，并试探性

地提出了入觐清廷的要求。但是，在只准常驻广州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天朝

体制面前，西方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最终都成了没有结果的事情。他们被告知：“中国抚驭外

藩，惟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乃有请觐之例。该国远隔重洋，素敦礼义，中外体制，素所深知。

但须恪守条约，照旧通商，正不必遣使入觐，始见诚悃也[1]。”

然而，西方人的贪求进取之势绝不是天朝的体制所能遏制得了的。1854年，《南京条约》

签订满12年，西方人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

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规定为词[2]，向中国提出了“修

约”的要求，其中，派遣西方公使驻京成了首要的一条。当他们得知这一要求最终被拒绝时，

他们决心用西方的大炮来与天朝的体制对话。

1856年10月，在广州久争入城而不得的英国人借口“亚罗”号一事首先炮轰广州，挑

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12月，英法联军攻入城内，掳走了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

1858年5月，联军沿海北上，攻陷大沽，兵临天津。6月，惊惶失措的清政府被迫与入侵者

签订了包括公使驻京条款在内的《天津条约》，并同意派员前往上海与对方商定税则。

清政府的签约原不过是“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的权宜之策[3]，至于条约中

所拟定的公使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行及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省城等条款，在清廷的眼里

“种种皆贻后患”[4]，是万难准允的。尤其是公使驻京这一条，“为患最巨，断难允行”[5]。

因为天朝体制，凡外国人许其进京者，皆系朝贡陪臣，抵京后，“应先习跪拜之仪，然后奏

请，定期令其随班引见”[6]。如果西方人进京不执此礼，中国帝王的颜面会在四夷面前丢

尽，天朝的礼仪制度也会因此威信扫地。所以，清廷决心乘上海会议之机重开谈判，不惜以

“全免课税”为代价，挽回上述各款，以为“一劳永逸之计”[7]。

10月12日，税则会议在上海举行，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和两江总督

何桂清等奉命前来会议。但由于“全免课税”有使“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之弊[8]，他

们终究未敢将这一“内定办法”付诸实施；也因为顿改前约有“背约”之嫌[9]，他们迟迟

未敢将改约的意图向对方直言。结果，直至10月22日，在清廷的训斥之下，他们才硬着头

皮备文照会英使额尔金，提出了将上海作为办理各国事务之地以挽回公使驻京这一条款的建

议：“驻京一节，诸多未便，碍难照行，当时在天津匆匆议定，不及细述颠末，此时商办税

则，正好将此不便之处详细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将来办理各国事务，改由上海商办”[10]。

其实，早在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胁迫清政府派出全权大臣前去谈判时，就有人提出过相似

的建议：“伊意在津门立官，亦不过希冀遇事迅达之意。今如准其一切改在上海，而上海另

立一专办夷务大员，如粤海关监督之类，随时有事，可以代其上达，伊即可将津门设官一层

消歇矣[11]。”但这个建议当时并未引起清廷的注意。如今，面对“为患最巨”的公使驻京

这一条，清廷不得不同意桂良他们的办法，表示：如果谈妥以后，“桂良等即可允其将钦差

移至上海，专办通商事务，以后各国如有商办之事，即在上海商办，广东仍照旧通商[12]。”

但是，桂良等人的建议遭到了额尔金的拒绝：“查天津所定条约各节，概为本大臣万不

能更减，理合切实详言。至于此条所载，大英特派大员，或入京长住，或随时进京两端，应

否如何，独归君主择定[13]。”经桂良等人反复商议，“说至再三，方肯不长行居住”[14]。

然而，清廷对此并不满意，上谕迭至，辞气愤厉：“前次准将钦差移至上海，原为阻其进京

及赴天津之计，若仍准其随时进京，则进京之后，如何驱遣，岂不与驻京无异，又何必改钦

差于上海，且何必派桂良等前往挽回耶？总之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

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15]。”1859年1月，正当折冲甚苦之际，传来了此前奉谕驰粤以

“外示兵威，内借民力”的办法转圜时机的新任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兼两广总督黄宗汉在广东

继续与英人为难的消息，额尔金大怒，照会桂良等人表示抗议。清廷闻奏，马上于1月29

日下谕：“上海现办通商事宜与广东相距较远，著即授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

国事务。所有钦差大臣关防，著黄宗汉派员赍交何桂清祗领接办[16]。”于是，常设广州几

达15年之久的五口通商大臣一职，终于从两广总督名下移到了管辖上海的两江总督手中。

清廷的一片苦心并未能阻止西方人进京的决心。1859年3月7日，法国专使葛罗接到

桂良等人照会，称嗣后各国通商事宜统归上海办理时，马上照复表示：“惟贵大臣未将归上

海办理缘由声明。在本大臣尚未指实在何处所办理，何期贵大臣预为先定？其应在何处办理，

惟本国与大英国方能准定，兹不具论，俟五月下旬本大臣赴京交换在天津议定章程，然后再

议[17]。”于是，双方终于在公使入京问题上再次爆发武装冲突。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

度攻陷大沽，进占天津。10月，联军兵临北京，清政府被迫无条件接受《天津条约》，并签

订了《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作为清政府试图阻止西方公使入京的产物，

五口通商大臣一职却从此成了两江总督例兼的职务。

1861年1月，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增多，清政府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的同时，又分设大臣管理南北方口岸，五口通商大臣于是成了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

口通商交涉事务的钦差大臣，虽仍用旧称，但实即“南洋通商大臣”，简称“南洋大臣”。它

列于总理衙门之下，但无直接隶属关系，只是所办事项按例皆由总理衙门承转。

五口通商大臣从广州移驻上海，成为两江总督例兼的职务，固然是清廷阻止公使入京的

结果，但它客观上也反映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正发生显著的

变化。

1859年2月，奉命兼任钦差五口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在《胪陈办理通商机宜摺》

