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明朝中后期至清朝康熙年间，大量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通过寄送传教报

告、书信、回忆录等，向欧洲介绍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物产丰富、政治

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并进而形成长达百年的欧洲“中国热”。

但是，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并更加闭

关锁国。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则以英国产业革命为标志开始了一系列具有重大

意义的变革。工业上的空前发展，使英国有了更多的对外扩张要求。为了打开中

国市场，英国政府决定以给乾隆皇帝贺寿为名派遣使节访问中国，讨论两国的贸

易和建交问题，并希望缔结一项伦敦与北京之间的商业联盟条约，从而得到贸易

上的最优惠待遇。英国在出使人选问题上颇费了一番脑筋，他们考虑到中国历来

轻商，且官吏傲慢、精明，所以使者必须是与商业无关、地位崇高且办事能力强

的人。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出身贵族，获有神学硕士学位，做过驻俄

公使、爱尔兰事务大臣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

副使斯当东（George L. Staunton）是法学博士，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是各种专

家，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专家及一些有

经验的军官。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皇帝的信中写道，他们派人出使中国的目的，绝

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

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1]

但信中还是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珠山（即舟山

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在北京设立洋行；得到珠山附近一个岛屿，以便储存

货物；在广州附近拨出一小块土地供英商居住；英商货物由广东至澳门在内河行

走时，不上税或少上税等。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使团从朴次茅斯起航。为了向中国显示英国势

力的强盛，抑制中国人的傲慢，英国政府让特使和56名使团成员乘坐装有64

门炮位的“狮子”号军舰，并选了一支50人的精悍卫队。另外39名成员和送给

中国皇帝的礼物载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印度斯坦”号。马戛尔尼使团携带的礼

品多是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钟表、乐器、车辆、兵器、船模等。

1793年8月5日，马戛尔尼使团在天津大沽上岸后，对陆上的中国进行了

认真的观察。“狮子号”船上的第一大副安德逊在描述当地的炮台时说：“这地

方只有一个炮台，仅仅是一个方形的塔，看样子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

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临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

有。”[2]

8月6日，清政府指派王文善前来处理英国使团事务。王文善雇了一些民船

接待英国使节。安德逊发现，中国民船的构造形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但在航海

技术方面的科学毫无进展，这些船只与100年前的船只显然是同样的。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事先写信通知两广总督，说马戛尔尼是前来补祝

乾隆皇帝80寿辰的，并带有600箱价值1.5万英镑的礼品，因而清廷方面准备

充分，招待热情周到。马戛尔尼从天津到北京所乘的船和轿上都挂着“英吉利贡

使”的字样。马戛尔尼虽然对此处置并不满意，但担心反对无效而碍于正事的完

成，便未公开抗议。但对清廷要求他必须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一事，马戛

尔尼提出了一个反条件，即要求清廷派一个与他一样等级的官员在英王肖像前也

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平等。这个提议被清廷拒绝。经过多次交涉，双方才勉强

达成协议：马戛尔尼用谒见英王时最恭敬的礼节觐见中国皇帝，即免冠鞠躬，单

腿下跪。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英国人发现：“从接待大使人员的样子

看，在他们的鄙陋的服装表面，和他们所乘的车辆方面，与英国迁移贫民到贫民

教区的样子很相像，而和一个强大帝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尊严不称。”[3]

8月28日，王文善向英国使团传达：皇帝期望大使前往热河相见和接受国

书。在前往热河的途中，马戛尔尼等人发现到处都是贫瘠之土。9月14日，马

戛尔尼佩带金刚石伯爵勋章，斯当东佩带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绶带，在热河行宫觐

见乾隆皇帝，清朝军机大臣和珅也一同会见。马戛尔尼单膝下跪，颔首，递交国

书后向皇帝献上了黄金和精制并饰有宝石的书籍、珐琅钟表、气枪等礼品，乾隆

皇帝也回赐玉如意。马戛尔尼认为，赏赐之物似乎没有多少价值。觐见没有谈实

质问题，乾隆简单地询问了英王的情况，赐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各一杯“御酒”

了事。

9月28日，马戛尔尼等人回到北京。马戛尔尼希望用从英国带来的礼物打

动中国皇帝，因而在圆明园展示了包括当时西方改良的天文仪器、天体循环模型、

英国著名企业制造的最新产品，等等。乾隆看后说：“这些东西好得足以逗乐小

孩。”[4]在与和珅就英王国书中所提的要求进行谈判时，马戛尔尼提出开放宁

波、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囤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

由传教等要求。和珅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回避。随后，和珅将乾隆皇帝

对英王国书的答书转交给马戛尔尼。乾隆的敕谕说：“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

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

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亲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

所不有”。[5]乾隆最后全盘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依照中国法律，使团在中

国的停留最长不超过40天。因此，马戛尔尼央求自己掏钱在北京多待几天，目

的是加强英王和中国皇帝之间的“牢固的友谊”，并且英王盼望接待中国使节的

回访。但和珅避免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转到皇帝对大使健康的关心上，这使马

戛尔尼得出结论：官员们极不乐意处理商业事宜。1793年10月7日，马戛尔尼

一行只好离开北京。

1794年9月5日，马戛尔尼一行返回英国。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他

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

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6]马戛尔尼向欧洲人描述对中国的观感时

说：东方巨人在蓝布袍子下露出了一双泥足。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季压西、陈伟民：《中国近代通事》（一），学苑出版社2007年1月第

1版。

3.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8月

第1版。

思考讨论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呈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试分析其原因。

2.马戛尔尼率团使华失败是否仅仅是中英间的“礼仪之争”？

[1]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年1月第1版，第24页。

[2] [英]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第50页。

[3] [英]安德逊著，费振东译：《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第83页。

[4] 何伟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115页。

[5] 梁廷枬：《粤海关志》第23卷，贡舶3，第8-9页。

[6] 周 宁编著：《2000年西方看中国》（下），团结出版社1999年2

月第1版，第636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2:从传教士的活动看鸦

片战争及其危害

(2011-03-02 08:50:06)

由于康乾年间的中西礼仪之争，清政府实行了禁教政策。鸦片战争爆发前来

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不敢公开传教，第一个来华的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只好以

东印度公司职员的身份在中国活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些欧美传教士积极参

与了鸦片战争，并协助英国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

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就充当了这样的急先锋。

郭士立，又译为郭实腊，1803年出生于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省。由于家庭

贫穷，他早年辍学当了一名马具学徒工。当普鲁士国王前来视察时，他借机向国

王献上了一首拙劣的诗，表达自己想成为海外传教士的强烈愿望。国王遂传旨命

他学习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准备将来派其去君士坦丁堡，参加普鲁士使馆的工

作。但郭士立并未遵从国王的旨意，而是选择了献身宗教事业的道路，前往荷兰

进入鹿特丹神学院学习。1826年，郭士立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派到东方荷属东印

度群岛传教。

郭士立来到东印度群岛后，通过对东方世界的了解，对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产

生了浓厚兴趣。他除了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

“士立”，并归宗于来自福建同安的郭姓家族，还经常去码头寻访来自中国的商

船水手，恳请带他到中国东南沿海去。1831年6月3日，有一位来曼谷做生意

的福建商人答应带他去天津。郭士立搭乘的这艘中国商船从暹罗出发，沿中国海

岸线北上，于9月底到达天津港口。他沿途散发宗教传单，运用有限的医学知识

和药品为下层群众免费看病、送药，了解中国沿海的政治经济，并借机向中国人

传教。他在船上经常自言自语道：“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

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

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1]同年12月13日，郭士立折返

广东，在澳门上岸后受到了马礼逊等基督教传教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郭士立的首次中国沿海航行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普遍关注，在澳门的英、美等

国商人纷纷向他咨询中国沿海各口岸的情况和航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马治平请

他再次出发作详细的侦察，并指派该公司的高级职员林德赛（化名胡夏米）与他

一道进行“一次试验性的商业航行”，要求他“查明这个帝国北方能逐步地最适

应于向英国商品开放的口岸，究竟可以到达多远，中国人和地方政府的意见，究

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英国。”[2]1832年2月7日，郭士立一行乘坐“阿美士

德号”商船从澳门出发，一路上探测航道、测绘海域图，并对各个港口的防务、

商业等进行刺探。6月20日，他们到达上海。随后，他们不顾清政府的禁令，

用19天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情报。郭士立发现，苏、淞、浙是中国

的商业要地，上海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广州，这使他感到必须想方设法渗入这一地

区，才符合西方人的利益。这次侦察，他们用了7个月，到同年9月5日才回到

澳门。不久，林德赛就向英国政府建议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作战

方案和所需的兵力及时间、路线等。

郭士立回到澳门后，许多鸦片贩子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

大鸦片贩子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聘佣郭士立，并答应为他的传教活动提供长期捐

款。1832年10月12日，郭士立第三次出发到中国沿海进行罪恶活动。其航行

的主要目的是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这次航行，他一直窜到东北奉

天地区沿海一带，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门。1834年，郭士立又受雇于查

顿，乘坐查顿的船只在中国沿海活动。1835年11月，郭士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华

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其主要职责是帮助英国进行鸦片走私，扩大殖民侵

略范围。

郭士立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又多次在中国沿海进行间谍活动，仅他协助一个

英国鸦片贩子到福建泉州走私鸦片，一次就使该贩净赚5.3万英镑，并在泉州建

立了走私鸦片的秘密据点。1836年，义律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时，曾多次与

郭士立商议，如何在清廷内部销售鸦片。郭士立献计道：“要路显官，尽为私人

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

目的。”[3]

1839年9月1日，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郭士立声称自己是德

国人，不在驱逐之列。但清朝官员知道他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忠实而杰出”的

中文秘书和翻译，还是把他与英国人一起驱逐出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马上做了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卧乌古的

