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论政治之局限与后意识形态政治走向
——奥克肖特政治“理想类型”理论探析
张 铭 宋雅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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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法学院,威海 264209;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苏州 215006)
摘要:可以把不同社会的不同政治生活看成是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不同应战模式。这类应战模式在奥
克肖特看来,可以抽象地划分成为两种极端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人们正是通过在这
极端“类型”的中间地带作出移动与调整,来使社会适应来自外部与内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由于近现代以
来人类理性的盲目膨胀,各国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类型在本质上都严重偏向于信念论政治。信念论政治在
显现自身合理性的同时,也把人类拖到了极其危险的意识形态政治之中。而解决之道就在于,以向怀疑主
义政治的适度回归来打通走向后意识形态政治之路。后意识形态政治有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独特走向。
关键词:奥克肖特 信念论政治 怀疑论政治 政治理想类型 后意识形态政治
一、政治生活安排的两种“理想类型”
人类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多少都带有点神秘色彩。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类具
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政治生活无非是人类在应对内外不测挑战中脱颖而出,获得历史垂青的成功应战模式。
而由于面临的时代、国家和内外挑战性质的不同,这些作为尝试并最后得以积淀下来的成功应战模式也很
不一样。面对人类色彩斑斓的政治生活安排,面对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政治运作模式,我们常常会陷入
一种认识上莫衷一是的困境。这些林林总总的应战模式的差异与合理性究竟在哪里?它们之间有没有一种
可比度,能不能对它们进行某种归类?人类的不同应战模式有没有一种空间上的连贯性?这些模式的调整
与变更有没有什么内在规律?我们时代的主流应战模式有没有自己的局限?如果有局限的话,未来的变革
应该有什么样的走向?上述问题的解答并非易事,但却是深入理解人类政治生活不能不去直面的问题。
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1901—1990)是英国当代有着世界学术声誉的政治哲学大家,它在自己
的《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 一书中,较系统地讨论了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颇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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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 铭(1950- ),男,江苏苏州人氏,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
治哲学、政治学理论; 宋雅浪(1973- ),男,江苏连云港人氏,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博士生,主要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方法研究”(06AZZ02) 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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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肖特的《The Politics of Faith and the Politics of Skepticism》一书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拙译中译本
即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的解答。而政治“理想类型”理论,就是奥氏解答这一系列问题的一个基本抓手。
在奥克肖特看来,我们可以从近现代人类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生活安排中,抽象出两种对立的、处于
极端位置上的“理想类型”: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这两种“类型”因经抽象而成而具有较为纯粹的形
式。尽管现实中的人类政治生活安排不会是完全纯粹的、理想的“类型”,但它们却分布在由这两个对立的
极端“理想类型”标识出来的连续空间内。近现代各种不同的政治生活也正是通过向一种或另一种理想类