中写道：“上海为各夷聚集之所，应办事宜皆在上海，而夷性褊急，凡有照复事件，俱限以

时刻。钦差大臣驻扎处所，若相离上海稍远，文报往还设有迟到误，已多饶舌。而事未身亲

目击，倘措置稍失其宜，即生枝节。故臣前有钦差大臣驻扎上海之议。[18]”有鉴于此，这

位主张将五口通商大臣驻扎上海的封疆大吏，不避“饰词推诿”之嫌，反对由两江总督兼任

此职，认为“两江总督驻扎江宁省城，今因城池未复，暂驻常州为后路策应，筹济饷需，弹

压地方，一俟克复省城，即须前赴江宁办理善后，势不能时赴上海。设该夷酋借口有事与钦

差大臣面议，径来臣所驻之处，或遣夷官仆仆往来，骇人耳目，似多窒碍。[19]”他主张，

“将办理通商之钦差大臣由京简放，即在上海设立公寓，议给养廉，专司其事，以崇体制。

[20]”

这个建议并未被朝廷所接受，清廷认为“前因广东距京●（穴鸟）远，夷情不能●达，

致令借端生事，欲赴天津，是以移钦差大臣于上海，并知何桂清才力能副斯任，援两广总督

之例，授为钦差大臣，办理通商事宜。兹据奏：请简派专员，驻扎上海，议给养廉，以崇体

制。至总督距上海较远，事未亲身目击，恐措置失宜，并恐该夷遣人往来，似多窒碍等语。

以前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遇有各国议事，先派员接见，原非事事与总督面议。叶名琛并不

派员接见，相视太轻，而又不设备，故尔酿成此变。如果操纵得宜，亦不至蔑视督抚。况总

督为地方大吏，足资弹压。若另设钦差，以京中大员任之，恐遇事呼唤不灵。现在抚局尚未

大定，所有应办各事宜，俟互换和约后，朕当再行详谕该督钦遵办理可也。[21]”

于是，五口通商大臣乃至以后南洋大臣一职，终为两江总督所例兼。上海尽管没有成为

五口通商大臣的驻扎地，但上海始终是该职管辖的主要对象，并在日后中国的发展中日益体

现出她的份量。

[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9220页。

[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6页。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434页。

[4]《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419页。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37页。

[6]《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页。

[7]《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44页。

[8]《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21页。

[9]《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5页。

[10]《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48页。

[1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39页。

[12]《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3页。

[13]《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52页。

[14]《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65页。

[15]《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76页。

[16]《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603页。

[17]《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24页。

[18]《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7页。

[19]《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8、19页。

[20]《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7页。

[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312-1313页。

第二节 日趋加重的上海份量

上海开埠之时，其地位在清廷眼里还不如福州，当然更不能与广州相比[1]。但是，一

些奉命办事的官员已经在实际的接触过程中预感到了它未来的重要性。1843年11月，奉命

筹办各省通商善后事宜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耆英在奏摺中写道：“通商事宜业已告竣，奴

才在粤已无应办事件，而统计五口，应以广州为首，上海为尾，将来贸易，似亦惟该二口为

最旺”，惟上海从未与外夷交易，江苏全省并无实在通达夷情之员，“奴才殊不放心”。拜摺

后即行起程回任，“将善后未结各件及上海通商未尽事宜，赶紧会同筹办”[2]。

耆英的感觉是有依据的。早在1842年12月，耆英已奉命对上海、宝山及吴淞口的情形

作了勘察，并于次年3月与江苏巡抚孙善宝、漕运总督李湘●酌定了应办事宜28条[3]。根

据这28条建议，清政府加强了对上海及吴淞口一带的军事防御，并于1843年5月改委苏州

府督粮同知沈炳垣为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驻上海，专管通商，受理华洋交涉事件。然而，耆

英的上述建议与清政府的举措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西方入侵者的一种本能的防范。在他们看

来，上海毕竟是“尾”，广州终究是“首”，五口中首先值得关注的，还是那座与西方人已有

上百年通商历史的海疆省会。因此，1844年，当上海正在筹建海防同知署的时候，清廷委

派的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也已经到达广州，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外交、外贸体制。它规定，

一切“夷务”由常驻广州的五口通商大臣总理。它还规定，五口对各国税银的征收按广州划

一办理。其中包括：各口关税的报满日期应与粤海关一体，均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开始，连闰扣足12个月为一年[4]；各口秤货的大秤、兑银的砝码、量物的丈尺均须按粤海

关向用之式[5]；各口所征税银统归粤海关汇核具奏[6]。为了保证粤海关的原定税额不至因

其他四口的开放而短绌，特规定由五口匀摊粤海关原定税额，额外赢余才归各口尽收尽解

[7]。

历史似乎喜欢同人开玩笑。就当清政府全神贯注于广州这个“首”的时候，这个“首”

却慢慢地低了下去，而上海那条“尾”却渐渐地翘了起来。首尾互换之势正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而日趋明朗。

首先，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上海的关税收入迅速上升并超过了广州。

据统计，1844年，广州大关的关税收入为225万，上海仅17万，还不及广州的十分之一[8]。

但从第二年起，广州的关税收入就开始下降，总共才218万，上海则开始上升，为48万[9]。

至1851年，广州大关的关税收入已降至152万，上海方面则猛增至120万[10]。以后，虽

然由于受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上海方面的关税收入一度下降，但它的上升趋势并未改变。至

1856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广州大关的关税收入为108万，而上海则为182

万，终于超过广州，成为五口之“首”[11]。

其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西方势力的扩张在上海获得了明显的

成功，相比之下，它在广州则陷入了到处碰壁的尴尬境地。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从19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方人逐渐把他们的外交活动从广州移向上海，这座东南滨海县城也因此日

益成为重要的中外交涉之地。1850年5月，英国驻华公使文翰由粤抵沪，将本国外交大臣

巴麦尊为广州入城一事致清朝大学士穆彰阿、耆英的照会由上海道交两江总督转递北京。

1853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马沙利也由粤抵沪，提出了将国书面交两江总督代呈北京

的要求。虽然他们均被告知“既有公文，应在广东总办五口事务大臣处呈递”[12]，但凭借

着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合众国日后若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外国事务之

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两江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的规定，以及中英《虎门条约》关

