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族移民史

朝鲜族移民史

1．人口与分布

朝鲜族先民原居朝鲜半岛，自17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300年

间由于战争、政治、经济等各种原因从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图们江边界，陆续

迁移到中国东北地区定居。由于长期在与朝鲜或韩国不同的自然、社会环境中生

活，逐渐转变为有别于朝鲜半岛民族的中国朝鲜族共同体，成为中华56个民族

大家庭的一员。

据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朝鲜族人口为192万3842人，其人口总

数在中国56个民族中居14位。主要分布于吉林、黑龙江、辽宁等东北三省。居

住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人口为177万5198人，占朝鲜族总人口的92.27%。其中

吉林省朝鲜族人口为114万5688人，占朝鲜族总人口的59.55%，黑龙江省为38

万8458人，占20.19%，辽宁省为24万1052人，占12.53%。其余人口则分布

在内蒙及关内的一些省市。

朝鲜族有一个自治州、一个自治县，均在吉林省。即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和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中俄朝三

国交界，南隔图们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两江道相望。延边朝

鲜族自治州于1952年9月成立，是中国朝鲜族最大的聚居地区和东北唯一的少

数民族自治州。2002年延边总人口为218.8万，其中朝鲜族人口为83.4万，占

延边总人口的38%、中国朝鲜族总人口的40%以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成立于

1958年9月，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隔鸭绿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江道

相望。2002年，该县总人口为85，410人，其中朝鲜族人口为12，587人，占

全县总人口的14.74%。此外，还有40多个朝鲜族民族乡，分布于东北三省及内

蒙古自治区。

改革开放前，朝鲜族作为农业民族，其人口多聚居于乡村，从事传统的水稻生

产，兴办民族教育，比较完整地保存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改革开放以后，随

着城乡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交流的扩大，朝鲜族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尤其是，随着市场意识的增强，朝鲜族经济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水稻耕作，

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其人口从乡村流入城镇，由小城镇流入大中城市，由东北的

传统聚居地区流向关内发达地区和国外。仅就人口流动状况来看，朝鲜族一方面

通过各种渠道向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输出劳务，另一方面由传统的居住地

东北三省迁移到北京、天津及山东半岛、东南沿海地区，主要从事第三产业。据

不完全统计，近十年来流动到国内大城市及沿海城市的朝鲜族人口为55万~60

万，2008年9月为止，通过各种渠道劳务输出到韩国的朝鲜族人口为38万，另

外缔结涉外婚姻和入韩国国籍的有8万。目前在韩国的朝鲜族人口，共计46万，

加上在日本和美国的朝鲜族人口15万，在国外的朝鲜族人口达到60万以上。这

就说，朝鲜族在国内外流动人口的总数达到120万，占朝鲜族总人口192万的

60%以上。朝鲜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走在国内其他民族的前列。伴随大规模流

动人口，朝鲜族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

时间的关系，这部分内容不能详谈。今天重点讲朝鲜族的形成过程，即移民到中

国，成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大家庭中一员的过程。

2．朝鲜族的形成过程（朝鲜人迁入中国的历史）

由于便利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自古以来中朝两国之间的人员往

来频繁，疆界观念淡薄，相互移居现象时有发生。但17世纪以前的古代朝鲜移

民的后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早已为汉族、蒙古族、满族以及其他民族所同化、

吸收，不再是朝鲜民族群体的成员了。这些古代移民的痕迹也只有在历史文献、

金石资料、家谱及部分后代们的意识中才能找得到。

到明末清初（1627年后金皇太极与朝鲜之间《江都会盟》）正式以鸭绿江和图

们江定为中朝两国的疆界。那么，清代两国之间的移居主要是朝鲜北部边民向中

国东北地区的移居。清朝前期两国均实施严格的边禁政策，阻止边民的自由越境，

但由于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情势，未能阻止朝鲜人向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潮，迫

使中朝两国政府改变了以往的边禁政策，促成了近代朝鲜移民社会的形成。朝鲜

族（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先民向中国移民的历史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

