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大道}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传世经典,以史为鉴!_百度文

{葛洪⼤道}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全⽂——传世经典，以史为鉴！

370多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农历3⽉19⽇，李⾃成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明王朝覆灭。但随后的⼤顺政权

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李⾃成功败垂成，留下千古遗恨，令后⼈每每痛⼼疾⾸。

70年多前的甲申年，即1944年3⽉19⽇，《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报》上发表，迅即引起⼴泛的关注。时在延

安的⽑泽东读到该⽂，⾮常赞赏，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件，突出强调了戒骄与防

腐。

今天，就让我们重温⼀下这篇⼀直为中国领导⼈所重视的⽂章。

《甲申三百年祭》（全⽂）

⽂：郭沫若

1944年3⽉10⽇脱稿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九⽇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

庆的永历，直⾄前清康熙元年（⼀六六⼆）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

庆的永历，直⾄前清康熙元年（⼀六六⼆）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

算在⾥⾯。但在⼀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可⽆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

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百六⼗年间⼀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争⼀直都是没有停⽌过的。

然⽽甲申年总不失为⼀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经历长久的农民⾰命，在这⼀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

了，⽽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主，⼈民的⾎泪更潸流了⼆百六⼗余年。这⽆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

的事。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个例外，他很博得后⼈的同情。就是李⾃成《登极诏》⾥⾯也说：" 君⾮甚暗，孤⽴⽽炀灶恒多；⾂

尽⾏私，⽐党⽽公忠绝少。" 不⽤说也就是" 君⾮亡国之君，⾂皆亡国之⾂" 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

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 当机独断" ，除

去了魏忠贤与客⽒，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事的处理，枢要⼈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

暮三，轻信妄断。

⼗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明天在⼤辟疆吏，弄得⼤家都⼿⾜⽆所措。对于⽼百姓呢？

虽然屡次在下《罪⼰诏》，申说爱民，但都是⼝惠⽽实不⾄。《明史》批评他" 性多疑⽽任察，好刚⽽尚⽓。任察则苛

刻寡恩，尚⽓则急剧失措" （《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点也不苛刻的。

⾃然崇祯的运⽓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已经养成，⽽在这上⾯更加

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年四⽉⼆⼗六⽇，有马懋才《备陈⼤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

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不寒⽽栗：" ⾂乡延安府，⾃去岁⼀年⽆⾬，草⽊枯焦。⼋九⽉间，民争采⼭

间蓬草⽽⾷。其粒类糠⽪，其味苦⽽涩。⾷之，仅可延以不死。⾄⼗⽉以后⽽蓬尽矣，则剥树⽪⽽⾷。诸树惟榆⽪差

善，杂他树⽪以为⾷，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树⽪⼜尽矣，则⼜掘其⼭中⽯块⽽⾷。⽯性冷⽽味腥，少⾷辄饱，不数⽇则腹胀下坠⽽死。

民有不⽢于⾷⽯⽽死者，始相聚为盗，⽽⼀⼆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抢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必弃⼀⼆婴⼉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母者，有⾷其粪⼟者。⾄次晨，所

弃之⼦已⽆⼀⽣，⽽⼜有弃⼦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者，⼀出城外便⽆踪迹。后见门外之⼈，炊⼈⾻以为薪，煮⼈⾁以为⾷，始知前之⼈皆为其所

⾷。⽽⾷⼈之⼈，亦不免数⽇后⾯⽬⾚肿，内发燥热⽽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

⼈，⽤以掩其遗骸。⾂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数⾥以外不及掩者，⼜不知其⼏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

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有⼀逃⽿。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庆阳、延安以北，饥荒⾄⼗分之极，⽽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分之极，⽽饥荒则档次

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 流寇" 的起源，同⾪延安府籍的李⾃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

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法救济。饥荒之极，流⽽为盗，可知在⼀⽅⾯有不⽢饿死、铤⽽⾛险的⼈，⽽在另

