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_百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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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张 越



〔摘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之后探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途径

并批判了“整理国故”后的创新之作，具有“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的重要意义。该书通过甲骨

文、金文及古典文献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阶段的分析以及通过中国古代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

应度”的尝试，确曾对古代历史的真相具有“摸着一些边际”的学术价值。回顾《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所引发的长时间的批评与争论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在学术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的今天，这部著作带

给我们的启示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Ｋ０９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１５（２０１７）－０５－００９３－０８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ＡＲｏａｄ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

———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ＧｕｏＭｏｒｕｏ

ＺｈａｎｇＹｕ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ｓＧｕｏＭｏｒｕｏ’ｓ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ｗｏｒｋ，ａｆｔｅｒＬｉａｎｇＱｉｃｈａｏ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ｓｏｒｔｉｎｇｏｕ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ａｒｏａｄｏｆ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ｏｒａｃｌｅ，ｇｏｌｄ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ｓｔｈ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ｅｅｄｈａｓ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ｖａｌｕｅｔｏ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ｒｅｖｉｅｗ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ｂｕｔｔｏｄａｙｗｅｓｔｉｌｌｓｈｏｕｌｄａｔｔａｃ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ｔｈ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ｂｙｔｈｅｗｏｒｋ．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各篇文章的撰到各种质询与批评，然而该书被视为“中国史

９２８年８月至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间，写时间大约在１

全书结集出版于１９３０年初，距今已经有８０多

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伊始，恰值

国内知识界正在进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论战

各方对该书的各种评价和议论蜂拥而至，这在

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影响。此后，郭沫若本人也在不断提及该书

①

存在的问题、纠正该书存在的错误，而随着唯

物史观史学在中国史坛的发展壮大，《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一书的价值与地位愈发明确地显现

出来。２０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的学术观点（主要是古史分期观点）被郭沫

若本人不断修正并在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受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

②

发展全过程的著作”，“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

③

义新史学的诞生”，也基本形成共识。２０世纪

末至２１世纪以来，尽管对郭沫若的评价出现

了多种不同声音，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０１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与历史 本文是２



考证学派关系研究”（１３ＢＺＳ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他者叙述与自我“作为”———郭沫若 参见何刚：《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经典之路”再析》，《郭沫若

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白寿彝主编：《

②

年，第３３４页。

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尹达主编：《

③

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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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代社会研究》为标志，郭沫若作出的对胡适等

０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对２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古代

社会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对中国史学所产

生的影响、值得中国史学积极借鉴和深入思考

的特点，反而更值得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人倡导的“整理国故”的评价，从之前的持观

望态度发展到持否定态度。

③

既然不认为“整理国故”能够认清历史的

“真相”，郭沫若转而强调研究中国古史的有效

途径应该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通过

新史料去廓清古代社会的真相：“大抵在目前欲

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

④

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一、从“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

到“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写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０日的“自序”，是郭沫

若将之前完成的五篇研究中国古史的文章及若

干研究札记汇编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之后的“感言”，简明扼要地写出了作者对新的

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认识、对当时中国史学发展

趋向的评价和对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

意义的强调。郭沫若在“自序”中提到了他对

于“整理国故”的看法。

郭沫若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中对国学的讨

９２４年１月，论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１

他在《创造周报》发表了《整理国故的评价》

一文，不满于“整理国故”成为“运动”的现

象。他指出，“大凡一种提倡，成为了群众意识

之后，每每有石玉杂糅，珠目淆混的倾向。整

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

共同色彩了”，“这种现象，决不是可庆的消

息”，整理国故“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

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

创造，他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

贡献殊属微末”。这说明郭沫若是以“新价值的

重新创造”为标准来评价“整理国故”的。对

于“整理国故”的前景，他持观望态度：“国

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这是要待研究之后

①

才能解决的问题。”