清初，但大量地迁入我国且构成现在朝鲜族共同体成员的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

开始。朝鲜族的迁移历史大体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在这里需要交代的是我所讲的“移民”一词专指中国朝鲜族及其祖辈从朝鲜迁

入中国的所谓“国际迁移”，它并不包含一般的迁移或朝鲜族在中国境内的“国

内移动”。

第一阶段：17世纪早期的战争移民

1616年原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在统一图们

江沿岸女真部落的战争中，经常侵犯朝鲜边境，掳掠朝鲜边民。1619年，努尔

哈赤在萨尔浒战役中打败明军，为了支援明军而派去的朝鲜军都元帅姜弘立率中

营降于后金，左、右营不战自溃。在一万三千余名朝鲜兵中除二千七百余名逃回

朝鲜，四五百人被杀，还有一些人在逃亡路上饿死之外，其余都作了后金的俘虏，

总数约五六千人。这是一次比较大的战争移民。之后，1727年和1636年后金及

清的两次侵朝战争中又有几万朝鲜人被掳掠到我国辽东地区。这两次所谓的“丁

卯胡乱”及“丙子胡乱”中被掳的朝鲜人数，史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据朝鲜王

朝昭显世子（1637~1644年做人质被掳到沈阳）的《沈阳日记》记载，1637年5

月17日，朝鲜被允许赎还部分被掳人口时，聚集在沈阳南门附近等待赎还的朝

鲜人数就有数万“其掳数万”在这一时期移居到我国的朝鲜人，其原籍主要在朝

鲜北部，移居的地方主要在辽东一带。这些被掳之人口，有的被编入八旗充军，

有的则被安置在庄田上充当庄丁。

这些被强迫移居到我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在封建制度束缚下长期与外界特别

是朝鲜半岛失去了联系，而同满族和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

绝大多数人被完全同化，只有一部分人的后裔今天已恢复了朝鲜族的族籍。比如

河北省青龙县八家子乡孟家窝铺姓朴的人们、辽宁省盖县陈屯乡朴家沟姓朴的人

们和辽宁省本溪县山城子乡朴家堡村的姓朴的人们，这些人都是17世纪20~30

年代被后金的女真及清朝的满洲人掳掠到我国的朝鲜人后裔。在长达350多年的

岁月里，他们生活在其他民族之间，通过婚姻与不断的传宗接代，几乎完全失去

了本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一直以来他们或被登记为汉族，或被登记为满族，

直到1982年才恢复了朝鲜族的族籍。现在这些朴氏后裔，已经完全忘记了朝鲜

族的语言与文字。但是，他们之间的老一代却保留了朝鲜族的风俗习惯。如：朴

氏之间决不通婚；女子不缠足，决不娶缠足女人为妻；不做汉满族式的“水酱”