在这下《罪⼰诏》的前⼀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位武⽣提出了⼀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却遭了⼤学⼠们的反对，

便寝⽽不⾏了。《明季北略》卷⼗⼆载有《钱⼠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武⽣李琎奏致治在⾜

国，请搜括⾂宰助饷。⼤学⼠钱⼠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升上⾔：‘⽐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

右报名输官，欲⾏⼿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敢陈于圣⼈之前，⼩⼈⽆忌惮⼀⾄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民

⽿，郡⾢之有富家，亦贫民⾐⾷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于巴清，汉武帝所不⾏于⼘式

者也。此议⼀倡，亡命⽆赖之徒，相率⽽与富家为难，⼤乱⾃此始矣。’已⽽温体仁以上欲通⾔路，竟改拟。上仍切责⼠

升，以密勿⼤⾂，即欲要誉，放之已⾜，⽏庸汲汲。……”

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李琏者，江南武⽣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 ，⼤学⼠钱⼠升加以驳

斥。这位武⽣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可惜他所上的"书" 全⽂不可见，照钱⼠升的驳议看来，明显地他恨" 富者兼并

⼩民" ，⽽"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这见解倒是⼗分正确的，但当时⼀般的⼠⼤夫都左袒钱⼠升。钱受"切责" 反⽽博得同

情，如御史詹尔选为他抗辩，认为" 辅⾂不过偶因⼀事代天下请命"。他所代的"天下" 岂不只是富家的天下，所请的" 命"

岂不只是富者的命吗？已经亡了国了，⽽撰述《明李北略》与《明亡还略》的⼈，依然也还是同情钱⼠升的。但也幸⽽

有他们这⼀⽚同情，连带着使李武⽣的⾔论还能有这少许的保存，直到现在。

"搜括⾂宰" 的⽬的，在李武⽣的原书，或者不仅限于" 助饷" 吧。因为既⾔到兵与荒，则除⾜兵之外尚须救荒。灾民得

救，兵⾷有着，" 寇乱" 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以对付外患，清朝⼊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然⽽⼤学⼠驳斥，⼤

皇帝搁置，⼩武⽣仅落得保全⾸领⽽已。看崇祯" 切责⼠升" ，浅识者或许会以为他很有志于采纳李武⽣的进⾔，但其实

做皇帝的也不过采取的另⼀种"要誉" ⽅式，"放之已⾜" ⽽已。

崇祯帝，公平地评判起来，实在是⼀位⼗分"汲汲" 的"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

玩艺。但当李⾃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 旧有镇库⾦积年不⽤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

（⼗？）两，镌有永乐字" （《明季北略》卷⼆⼗）。皇家究竟不愧是最⼤的富家，这样⼤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

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于闹出悲剧来了。然⽽

毕竟是叫⽂⾂做⽂章容易，⽽叫皇库出钱困难，不容情的天灾却⼜好象有意开玩笑的⼀样，执拗地和要誉者调⽪。

所谓"流寇" ，是以旱灾为近因⽽发⽣的，在崇祯元⼆年间便已蹶起了。到李⾃成和张献忠执⽜⽿的时代，已经有了⼗年

的历史。"流寇" 都是铤⽽⾛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

杀的⼀点上⽐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有愧⾊的。⼗六年，当李、张已经势成燎原的时候，崇祯帝不时召对群⾂，马世奇

的《廷对》最有意思：" 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之所畏；闯，⼈之所附。⾮附闯也，苦

兵也。⼀苦于杨嗣昌之兵，⽽⼈不得守其城垒。再苦于宋⼀鹤之兵，⽽⼈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之兵，⽽⼈之居

者、⾏者，俱不得安保其⾝命矣。贼知⼈⼼之所苦，特借’ 剿兵安民’ 为辞。⼀时愚民被欺，望风投降。⽽贼⼜为散财赈

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视贼如归，⼈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从贼⽿。故⽬前胜着，须从