于“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的原则[13]，照会和国书最终还是

被送进了紫禁城。1854年，西方入侵者向中国提出了“修约”的要求。由于当时驻广州的

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叶名琛始终“以公忙支吾”[14]，上海更成了各国公使频频前来活动的地

方。这年五六月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麦莲和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包令先后抵沪，要求两江总

督怡良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代奏朝廷，简派钦差大臣并给与便宜行事关防来上海商订变通条

约事宜。同年9月，在广州再次碰壁的英、法、美三国公使连樯至沪，复申前说。当他们的

要求均遭拒绝后，1856年8月，即中美《望厦条约》签订期满12年之时，持有“修约”国

书的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又一次从广州来到上海，提出了相同的陈诉。尽管江苏巡抚吉尔

杭阿事先已告以“五口通商事宜，均应归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查办，江苏省不能搀越”，有无

应议之处，应“就近呈请两广总督查办，不必徒劳往返”[15]，但这位西方公使坚称，曾与

英、法两国大臣会面，皆认为“必得另有钦差会议。若令仍赴广东与叶大人（指叶名琛引者）

会议，则头可断而不能前去”[16]。“如不教我们上天津，只求两江督抚，代为奏请钦差，

至江浙地方会议”[17]。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8年2月，英、法、美三

国分别经两江督抚照会清朝大学士裕诚，要求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前来上海会议赔款及“修约”

等事宜，但仍遭到清廷的拒绝。直到同年6月，英法联军兵临天津，被迫接受了《天津条约》

的清政府才不得不同意派员前往上海，与外国商定税则。这年10月，上海第一次成为清政

府与西方正式会议的地方。如前所述，清廷为阻止公使进京，也于1859年1月将钦差五口

通商大臣一职改由两江总督兼任。上海，终于取代广州，成了中国外交活动的中心。par

广州与上海的“首”“尾”互易，提高了上海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对19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

以后的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时，中国国内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千里，遍布长江南北。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大

清王朝，清政府急需大量的财政收入来支持日益浩繁的军费开支。但是，由于连年内战，农

村人口骤减，土地荒芜，原有的税收已无法完成，尤其是在战事频繁的长江流域各省，许多

地方的税收已名存实亡。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1853年以后，各省相继开辟了一种新

的税源，即被称为“厘金”的商业税。但这种税收虽然收入颇丰，并不能完全弥补清政府的

巨额财政亏空。在全国财政状况日趋窘迫的情况下，令人注目的上海关税收入已成为清政府

尤其是长江下游省份的一笔重要财政来源。据史料记载，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清军在城东

孝陵卫扎起了江南大营。“其时江苏军饷，每月总须40万，所恃者上海夷税10余万，借以

敷衍”[18]。

其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为了弭兵衅，抚全局，清廷急需一批熟悉“夷务”的

官员与入侵者打交道。然而，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外交体制已陷于瘫痪。为了羁縻“外夷”，

清廷不得不把目光转到已成为中国外交活动中心的上海。它一再谕示两江督抚，要那些长期

与洋人交往并深谙“驭夷之道”的上海官员和商人出面转圜，并反复强调“现在抚夷大局，

操纵不在天津，而在上海”[19]。于是，上海又成了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周旋的重要地方。当

时，上海的官员不仅亲自前往规劝结集在上海的西方人，而且利用上海的外贸地位，用所谓

“釜底抽薪之计”来消沮对方的桀骜之气：即抓住“各夷凡有作为，必先遍询夷商，众谋佥

同，然后举动”以及“夷商长途跋涉，志在贸利，无不护惜其资本”的特点[20]，密谕华商

假作已意，向西方在沪商人晓之以利害。这个“釜底抽薪之计”深为清廷赞许，被认为是对

付夷人的“最为要著”[21]，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屡屡使用。

清政府对上海的倚重加重了上海在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大大提高了两江督抚在政治上

的发言权。他们凭借着上海的地位，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急剧动荡的中国政局中，多次提

出与清廷不同的政治策略。

早在1854年西方公使频频来沪要求“修约”之时，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就曾经不顾天朝

只准广州通商大臣一人办理夷务的外交体制，上奏朝廷，要求“钦派重臣会同两广督臣妥为

查办”。其理由是，“该酋前次呈递节略时，曾经口称：倘蒙恩派钦差大臣指给地方贸易，其

地如有贼匪（指太平军引者），必当随同驱除净尽，并饬商补交旧税（指上海小刀会起义时

外商欠交的关税引者）以备军饷。事虽未可深信，而其言甚力。”“若云助逆犯顺，则长江现

为贼踞，何妨藉此横行，而乃赴粤赴沪，并赴天津，必待请命而行，似又并非恶意[22]。”“现

在夷酋所请，尚属归命乞恩，因而抚之，并未失体。倘有违言，或生异志，再图绥辑之方，

则不如早用怀柔之法[23]。”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结集上海，准备北犯天津。两江总督何

桂清、江苏巡抚赵德辙从路过苏常的新任两广总督兼钦差五口通商大臣黄宗汉处获悉，朝廷

有以江浙兵饷为后援在广东先剿后抚的打算，当即连连上奏清廷，反对轻言用兵。他们除了

纵论天下大势、广东民情事势外，更强调了确保上海安全的重要性。“盖上海为南北适中之

地，湖丝出产之区，该夷之贸易较广东为便利，而我之海运漕粮必于上海受兑放洋，现在军

需之来源亦在上海。上海安则东南皆安，东南安则天下之全局亦定，虽系蕞尔一区，实为安

危枢机”。如果战端一开，“上海固首受其害，其他沿江沿海之地更防不胜防。”“上海即幸无

事，而饷源断绝，金陵大营即不可复问。此军不可问，天下事尚可问乎？”他们认为，英法

联军的天津之行“势难阻止”，建议清廷“钦派大臣与之接见，稍加以词色，俾无衅可寻，

与之筹定大局，令其缴城息兵，再饬回粤另议条款，以纾目前之急。俟内寇削平，饷需充裕，

然后卧薪尝胆，简练水师，再相机办理，以复国仇而伸天讨，亦不为迟”[24]。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清廷欲借上海税则会议之机，以“全免课税”为代价挽回

