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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道胜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特殊价值

来源：山东孙子研究会 作者：姚振文 发布时间：2012-07-30 13:27:53 查看次数： 1718

《孙子兵法》中的道胜思想有三层基本内涵：其一为

具有政治内涵的仁义之“道”；其二为包含战略战术内容的

规律之“道”；其三为揭示辨证哲理的哲学之“道”。

本文所要分析的是其仁义之道的基本内涵及现代价

值。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人把“仁”和“义”嵌入“道”的内涵之

中，或者说用“仁”和“义”去解读“道”的思想价值，使“道”充

分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属

性。孙子讨论战争问题，虽强调“兵者，诡道”，但并未忽

略以民为本的仁义之“道”的份量，二者并行不悖、融合并

用，是孙子军事思想创新的重要体现。

在当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竞争已从最

直接、最表层的角逐延伸到最深层次的较量，“仁义之道”

或曰“政治之道”才是对抗取胜中最深层次的关键因素。所

以，面对社会上利润至上、利己主义、道德滑坡、社会责

任感迷失的不良竞争风气，探讨与借鉴孙子在战争环境下

形成的道义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道”居于战略要素的首位

道胜是孙子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庙算思

想中，孙子将“道”置于五大战略要素（道、天、地、将、

法）之首；并在七计中，将“主孰有道”作为具体比较双方

力量、判断战争胜负的第一条基本要素。很明显，孙子首

先强调的是战争战略的基本性质，并由此规定了战略追求

的最高目标。孙子所讲的“道”是什么呢？《计篇》给予了

明确的回答：“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

与之生而不诡也。”不诡，就是“不违”，注重的是以“仁本”

或“道义”使民众与君主同心同德，共赴国难。

“道”表面上看来是很虚的东西，有没有无所谓，但实

际上“道”作为一个吸引民心的愿景，一个政治追求，可以

形成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从民众中汲取无穷的战

争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的走

向可以改变战争的力量对比，也可以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

格局。孟子有一个突出的思想是“仁者无敌”。他说：“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

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①]

《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也谈道：“兵之所以强者，民

也，民之所以必死者，义也；义之所以能得者，威也。是

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威义并行，是谓至强。”

这种“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念有其深刻的历史根

源。在冷兵器时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不发达，双方的

力量对抗主要是人力的对抗。所以在这一时期,人多战胜

人少、资源多的战胜资源少的、大国战胜小国是个基本的

规律，也是基本的胜负之道。因此，此时的战争战略指导，

首先要建立在冷兵器时代对人力的绝对依赖的前提上，它

要着眼于从根本上改变双方实力对抗,而非纠缠于武器装

备、战术训练、赏罚尺度等枝节末叶的表面。

值得强调的是，“以道为首”的战争制胜观念不仅具有

功利导向，也具有价值导向。《史记》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供事于戎狄的晋人由余受戎王派遣，出使于秦。秦穆公让

他参观秦国的宫室和积聚，向他炫耀秦国的富有。由余说，

这些东西，“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穆公感到奇怪，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

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着

回答他，“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

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

之威，以责督於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於上，上下交争

怨而相篡弑，至於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

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

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②]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孙子以“道”为首的战略规划