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中，他更明确表

示：“谓中国之旧学自甲骨之出而另辟一新纪

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

纪元，决非过论。言‘整理国故’，言‘批判

国故’而不知甲骨文字之学者，盲人摸象者之

流亚而已”，“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

真实的情形……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

⑤

。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

在这里不难看出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

的基本思路：首先，他在“自序”中两次强调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其次，“欲清算中国的古

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

其出发点”，因为“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

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王国维的学术则

“多是近代的科学内容”，而他们的工作才算得

上是“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

夫”，符合“‘整理’的最终目标是在‘实事求

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

然’”的要求；再次，尽管“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

①

②

③

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第３６

号，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３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第８、９页。

郭沫若批评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的原因，一些

学者多从当时郭沫若欲与胡适一争高下的角度来解

读，如逯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东大图书出

版公司，１９９８年）、余英时：《历史人物与文化危

机》（东大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等。笔者认为，

此缘由未必没有一点儿道理，然而也并非尽然。郭

沫若如果没有经过学术层面的悉心研究而仅凭意气

之争便遽然批评“整理国故”之说，恐难成立。

经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潜心研究之后，郭

沫若对国学及“整理国故”的认识较《整理国

故的评价》一文所表达的观点有了较大变化，

即如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所说

的：“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

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没有辩证唯物论观

②

。很明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显，结合使用对新旧材料中的古文字研究和唯

物史观理论对古代历史的探索后，以《中国古

·９４·

④

⑤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８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８５—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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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范围”，但是“在‘国故’的了解上，都传统学术，在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之为“国故”

是有莫大的帮助”，借助于唯物史观能够达到由

“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由“实事求是”

到“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的目的，“没有辩

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

①

。这样的研究途径产生的效应，当是张荫谈”

“国学”并对此展开讨论，胡适主张“用历史

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

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

⑦

，“整理国故”运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动随之兴起。其直接后果是以所谓“科学方法”

整理和研究传统学问一时成为风气，一些高校

纷纷成立国学门、国学院等国学研究机构，相

应产生的负面作用亦十分明显，如胡适所说：

“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

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

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

⑧

其间接后果，如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

麟所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例示研

②

。究古史的一条大道”

已有学者指出：“郭沫若对于‘国学’的

认识，划出了与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一

派的界限，但同时又表现出了对王国维为代表

③

此说表明的‘考古证史’一派的直接继承。”

郭沫若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标志的研治

古史路数的特点，即超越“整理国故”，在王国

维等人开辟的古史考证的基础上，结合对新材

料的考证和解释，运用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

社会的“真相”。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特点具有

“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和“开了一个新

④

的意义？纪元”

胡适所说：“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

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

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

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

归宿。一切国学的研究，无论时代古今，无论

问题大小，都要朝着这一个大方向走。”即把

“国学”纳入史学的范围，用近代“文化史”

⑨

周予同说：“胡的新概念统整传统学术文化。

２０世纪初，梁启超呼吁“史界革命”，倡

导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与

《新史学》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代新史学的里

⑤

，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始。梁启超程碑”

氏与其说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其

实只是广义的史学，不如说集合融会中国旧有

的各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

瑠瑏

胡适所说的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

在《新史学》中激烈批判旧史学，主张用进化

论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给“历史”下的定义

是“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

⑥

，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史学理念。在理公例”

“文化史”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

《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史之范围”、“中

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史

前时代及中国历史不同阶段等近代意义的历史

研究中必须涉及的基本问题，一一作了阐述。

梁启超“新史学”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史学固然

功莫大焉，然而也为人们留下了一系列未能解

答的问题和诸多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将会不

断出现的问题。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是首先需

要面对的：第一，怎样对待梁启超曾抨击的旧

史学？即怎样处理新旧史学的关系？第二，参

照西方史学、致力于融入史学“求真”和“科

学”理念的近代中国史学，在研究层面究竟应

该如何展开，即新的中国史学的研究路径、研

究方法、研究目标是什么？

前一个问题，对于包括“旧史学”在内的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瑏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６—１０页。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５页。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