该约所允各款。奉命会办此事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接阅密件，再次上奏清廷，表示异议：“征

收关税，谓之稽征者，稽查其出入之货是否违禁而征收其税也。若不征其出入口货税，则无

所稽考，竟可任听该夷将我内地货物即在内地贸迁，胥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而我民穷

财尽矣。”“臣愚以为利柄必应收回，税则不可轻免者在此也[25]。”由于清廷的这个“内定

办法”直接关系到条约中“公使驻京”等条款能否取消的问题，何桂清的这次上奏遭到了清

廷的痛斥：“该督身任地方，为国家惜此帑金，是以不肯遽免夷税。然所筹究为目前起见，

并非一劳永逸之计。况若照密谕办法，止能五口通商，一切干求，悉归罢议，该夷又何能尽

收利柄。”“何桂清受朕厚恩，断不至别有他意”[26]。但是，何桂清并不遵旨，相反与来沪

会议税则的钦差大臣桂良等人再次上奏，陈述了全免课税的“十可虑”，并于税则办有眉目

以后，奏称江南军情紧急，返回常州。清廷闻奏大怒：“该督司此次办理夷务，独存成见，

不准他人入手，殊属胆大。桂良等甘为其指使，更不可解。”“该督此次任意之所欲为，一发

莫遏，是亦视朕旨如弁髦，罪有浮于耆英者。”[27]但无奈千里之外无法遥制，只得作罢。

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进军苏、常，两江督抚在危急之中更是不顾

清廷的反对，请求正欲北犯京、津的英法联军出兵助剿。清廷闻讯痛斥：“夷人欲入长江，

我方必欲阻止，岂可招之使来”，“此事断不可行”[28]。“清朝臣子有如是者耶？虽将汝抵

法，朕实觉赧颜，何以对天下臣民？[29]”但两江总督何桂清认为：“为今日计，惟有亟为

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使知大皇帝逾格天恩，动其感激之心，绝其勾结之念，乘

势劝其助顺剿贼，于南北军务，或可稍挽危机。臣等非不知后患滋多，此时事急定议，必为

天下罪人，然即不令夷助顺，而夷兵北去，更恐遍肆滋扰，况回纥助唐自古有之，盖两害相

形只取其轻也[30]。”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兴起了自强新政运动，作为中国外贸、外

交中心的上海更为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官员所看重。如前所述，1861年，清政府在设立总理

衙门的同时设置了南洋通商大臣，它与当时设置的北洋通商大臣一起，成了新政的重要筹划

者和督办者。最早担任此职的，便是在上海从政起家并被某些著作称为“上海帮”代表的薛

焕[31]。此人早年任金山知县，后在江南大营襄赞军事。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

率川勇随江苏巡抚许乃钊前往镇压，历任松江、苏州知府。1857年以后任上海道，并在次

年迁江苏按察使后仍署此职。1859年被授为江宁布政使，奉命驻扎苏、常一带，随同钦差

五口通商大臣兼两江总督何桂清办理“夷务”。次年，又被赏加巡抚衔，帮办五口通商事宜。

同年6月，何桂清因苏、常失守被革职拿问，清廷实授薛焕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和钦差

五口通商大臣。当总理衙门设立时，负责筹办此事的钦差大臣奕訢以两江总督曾国藩“兼司

其事，非特鞭长莫及，并虑未能谙悉夷情”为由[32]，建议清廷仍由薛焕署南洋通商大臣，

为清廷所接受。

与上海官员担任新政要职的同时，上海的海关制度也被推广到了中国的各个开放口岸。

如前所述，早在1854年，上海已经建立起一种新的海关制度，即雇用外国人担任海关税务

司。这个制度在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中得到了肯定：“中国各口收税官员，凡有严防

偷漏之法，均准其相度机宜，随时便宜设法办理，以杜弊端[33]。”鉴于这个制度实行以后，

“税课加增，著有成效”[34]，同年11月中英双方在上海会议税则时特在《通商章程善后

条约：海关税则》中订明：“各口画一办理”[35]。但是，它改变了原来由英国领事提名税

务司人选的做法，规定“任凭总理大臣（指五口通商大臣引者）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

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36]。

1859年5月，各国公使赴京换约道经上海，署上海道吴煦以“换约后须开市，而各口司税

人众，散漫难稽”为由，建议“以向在上海司税之英人李泰国作为总司税，帮办各口事宜，

期归画一”[37]。这个建议为钦差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所接受。“是以何桂清札饬李泰国总

司其事，名曰总税司，以明画一办理之意，并增给薪水，以酬其劳。凡各口所用外国人，均

责成李泰国选募，如有不妥，谕令斥退，仍由各口监督主持会议妥办[38]。”恰在这时，两

广总督劳崇光和粤海关监督恒祺因广州走私太多，关税征收未见起色，打算“仿照上海办法，

用外国人治外国人”[39]，李泰国当即携带上海章程赴粤，帮同于10月24日起试行开办。

由于“试办一个月期满，税务已觉渐有转机”[40]，1860年3月，何桂清又将这个“上海办

法”经李泰国推广到了闽海关。但是，当时第二鸦片战争尚未结束，“各口画一”的办法未

便遽行。

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条约的执行势在必行，

而酝酿自强新政运动的洋务派官员也乐意把上海的这个海关制度推向各个开放口岸。因为

1861年初，北京户部的库银已减少到30万两[41]，而新政的开办需要巨额经费。由于田赋、

厘金几乎已完全被指定作为既定的和不能机动的开支，关税的收入对试图推行自强新政的洋

务官员来说是极为关键的。所以，1861年1月，当北京接到薛焕奏摺，称李泰国请求清政

府发给正式任命其为总税务司的札谕后，当即由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缮给。于是，上海的海

关制度迅速推广到天津、宁波等开放口岸。其中，宁波方面还特移咨薛焕，饬调熟悉通商情

形的江苏记名道杨坊，酌带江海关谙练书舍数名赴甬会同妥办[42]。

就在上海海关制度被各口仿效办理的时候，1862年4月，率领淮军刚抵上海的李鸿章

被任命为署江苏巡抚，并于次年2月接署钦差五口通商大臣，在上海从政多年的薛焕则奉召

入京，被调任为礼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

李鸿章的到来及以后他在上海兴办的洋务事业，使上海在中国政局中的份量大大加重。

[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版，第2263、2277、2314页。

[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7692770页。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420421页。