思想对当今社会竞争有着深刻的启示。一个好的“道”构成

了一个企业团体真正区别于对手的独特资源，它可以为每

一个成员明确前进的目标，使个体的能量集中起来并释放

到同一个方向上，形成突破性的力量，进而构成真正的核

心竞争力。可以说，“道”是成功的企业与不成功的企业、

能做大的企业和不能做大的企业、基业长青的企业和昙花

一现的企业的真正区别。商业史上，惠普公司有著名的“惠

普之道”——以员工为导向的企业价值、追求高品质的企

业目标、不断进取与精益求精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高

科技与顾客导向的企业文化。宝洁公司有著名的三大准则

——只雇佣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支持公司员工拥有明确的

生活目标和个人专长、提供支持和奖励员工个人成长的工

作环境。类似的企业之道，还可以在可口可乐、诺基亚、

摩托罗拉等优秀公司中不同程度地看到，尽管其表现形式

有可能复杂多样，但绝对没有本质内涵的不同。这种本质

内涵用中国话来说就是“道”。这种“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

组织的内耗，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使企业上下形成强

烈的归属感、认同感和使命感，同舟共济，生死与共，最

终为了组织的远大目标而忘我牺牲，无私奉献，不管面对

什么样的困难或诱惑，都不离不弃。

在战争中，军事力量再强大，也难以弥补“失道”所带

来的人心大去。在竞争中，再大的企业，再强的资源，再

优秀的管理者，一旦失去民心，也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

形，输得一败涂地。孙子所讲的决定战争胜负的战略要素

中，在“天”、“地”、“将”、“法”等方面出了问题，还是可以

弥补的，但在“道”上一旦出了问题，就无法挽回。从这个

意义上说，最终决定战争与竞争结局的，就是这个“道”字。

二、精英阶层具有至高的社会责任

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孙子》，会发现十三篇原文处处

对精英阶层（将帅）提出了至高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要

求，这是孙子落实其“道胜”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作战

篇》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谋

攻篇》又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

则国必弱。”；《九变篇》在论述“将有五危”之后，强调“凡

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

不可不察也。”；《地形篇》在论述“兵有六败”之后，亦强

调“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火

攻篇》最后做出总结：“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

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复喜，愠可复

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

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些内容都是把保护国家

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将帅的唯一宗旨，强调其指挥的一

切战争行动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

准。

孙子对将帅的责任要求，不仅有谆谆的告诫和警示，

而且还把它提升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形篇》有言：“故

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在平常的对

抗和竞争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方非常轻易地战胜了

另一方，没有激烈对抗的场面，显得平淡无奇；一种是双

方拼杀得异常激烈，场面十分壮观，最终一方十分艰难地

战胜了另一方。平常人往往对前者不屑一顾，却会给后者

很高的褒奖。而在孙子看来，这是大错特错的，真正应该

奖励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因为，前者要比后者更高

尚、更高明，因为他没有为自己的名利而过多牺牲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也因此造成的损失最小。孙子在《地形篇》

还说：“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

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就直接把社会责任问题与将

帅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境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历史上

看，如果将帅严格执行君命，打了胜仗自然有功，而打了

败仗也不至于有致命的罪责，反之，如果将帅在作战中违

背君命，打了胜仗不一定有功，而打了败仗则一定是人头

落地。所以，平庸的将帅总是唯君主之命是从，从不敢说

一个“不”字。结果呢？是民族遭殃，国家受难。

可见，在孙子关于将帅的道德思想中，社会精英阶层

是否具有保国安民的远大理想，能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

人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并以“道”规范和指引自己的行动，将

从根本上决定战争的胜负结局。

近代史上，国共两党长期较量和胜负结局充分证明了

这一点。中共刚刚成立的时候非常弱小，在发展的过程中

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中共的核心团队从来就没有散过。

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有“道”，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

中共在创立的时候，参与共产党创建的大部分人，家庭背

景都是非常优越的，但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和愿景使他们甘

愿放弃舒适的生活而投身到革命的大潮之中，并为此不惜

抛头颅、洒热血，生死与共，至死不渝，从而形成了强大

的凝聚力。反观当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虽然掌握着比

共产党占更多优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资源，但终

因“道”之缺失，党魂已散，最终还是失去了民心，失去了

天下，失去了政权。

以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当代，孙子对道义的重视及对

将帅的社会责任要求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处于社会转型

期的中国，由于贫富差距、就业压力等新矛盾的出现，公

众对于精英群体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身居社会高层，拥

有众多资源和较大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应负有远比普通公

众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然而，从现实来看，中国精英

群体从社会上获取的好处太多，而承担的责任太少，他们

还缺乏宏大的信念和理想，也因此未能在成就自己的同时

培养出回报社会、造福人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狂言迭出

的任志强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

人。投资者让我去赚钱，而不是救济穷人。”这充分体现

了中国精英阶层对社会责任的淡漠。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企业家或成功商人，除了赚钱生存，还必须承担必要的