１９３７年，第１０４页。

王?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香港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年，第７页。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

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０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１卷

第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

二，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０年，第２０５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１卷

第１号，１９２３年１月。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周予同经学史

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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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９３０年２月７日的《夏禹的问题》，该文写于１

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等十个方面，是一种

广义的文化史范畴，是新式的历史学的专史分

类，即将经史子集的“国学”纳入现代学术的

各分支学科中，这对于近代中国史学的意义更

为深远。

①

然而，“整理国故”却无法解决第二个问

题，这正是郭沫若批评“整理国故”的原因。

“新史学”之后，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理论与方

法是中国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怎样将其落实于

具体的研究层面尚不明确，如期而至的新史料

的发现，吸引了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文的整理、

释读、考证，用之于研究上古历史，并根据研

究心得总结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认同用甲

骨文等新材料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认为新史

学研究应该“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

点”。为了“知其然”“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他将唯物史观用于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这比仅

求得认清历史的“真相”更进了一步。然而使

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郭沫若并非第一人，

９２９年已经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如陶希圣在１

的分析》和《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的创

新在于“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

②

，并且以新材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的研究”

开头提及“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

④

，说明郭沫若在写《最近始由朋友寄来”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自序》的时候尚未见到《古史

辨》第一册，而在他写作《夏禹的问题》时则

已经读到了。《古史辨》第一册收入了堪称与顾

颉刚首次提出“层累”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

古史书》一文同样重要的另一篇文章———《答

刘胡两先生书》，后文引用了胡适给顾颉刚的

信，胡适在信中表示他“古史的大旨”是“商

民族”为“石器时代”，“应该向‘甲骨文字的

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周民族”“秦民

族”“楚民族”是“铁器时代”，主要史料来源

⑤

。郭沫若从《是“金文”和“诗”古史辨》第

一册中读到胡适的这些话，尽管并不同意胡适

所理解的商为石器时代、周秦楚为铁器时代的

观点，但是仅凭胡适使用了这些“术语”，并且

提到以甲骨文字、金文为史料的主张，还是得

到了郭沫若的部分认可，在《夏禹的问题》中

他写道：“便是胡适对于古史也有些比较新颖的

见解，如他以商民族为石器时代，当向甲骨文

字里去寻找史料；以周、秦、楚为铜器时代，

当求之于金文与诗。”据此可知，在时隔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郭

沫若对胡适的评价便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前说

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于中国古代的

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就《古史

辨》看来，他于古代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

⑥

这个变化至少说明郭沫若对于使用新史点。”

料为依据划分出中国古史的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等不同阶段，这可能才是张荫麟

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评价为“例示研究古

史的一条大道”的出发点。

二、从“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

到“才摸着一些边际”

郭沫若写就于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０日的“自

序”，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

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

③

社会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

料的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只有使用新史料才

有可能认识到古代社会的“真相”。

还是在读过《古史辨》第一册后，郭沫若

表示出极大兴趣，“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

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继而坦

实际上，１９１９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支配

了几年”这样轻描淡写般地表述并非完全符合

实际。

及至１９３０年４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

第二版时，作者在书中原有的三篇“附录·追

论及补遗”中又先后增补了七篇，其中一篇是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张越：《“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争与文化史

观》，《史学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

学》第２卷第１２期，１９４９年。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１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９７—９８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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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承认“这些见解与鄙见不期而同，但都是先象。郭沫若通过这项研究后认为：“在《易经》

我而发的”。他由此称赞顾颉刚的疑古学说：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

识……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

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

①

郭沫若肯定顾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

和《易传》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出中国古代社会

的两个变革的时期：便是《易经》是由原始公

社制变为奴隶制时的产物，《易传》是由奴隶制

变为封建制时的产物。第一个变革是在殷、周

之际达到完成，第二个变革的完成，是在东周

③

在接下来撰写的《〈诗〉〈书〉时代以后。”