型的靠拢或疏离,来调整自己应对时代挑战的方式,缓解各种不测挑战所带来的压力,体现社会政治生活
动态的应变调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人类政治生活作出这种“理想类型”的归纳与分析,我们便
可以把握近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安排在应对不同挑战时可能达到的极限范围,可以了解近现代人类不同政治
生活的性质与联系。
信念论政治是奥克肖特从人类近现代政治生活安排中抽象出来的第一种“理想类型”。所谓的信念论政
治,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执着于追求完美和不朽的政治。
信念论政治追求完美。它相信,人的完美和获救虽然没有呈现在当下,但却是可以通过人自身的努力
在这个世界中达致的。而政治就是人类达致完美、在此岸世界中获得自我拯救的宏伟事业。在这种政治看
来,政府在这项宏伟事业中担当着一种非比寻常的角色,它是人类设计、控制和完善自身的重要手段和根
本保证,它有权利也有义务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都组织、整合到追求完美的事业中去。于是,统治就不
能不成为一种“无限制的活动”,不能不是全能的。不仅如此,政府还会将国民所有活动都整合进伟大事业
中去,认为国民的一切活动都和社会大目标的实现有关。结果,政府很难不把一种统一的活动模式强加给
社会。在这种风格的政治中,政府掌控一切活动和资源、协调一切事务,对社会进行最具激情也最周密的
控制。
信念论政治不仅追求完美,它还追求不朽。为达致这不朽,它自身的运作总是和对“真理”的向往与
追求联系在一起。它总是先决定真理之所在,确立达成真理的最佳路径,然后毫不犹豫,全力以赴;它寻
求真理带给它的确定性,并把其他的道路全都排除掉。在这种政治中,人们注目于意味着不朽的真理,注
目于真理的实现前景而不允许有任何干扰。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大会有宽容,也不大会有权宜之计;在这
种政治中,政府不仅要求国民的顺从,它还要求他们的赞同,热情和爱;国民的不热爱被认为是道德上、
进而也是政治上的一种罪恶。在这种风格的政治下,强调个体权利保护是不合时宜的。个人的权利、社团
种多元的立场上,怀疑论政治指出,近距离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在利益、观点、偏好、意见上有时会很不一
样,因而相互间很容易发生冲突。社会如果对此不加抑制,生活就会变得难以忍受,甚至最后会被毁掉。
因此,统治活动的主要职责在于减少冲突和降低其严重程度,提供一种大家可以接受的社会秩序。在这个
意义上,统治活动是一个社会的必需。
在怀疑论政治眼里,人类生活中的秩序是一种伟大而难以取得也难以维护的成就,它极有价值也相当
脆弱。秩序一旦失去,人类的社会生活就会中断。因此,政治如果说也有自己不变的核心目标的话,那就
是维护秩序。因此在这种样式的政治看来,人们为了某种抽象的原则和所谓的真理而不惜牺牲社会生活秩
序,那简直就是疯狂和犯罪。对它来说,政府只有维持好了一个社会的秩序,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内部才
有和平,才能谈得上其他的一切,而政治本身也才能谈得上“善”。
考虑到人们对“秩序”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弹性空间,怀疑论政治强调,它主张的秩序是一种底线意义
上的基本秩序,而不是信念论政治所主张的、内涵广泛的“划一秩序”。所谓基本秩序,用奥克肖特的话来
说,只是那些能够使有着不同利益、观点和偏好的公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所需要的法律秩序。当然,一个
良好的社会仅有法律秩序是不够的,但这种政治认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更高层次的东西应该由社会自己
而不是政府来创立或提供。如果政府插手这类属于社会事务的领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便不可能得到
维持,基本秩序和高级秩序就会混为一体,政治权力便不再可能受到约束。
在怀疑论政治看来,统治者也是人,只要条件具备,他们便会倾向于超越职权,强加给社会一种有助
于自己利益实现的秩序,或强加给社会一种远远超过基本秩序的东西。因此,怀疑论政治对政府活动的范
围严加限制,对它的规范更为细密,并主张一个“有限的强政府”。因为这“有限”,政府难以对社会形成
二、信念论政治及其批判
奥克肖特有关“政治类型”的划分在抽象意义上,并不包含他对这两种类型的褒贬。在他看来,人类
的政治生活为了应对特定的挑战,会结合自身所拥有的资源去选择适当的应战模式,这种模式可能偏向于
信念论政治,也可能偏向于怀疑论政治。但是,由于每一种极端的、纯粹的“理想类型”都内含着致命的
要素,因此近现代以来,现实中的人类政治生活实际上都处在这两种极端“理想类型”中间连续空间的某
一个点上,而且受到两个“理想类型”对它们形成的“拉力”。因此,当特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忘我地向一个
极端全力前进时,另一个极端对它的“拉力”也会随之增强。因而当特定社会受累于它所仰慕并向之靠拢
的极端“理想类型”时,往往会出现向另一个极端类型的强烈回归。在这个意义上,奥克肖特把在两种极
端政治类型中寻求平衡、成功应对挑战看成是人类政治生活之要义。
然而,具体到特定时代,特定地区,人类政治生活可能会表现出强烈青睐某种“政治类型”的倾向,
并因此而构成一个时代政治生活危机与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在这种情形下,对这种特定“政治类型”的警