收拾⼈⼼始。收拾⼈⼼，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北略》卷⼗九）

这也实在是⼀篇极有价值的历史⽂献，《明史。马世奇传》竟把它的要点删削了。当时的朝廷是在⽤兵剿寇，⽽当时的

民间却是在望寇" 剿兵"。在这剿的⽐赛上，起初寇是剿不过兵的，然⽽有⼀点占了绝对的优势，便是寇⽐兵多，事实上

也就是民⽐兵多。在⼗年的经过当中，杀了不少的寇，但却增加了⽆数的寇。

寇在⽐剿中也渐渐受到了训练，⽆论是在战略上或政略上。官家在征⽐搜括，寇家在散财发粟，战⽃⼒也渐渐优劣易位

了。到了⼗六年再来喊" 收拾⼈⼼" ，其实已经迟了，⽽迟到了这时，却依然没有从事" 收拾".李⾃成的为⼈，在本质上

和张献忠不⼤相同，就是官书的《明史》都称赞他" 不好酒⾊，脱粟粗粝，与其下共⽢苦".看他的很能收揽民⼼，礼贤下

⼠，⽽⼜能敢作敢为的那⼀贯作风，和刘邦、朱元璋辈起于草泽的英雄们⽐较起来，很有过之⽽⽆不及的⽓概。⾃然，

也是艰难⽟成了他。他在初发难的⼗⼏年间，只是⾼迎样部下的⼀⽀别动队⽽已。时胜时败，连企图⾃杀都有过好⼏

次。特别在崇祯⼗⼀⼆年间是他最危厄的时候。直到⼗三年，在他才来了⼀个转机，从此⼀帆风顺，便使他陷北京，覆

明室，⼏乎完成了他的⼤顺朝的统治。

这⼀个转机也是由于⼤灾荒所促成的。

⾃成在⼗⼀年⼤败于梓潼之后，仅偕⼗⼋骑溃围⽽出，潜伏于商洛⼭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灿的麾下。待到第

⾃成在⼗⼀年⼤败于梓潼之后，仅偕⼗⼋骑溃围⽽出，潜伏于商洛⼭中。在这时张献忠已投降于熊⽂灿的麾下。待到第

⼆年张献忠回复旧态，⾃成赶到⾕城（湖北西北境）去投奔他，险些⼉遭了张的暗算，弄得⼀个⼈骑着骡⼦逃脱了。接

着⾃成⼜被官兵围困在巴西鱼腹诸⼭中，逼得⼏乎上吊。但他依然从重围中轻骑逃出，经过郧县、均县等地⽅，逃⼊了

河南。

这已经是⼗三年的事。在这时河南继⼗年、⼗⼀年、⼗⼆年的蝗旱之后，⼜来⼀次蝗旱，闹到" ⼈相⾷，草⽊俱尽，⼟

寇并起" （《烈皇⼩识》）。但你要说真的没有⽶⾕吗？假使是那样，那就没有" ⼟寇" 了。" ⼟寇" 之所以并起，是因为

没有⾦钱去掉换⾼贵的⽶⾕，⽽⼜不⽢⼼饿死，便只得⽤⽣命去掉换⽽已。——" 斛⾕万钱，饥民从⾃成者数万" （《明

史。李⾃成传》），就这样李⾃成便⼜死灰复燃了。

这⼉是李⾃成势⼒上的⼀个转机，⽽在作风上也来了⼀个划时期的改变。⼗三年后的李⾃成与⼗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

其他"流寇"⾸领们也⼤有悬异。上引马世奇的《廷对》，是绝好的证明。势⼒的转变固由于多数饥民之参加，⽽作风的

转变在各种史籍上是认为由于⼀位"杞县举⼈李信" 的参加。

这个⼈在《李⾃成传》和其他的⽂献差不多都是以同情的态度被叙述着的，想来不必⼀定是因为他是读书⼈吧。同样的

读书⼈跟着⾃成的很不少，然⽽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同情。我现在且把《李⾃成传》上所附见的李信⼊伙的事迹摘录在下