刚疑古学说的原因主要是认为“旧史料中凡作

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为使用新史料去

“摸到”古代社会的“真相”创造了条件。在

９４７年１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十几年后的１

学》一书中，顾颉刚评价道：“郭先生应用马克

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

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

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

②

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

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中，郭沫若着

力讨论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

制的推移”和“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推移”的

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以生产工具、农业、畜

牧业、工商业、宗教思想、社会关系等方面的

变化因素为依据，尝试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

形态说来解释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随后

写出了专门论证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且之

后用作本书“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

展阶段》一文，阐述了他最初的古史分期观，

即“殷代———中国历史之开幕时期”“周代———

铁的出现时期———奴隶制”“周代以来至最近时

代之概观”“中国社会之概览”，提出殷周之际

为奴隶社会、周秦之际开始为封建社会、清末

为资本制的分期观点，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

因素出发，探究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进程

中的接替演进过程，“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

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

④

应度”。

从“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到“于古代

的边际却算是摸着了一点”，再到“才摸着一些

边际”，可见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从出现到逐渐被

肯定的过程，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逐渐得到承认的、对古代社会的真相“摸着一

些边际”的学术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包括五篇论文和若干

篇“追论与补遗”。在五篇论文中，初稿完成的

１９２７时间先后为《〈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

年８月）、《〈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

想上之反映》（１９２８年８月）、《中国社会之历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卜辞中的古史的发展阶段》（

代社会》（１９２９年９月）、《周代彝铭中的社会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新文化运动前后，经史观》（

王国维等人通过甲骨文对殷商世系、殷周制度

的研究和顾颉刚提出的疑古学说所引发的古史

论辩，对上古三代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郭沫

若从《周易》《诗》《书》入手研究商周时期的

《〈周易〉时社会生活、社会变革、精神生产（

代的社会生活》原题《〈周易〉的时代背景与

精神生产》），这样的选题在当时有着明显的创

新性。《〈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考察的

“社会生活”包括“生活的基础”（渔猎、畜

牧、商旅、耕种、工艺）、“社会的结构”（家

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和“精

宗教、艺术、思想）。如此开阔的神的生产”（

研究视野，展现了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景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郭沫若说：“以上三篇大率均是我在未十分

研究甲骨文字及金文以前的作品，在发表当时

⑤

他很有一些分析错误或论证不充分的地方。”

９２８年８月开始研读甲骨文，一年后完大约在１

成了《甲骨文字研究》初稿，同时结合对古文

字研究的心得，实践其“以罗、王二家之业绩

为其出发点”的愿望，先后写出了《卜辞中的

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两篇文

章，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以甲骨文、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２

页。

②

③

④

⑤

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

史论文集》卷十二，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４０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８７页。

郭沫若：《海涛集》，《沫若文集》第８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第３１２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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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为史料研究古代社会“真相”的重要篇章。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批评的各种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写作持续了近一年时

间，是本书五篇论文中研究用时最长的一篇，

且“稿成全部更易者亦四五次”。然而潜心于古

文字研究毕竟还不是最终目的，他说：“我们现

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

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

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

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

①

文章通过卜辞的记载，从渔主意即在于此。”

观点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表现得十分复杂。何干

之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介绍“郭沫若

的新见解与旧见解”时说：“各位参战的朋友，

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

下”，“更可惜的是论争的态度不好，有些参战

的人，不一定很热心的去探求真理，往往只闹

③

。水平有限、意气之争反映在意气，争高下”

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中十分明显。

顾颉刚也认为：“这部书的影响极大，可惜的

是：受它影响最深的倒是中国古史的研究者，

而一般所谓‘社会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响

却反不大，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史研究者’，

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

所以郭先生这部伟著，在所谓‘中国社会史的

④

论战’中，反受到许多意外的不当的攻击。”