惕与批判便成为时代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在奥克肖特看来,近现代以来欧洲社会深深沉溺于其
中而不能自省的,是信念论政治而不是怀疑论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他对近现代欧洲盛行的信念论政治“类
型”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批判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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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类型的信念论政治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危害?奥克肖特又是从哪些角度把它视为我们这个时代
必须要加以认真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呢?对问题的回答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念论政治与近现代欧洲社会迈向的市场经济大方向不相协调。市场经济的特点是活动主体和
活动方向的多样性。而只提供一种可选择和可追求方向的信念论政治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不能不去征服
社会,不能不让社会屈从于单一活动方向。这一方面使得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样性无法发展,另一方面也
需要政府使用无上的权力。因此,它越成功,其权威就越异化,政府对人们行为作无限控制时,它本身便
不再能够被控制。因此在奥克肖特看来,“这是一条绝路,一旦把它强加给一个业已多样化的社会头上,它
就将唤醒沉睡于每个追求‘完美’的政府中的‘恐怖’政治。”
[1](P95)
其次,信念论政治与现代政治发展的方向有违。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政治发展方向不能不指向对无限
权力的降服,而信念论政治在这个问题上正好背道而驰。它欢迎权力的任意和无限的扩张,这种欢迎使庞
大、至高无上的权力集合体出现,使社会上的张力变成了巨人间的战争,权力平衡不大有可能实现:“小的
法码没有了,只剩下了大法码,天平就只能狂野地从一边倒到另一边”。不仅如此,信念论政治把
[1](P87)
国民转变成追求完美企业中的雇员,不允许任何纷争和异议存在,这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现代政治而走上一
奥克肖特对于信念论政治的反思和批判最后形成了他对于理性主义政治较为系统的批判,奥氏的成名之作《政治中的
理性主义》(. New York: Basic Books Publishing ,1962.)一书,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正是在《信念论政治与怀疑论政治》一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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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取消政治的不归路。信念论政治在这种情况下走向自我毁灭是无可避免的。
再次,信念论政治带来了它无法克服的道德困境。我们知道,道德活动是以自我限制为原则的活动,
而政府为追求完美把统一的活动模式强加给社会时,它就不能允许人们有自己的保留,不能允许人们有自
己的选择,这就不能不带有某种反“道德律令”的特点。我们知道,信念论政治追求的完美与不朽有着浓
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但这是一种排他式的而不是可供选择的东西。为了实现完美它不惜代价,并因此而有
着一种超价值、超伦理的评判标准。当这种它所要求的完美缺席时,它会要求无止境的权力供给。结果,
同情变成了背叛,关爱变成了仇恨,它将契约、忠诚和事业扫荡一空。统治者以上帝名义掌管一切,却做
着魔鬼般的勾当。
复次,信念论政治还给自己带来了“安全问题”上的悖论。谋求普遍的安全曾是信念论政治抬头的一
个坚实基础。可是,信念论政治对安全的追求往往不只是保护命运免遭不测,而且也是要使一个社会组织
起来,杜绝所有不测。为此,它不能不对社会进行最周密、最无情的控制。然而,在安全追求被最大化,
被看成是全面保护的地方,公民实际上也就不能不处于普遍的受奴役状态之中。全面安全的代价不能不是
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一旦掌有无限权力,公民的安全不仅不会得到提升,反而会受到削弱。因为“绝对
的‘安全’状态也就意味着绝对的危险状态”。
[1](P100)
最后,信念论政治难以避免地会带上虚伪的特征。在信念论政治中,政治家总是准备为获得完美而甘
冒一切风险,总是支持自己钟爱的东西而全然不顾及其他的可能。但是,信念论政治追求的人类生存状态
政治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反思能力与免疫能力。然而,在奥克肖特看来,问题的真正解决远还没有这样容易。
这种不容易的原因在于,信念论政治得以发展与泛滥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根源、社会根源和功能性根源。
从信念论政治赖以生长的文化根源来说,西方文化中的“爱智”传统多少决定了欧洲社会不可能不在
对于物与“世界”的认识、把握、征服方面不断深入,不可能不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对自己理性能力的