[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354页。

[5]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6]《第二次鸦片战争》（1），第358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677页。

[8]《第二次鸦片战争》（1），第358359页。

[9]《第二次鸦片战争》（1），第374页。

[10]《第二次鸦片战争》（1），第394页；《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45 页。

[11]《第二次鸦片战争》（1），第427、431页。

[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页。

[1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6、56页。

[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264页。

[1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451页。

[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17]《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86页。

[18]《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95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4），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159、

181页。

[20]《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201页。

[21]《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180页。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05306页。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48349页。

[24]《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200、214216页。

[25]《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21页。

[26]《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26页。

[27]《第二次鸦片战争》（3），第557页。

[2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933页。

[29]《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378页。

[30]《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379页。

[31]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75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第342页。

[3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2页。

[3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253页。

[35]《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8页。

[36]《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8页。

[37]《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306页。

[38]《第二次鸦片战争》（5），第336页。

[39]《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268页。

[40]《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268页。

[41]《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458页。

[42]《第二次鸦片战争》（5），第459页。

第三节 太平军与清廷对上海的争夺

1853年3月，太平军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威震长江南北。在它的鼓舞下，同年9月，

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但惊恐之余，上海的西方人和当

地官绅对那支距上海不过几百里的农民起义大军一直惴惴不安。当时的太平军正忙于北伐、

西征以及1856年发生的内讧，东南一隅总算无恙。到1860年，这种局面被打破了。

这年3月，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率军自芜湖直趋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攻占了省城杭州。当清政府急从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时，李秀成已驰返皖

南，会合英王陈玉成率领的人马，兵分五路挺进天京，向江南大营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同年

5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踏破，数万清兵溃不成军。为了乘胜扩大战果，夺取天京东南

的富庶地区作为将来西进的人力物力基地，在干王洪仁玕的决策下，李秀成等人又马不停蹄

率大军东征，在短短十几天中，连克常州、无锡和当时的江苏省城苏州，吓得清朝两江总督

何桂清“捶胸喷血，不知所为”[1]，惊叹“局面溃败至此，实亘古未有之奇变”[2]。

太平军的凌厉攻势，震动了上海，上海官绅惊恐万状，急忙行动起来。由于当时上海清

军兵力单薄，“分防本境尚形不足”[3]，他们首先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在沪的西方人。然而，

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在进行，英法联军正在上海集结，准备沿海北犯，迫使清政府无条件

接受《天津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当侵略者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时，他们是决不肯做赔本买

卖，替清朝统治者去攻打“叛军”的。但是，侵略者也决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上海的既得利益。

他们认为：“在上海本地保卫我们的生命财产自属不可缺少的一种措施”[4]。因此，他们一

方面拒绝了上海官绅一再提出的“派兵助剿”的请求，一方面决定公开承诺保护上海安全的

义务。1860年5月26日，在上海的英、法两租界和县城的各城门口，出现了由英国公使卜

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联合发布的公告：

“上海为各国通商口岸，本城华商与各国侨商有极广泛的关系。如果上海 成为

内战的舞台，则商业定将受到严重损害，而华洋人士之但求安居乐业者也 必蒙受重大损

失。为此，本人与法（英）国对华远征军总司令阁下一致同意， 我国海陆军方面采取形

势所必需之措施，以便保护上海居民，不使其遭受屠杀 抢劫，并阻止内部暴动，同时，

上海城区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蒙受任何外 来之攻击[5]。”

这份公告同时被送交上海道台吴煦，由其“分贴于他管辖的内地，甚至可能张贴至苏州”

[6]。

公告颁布的次日，英法联军开始在上海布防：法军200人进驻董家渡天主堂附近，英军

200人进驻上海城西，炮兵200人必要时进驻法租界。英租界的“义勇队”自小刀会退城后

已形同解散，这时也重新组织起来。6月3日，太平军占领苏州的消息传到上海，联军司令

又增派了五六百人驻守在上海北面的江湾和西面的徐家汇。但这最后一条措施遭到了法国专

使葛罗的反对。他认为：“派我们的军队进入内地去打叛乱军就不是我们应尽的职责”[7]。

所以，当英法联军开拔北上以后，留在上海的英法军队共1200人，其中法军300人主要防

守县城的东门和北门，英军900人主要防守英租界以及县城的西门和南门。此外在黄浦江上

还停泊着几条炮舰和护卫舰。

西方军队的设防，使上海的官绅总算放下了一半心。6月7日，上海道台吴煦在一份《安

民布告》中宣称：“英法两国既允与（中国官员）合作，并派精兵至水陆各要隘布防，本地

区安宁可以有所凭借[8]。”但是，官绅也明白，当时除租界、县城之外，上海周围还有许多

地区的防守需要加强。如果听任其让太平军占领，“剩此海滨一隅，何能独支？”[9]。因此，

当英法联军拒绝“派兵助剿”以后，两江总督何桂清即饬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

饷募勇。吴煦这个人是靠捐纳起家的。早年曾历任嘉定等县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奉江苏

巡抚吉尔杭阿之命与上海的商董、候选道杨坊一起，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

深得西方人的欢心。凭借着这一层关系，他不仅设法募集了1000余名华勇，而且还雇佣到

以菲律宾人为主的100名“夷勇”[10]，这就是华尔率领的“洋枪队”。

华尔原是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姆城的一个水手，1847年4月，乘“汉弥尔顿”号

飞剪船来华，任该船的大副。1851年底到1852年初，在上海的一只鸦片趸船上当雇佣兵军

官。1853年，他来沪参加过小刀会与清军之间的战斗。1857年，他又在上海清方的“羚羊”

号上任职。其间，他闯过五洋四洲，抢劫过邮车，是美国政府通缉的流窜犯，有在各大洋和

北美大陆当强人的重大嫌疑，参与过贩运“猪仔”的勾当，加入过法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