翻译、参谋兼向导，随军北上。英军在定海建立殖民政府时，郭士立则以民政部

门负责人的身份住在定海县衙内，不久升为“民政官”，中方史料称其为“伪县

令”。期间，他还威胁当地地痞讹诈勒索定海县城内的当铺、商行，充分显示了

他是一个伪善的传教士。1841年10月，英军占领宁波后，他又因在定海任期的

“政绩”被指定为宁波的“行政官”（伪县令）。当英军在舟山附近扫荡时，曾

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抵抗，郭士立亲赴该地，企图安抚百姓，劝说人民停止反抗，

遭拒绝后立即指挥英国侵略者对百姓肆意屠杀。1842年5月，郭士立随军北上

进犯长江，7月占领镇江后，被指定为镇江的“民政长官”。

英国侵略军进犯南京时，郭士立作为英方的三大翻译之一，参与了《南京条

约》的谈判，《南京条约》的中文草稿就出自他的手笔。《南京条约》在扬子江

上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一位英国军官在其回忆录的结尾处用大写字

母写下：CHINA HAS BEEN CONQUERED BY A WOMAN（中国被一女子

征服了，这里的女子指英国女王）。条约内容包括割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

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赔款2100万元、协定关税，等等。

鸦片战争期间，传教士不止郭士立一人撕下了伪善的面纱，还有很多传教士

狂热地煽动侵华，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这些传教士们已经完全以征服

者的姿态“闯进城门”，甚至直接参与战争了。1842年2月14日，有一个在澳

门活动的传教士在给另一个传教士的信中写道：“大炮在天朝呼啸，……城市在

征服者面前一座接一座地陷落。……这是政治提出的要求，是大炮迫令其实现

的”；“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

我是一个洋人，又是一个传教士，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中

国人的惊诧，闯进了城门”；“时候已经到来，我们已沉默到今天，现在是可以

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门大喊大叫的日子了。”[4]

《南京条约》签字后，郭士立被任命为舟山的英国商务监督而返回宁波。此

后，他还伙同美国传教士伯驾积极参与了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曾

任美国使团团长顾盛的秘书和翻译，也是这一不平等条约的起草人之一。1843

年8月，郭士立回到香港，任英国殖民地首任香港总督、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璞鼎

查的中文秘书和翻译。1851年8月9日，郭士立在香港病逝。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周 宁：《西方2000年看中国》（下），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1

版。

3.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

版。

4.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思考讨论

1．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有哪些？从郭士立等西方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进

行的活动说明鸦片战争的性质。

2．为什么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

[1]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第29页。

[2] 顾长声：《马礼逊到士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3页。

[3] 顾长声：《马礼逊到士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57页。

[4]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

第47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3：《土地章程》和第一

块外国租界的出现

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上海被开辟为对外通商的口岸。1843年11月

8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晚，原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野战队上尉巴富尔

（George Balfour，亦译为巴尔福）以英国首任驻沪领事的身份到达上海。随

行人员仅有一位军医、一名秘书，以及作为翻译的传教士麦华佗。岸上没有任何

人迎接这些英国人，他们只好在船上过夜。

道光皇帝派来上海处理通商事务的大臣是两江总督璧昌和江苏巡抚孙善宝，

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英国领事职分低，“体制攸关”，拒绝和巴富尔会面，把上海

通商的一切事宜都推给了上海道宫慕久去办。9日清早，宫慕久获悉英国人已临

城下，便派了几顶陈旧的轿子前去相迎。在上海道衙门里，英国人受到了中国地

方官的礼貌而冷淡的接待。当巴富尔要求租房设立领事馆时，遭到拒绝，宫慕久

给出的理由是城中已没有任何空房。会晤结束后，巴富尔等人心有不甘地离开衙

门。当他们在街上到处寻找住处时，一位顾姓商人向他们建议租赁他的住宅。巴

富尔随即以每年400元的租金租赁了城内顾家的一幢有52间的大房子，作为住

宅和领事馆。

11月17日，巴富尔正式宣布上海为开放通商口岸，擅自划定从县城到吴淞

长约13英里的地区为上海港区；规定从苏州河口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

为洋船停泊区域，并规定船只停泊规则等事项（后又规定，船只未得英军司令官

的许可，不准更动下锚地点）。

上海开埠后，外国商人和冒险家纷至沓来，都要求在上海购地建房。但上海

居民不愿把土地买给外国人，官吏也表示：“地系人民私产，官家无强迫出售之

理”。因而有些英国人认为：“购地之难，实百倍于吴淞之役。”[1]巴富尔曲

解《南京条约》关于准许英人在通商口岸租赁房屋或地基的条款，硬要上海道台

宫慕久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还说这样“华洋分居”，可以避免彼

此间的纠纷。巴富尔想得到的地方就是外滩，当时这里还是人烟稀少，草苇丛生

的荒滩。但它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处，既有水道与苏州相连，又可出吴淞

口溯长江而上，深入中国内地，对外贸易也极为便利。外滩既临近商业发达的县

城，又无城墙的限制，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更为重要的是，外滩处在外国军舰可

随时进出的黄浦江畔，在英国人看来，把住处和商船放在自己的军舰大炮的保护

之下更可以感到“放心”。

宫慕久和巴富尔就划定居留地一事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巴富尔提出土地买

断的要求，但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中国土地不得卖于外国人。

巴富尔又建议英国政府出面买下整块土地，也因条约中无此项规定而无法实现。

经过反复交涉，在巴富尔的威胁和欺骗下，宫慕久于1845年11月29日（道光

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以道台的名义公布了与巴富尔“依约商妥”的《上海土

地章程》。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个章程进一步扩大了在上海的特权：一是勒索到近

代中国的第一块居留地，二是初步攫取了居留地的管理权，三是为以后进一步扩

大侵略特权留下了伏笔。此后，外国侵略者援例在中国其他城市更多的地方建立

起类似的居留地，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土地章程》被外国侵

略者看作上海租界的“大宪章”、“根本法”，和不平等条约一起，被称为“中

国各地及上海外人租界之基础”。[2]但根据这个土地章程的内容，中国政府对

这块居留地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外国侵略者无权把这块土地变为不受中国政

府和法律管辖的“国中之国”。

巴富尔勒索到这块土地后，于1846年4月间买定李家庄一处地产100多亩

建造领事署，计价1.7万多元。按照当时英国法律，领事在国外只能租地办公，

不得购地建屋。英国公使拒绝支付这笔钱，巴富尔只好自己垫付。同年9月，巴

富尔辞职回国，由阿礼国接任。阿礼国来到上海后，即千方百计地图谋实现其扩

大租界范围的野心。

1846年12月22日，租界内的殖民者以“有集体行动的必要”为借口，在

理查兹饭店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一个3人委员会——道路码头公会，负责道路、

码头建设事宜，并授权核对租地外人按土地面积征收捐税。会议还决定每年一月

举行一次租地人会议，听取道路码头公会关于收支和建设情况的报告，选举新的

委员会以及处理与地产有关的其他事务。该租地人会议和道路码头公会就是日后

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纳税人会议和工商部的原型。

按照《土地章程》，租界由英国领事专管，其他国家的侨民虽然也可以入内

居住，但须经英领事同意。巴富尔和阿礼国都是飞扬跋扈之人，他们认为租界和

上海港都属于英国管辖，自己就有权管理其他外国人。这就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

满。1844年，美国旗昌洋行的吴利国来到上海，他给新任美国公使璧珥写信，

要求担任驻沪领事。1846年，吴利国就任代理领事，随即在租界内旧纤道（今

九江路）设立领事署，升起了美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富尔为了确立自己对这块土

地的专管权而反对升美国国旗。此事一直闹到1847年，才由上海道台补颁《土

地章程》第24条，规定：在特许英商租地范围内，除得悬挂英国国旗外，任何

外国人不得悬挂该国国旗。但吴利国直到次年离任前夕才降下美国国旗。

正当英美领事围绕着“升旗事件”勾心斗角时，法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于

1848年1月25日来到上海。他租下位于租界与上海县城之间的天主教堂的一幢

房子，在那里设立领事馆，升起了法国国旗，同英国人分庭抗礼。

上海开埠后，外国人是不允许到内地游历的。上海地方官员曾规定，外人外

出的距离以一日往返为限，不得在外过夜。当时，英国公使也承认这一规定有效。

但侵略者并没有把此规定放在眼里。他们常常违约远行，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多次被人民殴逐。1848年3月8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雒魏林、慕维廉3人

违反规定，擅自乘船前往离上海90多里的青浦活动。当他们在青浦城隍庙里向

群众散发宗教小册子时，同看守停运漕船的水手发生冲突，雒魏林竟然用手杖殴

打中国人，激起众愤。在斗殴中，这3人被打了几下，仅受微伤。清浦县令将这

3个传教士护送至县署，再由专人送回上海。

阿礼国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借青浦事件大做文

章。他闯进道台衙门，要求严拿所谓“凶犯”。道台咸龄回答说：“斗殴细故，

不足深诘”。阿礼国竟破口大骂，并用手杖折扇敲击咸龄的头。3月10日，咸

龄写信给阿礼国，说已下令缉拿肇事水手，并向麦都思等人表示慰问。但阿礼国

决意扩大事态，无理地退回该信。这时，各国驻沪领事都表示支持阿礼国，一艘

英舰“奇尔德”号也正好来到上海，阿礼国的态度越发蛮横起来。3月13日，

他通知咸龄说，在这一事未得到满意解决之前，所有的英国船只都将不交关税，

同时也不许任何漕船出海，并威胁道：如果在48小时内不把10名“主犯”逮捕，

他还要采取其他行动。接着，“奇尔德”号封锁了吴淞口。咸龄密令漕船三三两

两分散出港，但“奇尔德”号发射炮弹飞过这些船的船首，漕船无法前行。当时

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海运漕船851艘，载漕粮100多万石，这些船都开不出港，而