自信。欧洲近500年的历史是西方人凭借自己对世界的探索成就而形成理性崇拜的过程,是人逐步把神
看低把自己看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想再建“通天塔” 的过程。在政治生活中追求完美和不朽的冲动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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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得以理解。以为信念论政治只是大陆理性主义、“先验主义”政治的产物, 那
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奥克肖特非常有道理地指出:世界范围内极端政治的根子深深地
扎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近现代欧洲的政治与对政治的理解之中。世界上一些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极端政治,在
某种意义上正是源自以英国为代表的近现代欧洲。因此,近现代“欧洲给世界带来的最值得人们注目的礼
物不是代议制,不是‘大众’政府,实际上也完全不是任何式样的政府,而是信念论政治中支配与被支配
的抱负与灵感。”
[1](P126)
从信念论政治赖以生长的社会根源来说,社会转型过程中大量不适人群的出现,市场经济导向下利益
集团疯狂的自利行为,社会变革中的失序、混乱与战争等等,都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长。而
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间激烈的竞争不仅迫使社会的政治整合加速进行,而且也使政府权力的扩张不再受
技术手段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权威不断集中到政府那里,竞争性权力的消除,等级秩序的瓦解,
对教会的政治控制,中间性权威的消失,掌握有总体权威的单一中央权力最终出现。一句话,“政府那不知
疲倦、充满好奇和活力的手开始能够伸向每一个领域,公民开始习惯于一种理念,那就是一切都处于政府
控制之中”。
[1](P49)
从信念论政治赖以生长的功能性根源来说,信念论政治在近现代的长足发展也有着自身功能方面的原
因:它在信念、理想与真理的旗帜下,能最大限度地停止人们的怀疑,最大限度地调动起人们的壮志和激
情,能最大限度地使整个社会团结凝聚在一起以开拓那可能的未来发展空间;它能给无助的人们以力量,
能给无望的社会以希望,能在心理层面满足一个深陷转型苦难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它给予了政府对社会政
治与日常经济生活以全面干预的合法性和权利,从而使一个社会能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下适时地应对危机或
战争,表现出自己在短期内的效率与竞争优势。
所有这一切使得信念论政治在近现代与怀疑论政治的争夺中占据了明显的上风。情况正如奥克肖特所
59-79)[2](PP
一文中对此有专门之论述。该文载于英 巴比塔一说在这里隐喻人类理性之自负。奥克肖特在《巴比塔》
文版《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的中译本时没有收入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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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P273-275)
这里的说法,可以参看朱学勤先生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先验与经验共创历史”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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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那样,信念论政治成为“为近现代欧洲诸多话语所追捧的政治样式”,“各国政府和执政党都把目光
投向过这个极端方向。全世界各国的政党纲领都用信念论政治的语言写就,政府事业都栖身于信念论的习
语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信念论政治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时候,有时还逃脱不了信念
[1](P126)
论政治的思维框架。就拿近现代以来层出不穷、相互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争来说,它们虽然在表
面上势不两立,但从本质上讲,都属于信念论政治(或者说理性主义政治)的表现形式。在当代,一种意
识形态政治的失败,很少被认为是信念论政治本身的失败,而会被看成是另一种意识形态政治的机会。正
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奥克肖特对以反对建构理性主义政治而闻名的哈耶克提出批评,认为他倡导新古典
自由主义的方式,实际上是“一个抵制一切计划的计划”,这计划固然“可能比它反对的东西更好,但它属
于同一种政治风格”。很显然,信念论政治即便在今天的世界中也不是一只死老虎。在这个意义
[4](P21)
上,我们时代对怀疑论政治的适度回归便有了一种极为积极的意义。
站在对信念论政治全面、深刻反思的高度,结合市场经济时代对政治生活提出的独特要求,我们似乎