晋升为中尉。他本人最不愿意提及的是在中美洲有历险记。在那里，他曾替职业劫掠兵头目

“灰眼睛华克”训练、组织雇佣军，图谋在尼加拉瓜建立美国人统治的王国，结果遭到各国

人士的唾骂而身败名裂[11]。1860年4月，华尔再次抵沪，在清方“孔子”号上当大副。不

久，恰逢江南大营崩溃，上海形势吃紧，吴煦奉命募勇，于是，在杨坊的牵线下，他重操旧

业，很快在上海招募组建了一支以菲律宾人为主的雇佣军。因其使用的都是外国枪炮，所以

被称为“洋枪队”。

1860年6月中旬，太平军连占昆山、太仓，兵锋直指上海。薛焕亲带所募的兵勇会同

其他各路清军前往迎击，“洋枪队”也奉命前往。双方在太仓、嘉定一带展开激战。6月23

日，太平军攻占嘉定。6月26日，嘉定、太仓又同时被清军夺回。但正当清军想乘胜收复

昆山时，6月30日和7月1日，昆山的太平军相继攻占了青浦、松江，薛焕闻讯，“心胆俱

裂”[12]。7月15日，松江的太平军根据李秀成关于上海“有两粤兵勇3000余人情愿投诚”

的谕示，全部出动，进袭上海[13]。附近的清军侦知情形，派水陆兵勇数百人，令洋枪队40

余人居前，连夜偷袭松江。留城的太平军老弱无法抵抗，不得已从北门退出，松江失守。进

袭上海的太平军闻讯从七宝折回，经由昆山于7月22日攻占嘉定。7月30日，大队清军由

华尔率领的一百七八十名洋枪队员打头阵，从水陆两路扑向青浦，猛攻县城。青浦太平军守

军奋勇抵抗，弹如雨下，打得华尔身负重伤，狼狈而回[14]。8月8日，补充了兵员的洋枪

队在副领队白齐文、法尔思德的带领下，会同清军再度大举攻城。次日，李秀成率援军赶到，

双方激战，清军和洋枪队大败。12日，太平军乘胜再克松江。18日，李秀成率军抵达了距

上海县城9公里处的徐家汇。

早在从苏州出发前，李秀成就曾致函上海各国公使，请令外国侨民于住宅或商店悬挂黄

旗，以便保护。因为在他的眼里，对方与太平军都“同拜上帝，同敬耶稣，应视若兄弟”[15]。

但是，当他进抵上海城外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呢？对方枪炮的轰击。

英国人白伦在《中国太平叛党志》一书中写道：

“在星期六，即8月18日，攻击开始了。叛军紧紧地逼近城下，他们已经预先驱逐了

驻在城外的清军。可是在这里，他们却遭遇到我们山炮的霰弹和榴弹的剧烈射击；我们的水

兵用他们的恩费耳德来福枪，塞克兵用他们旧式的布朗贝斯毛瑟枪也使他们蒙受了重大损

害。叛军在发现他们的努力无望以后，便于夜间退却到射程以外的地区去了。„„在星期一，

叛军又来攻城„„全作单线行动，每人都拿着一面旗子，我们炮火的有效杀害使他们改变了

进军路线，他们在英国居留地的郊区附近继续前进。就在这个地点，从我们海军炮兵所发射

的火箭和榴弹有效地保证了他们的退却。夜间，快炮船‘先锋号’溯江前进，向他们的营地

发射了一些13英寸口径大的炮弹。这个最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完全阻止太平军任何进一步

攻击上海的结果，于是他们毁弃了营地，并且在射程以外的地区逐渐退却。”

法国人史式徽也在《江南传教史》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8月18日）叛军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家汇。诸王之一的忠王，就在这里设了司令部。

午后，忠王的先头部队已迫近上海南门城厢区，同时，满载叛军的兵船也驶进了黄浦江。县

城沿黄浦江的东段和南段是法国军队分防的地区，当叛军一出现，法军只要对准他们扫射一

阵，足可阻止他们前进。

翌日，8月19日，叛军部队沿黄浦江入侵到城墙和法租界之间的城厢区，„„防守主

教大堂的12名法国兵，很有办法护卫圣堂。海军中尉勒伯勒东命令‘强力’号舰的海军登

陆，向城厢区开炮，许多中国房屋着了火，抢劫者也逃得无影无踪。同时，‘强力’号由泰

尔海军上尉率领。溯黄浦江而上，靠近董家渡后便向该地区的街道逐条扫射，一艘英国炮舰

向上挺进得更远，这种示威很有成效，董家渡的混乱平静了„„

20日，忠王从徐家汇出发，企图进攻上海西门及租界，这地区是由英国兵防守的；同

法国兵昨天的炮火一样，英国人的炮火很快地迫使太平军后撤，并当场击毙了数百太平军。

par 21日和22日两天，长毛停止进攻。22日，英军的一名译员福雷斯特带了一随员，

扯着谈判的白旗，来到叛军前哨，受到一名长官的接待。这位长官对于洋人如此无情地以炮

火相见，深表怨愤。[17]

当时，李秀成带来的军队仅3000人，他对“西洋番弟”的这种表现深感意外和失望。

这时，嘉兴方面告急，李秀成不得不回师救援。临行前，他留下了一份给上海各国领事的通

告：

本藩兹以忠王名义正告执事等：余今统率部下，将领如云，勇兵数万，本可不费吹灰之

力，使上海蕞尔弹丸之地顷刻毁灭，惟我军抵沪，驻留城下，按兵不动，纯系出于尊重，顾

念尔我双方之共同信仰。倘本藩心怀敌意，立即下令攻击，势将同室操戈，徒遭清妖之耻笑

耳。„„为此，本藩兹特通知各国驻沪领事一体知悉。执事等倘欲达成与我通商之协议，着

即前来商讨协议之条款。但若尔等意欲制造纠纷，挑动战争，则我军所向披靡，有如洪水之

声势浩大，本藩令出必行，势如山岭之坚，胜负之数，指日可待。[18]

