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人物评述

陈寅恪人物评述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

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

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

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

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

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

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

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

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

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此后长

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

如是别传》。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

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

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陈寅恪几度往多

国留学共计16年，他起初的目标是“比较语文学”，因而掌握多种古今语文。陈寅恪不愧

为通晓外语的天才。当时陈寅恪在学术界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在留学时

期所作的读书笔记，迄今尚存的共达64本。这些笔记本，还不是全部。学术界人士从陈寅

恪的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当时与他同在德国留学的罗家

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谓其师“博学多能，泛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

书种子”这一称号。陈寅恪如此深厚的外语根底，远胜于辜鸿铭等辈。加上他的家学渊源，

记忆力惊人，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且精通古今典籍，又善于从汉文以外的各种语言文

献中搜罗史料，如此雄厚的学术实力，确实为旷世奇才。

陈寅恪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先生，若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可以去领会一

下这样的场景和人物：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

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

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

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

足下登着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

陈寅恪先生了。 就是这样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却得到了下至普通学生，上至大师鸿

儒的尊敬和推崇。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

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

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

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冯先生的谦虚有

礼，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素以学识渊博、中西融通而著称的吴宓，与寅恪可谓是一生的挚交。但他同时也把寅恪视

为自己的老师。他不止一次发自内心地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识

寅恪。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

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

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在国学方面，一般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算不错了，而寅恪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每

句“必求正解”，可谓烂熟于胸。他手头经常翻阅的，则是《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

大部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学识渊博和多年来对学习的热情。

陈寅恪12岁即随兄游学日本，从此开始他长达20年的留学生涯。在各国漂泊游历的日子

里，他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有名教授，就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

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漠然视之。他在国内留学20年，

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然而他的

学问和日后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这也可谓百年难遇的奇人。同时，他三十岁后便被海内外

公认为中国最博学之人，然而此后数十年间却几乎没有俗世的声名，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则

是几乎家喻户晓。这也与陈寅恪淡泊名利只求真理有关吧。

陈寅恪来清华时，年36岁，来清华前，他正在柏林大学研究。其时赵元任在美国哈佛大

学任教，接到了清华邀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信函。哈佛对赵说：“你一定要回国，务

必找到相当资格人选代替。”并指名“陈寅恪如何？”赵便写信问陈寅恪愿不愿意担任是职，

陈寅恪复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有波斯顿中国饭馆翠香楼的龙虾。”

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

为“贾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肃，决不哗众取宠。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

题是《武则天与佛教》。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

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

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

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

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然而在现在看来，他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

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

系吾友而实吾师。”

陈寅恪还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个资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

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

象牙塔中人”。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

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

“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

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

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

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

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

然而陈寅恪为中华的文学奉献了一生，但他的结局却是凄凉的。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

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

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经历了文革的洗

礼，一个文学上的巨人在此刻也只是一个瘦弱的老人。“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

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

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文革后，与

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一大石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沈复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