而做朝鲜族式的“干酱”；洗衣洗被时要浆要捶；用餐时先奉上单桌给老人用餐

等尊老风俗等等。尤其可贵的是，他们还保留着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感情。

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从父辈那里听惯了“我们是高丽人的后裔”的叮嘱。从民

族学角度看，在共同民族文化基础上所形成的各民族的心理要素、民族意识以及

民族感情等是民族构成诸要素中最稳定而能动的要素。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虽

然是一个民族的最突出的特点，但在与其他民族长期杂居长期交往过程中，易于

消失。然而，民族的共同心理要素、民族意识等在一定时期还是保留着。由于每

个民族具有共同的心理要素及民族意识，因此，在民族关系上经常考虑和关心本

民族集体以及民族成员的地位、权利和利益等。上述三个地区的朴氏后裔尽管失

去了本民族语言，也丧失了本民族的大部分风俗，但是正因为仍保留着朝鲜族的

共同心理要素及民族意识，所以才能保留本民族的特点，才能在350年后还要求

恢复本民族的族籍。

第二阶段：从17世纪70年代~1910年犯禁潜入

这个阶段，以1881年为界，前一段是冒禁潜耕，后一段是自由移民。这个时

期移居者绝大多数是朝鲜北部的贫民，主要定居于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的边境地

区。这与当时中朝两国的边疆政策与社会环境有关。

1644年清军入关，大部分满洲人也随军入关，致使整个东北地区人烟稀少、

空旷荒凉。1677年清朝统治者以保护其祖先的“发祥地”为名，将长白山和鸭

绿江、图们江以北千余里之地划为封禁区，严禁移垦、挖参、采珠、伐木和狩猎，

并设许多皇家专用采珠、采参、狩猎之地即禁山围场，严禁异族迁入。由于沿江

一带的朝鲜农民犯禁越江潜耕，时常引起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外交纠纷，清政府多

次派人勘查边界，并于1712年5月令乌拉总管穆克登与朝鲜官员在长白山勘立

定界碑。并在边境设堡、哨、卡，建立统巡制，春秋两季分班巡视边疆，一旦发

现越境潜耕者便毁田平舍，驱逐出境。同时，朝鲜王朝为了捍卫其国境，也为了

减少与清朝间的外交纠纷，实行封疆锁国政策，陈兵边境，严禁越境，对犯越者

以“越江罪”格杀勿论。具体措施是：在鸭绿江南岸设七邑（江界、渭原、楚山、

碧潼、昌城、朔州、义州），在图们江南岸设六镇（庆兴、庆源、稳城、钟诚、

会宁、富宁、茂山），通过把守，加强了封疆锁国政策。

长期以来，尽管清朝政府与朝鲜统治者封疆锁国，严密封禁边疆地区，但朝鲜

贫苦农民“冒禁潜入”却从未中断过。清朝初期，朝鲜北部鸭绿江上游的平安、

咸镜（现在慈江、两江）两道，山峦叠嶂，土地贫瘠，连年遭灾，农业不振，鱼

盐绝路，贫苦的朝鲜边民，便从鸭绿江上游越江到我国的长白、临江、辑安等地。

与此同时，图们江南岸的朝鲜贫民也从茂山、会宁、钟城等图们江上游越江，沿

山谷溪间逐渐转向内地。越江私垦的朝鲜边民，初期“朝耕暮归”，凌晨越江垦

种，日暮返家；进而“春来秋去”，于清明节前后携带耕畜农具越江垦种，秋后

收获而归。后来，有些人则携眷造舍，长期耕作。1845年以后，随着两国封禁

的松弛，越江私垦者迅速增多，朝鲜边民便大批迁入我国东北定居。

在19世纪中叶以前，朝鲜人越境基本以采参、伐木、捕貂为主，即使是有垦

荒耕作者，大多数是单身，未带家眷，而且“朝耕暮归”、“春来秋去”，定居者

很少。但自1860年以后，朝鲜人越境事件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过去以采参、

捕貂、伐木为主变为垦荒居住为主。开始有一些人携老扶幼进入今吉林、辽宁两

省境内筑室定居，逐渐聚成村落。尤其是到了19世纪60~70年代，朝鲜人大批

迁入我国东北地区。这是因为，当时中朝两国都陷入内忧（农民起义）外患（帝

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的困境，由于人力、物力的缺乏，无法固守封禁、封疆政策。

首先，清朝方面来看，由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时因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中俄《北

京条约》，失去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清政府

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防御沙俄的侵略，不得不改变了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实

边政策，招民开垦荒地，允许关内的汉族农民到东北地区垦荒种田。1883年，

奉天和吉林分别与朝鲜缔结了地方贸易协定（《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吉

林与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废除了持续实行200多年的封禁政策。其次，从

朝鲜方面看，19世纪60年代朝鲜半岛北部连续几年遭受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

加上没落封建王朝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广大的农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的