英商船又停付关税。在这种压力下，咸龄只好于3月16日派海防同知赴青浦协

助“缉凶”，逮捕水手2人，19日解到上海。江苏巡抚陆建瀛也派买办出身的

候补道吴健彰以催促海运为名来上海查办此案。但阿礼国仍不满足，20日派副

领事罗伯逊和翻译巴夏礼乘军舰去南京，直接向两江总督李星沅进行恫吓。麦都

思等人也声称，19日解来上海的两名水手并非“首犯”。

李星沅听说英国人要来南京，非常紧张。他一面和江苏巡抚会派官员倪良耀

赴上海查办，一面派人在长江相机拦截罗伯逊，阻止他来南京。倪良耀到青浦后，

青浦县令又逮捕了两名水手，倪令再加捕6人，于3月28日押往上海。麦都思

等诬指倪万年、王明付2人为“首犯”。倪良耀为取悦洋人，竟将10名水手一

并戴枷示众。阿礼国这才下令撤除对港口的封锁。但已经闯进南京的罗伯逊仍坚

持要李星沅另派大员赴上海查办。李星沅再派江宁藩司傅绳勋和请假在籍的直隶

候补道陈之骥前往上海，并以咸龄处理此事“原欠紧速”，将其撤职，委任吴健

彰代理上海道台。阿礼国见威胁手段生效，立即得寸进尺，要求将10名水手“照

白昼抢夺等律定拟，帮官县令均应科办”[3]。清政府官吏完全屈服，将10名水

手解省复审，判王明付充军，倪万年处徒刑，其余枷号释放。另外还赔偿麦都思

等人300元。

青浦事件的结果使得在上海的各国侵略者欢欣鼓舞。3月29日，法、美、

比领事写信给阿礼国，赞扬他的强硬措施对各国侨民的安全有好处。

青浦事件后不久，阿礼国就正式提出了扩充租界的要求。这时在上海的外国

人共计不过100人，扩充租界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但新上任的上海道台麟桂被

侵略者的气焰吓坏了。1848年11月27日，他和阿礼国订立协定，将租界西界

从界路扩展到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北面伸展到苏州河，租界的总面积比原先

增加了2000亩，达2820亩。从这时起，这片土地就被称为“英租界”。

阿礼国的扩张阴谋得逞，使得法、美两国殖民者眼红起来，他们也要求取得

租界。三个租界把外滩和苏州河口一带地段分割划分完毕：英、法租界以洋泾浜

为界，占据着外滩；英、美租界夹持着苏州河河口。上海交通最便利、位置最重

要的地区，完全被控制在西方殖民者手中了。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化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5月第1版。

3.姜龙飞：《上海租界百年》，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取得近代中国的第一块租界的？租界的建立对近代

中国有什么危害？

2．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

[1] 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月

第1版，第57页。

[2] 夏晋麟：《上海租界问题》，上海书店1992年2月第1版，第27页。

[3]福禄堪：《青浦事件信稿》，《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4:资本-帝国主义在近代

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镜头一：震惊中外的旅顺大屠杀

1894年10月24日，日军从陆、海两路同时向辽东进攻。11月18日，由大

山岩指挥的日军，从后路进攻旅顺，联合舰队布列于旅顺海域，佯攻正面。在侵

略者来犯的关键时刻，身为守军统帅的龚照玙，在前一日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其

余守将也忙于争夺船只，伺机逃跑。只有正定镇总兵徐邦道部孤军苦战。21日

下午3点20分，日军先头部队第一师第二旅团第二联队攻陷旅顺，随即开始了

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日本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的上等兵加部东常七记述了进入旅顺市街

后他本人的杀人经过：“本联队接受占领黄金山的命令，闯入旅顺市街，立即挨

家挨户搜索，刺杀躲藏的敌兵。我，子弹上膛。装上刺刀，在街里搜索敌兵。发

现一敌兵躲在暗屋的角落。你这小子！……刺刀一闪，深深穿透前胸脯。他痛苦

极了，用手握住刺刀。呱……糟糕。用力往回抽刀，割掉了他的四个手指。就在

他倒下时，又刺了一刀。他魂飞天外，只剩下躯壳。”[1]

日本第二联队的一个中尉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描述了当天日军的集体杀戮情

况：“我军益加奋进，进入市区，发现潜伏的敌兵立即砍倒杀死。转眼之间占领

了海岸各堡垒，可以说势如疾风骤雨（估计到此时，平均每人已斩杀4人左右。

像小弟这样的，也已斩杀3名，真是太痛快了）。”[2]

美国《世界报》记者克里尔曼说：“作为目击者，我亲眼看见旅顺市民对侵

略者并无任何抵抗。现在日本人声称，有人从窗户和门内向他们开枪射击，这完

全是谎言。日本兵根本不想捉俘虏。我看见一个男子跪在地上乞求开恩，日本兵

用刺刀将其刺倒，又一刀砍下头来。另一个人躲在墙角里，被一队日本兵用排枪

射杀。一个跪在街中的老人几乎被劈成两半。一个可怜的人被击毙在屋顶上。另

一个人听到枪声，从屋顶跌落到街上，被日本兵用刺刀连刺十余刀。在我的脚下，

有一所挂着红十字旗的医院，日本兵向从医院门口出来的不拿武器的人们开

枪。”“整个市区均遭到日本兵抢劫，躲在自己家里的居民也被杀害。惊慌失措

的大人孩子和牲口成群结队地往外逃。在旅顺西边，难民涉水过一道浅水湾，在

冰冷的水里踉踉跄跄前行，一队日本兵追至水湾边，向水中的人一齐开火。最后

涉水的两个男子，领着两个孩子，蹒跚地刚刚到达岸边，一队日本骑兵赶过来，

用马刀砍死一个男子。另一个男子和两个孩子退到水湾里躲避，却像狗一样被射

杀了。在街道旁边，我不断看见店铺主人苦苦哀求，但不是被击毙，就是被砍死。

日本兵折下每一间店铺的门窗，并进屋抢劫。第二联队的前锋到达黄金山炮台时，

发现已被弃守，唯见港内有一只满载难民的舢板，日本兵立即在码头上排列成行，

齐向舢板射击，直到船上的男女老幼全部被打死为止。港外还有10只挤满惊恐

万状的难民的舢板，也被日本鱼雷艇全部击沉。”[3]

经过4天杀戮，旅顺市区的惨状连日本人也惊呆了。25日，野战炮兵第一

联队的部分士兵获准到市区游览。第二中队士兵片柳鲤之助在《远征日志》中写

道：“此日，环视旅顺市街和近郊，敌兵的尸体极多，每户必有死尸三四具以上。

道路及海岸，所到之处都堆满死尸。其状无法用拙笔所能表达。”第四中队士兵

小野六藏在《从军日记》中有更详细的描述：“每家都有多则十几具、少则二三

具的敌尸。有白髯老者和婴儿死在一起的，也有白发老妪和儿媳、女儿手拉手倒

地死的，其惨状实在是无法言状。”[4]

日军在旅顺大屠杀中，残暴杀害的清军应为2500多人，杀害平民、妇孺老

幼应是1.8万多人。[5]旅顺居民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

镜头二：雨果谴责英法联军抢劫圆明园

雨果是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是

个有正义感的作家。1860年10月18日，圆明园被烧，法国军队满载而归，而

拿破仑三世则恬不知耻地将掳掠而来的圆明园珍物拿出展览。雨果对此极为愤

慨，1861年11月25日，他在致联军巴特勒上尉的信中，痛斥了侵略者的强盗

行经，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信中同时充满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赞美。

雨果在信中写道：“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人类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就是

圆明园。艺术有两种渊源：一为理念——从中产生欧洲艺术；一为幻想——从中

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

荟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话。

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

定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窟，那么这座象城池一般规模巨大、经过

几世经营建造的园林究竟是为谁而建的呢？为人民。因为时光的流逝会使一切都

属于全人类所有。艺术大师、诗人、哲学家，他们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也曾谈

到它。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巴黎的圣

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如果不能亲眼目睹圆明园，人们就在梦中看到它。

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眺见的一件前所未知的惊人杰作，宛如亚洲文明

的轮廓崛起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一样。”[6]

雨果强烈地斥责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毁坏，他说：“这一奇迹已荡然无存。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掠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从

他们的行为来看，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两个

征服者平分赃物，真是丰功伟绩，天赐的横财！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他的口袋，

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

洲。这就是这两个强盗的历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

英国。”“法兰西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了一半赃物，现在它又天真得仿佛自己

就是真正的物主似的，将圆明园辉煌的掠夺物拿出来展览。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

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务归还被劫的中国。”[7]

镜头三：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和干涉中国外交

英国人赫德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一个举足轻重、影响甚巨的人物，也是中、

英近代史和中英关系史上一个显赫一时、不可忽视的人物。

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群波达

当的没落酒厂主家庭。1853年，赫德在女王大学毕业后留校攻读硕士学位，1854

年被保送到英国外交部工作，同年到中国香港充任领事馆编外译员。

1855年5月，赫德出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助理，1858年调任广州领事馆助

理。1861年6月，赫德去北京总理衙门商谈天津条约及其附件中有关海关诸条

款的具体执行落实问题。他精心准备了7条专题条陈意见，为便于清政府官员阅

读，有些专题用中文撰写。他与总理衙门的奕訢、文祥会面时，态度谦和、汉语

流利，深得中国官员的欣赏，并向咸丰皇帝报告：“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

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助力。”一

周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上报英国外交大臣罗素：“我认为，能提供这样的机

会，使赫德先生作为一个中国雇佣的英国臣民，接近像恭亲王和文祥那样的居于

高位者，并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一桩重要的事件，他所受到的接待和待遇，

几乎不可能不对外国人的一般地位产生一种相当大的精神上的影响。”[8]此后

两年多，赫德奔波于中国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先后设立了10多处新海关。1863