边。

“杞县举⼈李信者，逆案中尚书李精⽩⼦也。尝出粟赈饥民，民德之。⽇：‘李公⼦活我’。会绳伎红娘⼦反，掳信，强委

⾝焉。信逃归。官以为贼，囚狱中。红娘⼦来救，饥民应之，共出信。卢⽒举⼈⽜⾦星，磨勘被斥。私⼊⾃成军，为主

谋。潜归，事泄，坐斩；已，得末减。 ⼆⼈皆往投⾃成，⾃成⼤喜，改信名⽈岩。⾦星⼜荐⼘者宋献策，长三尺余。上

谶记云：‘⼗⼋⼦主神器’，⾃成⼤悦。岩因说⽈；‘取天下以⼈⼼为本，请勿杀⼈，收天下⼼’。⾃成从之，屠戮为减。⼜

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成也。杂呼⽈：‘李公⼦活我’。岩复造谣词⽈：‘ 迎闯王，不纳粮’ ，使⼉童歌

以相煽。从⾃成者⽇众。”

这节⽂字叙述在⼗三年与⼗四年之间，在《明史》的纂述者⼤约认为李、⽜、宋之归⾃成是同在⼗三年。《明亡述略》

的作者也同此见解，此书或许即为《明史》所本。

"当是时（⼗三年）河南⼤旱，其饥民多从⾃成。举⼈李信、⽜⾦星皆归焉。⾦星荐⼘者宋献策陈图谶⾔’ ⼗⼋⼦当主神

器’。李信因说⾃成⽈：‘取天下以⼈⼼为本，请勿杀⼈，收天下⼼’。⾃成⼤悦，为更名⽈岩，甚信任之。"

然⽽⽜、宋的归⾃成其实是在⼗四年四⽉，《烈皇⼩识》和《明季北略》，叙述得较为详细。《烈皇⼩识》是这样叙述

着的：" （⼗四年）四⽉，……⾃成屯卢⽒。卢⽒举⼈⽜⾦星迎降。⼜荐⼘者宋献策，献策长不满三尺。见⾃成，⾸陈

留谶云：‘⼗⼋孩⼉兑上坐，当从陕西起兵以得天下’ 。⾃成⼤喜，奉为军师。"

《明季北略》叙述得更详细，卷⼗七《⽜宋降⾃成》条下云：“⾟巳（⼗四年）四⽉，河南卢⽒县贡⽣⽜⾦星，向有

罪，当戍边。李岩荐其有计略，⾦星遂归⾃成。⾃成以⼥妻之，授以右相。或云：‘⾦星天启丁卯举⼈，与岩同年，故荐

之’。⾦星引故知刘宗敏为将军，⼜荐术⼠宋献策。

献策，河南永城⼈，善河洛数。初见⾃成，袖出⼀数进⽈：‘⼗⼋孩⼉当主神器’。⾃成⼤喜，拜军师。献策⾯狭⽽长，

⾝不满三尺，其形如⿁，右⾜跛，出⼊以杖⾃扶。军中呼为宋孩⼉。⼀云浙⼈，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

成信之如神。余如拔贡顾君恩等亦归⾃成，贼之⽻翼益众矣。”

⽜、宋归⾃成之年⽉与《烈皇⼩识》所述同，宋出⽜荐，⽜出李荐，则李之⼊伙⾃当在宋之前。惟关于李岩⼊伙，《北

略》叙在崇祯⼗年，未免为时过早。

李岩开封府杞县⼈。天启七年丁卯孝廉，有⽂武才。

弟牟，庠⼟。⽗某，进⼠。世称岩为“李公⼦”，家富⽽豪，好施尚义。

时频年旱饥，⾢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苦之。岩进⽩，切宋暂休征⽐，设法赈给。宋令⽈：“杨阁部（按指兵部杨嗣