饥民纷纷背井离乡，不顾两国政府的封禁及边禁，犯越鸭绿江、图们江边境，冒

禁潜入中国东北的荒芜地带垦荒种地。

在延边地区，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清政府在珲春设立了招垦局，不仅承认朝

鲜移民定居事实，还派人去关内和辽东招募移民。但由于交通不便，而且当时吉

林和辽宁地区又有大片肥沃的荒地可供开垦，关内汉族农民移居延边的并不多，

而仅仅以一江之隔的朝鲜北部贫民则络绎不绝地越江定居于延边。1885年清政

府彻底废除封禁令，于是越江移居比较自由，越来越多的朝鲜农民移居到东北的

鸭绿江、图们江流域。而且1885年清廷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长700里，宽

40~50里的地区划为朝鲜族移民专垦区，设“越垦局”，管理垦民事务，方便了

朝鲜农民的越江垦荒。当时的延边地区处于开拓初期，人烟稀少，却到处是可垦

荒之地，而且垦荒之头三年无须交租、上税，又不交荒价，三年后也只交收获量

的三成左右的租，比起朝鲜之“地瘠民稠”、“三政之苛苦”（三政：田政、军政、

还政）的条件好得多，因此，朝鲜北部农民源源不断地迁入到延边，不仅在海兰

江以南地区，而且在越过布尔哈通河、嘎呀河，迁入到延吉汪清之地。这为后来

延边成为朝鲜族聚居区创造了条件，也为朝鲜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当时，

清朝对越江朝鲜移民强令薙发易服，遵守清朝风尚，否则不给土地主权，只许租

佃佣工。一些有资有劳力的人为了取得土地，甘愿薙发易服，归化于清朝，领受

土地执照，而大多数穷民则既无资力，又担心承受“背叛祖先”之罪名，只好作

满族旗人或汉族地主的佃农、佣工，或者领受官荒租种，而决不薙发易服。随着

朝鲜族移民逐年激增，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形成了许多朝鲜族农村。据不完全统

计，1903年，长白、临江、辑安、通化、宽甸、桓仁和安东等地有了37个朝鲜

族村庄，共有16357户，55590人。另外，1897年清朝与俄国签订修筑中东铁路

协定后于1903年通车，修筑工程大量雇佣朝鲜北部和早期迁入沿海州的朝鲜人

劳工，铁路竣工后，不少劳工就在铁路沿线落户种田或从事其他苦役。

在鸭绿江流域，朝鲜族不仅比延边地区移居得早，而且直到19世纪90年代为

止，迁入户数也比延边及其他地区多。但到20世纪头10年，延边地区的朝鲜族

人口激增，1909年，在延边地区落户的朝鲜移民达34133户，184867名。而鸭

绿江流域朝鲜族人口到1911年才增至58，950余人。图们江流域的延边地区比

鸭绿江流域的东边道地区朝鲜族人口增加的迅速，逐渐成为中国朝鲜族聚居中心

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从鸭绿江流域的情况看：第一，鸭绿江中上游，土地较贫瘠，山地很多，