年11月，奕訢任命赫德接替李泰国为总税务司。直到1908年回国休假，赫德把

持中国海关长达45年之久。

赫德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强化海关的指挥系统，草拟了“通商各口募用外

国人帮办税务章程”，突出总税务司统管海关华洋人员一切任免、奖惩、调派、

薪俸等，外人不得干预，外籍税务司制度从此成为独立于中国中央政府之外的特

殊系统，海关就是独立王国，赫德就是独裁者。

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极力张罗向英国借款以保持英国人把持海

关大权的特殊地位，保障英国对华贸易的优势。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的比重大大

超过其他国家，最高年份达70%，最低年份也占44%。赫德通过控制海关，达到

了拓展英国对华经济侵略、增加在华利益的目的。

赫德视总税务司为个人私产，海关许多重要职位都委任其亲属。从1867年

开始，他就培养自己的弟弟赫政作接班人，只不过由于德璀琳的争夺未能实现。

1897年，赫德自设副总税务司一职，以其妻弟裴式楷充任。赫德还加紧培养自

己的儿子赫承先，早年甚至想让儿子参加科举考试，走中国的正规仕途，“名正

言顺”地世袭己位。赫承先22岁就当上父亲的挂名秘书。1897年国际邮政会议

在华盛顿举行时，赫德也想把自己不满25岁的儿子作为中国代表派往参加。

赫德凭借双重身份和与总理衙门的隶属关系，利用多种机会，以居间斡旋为

名，介入中国的外交，成为清政府的外交顾问和准外交人员。1870年后一系列

中外不平等条约均有赫德及其属下的海关外籍人员为列强提供军事、财政、经济

情报，为具体条款的内容设计出谋划策，在中外政府间穿针引线，尽力维护列强

权益，同时又充当清政府对外谈判时的顾问和谋士。

镜头四：德皇威廉二世炮制《黄祸图》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同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

场合提出“黄祸”论。他还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

根据他的想象画一幅黄祸情景的图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属臣下和欧洲各主

要国家的统治者。奈克法斯的《黄祸》一画，有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

英、法、意、奥、俄七个国家，她们手中拿着长矛和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表情

严肃而庄严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

崖的深处是隐约的山河城郭，另一边的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在乌云

的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德皇的“黄祸”论在当时有人曾提出异议，有人在《每日新闻》中发表文章

说：“根本无所谓黄祸，除非外族统治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只想在自己的国

土上过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祖先崇拜仿佛一个宽松的锚，将他们束缚在家乡的土

地上。德国皇帝理解或自以为理解的所谓的黄祸，完全是荒诞的，中国人的本性

可以证明这一点。”[9]当时的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并签订了众多的不平

等条约，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和祸害，要说祸的话，也应该是“西祸”，何来“黄祸”？但在西方

质疑“黄祸”的人不多，热衷流传的人不少。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徐洪兴：《残阳夕照》，长春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3.周 宁：《西方2000年看中国》，团结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 资本-帝国主义采取哪些方式入侵并控制近代中国？

2. 近代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1] 苏小东：《甲午日军罪行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第60页。

[2] 苏小东：《甲午日军罪行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第61页。

[3] 苏小东：《甲午日军罪行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第63页。

[4] 苏小东：《甲午日军罪行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第79页。

[5] 关 捷：《旅顺大屠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2月第

1版，第215页。

[6] 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

月第1版，第81-82页。

[7] 柳卸林主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10

月第1版，第82页。

[8] 姚寿山：《赫德其人》，载中国海关学会编《赫德与旧中国海关论文选》，

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

9月第 1版，第112页。

[9] 周 宁：《龙的幻象》（上卷），文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

50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5：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

反侵略斗争——三元里抗英斗争

1840年5月，英国侵略军到达广州珠江口外，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次

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炮台，兵临广州城下。为挽救败局，道光任命御前大臣宗

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各省军队1.7

万人至广东对英军作战。

1841年5月21日，靖逆将军奕山为了邀功请赏，贸然向英军发动夜袭。英

军乘机反攻，占领了广州城郊重要据点，并炮轰城内，奕山举起白旗投降。事后，

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元，外省

清军撤离广州60里。和约订立后，奕山等人为了维持与侵略者的可耻“和局”，

公然发布台示：“现在兵息民安，所有官兵乡勇人等，勿得妄生事端，如遇各夷

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如敢违军令查明即按军法治罪。”[1]由于奕山等人

的退让纵容，使英国侵略者的气焰更为嚣张。他们在广州四郊日夜骚扰、“大肄

淫掠，奸及老妇”[2]，无恶不作。

广州人民目睹英国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卖国，自发地起来抗击

侵略，保卫国土。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2．5公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

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1841年5月27日，义律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纵容英国侵

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行凶作恶。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

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劫取殉葬品。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泥城、

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受害最深。于是各乡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形式自

动组织起来，“集众公盟”，联合保卫身家田园，开展打击英军骚扰的正义斗争。

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原有不少“社学”。社学起源于明初，它原是封建士

大夫的教育、集合场所。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演变为由地主士绅所控制，由当地农

民为乡勇的武装机构。它的职能是维护地方封建秩序，对封建政府的军队起着某

种辅助作用。但它不是官办的，而是民间的机构。在广州城北一带，就存在着十

几个这样的社学，其范围包括了80余乡。英军的侵略暴行，不但使劳动人民蒙

受了深重的灾难，也给地主士绅带来损害，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土绅对英

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义愤。

5月29日上午，一小股英军又窜到三元里村抢劫奸淫，村民奋起搏斗，打

死英兵数名。其余英兵见势不妙，仓皇逃窜。为了坚决打击敌人日后的报复骚扰，

全村男女老幼齐集村北三元古庙商讨败敌之计。当即决定以随里北帝神俯前的三

星旗作抗英令旗，相约“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他们感到一乡力丛

毕竟有限，要对付真枪实弹的侵略军，必须把附近各乡群众动员起米，于是即刻

派人四处联络。萧冈乡“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

各各丁牧出护。”[3]何玉成“柬传”各乡的联系渠道，就是旧有的社学。由于

各乡已有了“集众公盟”的基础，所以附近l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闻

风而到，迅速集结。城郊东北6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

带领下赶来参加战斗。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民抗英武装迅速形成。有人提议

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到三元里以北丘陵起

伏的牛栏冈进行伏击战。

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数千人，手持锄头、铁锨、木棍、刀矛、

石镁、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侵略军负隅

顽抗。在战斗中，敌军少校毕霞紧张恐惧过度，加以天气炎热，昏倒在地，几分

钟内死去。敌军乱放枪炮、火箭，群众按原订计划且战且退。据参与此次战役的

英军记载说：“我们(英军自称)的火箭炮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的推过

去，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摇动着旗帜和盾牌，挑引我们向前进”。

[4]卧乌古气急败坏．命令英军追击。农民群众牵着骄横愚蠢的敌军的鼻子到达

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壳、战鼓齐呐，埋伏四周的七八千武装农民猛冲出来，将敌

人团团围困。此时旌旗蔽野，杀声露天，妇女儿蛮也上阵助威，为各乡的农民战

士送饭。以林福样为首的水勇500余名也闻声起来，参加战斗。各乡群众愈来愈

多，很快就达到数万人。英军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卧乌古

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

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进行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三元里人民精神抖擞，愈

战愈勇。侵略军因火药受潮而枪炮失灵，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又被暴

雨淹没，稻田一片汪洋。穿着皮靴的侵赂军，在泥泞中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以

长矛猛烈刺杀英军．英军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

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5]这时，没有上阵的妇女，

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

将近下午4时，卧乌古才把自己的部下重新集结起来。他发现37团第三连

“失踪”了，只得调两连水兵再到战地搜索。天黑雨大，一直折腾到近午夜，水

兵们才和找到的第三连共同返回四方炮台。原来，第三连在撤退时和联队失散，

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了。为了逃命，他们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

但他们仍然受到三元里人民的惩罚，有—名士兵被打死，一名军官和14名士兵

受重伤。

三元里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名，缴获大量战利品。人们热情赞颂：“自

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6]

战斗仍在继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

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千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

英军则龟缩在炮台内，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

偃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

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战斗熟视无

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

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特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

村镇。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斥责他“退夷卖国”。余保纯无

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

负责”。士绅们害怕了，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

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们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

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

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

元里等乡痛骂鬼子词》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

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

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

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我等义民……不用官兵，

不用国带，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狠也！”[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

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

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陈舜臣：《鸦片战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背景和作用是什么？它反映了清政府地方治理的

哪些问题？

2．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的意义是什么？

[1] 刘仁荣、汪长柱：《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与人物》（上册），湖南大学出

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页。

[2] 刘仁荣、汪长柱：《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与人物》（上册），湖南大学出

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5页。

[3] 张秀平主编：《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

月第1版，第323页。

[4] 刘仁荣、汪长柱：《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与人物》（上册），湖南大学出

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6页。

[5] 张秀平主编：《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

月第1版，第324页。

[6] 张秀平主编：《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

月第1版，第325页。

[7]刘仁荣、汪长柱：《中国革命历史事件与人物》（上册），湖南大学出

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第8页。

6:方术与鸦片战争的失败

(2011-03-04 07:57:22)

转载

清朝自嘉庆以来，日益衰微。官场腐败，许多官吏终日忙于参天拜睦，信神

弄鬼，这种风气严重地影响了军事活动。

当时流行扶乩术，这是一种以紫姑神作预测的迷信活动。扶乩的方法是在沙

盘上用乩笔写字，根据图形作预测。1839年11月第一次穿鼻之战后，清廷一些

将领不是积极从事战备，而是请仙降乩。据佚名氏《英夷入粤纪略》记载：“（道

光）二十年庚子十一月，英逆蠢动，督宪五营公馆千总某请仙，仙降乩云：‘正

月平平，二月罹兵，三月又平平，又三月不宁，四月虚惊，五月鬼去，六月康宁。’

后来正月无事，二月初四、五日，逆攻横档、亚粮鞋、威远、精远、虎门诸炮台，

广东水师提督关公天培、碣石镇标都司署水师提标游击麦公廷章皆战死，炮台尽

为逆所据。”