猎、牧畜、农业、工艺、商贾几方面叙述古代

“社会基础的生产状况”，又根据摩尔根的《古

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对原始社会与氏族社会的阐述，以卜辞

中有关“母权中心”“氏族会议”“私有财产的

发生”“阶级制度的萌芽”等材料与之对应，

描述殷商时期“上层建筑的社会组织”。《周代

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则是以金文为材料，证明

西周为奴隶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这两篇

用甲骨文、金文研究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质的文

章，从材料和研究方法上都对前三篇文章的观

点作了更有力的证明，从而建立起来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雏形，董作宾评价说：“唯物史观

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

的……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材

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

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

②

文化体系。”从当时对古代历史的研究状况

这里的“社会史研究者”当主要指部分活跃在

社会史论战中的“参战者”，而非专门研究古史

的学者。还有很多基于学术层面的批评意见，

十分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

问题。如张荫麟认为：“摩尔根和他同时许多人

类学先驱者的根本错误，在以为社会的演化有

一定之程序与方式，为各个社会所必经……可

惜郭先生不出此，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

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Ｕｎｉｌｉｎｅａｒ）

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

⑤

对比郭沫若下面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

的说法，可见张荫麟的批评是被承认并接受的：

“我的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

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

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而我所据的资料，

又是那么有问题的东西。我这样所得出的结论，

不仅不能够赢得自信，而且材料的不正确，还

看，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中国古代社

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

际”，便可以大致理解了。

三、关于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问世之后，就伴随

着巨大争议，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史论战期间许

多参加论战的人对该书观点的批评，也表现在

置身论战之外的人士对该书观点的批评，即如

郭沫若的古史分期及相应观点，在马克思主义

史学阵营中的商榷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息，更在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

之时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讨论，成为“十七年时

期”史坛“五朵金花”问题之首。

·９８·

①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３７、１８７页。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中国现代学术经

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６１４页。

③

④

⑤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第５９—６０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见《顾颉刚全集·顾颉

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二，第４０７页。

素痴（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大公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４日。

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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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再如法国学者马可以影响到方法上的正确。”论”，“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

⑧

。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

伯乐认为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在中国人该认为

最是创获的地方，比如根据西方社会学的理论

来解释中国社会的某几点，对于一个欧洲的读

者自然没有同样的兴趣，尤其因为郭先生的社

会学的材料似乎陈旧了一点；再者，他考释古

②

。郭沫若致函答文字的假设，有时也太大胆”

事实上，郭沫若的确是一直在“勇敢地改

正错误”的，其中既有许多考察古代社会过程

中因材料问题而导致的具体错误，也有对其古

史分期观点方面的重大改变，如将原始氏族社

会结束于殷代末期或殷周之际改为殷代和西周

为奴隶社会，将周秦之际为封建社会逐步明确

为春秋战国之际为封建社会的开始。观点变化

的前后包含了大量的对史料理解的修正、对生

产工具使用的各种认定、对土地制度的辨析、

对生产方式的不同判断乃至对分期标准深入讨

论的研究过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的核心问题之一。

郭沫若古史研究存在缺陷的原因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划分中国古史不同阶段时出现的不同观点和不

同理解；另一方面是在使用新史料时，因解读

甲骨文、金文而出现的问题导致在使用时出现

的误判。无论是使用新史料还是结合新理论，

“这是‘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

⑨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草创时期的东西”

复：“马伯乐先生是法国研究东方学问的权威，

我的著作蒙他亲切地加以批评，并在大体上是

得到了他的称许……马先生的指摘有很多地方

是整整针对着那些缺陷的，但是好些地方作者

③

在目前尚疑难表示同意。”

已有学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也确实存在某些缺陷。而对这

些缺陷进行最清楚明确的反思，不是出自别人，

④

上文已经提及，郭沫正是出自郭沫若自己。”

若为即将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写的

“解题”就已经提到，在尚未认真研究甲骨文、

金文时写就的本书前三篇“在发表当时很有一

⑤

。此后郭沫些分析错误或论证不充分的地方”