社会责任。古人尚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精英，为了民族未来和

子孙福祉，多一点诚信，少一点欺瞒；多一点博爱，少一

点自私；多一点勤俭，少一点奢靡……难道不是最起码的

做人的道德底线吗？。

三、共同愿景与民众实际利益结合

《孙子兵法》道胜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以共同的理

想和目标为前提的，否则就谈不上“上下同欲”或“与众相

得”。难能可贵的是，孙子不是空洞地提出这一共同理想，

而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巧妙地实现了共同愿景与民众

实际利益的结合。

首先，孙子把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放在养兵用

战的首位，孙子开篇即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

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这明显是强

调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是第一位的，“重视集体的

价值，重视集体性的生存权利的实现和保护，是孙子兵法

军事人道主义最合理的内核。”[③]这就实现了战争道义与

民众“大利”的有机结合。

其次，孙子所谓“唯人是保”，是把保护人民群众具体

的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军队和的唯一宗旨，一切军事决

策与行动均应建立在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点上，以是否符合

人民的利益为根本标准。尽管孙子兵法中讲的全句是“唯

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但春秋战国时期，军

人的安国保民观念是高于忠君的，如果君主不能代表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这个“主”是否值得保？按照孙子的逻辑，

似乎应该是否定的。

第三，孙子也提倡关照战争过程中民众的实际应得利

益。所谓“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文”即包括了具体作战

中的物质赏赐。《作战篇》中明确谈到：“杀敌者，怒也；

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

孙子是著名军事家，也是高明的管理者，他在战争中重视

“利”，追求“利”，这种“利”很明显也包括民众的实际物质利

益。

孙子上述思想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对于普通的成员来

说，愿景与使命必须得到落实才能实行，必须成为他们能

够感受、能够认同、能够被鼓舞、被激励的东西，成为他

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共成长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革命战争时期，信仰的力量可以激励中共精英去出生入

死，在所不惜，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很难完全理解

和认同这些宏大的理想。所以，中共及时提出了“打土豪，

分天地”的口号，从根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需

求，从而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与农民的个人利益完美

地结合在了一起，真正形成了“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

的局面，这是中共能够取得天下的根本原因。

企业竞争也是如此。企业的“道”，既要清晰、明确，

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同时，还要真正像“取敌之利者，

货也”那样，落实到每个员工的职业生涯中，使得企业的

长远发展与员工的个人成长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得“道”不

再仅仅是宏大的理想，不再是管理精英的自我期许，而成

为与每一个员工利益密切相关的东西，从而让员工把企业

的愿景作为自己的职业和生活的目标，让他们心里清楚，

自己既要实现公司的社会价值，也要实现自身的个人价

值，自己既是为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而战，也是为了个人的

生活美满而战。日本的“拉链大王”、吉田公司总裁吉田忠

雄在这方面是杰出的榜样。他认为，企业赚钱多多益善，

但是利润不可独吞。他在自己的公司推行“利润三分法”，

即将利润分成三部分：让利三分之一给消费者——以较高

质量的产品及较低廉的价格赢得消费者的信任，稳定消费

者队伍；让利三分之一给销售商及代理商——稳定自己的

销售队伍；让利三分之一给自己企业的职工和股东——稳

定生产者队伍、管理者队伍和投资者队伍。在每年支付的

红利中，吉田忠雄本人中占其中的16%，其余的均由其

家庭成员和职工分享。吉田忠雄将自己的这种有效的经营

方略概括为“善的循环”。用他自己的说，就是“如果我们散

布仁慈的种子，给别人以仁慈，仁慈就会循环给我们，仁

慈在我们和别人之间不停地循环运转。”这真可谓是修炼

了自身，也成就了企业发展之道。

四、仁义目标与智谋手段结合

《孙子兵法》道胜思想的另一个特色，是将战争的仁

义目标追求与战争过程中的谋略运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

起。

唐代诗人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武之所论，

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④]在这里，杜牧将“用仁义、

使机权”看作是对《孙子兵法》之总体精神的理解和把握。

换言之，“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乃《孙子兵法》之灵

魂所在。孙子在战争中提倡施谋用诈，但其根本的出发点

却是为了安国全军。他是在坚持战略目的之“仁”的前提

下，强调力量具体对抗过程中的智慧较量，这实际上是将

中国传统思想的“仁义”与中国战略思想中的“诡道”统一起

来，而这种统一恰恰又是在正确区分开战略目的和战略对

抗的层次上实现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将战略目的与战略

对抗的具体方法混为一谈，不能将用于战略目的的道德伦

理观念套用在具体的力量对抗艺术上。符合“仁义”目的的

“欺骗”是善而不是恶，不应受到道义的谴责；不符合“仁义”