这条史料所载扶乩事，预测了1841年上半年的时事，所涉虎门之战，多有

附会，有待另外考证。值得一提的是，拥有重兵的堂堂千总竟然请仙降乩，实在

不应该。

无独有偶，比起这位千总，当时还有更加愚昧的高级官员。身为清军主帅的

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先后被道光帝派往广东、浙江主持军务，他们身负重

托，却视军事如杂耍，溺泥于迷信。

先说杨芳，他因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镇压林清、李成起义有

功而被封为果勇侯。鸦片战争中，他由湖南提督升迁为参赞大臣。1841年3月，

他先于奕山到达广州。经过一番考察，他错误地认为洋人的枪炮实为邪器，我方

只有以臭秽之物才可制之。据此，他设计了一套“以邪制邪”的战术。《清稗类

钞·讥讽类》记载云：“道光壬寅（按：应为辛丑年），果勇侯杨芳为参赞，慑

于英舰之炮利，下令收粪桶及诸秽物为厌胜计，和议成，不果用。有人作诗嘲之

曰：“杨枝无力受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类似杨芳的这种愚昧在清军营中司空见惯。如《清稗类钞·迷信类》记载，

清军有赏罚大炮的愚昧行为：“八旗各军之出征也，必携带大小各炮以随，如龙

子母、威远、靖远、红衣等者，一一皆备，至驻军之地，克日攻城，或去陈，必

于前一夕出各炮于帐前，陈牲酹酒，军主亲诣三揖以衅之。明日获胜，则披红鼓

吹迎之归，随释折奏请赏给神威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天佑助威将军、天佑助

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诸封号。败则牵之以回营，每炮棍责一百或八十，多

至八百一千。即诸炮受封后，再出战败，枚责亦如前。”

征战前不是擦枪修炮，而是行祭赏之事，这是把封建迷信观念用于武器，又

怎么会有战斗力？

再说奕山，他作为皇族宗室派为清军主帅，于1841年4月到达广州。他不

听林则徐建议的六条御敌办法，不致力于调动民气，不策划合适的战术，而是磨

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个多月，在5月下旬突然心血来潮，下令分三路进攻英军。由

于轻举妄动，导致清军伤亡惨重，使英军乘机占领了城外要塞，并伺机于5月

26日从城北进攻广州，并运来大批弹药。说来也巧，这天突降倾盆大雨，英军

火药尽被淋湿，遂不得不改变攻城计划。奕山得悉，大喜过望，以为有神助，是

苍天显灵。他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火药为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

为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见白衣女神展袖指火，顿即熄灭。俄而大雨倾

盆，逆敌火箭炮弹，无一延烧。”

这本是一个反攻的好机会，调集到广州的一万名清军完全有可能趁天气变化

全歼英军。但是，奕山却忙于敬神，并认为这是投降的好机会，乃于5月27日

在广州城高悬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广州和约》。

资料来源：王玉德：《方士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

版。

思考讨论

1．迷信盛行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衰落有何关系？杨芳、奕山等人的迷

信对鸦片战争造成了什么后果？

2．1840年至1919年，中国军民进行了许多次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战争，为

什么中国的反侵略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最为根本的原

因是什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7:“洋兄弟” 呤唎眼

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2011-03-04 07:59:48)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参加了太平军。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英国人呤唎就是其代表

之一。

呤唎原在英国海军供职，1859年来华后辞去海军职务。1860年进入太平天

国境内，接受了忠王李秀成的委任，并偕同未婚妻和几位友人一同参加了太平天

国的工作。他多次随忠王出征，经常前往上海，为太平天国招募外国志愿军，采

办军火，供应粮食，进行宣传，并组织了一支直属于忠王领导的教练军，参加作

战。他为此而遭到上海英国当局的通缉，他的妻子和几位友人都在革命战争中献

出了宝贵的生命。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呤唎返回英国。之后，他撰著了《太

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于186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记述了他在太平军中的

经历，留下珍贵的历史见证。

该书首先描述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呤唎初到中国时，曾沿着中国海

岸航行，到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他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

处在一起。他发现当地的中国人深深地痛恶清朝统治者，这是邪恶的清政府造成

的。他说：“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志使

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

的生命财产完全操纵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

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

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1]正是由于

清政府的暴虐统治才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呤唎看来，“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

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

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2]他还写出了清政府政治

黑暗、腐败盛行的情况：“清政府为了搜刮物质以供应军需，就采取了最腐败最

堕落的行为。卖官鬻爵之风，遍地盛行。北京官报上曾刊出二十三条通告，出卖

各种品级、荣誉、职位。犯罪的人可以用钱买得自由，充军的人可以用钱买得回

乡；官吏可以为亲属买得官衔，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父亲买得比自己更高的品

级；总之，贿赂成风，腐败达于极点。”[3]

该书描述了太平天国地区人民的生活。呤唎等人刚进入太平天国区域就发

现：“人民都在忙着收割，显然要比湖那边清统辖区的农民富裕得多。我们到了

芦墟，这是一个大村庄，离上海有六十英里的水路。此处似有各色大宗贸易。运

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都停泊在村外，为数很多，全都满载货物，似乎这里是一

个很好的现成市场。人们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

象。最令人惊奇的是乞丐完全绝迹，……我完全看不见和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

村里，只见到一群一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

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但是这里明明是太

平天国区域的一部分，我所见到的人民也明明都是太平天国的百姓。”[4]呤唎

还经常上岸访问附近的村民，调查他们对太平天国统治的感想。“我很高兴见到

他们在各方面都十分满意；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

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辫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凡

亲眼见过太平军的人一致认为太平军显然优于清军。不仅太平军的外表要可爱得

多，而且他们的整个品格，无论在体质上道德上，都显出同样惊人的优越性。……

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5]

该书描述了太平天国采取的众多社会改革措施和取得的效果。其中写道，太

平军执行严格的纪律，禁止骚扰劫掠百姓。“我在苏州城门口和我所经过的几个

村口，看到悬挂着几个人头，旁边贴有告示，指出这些人都是兵士，因为抢劫民

财，吸食鸦片，虏掠民女，而被斩首示众。”[6]“我曾在一个村庄里听说，太

平军的兵士不付钱，就连一个鸡蛋也不敢拿走，乡民都说和太平军做生意是好买

卖，因为他们比清军出的价钱要好得多。”[7]呤唎发现，在太平天国管辖区域，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

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的外貌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

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太平天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

地超越了他们的姐妹，那些束缚在清朝的家庭制度中的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太

平天国的辉煌标志之一。”[8]呤唎还赞美“太平天国彻底废除了令人憎恶的奴

隶制，这个禁令是严厉执行的，违者不论男女一概斩首论处。”[9]

呤唎在书中分析了英法等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和西

方列强的残暴。英法曾与太平军相约保持中立，太平军手中握有他们保证严守中

立的庄严文牒，但忠王却不明白英法为什么阻止他进攻上海。呤唎对此进行了分

析：“忠王过于开明和宽厚，以致他虽然十分机敏，明于预见，却并没有见到英

国人的敌意的真正意图。他没有想到：英国从事于这次军费浩繁的战争的目的，

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使英国获得其他种种利益；而太平军以死刑来严禁鸦

片——无论这对中国人是多么有利，无论人道主义的呼声所提出的神圣要求是多

么不容置疑，——却是不利于额尔金条约得来的利益、赔款和鸦片贸易的，因而

是不适合于英国人的政策的。”[10]忠王李自成率军攻打上海时，“太平军头一

天遭到意外袭击损失了三千人以后，遇见了传教士米怜先生。这些太平军是中国

人，他们见到自己的亲友同伴无辜遭到屠戮是应该震怒的。可是，他们并没有采

取亚洲民族自然会有的那种泄愤报复行为，却以一种超过应受赞美的耐心，不去

俘虏米怜先生，并且发现他是传教士后，还派兵士保护他安全到达城门口，以防

兵士复仇和侵扰。米怜先生安全到达了城门口，可是护送他的兵士退回时，一个

个全被城上的英国兵开枪射杀了。”[11]

呤唎在书中多处描述了太平军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中外反动势力的情况。其

中写道：“1853年3月19日，中国的故都南京只经过短短十一天的围攻，就落

在太平军的手里。攻下这座防御坚固的重要城市，并未花费多大力量。太平军由

江上攻打城北，一师在东北城角埋地雷轰城，另一师炸毁仪凤门，两军协同进攻，

只遇微弱抵抗就把城占领。据说，守城的清兵约一万五千名。可是鞑靼兵很多，

所以照通常清军中的汉满比例来看，全部兵力一定不止此数。守城清军几乎未作

抵抗，即由南门和西门逃走或投降并参加了太平军。”[12]呤唎对北伐、西征的

情况盛赞不已：“1853年5月，太平军一小队，约七千人，渡扬子江北上，击

败扼守江边的清军，迅速向西北方向挺进，入安徽和河南……稳步向北京前进，

沿途攻下许多城市。同月（9月）下旬，入直隶，这是清朝最北的省分，北京就

在这个省分内。太平军进展神速，攻下了无数城市。10月，抵大运河。数日后，

克静海县，距天津约二十英里。……此时，北京清廷见太平军长驱直入，进逼京

师，极为震惊，就用各种方法来阻止太平军的进展；……北伐军出发不久，5月

间，太平军又派大队沿从前进军南京的旧路回师反击，溯扬子江而上，克安徽省

城安庆，以安庆作为进军的基地。沿途攻占许多城市，缴获的物质钱粮都运回南

京。再自安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入江西湖南，另一路则向北，准备增援静海

被围部队。1854年初，西路军过洞庭湖，沿旧时进军的一段路线，攻克扬子江

两岸的许多城市。约在5月间，抵武汉三镇，沿途缴获大量物质。……同时，北

路军约在1853年11月自安庆出发，直抵江苏北部的运河，再沿运河疾进，所向

披靡，攻无不克。1854年3月，渡黄河。4月12日，克额防御坚固的临清，临

清是直隶山东之间的要地。……清朝统治者的命运悬于千钧一发之际，腐朽血腥

的清政府意识到自己的灭亡就要到来，惶惶不可终日。”[13]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周武等：《太平天国史迹真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

版。

3.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1月第1

版。

4.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

版。

思考讨论

1.如何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2.如何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1]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14页。

[2]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72页。

[3]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127页。

[4]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47 页。

[5]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50-51页。

[6]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59页。

[7]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60页。

[8]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240页。

[9]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242页。

[10]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

58页。

[11][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218-219页。

[12]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06-107页。

[13] [英]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23-125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8:马尾船政局