昌）飞檄⾬下，若不征⽐，将何以应？⾄于赈济饥民，本县钱粮匾乏，⽌有分派富户⽿”。岩退，捐⽶⼆百余⽯。⽆赖

于闻之，遂纠众数⼗⼈哗于富室，引李公⼦为例。不从，辄焚掠。有⼒者⽩宋令出⽰禁戢。宋⽅不悦岩，即发牒传

谕：“ 速速解散，各图⽣理，不许借名求赈，恃众要挟。如违，即系乱民，严拿究罪。”

饥民击碎令牌，群集署前，⼤呼⽈：“吾辈终须饿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岩议。岩⽈：“速谕暂免征催，并劝富宝出

⽶，减价官粜，则犹可及⽌也。”宋从之。众⽈：“吾等姑去，如⽆⽶，当再⾄⽿。”宋闻之⽽惧，谓若发粟市恩，以致众

叛，倘异⽇复⾄，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以图⼤举。打差辱官，不容⽐

叛，倘异⽇复⾄，其奈之何？遂申报按察司云：“举⼈李岩谋为不轨，私散家财，买众⼼以图⼤举。打差辱官，不容⽐

较。恐滋蔓准图，祸⽣不测，乞申抚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按察司据县申⽂抚按，即批宋密拿李岩监禁，⽏得轻

纵。宋遂拘李岩下狱。

百姓共怒⽈：“为我⽽累李公⼦，忍乎？”群赴县杀宋，劫岩出狱。重犯具释，仓库⼀空。岩谓众⽈：“汝等救我，诚为厚

意。然事甚⼤，罪在不赦。不如归李闯王，可以免祸⽽致富贵。” 众从之。岩遣弟牟率家先⾏，随⼀炬⽽去。

城中⽌余衙役数⼗⼈及居民⼆三百⽽已。

岩⾛⾃成，即劝假⾏仁义，禁兵淫杀，收⼈⼼以图⼤事。⾃成深然之。岩复荐同年⽜⾦星，归者甚众，⾃成兵势益强。

岩遣党伪为商贾，⼴布流⾔，称⾃成仁义之帅，不杀不掠，⼜不纳根。愚民信之，惟恐⾃成不⾄，望风思降矣。

予幼时闻贼信急，咸云：“李公⼦乱” ，⽽不知有李⾃成。及⾃成⼊京，世犹疑即李公⼦，⽽不知李公⼦为李岩也。故详

志之。这是卷⼗三《李岩归⾃成 》条下所述，凡第⼗三卷所述均崇祯⼗年事，在作者的计六奇⾃以李岩之归⾃成是在这

⼀年了。但既有“频年旱饥” ，与⼗年情事不相合。宋令所称"杨阁部飞檄⾬下" 亦当在杨嗣昌于⼗⼆年⼗⽉"督师讨贼" 以

后。

⾄其卷⼆⼗三《李岩作劝赈歌》条下云：李岩劝县令出谕停征；崇祯⼋年七⽉初四⽇事。⼜作《劝赈歌》，各家劝勉赈

济，歌⽈：“年来蝗旱苦频仍，嚼啮⽲苗岁不登。⽶价升腾增数倍，黎民处处不聊⽣。草根⽊叶权充腹，⼉⼥呱呱相向

哭。釜甑尘飞炊烟绝，数⽇难求⼀餐粥。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可怜残喘存呼吸，魂魄先归泉壤埋。骷髅

遍地积如⼭，业重难过饥饿关。能不教⼈数⾏泪，泪洒还成点⾎斑？奉劝富家同赈济，太仓⼀粒恩⽆既。枯⾻重教得再

⽣，好⽣⼀念感天地。天地⽆私佑善⼈，善⼈德厚福长臻。助贫救乏功勋⼤，德厚流光裕⼦孙”

