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词原因考

苏轼作词原因考

张云

【摘 要】苏东坡在词史上的成就与贡献影响深远,享誉古今.在他的影响下,词摆脱

了之前狭隘的婉约风格,以更为广阔的内容和豪放的词风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

对于苏轼何时开始作词,以及作词的原因与动机究竟为何,各家各派各抒己见、莫衷

一是.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从诗文革新运动对苏轼作词的推动、苏轼自身对词的看

法、其所处的自然及人文环境、次韵、和韵、分韵等作诗形式对作词的影响等几个

方面探究苏轼初期作词的原因,以期能够更深入地把握苏轼作词的心态与动机,为苏

词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期刊名称】《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5(030)004

【总页数】5页(P37-41)

【关键词】苏轼;词;原因

【作 者】张云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207.23

苏东坡词开豪放一宗，而且词备众体，享誉古今。然而，对于他何时开始作词，却

因前贤重诗文而轻词，自宋开始对东坡谱录均记载不详，虽久有讨论之声却未有定

论。但从苏轼文学写作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先文、后诗，而后才开始触及“词”

这种新兴的文体。

一、苏轼开始作词的时间

通过文献梳理，关于苏东坡开始作词的时间，目前学界主要持以下几种观点。

(一)熙宁五年说

清代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其卷七记述:“熙宁五年 (公元1072年)

壬子，正月城外探春作《浪淘沙·昨日出东城》词，却又加案云:此倅杭作而年无所

考，今首载于此云。”［1］(P1)之后，晚清朱祖谋编《疆村丛书·东坡乐府》最早

为苏词编年，也是依据王文诰的“熙宁五年壬子”。近代龙榆生继撰《东坡乐府

笺》，亦与朱、王持同样观点。民国曹树铭校编《东坡词·东坡词序论》第二章记

载第一首苏词创作时间为壬子正月，即《浪淘沙·昨日出东城》，时年三十七岁。

(二)与诗文创作同步说

薛瑞生笺证的《东坡词编年笺证》中认为“东坡诗编年起于嘉祐四年 (公元1059

年)，止于建中靖国元年 (公元1101年)七月。而词则起于嘉祐五年 (公元1060年)

正月，止于建中靖国元年四月”［2］(P22)，即所谓的“苏轼词与诗文创作同

步”;由此看出，苏轼作词起于宋仁宗嘉祐五年;首篇词作为《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

霞》，东坡时年二十五岁。

(三)治平元年说

邹同庆、王宗唐的《苏轼词编年校注》认为东坡作词始于治平元年 (公元1064年)，

首篇词作为《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且认为:“《华清引》词牌为苏轼首创，

因词赋华清旧事而得名。”［3］(P4)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

校注》也认为苏轼的第一首词为《华清引》。

(四)至和元年说

叶嘉莹主编的《苏轼词新释辑评》记录《南乡子·集句》为苏轼的第一首词，编者

认为“此词约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 (公元1054年)二月或二月以后”［4］(P4)。

“集句”就是辑前人或别人整个诗句以成篇什 (诗、词、对联)。此词为新婚时的纪

念之作，虽是集句，但从句与句的连缀组合来看，反映了词中少年美好幸福的婚姻

生活。

由此来看，关于东坡何时作词有1072年、1060年、1064年和1054年四种说法，

究竟哪种最为可信?对于这几个时间，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轼年谱》

记载，东坡在嘉祐元年 (公元1056年)从四川到京城应举，时年21岁，在此之前

及之后1年多都在为应试做准备;中举以后，便遭母丧，再入京已是嘉祐五年，之

后又考制科。此时，东坡年富力强，有雄心壮志，励精图治，甚是勤奋，因此，他

很少有余暇去接触这一新兴体裁，再加上词的地位较为低下，所以作词时间可能较

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三十集部别集类七)》，引朱子语类云: “二苏居丧，

无诗文”［5］(P1232)。古代重视儒家礼制，父母居丧，连诗文都不写，何况是

词呢!之后，苏轼又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年少气盛，力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