朝鲜族移民只能在山坡上种旱田作物；第二，来自辽东的汉族移民早就占有了鸭

绿江中下游地区的肥沃土地，并且陆续沿江上移。后迁入的朝鲜族移民难以立足，

加之地瘠人稠，大批朝鲜族移民一有机会和条件便再迁移到土地肥沃的辽东、辽

北的内地。第三，1875年清朝废除了东边道地区的封禁，先后在凤城、安东、

宽甸、桓仁、辑安、临江、长白等地设立州县，管理民政。虽然默许朝鲜族居住，

却不许朝鲜族拥有土地所有权，而除极少数入籍归化者外，大多数农民从迁入初

就为汉、满地主做长工，或做佃农。有的越垦韩民租种官荒地，以辛勤的劳动开

成熟地，但自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南满，中日矛盾逐渐激化后，奉天军阀

把朝鲜族耕民耕作的官荒地作为“旧土”，限期收回，转卖给汉满地主。由于这

些原因，东边道地区的朝鲜族移民自然逐渐减少。第四，自从1910年以后，安

奉铁路改筑为广轨，鸭绿江铁桥修成，安奉铁路与朝鲜的京义铁路相联之后，朝

鲜西部及南部移民便通过上述铁路，源源不断地移居于辽宁一带。

其次，从延边地区的情况看：第一，延边地区一向人烟稀少，土地肥沃，而从

辽东地区迁徙来的汉族移民，由于路远偏僻，跋山涉水艰难，而宁肯留在松辽平

原，不愿来到延边，而朝鲜咸镜道与延边只隔一江之水，朝发夕至，因而朝鲜移

民迁徙至延边甚为方便。第二，清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后，允许越垦韩民之居

住，又把图们江北岸划为韩民专垦区。尽管清朝强制薙发易服才给予土地所有权，

但是越垦韩民可租种官荒地，且不交荒价，不纳杂项租税，还可以通过佃民制获

土地。第三，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延边，签订《间岛协约》时，在条款

第三条和第五条中，规定朝鲜族在延边与汉满族一样，享有土地、财产之权，受

中国官员管辖裁判权，而与汉满同等相待等。这就使延边地区比东北任何地区为

朝鲜族的移居具备了有利条件。第四，1900年，东北地区掀起了义和团反帝反

爱国运动，沙俄侵略势力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名，派军分七路入侵东北。俄军先

后占领珲春、局子街、敦化、吉林。在兵荒马乱中，有权有势的汉族和满族上层

人士纷纷逃往吉林方面避难。朝鲜的亲俄派以沙俄势力为靠山，借口保护延边朝

鲜族，于1903年擅自派李范允为间岛管理使，在龙井附近成立了私炮队。在这

种情况下，朝鲜北部的农民移居延边者又增加了不少。

第三阶段：从1910~1931间的抗日移民

自1910年日本强迫朝鲜政府签订《韩日合并条约》，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的自由迁移与来华抗日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因

日本的土地调查政策而破产的朝鲜农民继续移入中国东北地区之外，还有大量的

民族志士移居到中国从事抗日救国运动。

1905年11月17日，日本用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乙巳保护条约》，朝鲜实际

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五年之后的1910年8月22日，日本通过《韩日合并条约》

完全吞并了朝鲜。不愿当亡国奴的朝鲜人民纷纷起来抗争，抗日救国的义兵斗争

遍及全国。但是由于力量差距太悬殊，在朝鲜国内的义兵斗争被镇压下去。有些

义兵部队渡过鸭绿江和图们江，把根据地转移到我国的东北地区。除了义兵部队

及各种反日武装团体的不断迁入之外，还有许多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迫害而

无法留在朝鲜的反日爱国志士及革命家们陆续移居东北各地，掀起了以反日复国

为目标的政治流亡移民浪潮。这一浪潮在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被日本

军警野蛮镇压之后达到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自1910年至1920年，迁入鸭绿江

以北的朝鲜族有98650人，迁入到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族也有93883人，共计

192540人。1920年，东北的朝鲜族人口已超过459540余人。另据统计，1911

年，我国东北地区约有朝鲜族168，450人，而到1922年增至515，865名。其

中，62.7%定居于延边。

日本吞并朝鲜后，为了掠夺朝鲜农民的土地和粮食，实施了所谓的“土地调查

事业”（1910~1918年）及“产米增产计划”（1920~1934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

朝鲜农民破产。因破产而穷困潦倒的朝鲜农民纷纷移居于我国东北。据1931年

统计，我国东北的朝鲜族人口增加到630，982人。这个时期，不但有朝鲜北部

的农民大量移居我国，朝鲜南部特别是三南道（庆尚、忠清、全罗）地区的农民

移居我国东北的日益增多。由于安奉线与京义线、天图线与北鲜铁路连接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移居不必从图们江和鸭绿江上游渡江，朝鲜南部农民通过铁路直接进

入沈阳，再从沈阳移居南满或北满各地；朝鲜北部农民也通过铁路经延边，再移

居宁安、吉林、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区。朝鲜族移民的增加，特别是来自朝鲜

南部移民的增加，使我国东北地区的水田耕作大大发展。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代渤

海国被灭亡之后，就不再有人种水田。而近代以来，随着朝鲜移民的定居才有水

稻的种植。尤其是日本侵略者想用朝鲜大米和中国东北大米来弥补日本粮食之不

足，从1918年到1922年成立了东洋拓殖会社支店和东亚劝业会社，疯狂掠夺我

国东北的土地，大办农场，雇用许多朝鲜族农民耕作水田，或者将土地租给朝鲜

族农民，让其改种水田。结果东北地区水田的面积急剧扩大。当时，凡是有朝鲜

族居住的地方就有水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的移民史也就

是近代水田的发展史。

第四阶段：自1931~1945年间的集团移民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前朝鲜总督府强制移民时