看这开⾸⼀句"年来蝗旱苦频仍" ，便已经充分地表现了作品的年代。河南蝗旱始于⼗年，接着⼗⼀年、⼗⼆年、⼗三年

均蝗旱并发。⼋年以前，河南并⽆蝗旱的记载。因此所谓" 崇祯⼋年" 断然是错误，据我揣想，⼤约是"庚⾠年" 的蠢蚀坏

字，由抄者以意补成的吧。劝宋令劝赈既在庚⾠年七⽉初四，⼊狱⾃在其后，被红娘⼦和饥民的劫救，更进⽽与⾃成合

伙，⾃当得在⼗⽉左右了。同书卷⼗六《李⾃成败⽽复振》条下云：" 庚⾠（⼗三年）……⼗⼆⽉⾃成攻永宁陷之。杀

万安王朱〔钅轻〕（应为朱采〔钅轻〕），连破四⼗⼋寨，遂陷宜阳，众⾄数⼗万。李岩为之谋主。贼每剽掠所获，散

济饥民，故所⾄咸附之，势益盛"。在⼗三年底，李岩在做⾃成的谋主，这倒是可能的事。

李岩⽆疑早就是同情于"流寇" 的⼈，我们单从这《劝赈歌》⾥⾯便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倾向。⾸先值得注意的是他说

到"官府征粮纵虎差，豪家索债如狼豺" ，⽽却没有说到当时的" 寇贼" 怎样怎样。他这歌是拿去"各家劝勉" 的。受了骂的

那些官府豪家的虎豹豺狼，⼀定是忍受不了。宋令要申报他"图谋不轨" ，⼀定也是曾经把这歌拿去做了供状的。

红娘⼦的⼀段插话最为动⼈，但可惜除《明史》以外⽬前尚⽆考见。最近得见⼀种《剿闯⼩史》，是乾隆年间的抄本，

不久将由说⽂社印⾏。那是⼀种演义式的⼩说，共⼗卷，⼀开始便写《李公⼦民变聚众》，最后是写到《吴平西孤忠受

封拜》为⽌。作者对于李岩也颇表同情，所叙事迹和《明季北略》相近，有些地⽅据我看来还是《北略》抄袭了它。

《⼩史》本系稗官⼩说，不⼀定全据事实，但如红娘⼦的故事是极好的⼩说材料，⽽《⼩史》中也没有提到。《明史》

⾃必确有根据，可惜⽬前书少，⽆从查考出别的资料。

其次乾隆年间董恒岩所写的《芝龛记》，以秦良⽟和沈云英为主⼈翁的院本，其中的第四⼗出《私奔》也处理着李、⽜

奔⾃成的故事。这位作者却未免太忍⼼了，竟把李岩作为丑⾓，红娘⼦作为彩旦，李岩的"出粟赈饥" ，被解释为" 勉作

散财之举，聊博好义之名"。正史所不敢加以诬蔑的事，由私家的曲笔，歪解得不成名器了。且作者所据也只是《李⾃

成传》，把⽜、李⼊伙写在⼀起。⼜写⽜⾦星携⼥同逃，此⼥后为李⾃成妻，更是完全胡诌。⽜⾦星归⾃成时，有他⼉

⼦⽣员⽜诠同⾏，倒是事实，可见作者是连《甲申传信录》都没有参考过的。

⾄《北略》所⾔⾃成以⼥妻⾦星，亦不可信。盖⾃成当时年仅三⼗四岁，应该⽐⾦星还要年青，以⼥妻⽜诠，倒有可

能。

李岩本⼈虽然有"好施尚义" 的性格，但他并不⽢⼼造反，倒也是同样明了的事实。你看，红娘⼦那样爱他，"强委⾝焉"