数次给皇帝上书，且不被采纳，确无作词的时间和环境。直到熙宁四年 (公元

1071年)奉命到杭州，此时，苏轼已三十六岁，次年便有《浪淘沙·昨日出东城》

之作。

二、苏轼作词的原因

在杭州3年，东坡远离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况且东南湖山非常美丽，加上诗人墨

客往往相聚一起，苏轼闲暇时刻也颇能尽游赏谈宴之欢，初试词笔便在此时。此时，

苏轼已经较为娴熟地担任着中级官员的社会角色;同时，诗文革新运动的推动，次

韵、和韵、分韵等作诗的方式对词体的渗透，以及杭州的歌舞演唱的词体写作氛围、

与太守陈襄关系的融洽、与词学前辈张先的往来和学习等，这些因素可以说共同推

动了苏轼的词体写作。

(一)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

诗学自古有着崇高的地位，在苏轼时代，门派分立、争奇斗艳 (严羽《沧浪诗话》

将宋诗分为七体:如，东坡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等;胡云翼在所著《宋诗研究》

中则将诗分为西昆体等五体及理学派等四体共计九体)，类型日渐分化，技巧越来

越复杂，想取得更大的成就确实很难，对年轻有为、善于创新且有着改革精神的苏

轼来讲，把视野转向新的体裁也就有着很大的可能性了。《两宋文学史》中记

载:“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

词的意境，这样，就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以文为诗，即诗歌的散文化，是

从北宋初年起许多诗人继承唐代韩愈开辟的途径，共同努力的目标。”［6］

(P167)苏轼作词时，不仅其写诗的水平已达到圆熟的境地，而且传统的诗学观念

也早已深入其心，自然看重诗品诗格。相对来说词的格调过于卑弱，苏轼又不愿与

软媚流俗的词风相和，所以诗文革新运动给苏轼提供了一些创作的思路，使其找到

了另一个创作方向——以诗入词。

(二)自然及人文环境的影响

由上可知，苏轼开始作词是从杭州开始，而时代环境、杭州的自然环境，以及与苏

轼交往的朋友等对其作词都有很大的影响。

任杭州通判时期，是东坡作词的第一个时期。此时，宋王朝实现大一统之后，战争

暂时平息，统治阶级又采取一些改良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北

宋时期将近百年相对稳定的太平局面。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士大夫阶级安

于享乐，以“乐府新词”为谈笑之资;都市经济繁荣，文化娱乐的兴旺，促使教坊

乐曲新声竞作。晏殊就有词中唱和范例: “庆历癸未 (公元1044年)十二月十九日

立春，甲申元日，丞相元献公会两禁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

曰:‘东风昨夜回梁苑。’(词略)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

［7］(P174)热爱与人交游的苏轼处在这种交游唱和的大的人文环境中，不可能不

受其影响，接触到新兴的词体也就顺理成章了。

杭州，本是江南第一大都会，湖山秀丽，经济富庶，人文荟萃，诗僧雅士往往相寻

酬唱。苏轼既然已经远离朝廷是非之地，在地方任上，尽管公务十分繁忙，但其本

性好动，足迹几乎遍布辖区各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不但心境渐渐平复，填词

的意兴也自然高涨起来。因此，北宋时代所处的交游唱和的社会环境以及杭州美丽

的自然环境都无一例外对苏轼初期词的创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东坡所交游的对象里，与他初试词笔最关键的人物应是前后两任杭州太守——

陈襄、杨绘，以及高龄八十五的词界耆老张先。

陈襄与苏轼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京外任，且同年 (熙宁五年)调任杭州，因而两

人私下交情甚好;而杨绘于熙宁七年 (公元1074年)继任杭州，又和东坡有同乡之

谊，因此也结成莫逆之交。两任太守都好乐能诗，寻常雅聚或别筵酒席之间，填词

唱和便成十分自然的活动了。 《虞美人·为杭守陈述古作》: “湖山信是东南美。

一望须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

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唯有一江明月、碧琉璃。”［3］(P67)这是熙宁七年，杭

州太守陈襄离任时，苏轼即席之作。

另外，以歌词闻于天下的张先，当时也往来于苏杭一带。苏轼写词，从士大夫应社

开始，可以明显看到始学张先的痕迹。苏轼后来在《祭张子野文》中描述他们的交

谊是“欢欣忘年，脱略苛细”［8］(P286);在两人留下的诗词作品中，有不少即为

当时次韵或和寄所作，由此便可推知他们交往游玩的密切频繁。这位长寿而风采依

旧的前辈对苏轼早期词作方向的启迪，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苏轼早期的词作品，

与张先词风非常相似，而且愈是早期，愈为显著。

总之，北宋时代大的社会环境、杭州的自然风情，都为苏轼提供了绝佳的作词环境;

