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张国焘的恩怨合离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一个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他们都

曾为中国共产党做过开拓性的有益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去了。

陈独秀虽与党分道扬镳却仍不失耿介清白的气节和操守，张国焘则投靠国民党，成为被历史

所唾弃的叛徒。

初期密切交往

1916年，当陈独秀已是蜚声中国学坛的著名人物时，张国焘只是一个刚刚迈入北京大学

校门的学生。当时陈独秀尚在上海，张国焘通过《新青年》才认识了陈独秀。五四运动中，

当北大被捕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陈独秀为了营救被捕学生，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于

6月12日亲自走上街头散发。但却不幸被暗探跟踪，被捕入狱。

正在上海参加全国学联会议的张国焘，得知陈独秀和北京学生联合会11位主要负责人先

后被捕的消息，立即返京投入营救工作。

当时正值暑期，各校学生大多离校，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学生会的成员有的被捕，有

的去了外地，有的为避免被捕而不再露面。营救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张国焘夜以继日地工作

着，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长椅上睡觉，吃饭也在办公室里。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陈独秀和

学生们被无罪释放。陈独秀出狱后不久，为了避免再次被捕，在李大钊的护送下离开北京，

于1920年2月到达上海。不久，张国焘也因同样的原因离京赴沪。

在上海，张国焘见到了陈独秀，两人开始了密切交往。张国焘于5月初曾回北京。7月

初，他带着李大钊的重托，再次到上海与陈独秀面谈建党的问题，并应邀住在陈家。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掉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9月回到上海任中央局书

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张国焘所主持的小组集中了刚从莫斯科和法国回国的一些

青年党员，因而显得朝气蓬勃，气氛活跃。

陈独秀对张国焘提出批评

当时主持中共上海区委工作的陈望道，主张党应秘密不应公开。这使得一些刚回国的党

员大为失望，他们本来是带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干一场的。这种情况也引起张国焘的不满，而

陈独秀对此却并不在意。所以在中共二大闭幕后，张国焘的小组仍然经常开会讨论如何开展

工人运动。

当陈独秀得知张国焘等人经常开会的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搞“小组织”活动，是

要架空他。盛怒之下，陈独秀提出辞职。这样一来，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一时间，“张国焘企

图推翻陈独秀的领导地位，以己代之”、“张国焘组织铁血团要暗杀陈独秀”等流言四起。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陈独秀在报告中专门对张国焘提出批评，他说：“张国焘同

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

个重大的错误。”

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再一次与陈独秀发生矛盾。陈独秀支持国际代表马林关于国共党内

合作的主张，并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张国焘则认为从事工人运动的人不能加入国民党，

否则就会失去共产党的特殊任务，即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的任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张国

焘败北。这一失败加上小组织问题，使得张国焘在中共三大上落选，甚至连中央委员也没被

选上。

张国焘叛离延安，二人断绝往来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深陷于极度的苦恼之中。他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

产国际强制推行的党内合作所致，可是，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全都推给他。随后，陈独秀立即

给中央去信，辞去他所担当的中央总书记之领导职务。

正是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张国焘和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人组成临时中央

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纽曼来到中国，在与张国焘、瞿秋白谈话

时，宣布中共中央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作为惩罚，陈独秀已不能再担任总书记。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虽在汉口，可是，罗明纳兹就是不让

他参加会议。会后成立了以瞿秋白为总负责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以取代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常

委会。

1928年5月，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于6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考虑

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共产国际特意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和罗章龙为六

大代表。这天，张国焘和项英早早来到陈独秀住处，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六大。但陈独

秀却断然拒绝去莫斯科。

为争取陈独秀赴苏，瞿秋白亲自登门邀请，并且通过与陈独秀关系亲近的王若飞等人做

工作，但都未能如愿。

张国焘接到邀请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同陈独秀商量一下。陈独秀虽然拒绝出席，却主张

张国焘应该接受邀请，因为他预料中共六大会改正瞿秋白的盲动错误，如果不出席，是不妥

当的。张国焘也劝陈独秀接受邀请。他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

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则认为他的处境与张国焘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他表示决

不出席六大，但以后还可为中央刊物写些短文，只是不愿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

也不出面批评别人。

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与陈独秀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张国焘通过参加中共六大，又在

中国共产党内活动了10年；而陈独秀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当时，国

民党仍将他列入“颠覆国家政权”的黑名单。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中统特

务逮捕。

张国焘与陈独秀的再次相聚是在张国焘叛离延安之后。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

并由南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

1938年4月，张国焘私逃叛党，来到武汉。当他得知陈独秀也在武汉后，便由国民党武

汉警察局长蔡孟坚作东，强拉陈独秀吃饭。此时，陈独秀已无明显的政治身份，出于礼节上

考虑，也曾与之相聚过几次。

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张国焘曾向陈独秀提议另组“共产党”。陈独秀拒绝了，他告诉张

国焘，自己已没有那样的能耐。

陈独秀晚年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免不了朋友的资助。这事被国民党有关人士得知后，

便设法筹到一笔款子，给陈独秀汇去了支票，但陈独秀将支票退了回去。后来，时任国民党

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又将支票交给张国焘，托他转交给陈独秀。陈独秀接到张国焘的信

和支票后，很是生气，便给郑学稼写去一信，内附支票，要郑学稼把支票立即交给张国焘，

并在信中写道：“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

郑学稼将陈独秀的信和支票转交给张国焘。张国焘看完信后说：“仲甫先生总是这样。”

不久，陈独秀即隐居于四川江津，断绝了与张国焘的交往。

陈独秀一生坎坷，历经磨难，他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都始终光明磊落，至死不变

其节，这正是他的可歌可泣之处。张国焘则全然相反，早年参加革命，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

情，但是，他的可耻可悲之处在于，他成为国民党特务，反共反人民，最后也为他的新主子

所抛弃，落得客死异国他乡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