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所有要求，英法

联军开始陆续撤离北京。为了巩固既得的侵略权益，西方人更不希望上海及其他开放口岸成

为中国的内战区域。因此，1861年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代理上海领事巴夏礼奉

英国专使额尔金之命，从上海乘军舰沿长江西上，在察看如何落实条约所赋的各项侵略权益

的同时，到达天京，同太平天国进行了谈判。根据何伯的训令，巴夏礼在谈判中重申了英国

的“中立”立场，但同时要求太平军保证不进入上海和吴淞周围100里以内的地区。经过5

天的谈判，太平天国方面作了让步，但条件是只限于本年内。[19]

然而，1861年，西方人对“渎神”的太平军基督教的反感日益增长，而太平天国反对

鸦片贸易的无情事实，也对西方人在条约中取得的权益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同年11月

北京政变以后，亲西方的恭亲王奕訢成了清廷的重要决策者，西方人开始从巩固北京政权的

角度来考虑自己未来的利益。

1861年底，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和吴淞周围100里以内地区的期限将满。12月27日，何

伯命令英国驻天京的“狐狸”号舰长宾汉向太平天国提出4项要求，其中第三项称：你们并

没有忠实地遵守关于你们的军队不进入上海、吴淞100里以内的诺言。为了表明你们忠实于

自己的诺言，总司令要求你们派一高级官员到上海附近的、在你们占领下的地区，“将关于

此项问题的命令转示该处驻军长官，以防止日后再发生错误事故”[20]。这个要求遭到太平

天国的拒绝：“今春我国诚然签订不进入上海、吴淞100里以内的协定，但就道义而论，天

下莫非上帝所造，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之所以允准此

约，唯念贵国与我同源而已。从你们说来，经营商务是谋生之道；但是，就我们看来，保卫

疆土是神圣义务。只是为了表达对同胞的友爱，我们同意在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协定成

立以后，我们立即发布命令，要求我军驻扎在各地的将领一体遵行。根据各地将领禀报，他

们是认真执行着这一项命令的。我天兵的责任在于杀妖，怎能禁止他们履行这一项神圣责

任？如果上海、吴淞没有妖兵，忠王、侍王当不考虑派兵攻取这两个地方。如果你们愿意驱

逐该两地清妖出境，我天朝将派遣文官前去安定地方，不仅保护居民而且也将保护你们的商

务。是以贵国何以惧我天兵进入百里之内耶？本年将尽，协定期限也将届满，我天朝军队不

能仅考虑到你们的商务而不进攻这两个地方”[21]。

1862年1月，李秀成在浙江战场上取得了连克绍兴、宁波、杭州的重大胜利以后，亲

统五路大军，对上海地区发动了第二次进攻。1月7日，他在《告上海、松江军民书》中，

警告西方殖民者：“上海贸易之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

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无怪本藩师到而大肆杀戮之威，

有伤天地之和也。”[22]1月10日，太平军兵临上海。

忠王大军再度压境，上海的空气顿时又紧张起来。早在太平军攻打杭州之时，上海的官

绅已奔走相告，互相联络，开始动作。他们一方面与上海的洋人联系，寻求外援，一方面在

苏州的太平军中策反，觅取内应。如今，他们加快步伐，双管齐下。

当时，在苏州方面准备充当内应的，是太平军将领李文炳和苏南民团、枪船头子徐老六

（徐少蘧）等人。上海道台吴煦委派前苏州知府吴云赶往松江关王庙附近坐镇，准备就近指

挥策应，并把上海的清军主力以及华尔的洋枪队交给他调度。大暴动原定在1月15日举行，

后因故改为1月18日。但消息灵通的李秀成于15日清晨率太平军精锐部队及时赶到，苏州

大暴动流产。

在策划苏州暴动的同时，上海官绅纷纷前往英、法领事处，要求其驻沪军队派兵会防，

并在英国公使馆参赞巴夏礼的指点下联名呈请江苏巡抚薛焕上奏朝廷，正式批准“借洋兵助

剿”。交涉正在进行时，1月11日西方人认为“尚不致到达我们面前”的太平军已突然出现

在离租界八九英里的吴淞一带[23]。于是应上海道台吴煦的要求，1862年1月12日，上海

中外会防会议在英国领事馆正式举行。会议由英国领事麦华陀主持，出席的有英国驻华海军

司令何伯、英租界义勇队司令韦伯、法国驻沪领事爱棠及其助手日意格、上海道台吴煦、候

补知州应宝时、刑部郎中衔盐运使潘曾玮、按察使衔湖北盐粮道顾文彬、商董杨坊、地方名

士龚孝拱等。会议议定了《防剿事宜》7条，包括派设侦探、驱逐黄浦江和苏州河上的船只、

修筑马路、开辟炮路等。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设立“洋泾浜保卫公所”（即中外会防局），