而与陈襄、杨绘、张先等人的交游唱和，更使其填词的机会大增。

(三)苏轼本人对词的看法发生改变

词本起于民间，继而流入青楼，长期以来被看作娱乐消遣的工具，有着佐酒言欢的

作用。有关政治教化、穷达出处的内容自有诗文可以表达，词不过发泄正统诗文中

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负面情感。内容既有高下之分，体裁也有雅俗之别。词这种体裁

注定了只能被视为“小道”“小计”。

苏轼首先从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在《答陈季常书》中称赞陈的词

“句句警拔，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

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9］(P2897)他在 《与蔡景繁书》中说: “颁示新

词，此古人长短句 (指《诗经》和古乐府)也，得之惊喜，轼勉继之。”他认为词应

该并可以取得和诗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词人也应致力于词体的改造和词本身

地位的提高。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鼓励朋友们这样做。而且，词体本身的特性也

更适合表达个人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恰巧是由于词被视为艳科小道，难登大雅

之堂，作者在写作时，也就能放得开，无须板起面孔，加之词体尚婉约细腻，能够

表达真情实感，因而不乏有好的作品。

不破则不立，由于苏轼突破了对词的传统看法，他才在词的舞台上大有作为，为词

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四)作诗方式对词的渗透推动宋词的团体化

次韵、和韵、分韵这种宋代诗坛盛极一时的作诗形式开始向词坛延伸渗透，推动了

宋词的团体化发展，也对苏轼作词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

翻阅苏轼诗集，有这样的诗作，如:《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送钱藻出守婺州得

英字》《送段屯田分得于字》，这里所用的“燕字”“英字”“于字”是更精细深

入的作诗技巧。宋代朋九万在《东坡乌台诗案》中对《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这首

诗是这样记载的:熙宁三年 (公元1070年)，曾巩 (字子固)赴任越州通判，临行，

馆阁同舍，旧例饯送，众人分韵，轼探得燕字韵，作诗一首送曾巩云……当时凡欢

送同僚调职，在送别宴上同席者分韵作诗送别，习以为常。分韵是一种作诗技巧，

各人分韵字，依韵赋诗，诗要当场做成，其技巧与填词的技巧颇为近似，这就为作

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王水照先生在《苏轼研究》中指出:“文人们互相直接唱酬

的次韵诗词，一般应具备两个条件:形式上，依次用其原韵原字;内容上，与原唱意

义衔接 (或对话，或引申，或转语)。此外，在风格上也力求与原唱保持一致。这样，

次韵作品之间，既是同向的交流、融合，又暗含着异向的撞击、竞争，在一定条件

下，起了推动艺术发展的作用。”［10］(P124)苏轼的次韵词有近30首，次韵之

体的出现，是某种体式的创作集团化、流派化、成熟化的标志之一。这种次韵、和

韵、分韵等作诗方式对词体的渗透和推动宋词的团体化，对苏轼作词，也起着间接

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柳永对苏轼作词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苏轼对柳永可谓态度复杂:一是对

柳词极为重视，想自成一家，与他竞争高下;二是对其词作中的淫靡作品表示不满;

三是对柳词中“不减唐人高处”的特色又颇为欣赏。仁宗嘉祐二年 (公元1057年)，

苏轼初来汴京应举，正是柳词盛行之际，这种情形势必给青年苏轼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结 语

笔者从诗文革新运动对苏轼的影响，苏轼所处的环境，次韵、和韵的作诗方式对词

体的渗透，以及苏轼本人对词的看法产生改变等四个方面来探讨苏轼开始作词的原

因。然而，影响苏轼作词的因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学界虽有不同的讨论，也是各

抒己见，大家都是从史料中去深入探讨，以期还原历史最真实的面目。研究苏轼作

词的原因有利于了解苏轼对词体的看法，从而能够更深入地把握苏轼开始作词的心

态，为苏词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词的出现、词体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苏轼

词在这个链条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了解苏轼作词的创作心态，把握苏轼作词的创

作动机，对研究整个词体发展的过程也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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