马尾船政局，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堂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

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亲身体验到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

吁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左宗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资本主义以

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竟然牵制中国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

之厂”制造火轮炮船的设想。[1]他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

操胜券。在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一批官僚的反对下，当时作为塾师的左宗棠

的这一设想只能成为泡影。

1862年，左宗棠受命图浙时，才逐渐将制造火轮船的宿愿付诸实施。经过

多次努力，1864年仿造了一条小火轮试行于西湖之上。在高兴之余，左宗棠以

该船征询当时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

“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

西洋传之中土。”[2]左宗棠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就答应了他

们的要求。1864年9月，德克碑交卸了常胜军司令一职，于1865年1月奉左宗

棠之命回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提出大规模设厂自造轮船的主张。7

月14日，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左宗棠随即派按察史福建补用道胡雪岩主持作

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

造船厂的规模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如何？左宗棠有明确的计划和见解。他知道

自造轮船困难极大：一无制作的器具，二无合格的师匠，三无识洋字、谙洋算和

通晓洋书之人堪随洋技师学习，等等。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借不如雇，雇不如

买，买不如自造”。[3]自造的目标要做到不依靠别人就能造成船只。

左宗棠为造船厂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一是选择福州罗星塔马尾山后为厂

址。那里是理想的港口：距海口50里，数百米宽的沿江两岸形势险要，易于设

防；此地水清、土实，深达12丈，可停泊巨舰；此处设有海关，经费亦易筹措。

二是制定五年计划和与洋人签订合同。他与日意格、德克碑签订了为期5年的规

条14款的合同。日、德两人与船政局是属于一种特殊的雇佣承包关系，他们与

法国政府无关，是奉左宗棠之命，受船局之托，在设厂造船中处于总包工头的地

位，有总工程师的职能，但无控制局务之权。为取得其技术和使其忠诚效力，月

各资千两。以5年为限，限满日、德及他们所雇工匠概不留用。

1866年10月14日，清王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

在上任前，左宗棠推荐沈葆桢为船政大臣。1867年初，沈葆桢接到清廷下达的

总理船政的任命，遂于7月17日正式到任。这时，船政局筹建工作大体完成了

框架，但沈葆桢也遇到很多困难。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奏折提出：经费难筹、官绅

搬弄是非、工匠向洋人问学不殷等。面对这种情况，沈葆桢不畏艰难，认真督理。

到1874年，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基本建成。它规模宏大，设备也

齐全。一位英国人在参观船厂后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场并没有

多少区别。”[4]船政局不但能与西方一些造船厂媲美，而且大大超过了当时正

拼命向西方学习的日本造船工业的水平。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将培养新型技术人才置于建造船厂的首要地

位。船厂开工前，左宗棠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艺局，半年后迁至马尾，分为前、

后学堂，选拔聪颖少年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算学、造船技术等等。沈葆桢一再

上奏说，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他认真督学，“英敏勤慎”者奖之，“玩梗钝拙”

者去之。历史证明，马尾船政局附设的前、后学堂所培养的科技、水师人才，在

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马尾船政局的建厂速度很快，因而造船就提上了日程。1868年1月开工造

第一艘轮船，次年6月成功下水，名为“万年青”号。此船系木质暗轮，排水量

为1370吨，比日本1862年仿造的蒸汽船“千代田”号138吨的排水量要大10

倍。从这时到1905年，所造兵商各轮40艘，据说“欧美各国士大夫到中国游历

的，都要绕道闽省，一观我国船政的成绩。”[5]

马尾船政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外国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

中国当时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来说，也是距离甚远的。从造第一艘轮船到

1874年造出的第15艘轮船，全为木质，这在国外已属过时的旧型式；轮机马力

都较小；载重量较少；船速较慢，所装炮位不多而且不大，缺陷实在不少。当时

西洋兵轮的长处恰恰与此相反，它们“全在炮位多而马力大，故能于重洋巨浪之

中，纵横颠簸，履险如夷，制胜确有把握。”[6]这表明马尾船政局在制造机械、

装配船体等系统工程方面，还远未得到西洋之“奥妙”。这种技术落后，进展速

度慢的原因，固然与中国造船工业及与之相联系的钢铁、机械制造等工业底子薄、

基础差分不开，但也与洋人的刁难、洋务官僚管理上缺乏经验和资金不足等有很

大关系。

1874年至90年代末，洋人因雇佣合同到期，陆续撤退，开始由中国人设计

自造，导致造船质量远不如国外。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派遣留学生出

国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措施。沈葆桢在1875年趁日意格回国之机，在前、

后学堂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

观学习。此后，先后派了3批学生去欧洲留学。马尾船政局所制之船从仿造开始

转变为自主设计建造。

马尾船政局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从事军工生

产乃至民用生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马尾船政局的发展与它的设备能力是

不相适应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走向衰落。其在发展中的矛盾如下：

一是其经营方式违背资本主义积累与分配的规律。马尾船政局的资金来源于

闽海关的固定拨款，它与上海、天津等机器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不是“就动拨

之款，核制成之数”，而是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而通过清政府调

拨给各单位使用。这就决定了其发展不是依靠内部积累，而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

支出。这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随着造船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耗费也越来越

大，而清政府的财政却日益匮乏，对船政局的支付日益减少，致使矛盾日趋尖锐。

二是封建官僚衙门式的管理与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矛盾。马尾船政局相当一

部分僚属把船厂当作封建衙门，任人为亲是其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之一。尽管沈

葆桢定下“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为贤方针，但继其后者还是免不了

“滥收滥委”，致使滥竽充数。

如何克服上述矛盾？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官僚提出了商办的主张，以

期挽救船政局的危局。1896年，清政府也曾派员办理招商事宜，但以毫无结果

而作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矛盾不断激化，马尾船政局于1907年全面停产。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阮芳纪：《洋务运动史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马尾船政局创立的背景和过程如何？有什么重要作用？

2．以马尾船政局为例，分析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原因、教训。

[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22页。

[2]《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第11页。

[3]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第99页。

[4]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第104页。

[5]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第105-106页。

[6]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

第108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9:献身“戊戌变法”的

勇士谭嗣同

(2011-03-05 06:51:39)

转载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全国的维新运动也愈

益高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的上谕，宣布进行变法，

并准备提拔一批年轻有为的维新志士来推行新政。翰林院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

推荐了谭嗣同，说他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谤疑，内

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光绪帝闻后大喜，命谭嗣同立即进京晋见。

正在湖南的谭嗣同接到谕旨后，不由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平生的政治抱负，

有可能很快得以施展；忧的是亡国危机已如此深，变法前途吉凶难卜。为此，临

行前，他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生死为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

做好“我不死谁死”的亡后的准备。

8月21日，谭嗣同不顾大病初愈，赶到了北京。这时，京城的变法运动已

进入高潮。光绪皇帝正在接二连三地颁布变法诏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

兴高采烈，欢欣的气氛笼罩着古都。至此，谭嗣同行前的忧虑少了许多。他满怀

喜悦地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

勉”。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分别授予

他们四品衔军机章京的职务。并把一个内装密谕的黄色匣子亲手交给他们，嘱咐

说：“你们要尽力辅佐我推行新政，资助变法，不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为了报答“高厚”的“圣恩”，实现自己的志向，谭嗣同决心尽自己的一切，

开拓出一条祖国繁荣昌盛的光明道路。他为光绪皇帝起草诏书，批阅大小臣工的

奏折，筹划种种变法措施，参与种种国事的决策，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通宵

达旦。但是，正当谭嗣同等全力以赴地进行变法维新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

伙封建顽固派挥起屠刀猛扑过来。他们密谋，乘光绪皇帝10月到天津阅兵之机，

由直隶总督荣禄发动兵变，逼光绪退位，然后将新政一举推倒。北京城内，一时

流言四起，人心惶惶。9月14日，得悉此讯的光绪皇帝惊慌失措，急忙下密诏

给康有为、谭嗣同等，说：“朕位几不保”，要他们火速密筹，设法相救。但是，

维新派手中既无军队支持，又无广大群众做后盾，只能手捧密诏，跪地痛哭。最

后，谭嗣同自告奋勇地去游说袁世凯，要他在天津阅兵时，统率新建陆军诛戮荣

禄等人，囚禁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救驾。

9月18日夜晚，悲愤不安的谭嗣同来到位于法华寺的袁世凯的住所，劝说

袁世凯帮助光绪皇帝，应对慈禧太后等的发难，实行变法。

袁世凯当面信誓旦旦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谭嗣同信以为真，直到东方晨

光熹微，他才告辞而归。谁知谭嗣同刚走，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就去天津向荣禄告

密。荣禄得报，星夜进京直奔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宣布临朝

听政。同时下令捕拿维新党人。

这时，康有为已逃出北京，梁启超也避难于外国使馆。谭嗣同面临绝境，泰

然处之。朋友们纷纷劝他出走，免遭横祸，他执意不从。大刀王五闻讯赶来，以

性命相许，保他出城，也被他谢绝。他对朋友们说：“没有活着的人，无法图将

来报仇复兴，没有死的人，无法报答皇上的恩情，唤起民气”，“各国变法，都

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听说有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也许就是

我们的祖国所以不昌盛的原因。那么，这种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事，就从我谭嗣

同开始吧！”

9月25日，清廷提骑突然闯进了谭嗣同的住所。谭嗣同大义凛然，从容被

捕。从他参政到入狱这天为止，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没有丝

毫的悲戚和恐惧，他用煤块在监狱的墙上愤然写出如下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

[1]，忍死须臾待杜根[2]；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命信中，他写道：“这次政变，是天翻地覆的大

祸，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大祸就在眼前，我担心的

是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因此，我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

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人做到这一点，嗣同虽生不能报国，死也愿为厉鬼，

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1989年9月28日，清朝反动当局未经任何审判，就决定以“大逆不道”的