目的的“诚实”是恶而不是善，反应受到道义的谴责。

“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既是《孙子兵法》的灵

魂所在，也是诸家圣哲的基本观点。《老子》有言：“以

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⑤]；《司马法》中

谈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

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

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⑥]

明代兵学家尹宾商对此概括的更精炼、更准确，所谓“兵

以正出而谲用之”[⑦]，“正出”，是说发动军事战争与运用

谋略，要服务于一个高尚的目的，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谲用”，是说指挥军事战争，要遵循其本身所固有的诡诈

之道，而不是践行什么成圣成贤的道德规范。

诸家圣贤何以如此大同？原因就在于，战争或战争指

导有其内在的本质规律。舍此，将无以把握古代兵法的精

髓和胜负之道；而且，似乎人世间的一切事业，都只能立

足于此。古人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

在法制，其用在是非。”[⑧]大意是：“天的道理（自然界

的规律）在于使一些生物不断生育生长，它的表现作用是

有强有弱。人世间的道（规律）是法制，它的表现作用在

于辨明孰是孰非。”这就是说，人生有两大基本的学问，

一门学问告诉你怎么生存、怎么发展、怎么做一个强者。

还有一门学问是告诉你怎么做人，怎么明辨是非，怎么做

一个好人。事实上，孙子兵法的总体价值无非就体现在这

两个方面。

孙子“本之以仁义，济之以权谋”的思想，应该说为我

们克服竞争中“义”与“利”、“仁”与“诈”的的矛盾，超越其内

在的两难选择提供了极好的思路。一方面，我们要运用以

迂为直、出奇制胜、避实击虚、我专敌分等谋略手段，增

加竞争的活力，使竞争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展开，避免强者

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格局。另一方面，又要从宏观

上把握和理解孙子的道德内涵，从最高目的上，教导人们

恪守伦理底线，以维护国家和民众利益为大局。这其中，

最关键的是企业家个人是否具备正确运用谋略和妥善解

决欺诈问题的基本素质。西汉刘向在其《说苑》中谈到：

“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

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

其为百姓也诈。”[⑨]大意是，具有良好道德的人运用谋略，

他会造福人民，造福国家；不具备良好道德的人运用谋略，

他会玩弄权术和骗术，祸国殃民。就企业经营管理而言，

谋略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作用。正

面影响是因为其多彩的计谋内容为企业家提供了丰富的

竞争智慧，负面影响则主要是因为经营者对欺诈成份的不

合理运用，进而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鉴于此，我们必须

从整体上理解兵法谋略的精髓，找出兵法谋略中可以与市

场竞争合理对接的成份（当然其中包括一定的欺诈成份），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兵法谋略真正成为经营者和决策

者预测未来、把握时机、统筹策划、[①]趋利避害的制胜

之道。《大染坊》中陈寿亭的经营策略就是一个很好的说

明，他嫉恶如仇，体恤民众，关怀下属，这是“仁”；但他

在经商中鬼点子多，不仅用以对付日本商人，也用来对付

中国商人，这是“诈”。可贵的是，他始终以一切以国家和

民族利益为至上，恪守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为底线，并在此

基础上将经营中的仁义与谋略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体现

出一个优秀民族资本家的良好风范。

（作者为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副教授）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王联斌.走向安国、人道与和平——孙子兵法道德资源

对现代世界文明的价值，军事历史研究，1999（1）：149

－155.

[④]

(唐)杜牧.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三. [M].北京：中华书局

影印本，1983.

[⑤]

《道德经·五十七章》.

[⑥]

《司马法·仁本》.

[⑦]

（明）尹宾商.兵壘.见中国军事史第六卷. [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

[⑧]

《刘梦得文集·天论上》。

[⑨]（西汉）刘向.说苑.卷十三.权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