能勾勒出一个后意识形态政治的基本轮廓:
首先,后意识形态政治要告别追求完美与不朽的冲动。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社会的多
元化发展成为一种已然性的历史存在,维持和稳固多元政治、学会折衷、权宜与妥协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
追求的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提出只是出于功能性的考虑,而不是它本身具有什么“完美”与“不朽”的
价值。把多元政治加以完美化和理想化的做法,不仅不可能真正推动多元政治的实现,而且还会最后落入
信念论政治(也必然表现为意识形态政治)的窠臼,并加剧意识形态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后意识形
态政治的最大任务不是要让人类政治生活去注目任何“完美”与“不朽”,而是要去创造一个能够容纳各种
不同的“完美”与“不朽”的共存平台。
其次,后意识形态政治是一种达成社会基本秩序的艺术,而不是用来实现思想家探险或政治家雄心的
工具。因此,这种样式的政治追求的不是什么原则的坚定性,而是达成基本秩序方面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在这种政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既定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达成的,有的只是去体悟和把握社会生活
变化中隐含的“暗示”,有的只是因应时势而作出的应变和权宜、调整与平衡。正因为如此,奥克肖特把现
代政治称之为是一种“没有确定答案的活动”。
[4](P51)
再次,后意识形态政治将一套既定的、周知的法律和权利体系的维持视为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低风险
与低成本路径。这套体系由简单易行的、可信的、大家了然于胸的审理与赔偿手段来加以体现和落实。而
政府的主要职能也就是整治有违这套体系的不公正和对既定权利的保护。在这种政治看来,对于更高目标、
更大权力的追求,都有可能使社会基本秩序维护本身这个根本目标受损。
复次,后意识形态政治要让这套既定的、周知的法律与权利体系在稳定性和变通性上达成平衡。对市
场经济时代来说,一套稳定的法律与权利体系十分重要,但它又必须随着社会变化的节奏作出自己相应的
调整。因此,这套体系不是不可移易的抽象真理,而是会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作出必要调整的对象,并且
它也只有在这样的调整中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为此,后意识形态政治把确立一定的程序与制度,让那
些有着不同利益、不同见解而又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人们通过相互交流、协商、磨合,就这套法律
与权利体系的稳定与调整达成共识或形成妥协这样一个过程本身,看成是自己要去加以解决的一个时代课
题。
最后,后意识形态政治还力图让政治行为程式化,通过降低政治目标获取意义的方式而把政治转换成
为游戏政治。这种风格的政治认为,现代政治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就像体育比赛、舞台表演一样,虽然也有
激情、也讲胜负成败,也极认真,但遵守规则、服从裁判、表现“费厄泼赖”精神是最重要的,而胜负的
意义倒是暂时的,退出比赛或演出时,对手又能够成为生活中的伙伴,情绪化的东西不会全盘带到日常生
活中去。正是这种程式化或仪式化的特点,才能真正使政治生活中的互动与博弈从实质上告别你死我活的
“零和模式”。
四、余论
近现代以降,信念论政治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主流政治,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纷争一直左右着这个世界,
左右着我们的政治学。奥克肖特政治哲学最值得称道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他是近现代以来第一个自觉摆脱
意识形态时代所形成的思维模式的政治思想家,在一个东西方冷战、热战正酣的年代,他没有加入到意识
形态战争的大合唱中去,而是默默地从西方文化中挖掘出我们时代政治的病根来。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深重的西方压力下被迫展开的,是在“以夷为师”的大背景下跨出自己尝试步
伐的。当改革开放时代使我们不得不对“以俄为师”作出一定反思时,当顾准先生对由1789、1870到1917
而形成的道路进行深刻反省时,实际上也留下了一个我们可能会误入的“东方”意识形态
[5](PP370-375)
讨伐空间。而正是奥克肖特的“政治类型”理论让我们意识到,以一种信念论政治去反对另一种信念论政
治最终是没有出路的。市场经济时代的政治应该是一种努力去戒绝意识形态的政治,这或许是奥克肖特这
一理论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
[3]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4.
[4] 奥克肖特. 政治中的理性主义[M]. 张汝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 顾准. 顾准文集[M].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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