罪名把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位维新志士斩首示众。

当刽子手的大刀正要举起的一瞬间，昂首挺立的谭嗣同大声唤监斩官刚毅：汝前

来吾有一言相告。刚毅不敢前往，谭嗣同哈哈大笑，仰天长啸，口中念出四句惊

天地、泣鬼神的绝命诗：“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言

罢，慷慨就义。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时人呼冤，称谭嗣同等六位志士为“戊戌六

君子”。

资料来源：《振兴中华的先驱》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1版。

思考讨论

1．谭嗣同的牺牲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有何启示？

2．为什么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3．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维新派本身的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

面？

[1] 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营私，被迫逃亡。

人们看重他的声望品行，

都冒着危险接纳他。

[2] 杜根，东汉安帝时郎中，因要求临朝听政的邓太后还政于皇帝，触怒太

后，被命摔死，因执行人

手下留情，未死。隐身酒肆，邓太后死后，复官为侍御史。

日俄岛屿争端对中国的启示

在国际社会中，邻国之间的领土或领海争端实属司空见惯；于去年年底就开

始升温的日俄北方四岛之争（俄罗斯称其为南千岛群岛），于最近再度升温。领

土对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领土是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无领土则无国家可言。

没有国家会在领土问题上轻易让步，世界历史告诉我们，领土是国家发动战争的

主要动因之一。但凡涉及领土和领海之争端，定是旷日持久且扑朔迷离。

北方四岛是二战的历史遗产，其中历史原委复杂，于此不多言。北方四

岛一直是日俄关系绕不过的重要议题。在选举政治已经常态化的世界政治生态

中，领土争端很容易成为政客们的筹码。日俄两国之选举政治已有多年的历史，

两国间的争端领土自然会成为两国政客们的筹码。

一、俄罗斯的相关言行

自去年十一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以来，两国间已经国

围绕北方四岛进行了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博弈。迄今为止，俄罗斯主

要走了以下四步：第一、国家元首登陆北方四岛，以宣示主权。第二、其他政府

高官相继登陆北方四岛，以进一步宣示主权。第三、邀请日本及与日本有领土和

领海争端的国家参与开发北方四岛。第四、加强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远东地区之

军力部署。除此之外，俄罗斯不同级别的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宣称，北方

四岛是俄罗斯的领土，无任何争议；俄罗斯也显示和强调了其保护领土安全的政

治和军事决心。

为防止美国介入日俄领土争端，俄罗斯先是强调，俄罗斯对北方四岛主

权之国际法依据，是二战期间的《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这一招非常

高明，作为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与美国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定者，也是各类

国际条约的最大受益者。美国现在的很多权力和利益，就是通过上述协议和公告

获取的。如果否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就等于否认了美国自己在

二战中获取的那些巨大利益的合法性。接着，俄罗斯强调了其军事力量在远东地

区的存在，这既是对日本的威慑，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是对美国的威慑。

二、日本的相关言行

面对俄罗斯的强硬及实质性动作，日本显得办法不多，有效行动更少。

在梅德韦杰夫登上北方四岛后，日本首相菅直人只能表示“遗憾”，这实在是一

个令日本民众“遗憾”的表态，因为在事关领土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本国首

相只能表示“遗憾”。菅直人首相为了即将到来的APEC横滨峰会，舍弃了事关

领土之国家核心利益，这是日本国家领导人要面子而不要实利的选择？还是间接

表明，菅直人政府，至少是菅直人本人，实际上已经彻底放弃了对这四个岛屿的

主权而不愿做进一步挣扎？

更可笑的是日本外相前原诚司和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对北方四岛的

空中视察，以示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如果真是本国的领土，还需隔空视察么？

这就好比张三和李四，透过某已经拥有了主人的房子之窗户，向该房子看了眼后

向世人宣布，那房子是他们的。所幸现在冷战美已经结束多年，所幸现在于俄罗

斯执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是赫鲁晓夫，否则日本飞机于北方四岛的上空视察

时，可能已经吃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炮弹。

日本在极力反对中国和韩国参加俄罗斯有关北方四岛招商活动的同时，

也极力反对本国民众到北方四岛宣示主权。日本国民若要去北方四岛，必须到俄

罗斯的签证，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

此外，为了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道本国对北方四岛的主权，日本政府加

大了今年对北方四岛的财政预算，主要用于启迪日本国民对北方四岛的主权意

识。

由于北方四岛目前处于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之下，俄罗斯对日本经济之依

存度较低，因此经济牌对于日本来说，效果不佳；与此同时，俄罗斯强大的军事

力量也打消了日本动武的念头。在此轮日俄领土争端中，日本明显处于疲于应付

的劣势。

三、两国言行对中国的启示

在此轮日俄北方四岛之博弈中，中国应该吸取以下经验：

首先，不能过于迷信经济手段。在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无一不

与中国有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不少中国人认为，这可以增加我们在领土争端中

的筹码。其实不然。上个月十日至十四日，日本外相前原诚司访问俄罗斯，两国

虽然未就争议岛屿达成任何共识和协议，但在经贸领域还是签订了若干协议，取

得了一定成就。日俄双边贸易总额早已超过300亿美元，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并

非小数。日俄两国贸易的发展并未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更未促进两国解

决领土争端。不管是前原外相的俄罗斯之行中的经贸协议，还是日本对俄罗斯的

其他经济优势，在此次领土争端中，均无实质作用。

其次，要选准时机。梅德韦杰夫登陆北方四岛，有两个有利时间点：第

一、日本与中国的钓鱼岛风波刚平息不久，日本心有余悸，不敢四处出击。第二、

APEC横滨峰会即将召开。日本是此次亚太峰会的东道主。日本当然不希望本国

作为东道国时，俄罗斯这般重要的国家缺席峰会。正因为如此，菅直人首相在梅

德韦杰夫登岛后，只做了一个十分柔和的口头抗议。中国既要选择相关行动的有

利时机，也要防范其他国家利用这种时机。

再次，善于美国。世人皆知，美国是日本最强大的后盾和靠山。为

了减少美国介入日本领土争端的理由，俄罗斯先声夺人、先下一城。宣称自己行

动之依据是《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公告》，而这两个协议，也是美国战后利益

的基础，不承认它们，无异于否认美国很多国家利益之合法性。

此外，俄罗斯邀请与日本有领土争端的中国和韩国加入北方四岛的经济

开发活动，也是一狠招，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当然，此次日俄岛屿争端中，两

国有很多言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希望我国能成功汲取这些经验，以早日解决

我国的领土争端，为中华民族之成功崛起再加一把火。

湖北随州 郭兵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0：辛亥革命前危机四

原文地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0：辛亥革命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作

者：中农人家

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

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前，中国

社会已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危机四伏的社会使得辛亥革命的爆发成

为历史的必然。

镜头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

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

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

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将近七亿两

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

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

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

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

亡的直接威胁，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头。正如陈天华在《警

世钟》中所写:“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1]

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

治，而这时，“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对清政府来说，有时为了

“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

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

在煌煌上谕中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2]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

求。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

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

镜头二：政治骗局大失人心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

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

鸿章还抱有希望。然而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是李鸿章的冷遇，于是孙中山

“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3]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

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实施所谓“新政”、“预备立宪”。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

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

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

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

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

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更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强化集权统治，成

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

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

士推向革命方面。

镜头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

愈烈。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

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族亲贵集团深

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3岁的溥

仪入继皇位，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

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

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

派满族大臣主持建军事务，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这引起了汉

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

镜头四：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政府支付赔款主要采取两个

办法，一是向各省分摊，二是回过头来再向列强寻求高息借款。对于前一个办法，

1904年，18名各省的督抚和将军曾联名给朝廷上疏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甚

巨。……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刮，民力既

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总之，无论如何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之时，

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竭力搜刮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

然内怨苛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4]这份出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奏折，

用了“竭泽而渔”、“民穷财尽”、“竭力搜刮”、“苛政”、“为患不堪设想”

等与革命派揭露他们的语言非常相近的词句，可见经济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清

政府的后一种办法，实际上也要通过向各省摊派来支付巨额的借款利息。革命派

一语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积重如山。

犹不知警惧，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愈大。……

循此以往，国力将敝。”[5]从1900—1911年，清政府举外债高达3.4亿两，其

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190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10492

万两，支出13492万两，亏空3000万两，赤字比1900年以前增加一倍以上。1910

年，清政府预算支出亏空达4169万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把大量赔款、

偿外债转嫁给地方，把经济危机引向整个社会，加重田赋、厘金和盐课等旧税的

税收，并且增添了五花八门的新税，这无疑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手段，最终把民众

逼到造反的路上。

镜头五：大厦将倾民变四起

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江西道监察

御史叶芾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

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

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

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

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

想。”[6]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

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大

规模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

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愈

加发展。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

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

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7]“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

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

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8]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

“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

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9]革命形势已

经成熟。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金冲及、龚书铎、李文海：《中国是怎样走向共和的？》，见《光明日报》

2003年8月12日。

3.李文海、刘仰东：《辛亥时期的志士仁人为什么选择了革命？——纪念孙

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4.金冲及：《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巨变》，见《人民日报》

2001年10月9日。

5.沙健孙、龚书铎、李捷《<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参考书》（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思考讨论

1.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理解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2.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1] 陈天华：《警世钟》，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

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127页。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

年5月第1版，第945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52页。

[4] 沈桐生：《光绪政要》第27卷，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10月第

1版，第71-72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316-317页。

[6] 故宫博物院：《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7月第1

版，448页。

[7]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

华书局1964年8月第1版，第87-88页。

[8]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

华书局1964年8月第1版，第88页。

[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8月第1版，第254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1：清帝退位记

1912年2月12日是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清晨，北风呼啸，天寒

地冻，在紫禁城的养心殿上，清朝统治者举行了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退位

诏书。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端坐金銮宝座之上，接受胡惟德、赵秉钧、

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及内阁成员的三鞠躬新礼，然后，由满面戚容、眼噙泪花

的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布天下，从而结束了清朝

268年的封建统治。

清帝的逊位与共和政体的创立，不仅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也包含着一个

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权位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故事。

武昌起义发生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清廷无力控制局势，在列强及

朝中亲袁势力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起用闲置了数年的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授以