若在许多地方不断提及并修改书中存在的错误，

如１９４４年７月，郭沫若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

判》（收入《十批判书》），在时隔大约１５年后

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进行了认真检讨：

“我首先要谴责自己。我在一九三年发表了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一本书，虽然博得了很

多的读者，实在是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

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

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

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

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

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

⑥

该文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

因此而存在着诸多缺陷是十分正常的，这并不

能影响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和

创新意义。尽管在研究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

但是郭沫若一直认为本书“在我自己是一部划

时期的作品”，“我用的方法是正确的”，甚至

认为“本书在思想分析的部分似有它的独到处，

瑠瑏

。在十七年后的我自己也写不出来了”

①

②

郭沫若：《海涛集》，《沫若文集》第８卷，第３３９

页。

〔法〕马伯乐著，陆侃如译：《评郭沫若近著两种》，

《沫若近著》，上海北新书局，１９３７年，第６１—６２

页。

还对《周易》等文献材料的使用、卜辞和青铜

９４７年４月，器的处理中存在的问题作出修正。１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面世，郭沫若在

“后记”中提到书中存在的缺陷：“在材料的鉴

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清楚，

⑦

１因而便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９５４年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瑠瑏

郭沫若：《答马伯乐先生》，《沫若近著》，第５３页。

李红岩：《正确评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光明

日报》２００３年１月７日。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１１页。

郭沫若：《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第１

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３、４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３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再次改排出版，郭沫若在

“新版引言”中表示：“主要由于材料的时代性

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

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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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森指出，近代中国史学经历过三次革“是在学术考证和解释的基础上”尝试“把对

命，“第三次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古文字的研究与古代史研究有机结合”。又如，

①

，《心是‘怎样解释历史’”中国古代社会研许多人认为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

“不合潮流”、唯物史观史学观点陈旧，而阎步究》真正将“怎样解释历史”落到了实处。

克在论述中外历史会通的一篇论文中说：“郭沫“怎样解释历史”的首要条件是要有支持解释历

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唯物史观引入中国０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试图用史的理论，２

学界，由此令中国人知道了母系氏族、父系氏进化论解释历史，限于种种原因而进展有限，

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它们都是清然而“解释历史”的学术基因已经植入了近代

以前的史家梦想不及的。又如，以铜器论述夏中国史学中，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既可以

国家起源，以铁器论述战国剧变，‘奴隶制与封视为是以“新史学”为特征的学术传承的一个

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新阶段，也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如郭沫若所

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均令人耳目一新，学术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

④

这番话应该使我们更加深创新度相当之大。”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还是近代中国史学

②

在学术层面寻求进一步发展的尝试（如郭沫若刻地认识到何为真正的“学术创新”。

所说“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今日中国史学了解西方学术理论的条件和

情形”）。回顾《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所引发的程度，已远非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较长时间的批评与争论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在时可比，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进程作出更

学术语境有了很大变化的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宏观概括与解释，找到

还需超越这些批评与争议，从更长远的眼光去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真正具备学术创新之途径

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由此开启的中国并非易事。在此种意义上，郭沫若的《中国古代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义。如一直以来人们都在社会研究》在当年所例示出的“研究古史的一条

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存在着公式化、教条大道”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化的问题，然而在一本回顾

２０世纪中国史学的

著作中，赵世瑜在论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时却认为：“郭沫若的突出贡献是把对古文字的００８７５）北京 １

研究与古代史研究有机结合，新的理论认识是（责任编辑 薛 承）

在学术考证和解释的基础上得出的，而不是空

③

笔者理解，这个评价既应该是对比对空的。”

当时社会史论战时出现的“空对空”现象而言，

也应该是对比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

过程中教条化现象有所严重的情况而言，《中国

古代社会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开山之作，尽管“新的理论认识”存在着各种

各样的问题，但是研究者在主观和客观上的确

①

②

③

④

王?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第６页。

参见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４页。

刘新成主编：《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１１４页。

阎步克：《一般与个别：略谈中外历史的会通》，《史

学调查与探索》（２０１６年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６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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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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