派员董驻扎，办理逐日侦探及驱船筑路，并中外会办各事。同时规定，“以上7条目前赶办，

余仍随时核办”[24]。这7条事宜后来在薛焕上奏朝廷时改成《筹议借师剿贼章程》8条，

除防守上海外，还加入了收复宁波、夺取苏州、攻打南京等许多内容，并规定会防局的任务

是“酌派清正官绅数员，逐日与贵国办事之人，商酌集饷、调兵、设探报、备供应诸务。有

应贵国（指英、法引者）照会中国抚、藩署者，有应抚、藩署照会贵国者，均由公所派定官

绅及贵国派办军务之人承办”[25]。

1月13日，上海中外会防局在洋泾浜边的源通官银号里正式开张。上海道台吴煦委派

潘曾玮、顾文彬、应宝时、吴云4人主持，英法方面也派员到局办公。同日，英、法两租界

也采取了防御措施。英租界决定采纳当月3日由纳税人会议推举产生的5人防卫委员会的的

建议，在租界内设立3道永久性防线：第一道为护界河（即泥城浜，相当于今西藏中路），

由英军守备；第二道为沙克里路（今福建中路），由义勇队及巡捕防守；第三道为界路（今

河南中路），也由义勇队及巡捕防守。法租界决定仿效英租界，建立义勇队，并于次日正式

宣告成立。由于当时驻沪的英法军队兵力单薄，中外会防局把协同清军作战的任务主要交给

了华尔的洋枪队。

早在1861年8月，华尔已在松江将洋枪队进行了重组，即改建成为一支以中国人为主，

由洋人训练、指挥的军队。这次改组是在吴煦、杨坊的支持下进行的。他们为重组后的洋枪

队提供了全部经费。这次改组也赢得了何伯的笑脸，因为华尔已向他声明不再招募在役英军

官兵了。11月，何伯亲赴松江检阅该军，答应为其提供新式武器装备。

1862年1月底，太平军在对上海形成合围之势的同时，分兵一路自青浦进攻松江。2

月3日，在松江城北5里的迎祺浜，太平军3000人遭到华尔洋枪队1200余人及大队清军伏

击，被迫退向天马山、辰山。2月5日，华尔洋枪队又会同清军在天马山伏击来自杭州的太

平军大队人马。结果，一支万余人的太平军及其700余号船只落入了火力网，损失惨重。华

尔的洋枪队因此被清政府授予“常胜军”的称号。

2月12日，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米切尔率部分援军由天津抵沪，与此同时，驻沪的法军

也得到增援，西方在沪的兵力开始加强。13日，英法驻沪军队首脑在法国领事馆会议，通

过上海防守办法6条，决定加强上海的防守。它规定：1.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及县城北门和

城墙附近地带，法军防守法租界、县城和董家渡地区。2.法军900人中以300人为机动队，

英军650人中也以300人为机动队；法国的100名海军与英国的200名海军及55名陆战队

均为预备队。3.紧急区域内应每1分钟放号炮2次，作为警报。4.英、法租界内的治安由各

自的义勇队和巡捕负责，城内则由道台负责。5.道台守城兵的出动，必须先行通知领事。6.

吴淞为黄浦江咽喉，应由英、法海军驻防，如情况许可，陆军亦应给予一切援助[27]。

随着西方在沪兵力的增强，上海官绅要求英、法“派兵助剿”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月

8日，清廷颁发了批准“借师助剿”的“上谕”。尽管当时何伯根本未接到本国军政上司关

于出兵“助剿”任何指令，但他已决定先斩后奏了。

2月21日，中外会防之役首先在上海的喉咙口高桥拉开了序幕。经过事先侦察，当天

凌晨，由何伯、卜罗德亲自率领的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和由华尔及其副手白齐文率领的560

名常胜军分乘9艘炮船、轮船，直驶高桥天灯港口。他们对占领高桥已一月之久的太平军发

起了突然袭击。经过从上午8时至下午2时半的激战，高桥被英法联军和常胜军占领[28]。

在这一场恶战中，常胜军副领队白齐文左臂被刃伤。

2月22日，何伯致函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主张由英法军队合作，肃清上海周围30英

里以内的太平军。4月12日，他的主张终于得到卜鲁斯的赞同。为了增强上海的兵力，英

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亲率大批援军从天津开来。也就在这时，上海会防局的官绅与

英国领事麦华陀商妥，雇用英国商轮赴安庆接李鸿章的淮军赴沪。4月8日，李鸿章率第一

批淮军2000人抵沪，成为太平军的又一凶恶敌人。

鉴于高桥失败的教训，1862年3月李秀成决定先铲除松江的“常胜军”。为此，他制定

了一个“进兵泗泾，合攻七宝，直取松江，包围上海”的计划。4月4日，太平军与华尔的

“常胜军”及何伯、卜罗德率领的英法联军激战于上海西南的王家寺和龙珠庵。何伯腿上中

弹，不得不退，英法联军由卜罗德指挥。次日，“常胜军”与英法联军再扑龙珠庵，太平军

接仗失利，被迫退退诸翟、华漕一带。4月17日，由卜罗德、士迪佛立率领的英法联军和

华尔的“常胜军”又向太平军在浦东的军事中心周浦发起了攻击。周浦失守。

太平军的连连受挫，助长了对手的气焰。从4月底开始，英法联军与“常胜军”接连攻

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在激战中，卜罗德被太平军击毙于南桥镇

西，但距上海30英里以内的主要城镇也几乎均被对方攻陷。

“西洋番弟”如此之肆虐，终于把李秀成激怒了。当5月12日青浦失陷的消息传来时，

他决定从苏州亲赴前线，给对方以痛击。恰好，薛焕派知府李庆琛统带5000清军往攻太仓，

李秀成当即率精兵万余，于5月17日抄其后路，覆其全军。26日，太平军克复嘉定、南翔，

前来救援的英法联军狼狈而逃。29日，太平军进围松江，华尔的“常胜军”屡战屡败。6

月9日，太平军克复青浦，生擒“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思德，“西洋番弟”的气焰终于被打

下去了。这时，何伯、士迪佛立已把英法联军全部撤回市内。他们想与忠王谈判，尽快结束

这场冲突。而尚未泯灭“兄弟”之情的忠王最终原谅了他的“西洋番弟”。

6月17日，忠王大军6万人成丁字形排列在九里桥（今打浦桥）、徐家汇、法华的东西

线与松江古道（今老沪闵路）的南北线上。忠王与“西洋番弟”达成协议：1.太平军不进攻

上海市区，英法联军不出市区攻击太平军。2.太平军尊重30英里线，英法方面禁止外人官

兵越出30英里线。[29]

6月18日，李秀成下令全线撤退。

[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9

页。

[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1页。

[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6页。

[4]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5]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43244页。

[6]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44页。

[7]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46页。

[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版，第

91页。

[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3页。

[10]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516页。

[11]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页。

[1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9页。

[13]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76、178 页。

[1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351页。

[15]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第8页。

[16]Lindsay Brine:The 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1862年，第254256页， 转自牟安世：

《太平天国》，第279页。

[17]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8]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第12页。

[19]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页。

[20]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12页。

[21]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第214215页。

[22]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 156页。

[2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第211页。

[2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

203页。

[25]赵烈文辑：《上海会防局资料及其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6）， 上海中华书

局1963年版，第168169页。

[2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23页。

[27]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第264265页。

[2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82页。

[29]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1辑，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