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日本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要把东北建成其物资供应

基地，在组织日本农民移至东北地区的同时，还强制朝鲜农民移居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解决“老殖民

地”朝鲜的失业问题，也为解决开发“新殖民地”（满洲国）所需要的劳动力，

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朝鲜农民驱赶到东北地区。为了实施这

一新殖民计划，成立新的殖民机构——“满鲜拓殖会社”。其总部设在新京（长

春），此外在奉天、延吉、牡丹江设有分社。由于日本从殖民统治的需要实行“管

理移住”，从1931年~1945年之间朝鲜移民急剧增加，达到以往移民总数的3倍。

据1940年8月统计，自1937年到1940年，日本以“集团开拓民”名义强制移

民到东北各地的朝鲜农户就达14725户。

经过上述几个阶段的移民，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在中国的朝鲜人数达216

万5615人。（这里包括自1860~1945年在中国出生的朝鲜族人口）1945年8月

日本投降，朝鲜光复以后，不少移居到中国的朝鲜人陆续返回祖国朝鲜，留在中

国的朝鲜人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入中国国籍，分到土地，成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民族，朝鲜族。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朝鲜族人

口为111万1275人。

这张图右边的数字是人口，东北朝鲜人历年人口数

1894年6500人

1904年78000人

1910年109000人

1919年256900人

1931年621000人

1945年2163000人

以上数字说明朝鲜人移居中国才100年左右，到1931年在华60多万朝鲜人

加入中国国籍的不超过6%，朝鲜人大规模移居中国一方面是受经济利益诱惑，

一方面是日本帝国有计划移民的一部分。

下面详细分析具体情况：

1894～1931年，将近40年的时间，人口仅仅增加了55，600人，仅仅增加

了94％，年平均增加幅度为2.35％，与正常的人口繁衍近似，增涨态势是缓慢

的。 历时两代人的时间，尚且包括了日韩合并后的朝鲜难民的大规模迁入。

1931～1945年，仅仅14年的时间，人口激增1，542，000人，增加了248％，

年平均增幅为17.71％，这就难以用人类繁衍来解释了；这除了作为日本侵华帮

凶的开拓团的大规模侵入，还会是什么原因。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还是人类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能有如此规模的人口增长，拜托千万不

要说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的原因，不然这个民族的繁衍能力就要冠盖宇宙了。

这是具体的人口变化趋势图。

由曲线变化态势来分析，发生急剧变化的时间为1931年，而这恰恰是9.18

事变的那一年，也就是日本侵华的开始 ；而到了1945年达到了顶点，这也恰

恰是二战结束，中国的抗战胜利的时间；

由此看来，揭示的真相是很明显的。

朝鲜开拓团的由来：“九·一八”之后日本人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为了实行

逐步移民侵占东北的政策，日本故意挑起民族争端，在中国人和朝鲜人之间制造

矛盾以达到“分而制之”的目的。比如，日本人自己开始向朝鲜和东北大量移民,

派遣开拓团,许多失去土地的朝鲜人无家可归，日本人把这些丧失土地的朝鲜人

故意安置在中国境内而将中国人民强行赶出自己的世居土地。许多被夺取土地的

中国东北人民被迫流浪、迁徙，许多人只有从关外逃难到关内。

可能的后果：有大约百万左右的朝鲜人就是在东北沦陷这段时间被日本殖民

者强行“安置”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的。这些人居住在我国延边地区,这些朝鲜

移民由于居住于边境附近,很容易被挑唆起“民粹意识”，进行分裂中国领土。近

几年韩国国内的所谓收复“间岛”的所有权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