军政全权，来平息动乱。而袁氏久蓄取清室而自代的野心，趁此时机，一方面以

清政府为工具压迫革命党，迫其就范投降；另一方面，又借革命力量威胁清政府，

逼其交出一切权力。时人称之为新式曹操。袁世凯在密令北洋军拿下汉口、汉阳

之后，即停战议和。南北议和其实只不过是革命党与袁世凯之间如何处置清廷的

一桩交易罢了，其关键有两个互为前提的条件：一是南方许诺袁世凯为民国大总

统；二是袁世凯答应迫使清帝退位。

袁世凯开始加紧进行“逼宫”，迫使清廷退位。

1月16日，袁世凯亲自出马。他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率全体国务大臣联衔

上奏清廷，宣称清廷大局岌岌可危。奏曰：“战地范围，过为广阔，几于饷无可

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常此迁延，必有

内溃之一日。倘大局至此，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南方民军“万众

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各国列强因此次战祸而贸易损失不小，“若其久

事争持，则难免不无干涉”，希望清廷“俯鉴大势，以顺民心”，否则将出现法

国革命那样不堪设想的后果。“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

子孙，靡有孑遗也。”[1]革命党人事先得到袁将入宫的消息，于是由张先培等

11人执行任务，分3个行动小组，沿必经之路王府井丁字街两旁设下埋伏。就

在袁氏离宫回府的途中，张先培等人投下一枚炸弹，弹发不中，袁世凯乘机称病，

不再入朝，隐于幕后操纵“逼宫”活动。

在袁内阁要求下，从1月17日起，清廷即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贝子

溥伦首先提出清帝“自行逊位”和让袁世凯作总统的主张，得到庆亲王奕劻的附

和，而恭亲王溥伟等人则表示反对。隆裕毫无主意，惟抱宣统皇帝痛哭。19日，

内阁开会。溥伟虽然高唱“乘胜痛剿”的调子，但无人敢和。胡惟德和赵秉钧、

梁士诒诸人却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

局”[2]。隆裕遂于同日再开御前会议，胡、赵、梁又提出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

组临时政府之议，受到与会王公亲贵一致反对，结果不欢而散。

这时，朝廷内部亲袁与反袁的势力都围绕清帝退位和接受共和政体与否的问

题大做文章。除内阁成员全属袁氏一派外，奕劻、溥伦、太监小德张等人也被袁

重金收买，他们对隆裕极尽威吓哄骗之能事，必欲其退位让权而后快。

主张抵制共和、排袁捍清的则是载泽（辅国公，前度支部大臣）、良弼（原

禁卫军协统）等一群王公亲贵。早在武昌起义之初，他们就叫喊要以亲贵督师，

大张挞伐，反对起用袁世凯。袁上台后，始而将载泽等皇族排出内阁，继而又命

冯国璋统禁卫军，收掉了亲贵们的兵权。于是，他们结合为宗社党，内则煽动主

要由满族官兵组成的禁卫军，外则勾结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

革命，也抗拒袁世凯。1月中旬，他们又组成君主立宪维持会，企图让袁世凯辞

职，由载泽等重新组织皇族内阁，由良弼任总司令，进行垂死挣扎。

1月20日，南京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促清室让

权。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与会的载沣、溥伟、载泽等亲贵王公皆力主君

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他们攻击奕劻误国，要隆裕太后以宫中金银器皿为战费，

任用冯国璋破敌。但隆裕这时已失去了胆量，她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

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3]溥伟见太后不依，又不自量力地要求

皇上赏兵“情愿杀敌报国”。可当太后问到载涛兵力情况时，载涛却答称：“奴

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4]。太后无奈，又不愿退位，于是寄希望于国会解决

政体问题。

袁世凯见清廷不肯就范，忙向隆裕奏道:“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

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同时，暗示手下人

掀起请愿共和的风潮。1月25日，杨度在京组成“共和促进会”，发表宣言，

对阻挠共和的亲贵王公以猛烈抨击，声言惟有共和才能保全皇室和国家。次日，

段祺瑞率领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指斥溥伟、载泽阻挠共和，要求

降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王公亲贵们接到这个电报，人人变色，无人敢有

异词。当日晚，又发生了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毙良弼的事件，宗室王公益发人人自

危，纷纷逃离北京。隆裕太后更是胆战心惊，对赵秉钧等人税:“我母子二人性

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

命”[5]。自此清廷彻底向袁世凯妥协。2月3日，隆裕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

京商酌退位条件。清廷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袁世凯。

4日，袁世凯将他改定的《大清皇帝优礼条件》电告伍廷芳，其第一款即有

“大清皇帚尊号相承不替”的话。南京临时参议院经过讨论，将袁送来的条件改

称为《关于清帝逊位优待之条件》，在具体条文中，均特别点明“辞位”二字。

双方经过进一步商榷后，最后确定优待条件八项，主要内容有：清帝辞位后，其

尊号仍存不废，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暂居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皇室

岁费四百万两（元），由民国拨给；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其原有私产，由民国

特别保护；原禁卫军归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还规定了《关于清皇室待遇之条件》四条，《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

之条件》七条。这一优待条件虽然删除了“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字样，但

仍然是革命党人与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

2月11日，隆裕认可优待条件，决定清帝退位，12日，以宣统皇帝名义下

诏三道。第一是清帝退位诏，此诏由南方起草后电告北京，袁蓄意加入“即由袁

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之句，以示政权得自清室，并防革命党人不能践

约让总统之位于他；第二诏是公布优待条件；第三诏是劝谕臣民。袁世凯在外交

大楼正厅里恭恭敬敬地接过诏书，到场的100多位官员个个神色严肃。当天晚上，

袁世凯令人剪去自己的辫子。次日，北京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把《清帝退位诏书》

全文发表。于是，北京城内街头巷尾，人们拱手相告：“共和了！”“皇上退了！”

北京城收起了龙旗，换成了五色旗。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程为坤：《清帝退位记》，《紫禁城》1987年第6期。

3.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编，张海鹏主编，张海鹏、李细珠著：《中国

近代通史》（第五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

版。

4.廖大伟著：《1912：初试共和》，学林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思考讨论

1.你如何认识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意义？

2.你如何认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围绕清帝逊位问题展开的错综复杂的斗

争？

[1]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10月第1

版，第299-300页。

[2] 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 1946年再版，第105

页。

[3]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113页。

[4]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

版社1957年7月第1版，第113-114页。

[5] 凤冈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1946年再版，第111

页。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2：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

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

时政府。同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

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与北方守旧势力在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不过，

袁世凯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不等于就赢得了统治全国的实权，孙中山让出了总统

的位置，也不等于革命势力就此消灭。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即是南北两派又

一回合的斗争和较量。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3月13日，唐绍仪

被任命为内阁总理，由南北各派分享政权。但在内阁人员问题上，发生了争执，

尤其是关键性的陆军总长一席。袁世凯及其亲信推出段祺瑞，并强硬提出“非段

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1]。南方军政界则期望黄兴继任陆军总长一

职。南北双方争执不下时，黄兴乃于3月28日传集各军将校，竭力劝说不要再

争，竟至声泪俱下。3月29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但慑于南方民

气不可侮，同日又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袁世凯命令发布后，黄兴通电力辞。袁

乃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4月6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成立。按照4

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

军及南京地面之责”[2]，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

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3]，

可见，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

遣南方军队。

南京留守府的成立是南北两派相互妥协的产物。辛亥革命中，南方起义各省

建立了番号和称呼不一的军队。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揭竿而起，仓促组成，

总额达80个师，成分也较庞杂。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掌握了16个师及一些杂

编军队，达2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力令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防止南军

不满而爆发不利于自己的行动，袁世凯需要深得南军拥护的黄兴来稳定南方的局

势，并替他遣散南方的军队。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

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

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

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

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被判死刑者

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

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

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南京留守

府在军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裁军，换来的却是袁系和拥袁势力的横加指责。

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参谋次

长陈宦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4]对于北方咄咄逼人

的攻势，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应却十分软弱。早在武昌首义成功后，南方革命派内

部派系分歧和争权夺利就日益尖锐，消极涣散的态势也日趋明显。革命的暂时胜

利使不少同盟会员的革命精神大大减弱。自南京临时政府被裁撤后，向袁世凯势

力妥协的势头更占了上风，连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决心专事“实业救国”，

为在10年内建成10万公里的铁路而奋斗；宋教仁则就职农林部长，谋求合法和

平的政党政治。高层领导人对军权和军事斗争的麻痹和整个革命派进取意识的减

弱，无法为南京留守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虽然黄兴对于袁世凯排挤、打击、分

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他同样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雄心，而且

认为“南北一家，兄弟一体”，故素怀归隐之志，打算功成身退。他希望“但能

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5]。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

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6]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面对无法解决

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黄兴于5月13日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销职。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

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

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

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

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

爱国行动了。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

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

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该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

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

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

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

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

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

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

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于是，袁世凯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

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获悉合同的严

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

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

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

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

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

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

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俟程德全到宁接受后，准即取

消。”[7]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

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

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可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

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

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

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

南方革命派一让总统，交出了政权；二辞留守，交出了兵权。南方军队的大

量裁减，造成了军力北强南弱的对比形势。南京留守府的裁撤成为南北双方实力

消长演变的重要分水岭。

资料来源：

1.见文中注释。

2.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中华书局1987年9月第

1版。

3.张爱华、欧七斤：《略论民初南京留守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2期。

4.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

版。

思考讨论

1.为什么说民国初南京留守府的成立是南北两派相互妥协的产物？你如何

评价这种妥协？

2.你如何认识南京留守府被裁撤的原因？为什么说南京留守府的裁撤成为

南北双方实力消长演变的重要分水岭？

[1]《民权报》，1912年4月5日。

[2]《南京留守条例》，《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3]《南京留守条例》，《临时公报》1912年4月14日。

[4]《民权报》，1912年6月l日。

[5]《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第1版，第141页。

[6]《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第1版，第287页。

[7]《政府公报》1912年6月2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案例13：中国民众热烈反响苏

俄政府对华宣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中国革命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

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俄罗斯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