了，⽽他终竟脱逃了，不是他在初还不肯⽢⼼放下他举⼈公⼦的⾝分的证据吗？他在指斥官吏，责骂豪家，要求县令暂

停征⽐，开仓赈饥，⽐起上述的江南武⽣李琎上书搜括助饷的主张要温和得多。崇祯御宇已经⼗三年了，天天都说在励

精图治，⽽征⽐勒索仍然加在⼩民⾝上，竟有那样糊涂的县令，那样糊涂的巡按，袒庇豪家，把⼀位认真在"公忠体国"

的好⼈和⽆数残喘仅存的饥民都逼成了" 匪贼"。这还不够说明崇祯究竟是怎样励精图治的吗？这不过是整个明末社会的

⼀个局部的反映⽽已。明朝统治之当得颠覆，崇祯帝实在不能说毫⽆责任。

但李岩终竟被逼上了梁⼭。有了他的⼊伙，明末的农民⾰命运动才⾛上了正轨。这⼉是有历史的必然性。因为既有⼤批

饥饿农民参加了，作风⾃然不能不改变，但也有点所谓云龙风虎的作⽤在⾥⾯，是不能否认的。当时的" 流寇" 领袖并不

只⾃成⼀⼈，李岩不投奔张献忠、罗汝才之流，⽽却归服⾃成，倒不⼀定如《剿闯⼩史》托辞于李岩所说的" 今闯王强

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卷⼆⼗三叙有⼀段《李岩归⾃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想亦不

盛，现在本省邻府" 的原故。《北略》卷⼆⼗三叙有⼀段《李岩归⾃成》时的对话，虽然有点象旧戏中的科⽩，想亦不

尽⼦虚。

岩初见⾃成，⾃成礼之。

岩⽈：“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成⽈：“草莽⽆知，⾃惭菲德，乃承不远千⾥⽽⾄，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

⽈：“将军恩德在⼈，莫不欣然⿎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成⽈：“⾜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

义举，创业开基者也。”遂相得甚欢。

⼆李相见，写得⼤有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之概。虽然在辞句间⼀定不免加了些粉饰，⽽两⼈都有知⼈之明，在岩要

算是明珠并⾮暗投，在⾃成却真乃如鱼得⽔，倒也并⾮违背事实。在李岩⼊伙之后，接着便有⽜⾦星、宋献策、刘宗

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从此设官分治，守⼟不流，⽓象便迥然不同了。全部策划⾃不会都

出于李岩，但，李岩总不失为⼀个触媒，⼀个引线，⼀个黄⾦台上的郭隗吧。《北略》卷⼆⼗三记《李岩劝⾃成假⾏仁

义》，⽐《明史》及其他更为详细。

⾃成既定伪官，即令⾕⼤成、祖有光等率众⼗万攻取河南。

李岩进⽇：“欲图⼤事，必先尊贤礼⼠，除暴恤民。今虽朝廷失政，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

是以百姓如陷汤⽕，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须托仁义。扬⾔⼤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犯。在任好官，仍前任

事。若酷虐⼈民者，即⾏斩⾸。⼀应钱粮，⽐原额只征⼀半，则百姓⾃乐归矣。”⾃成悉从之。

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编⼝号使⼩⼉歌⽈：“吃他娘，穿他娘，开了⼤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云：“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都欢悦。”

“时⽐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闻童谣，咸望李公⼦⾄矣。……其⽗精⽩尚书也，故⼈呼岩为‘李公⼦’。”

巡抚尚书李精⽩，其名见《明史。崔呈秀传》，乃崇祯初年所定逆案中“交结近侍，⼜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

百⼆⼗九⼈中之⼀。他和客、魏"交结" 的详细情形不明。明末门户之见甚深，⽽崇祯⾃⼰也就是⾃⽴门户的好⼿。除去

客、魏和他们的⼼腹⽖⽛固然是应该的，但政治不从根本上去澄清，⼀定要罗致内外⾂⼯数百⼈⽽尽纳诸"逆" 中，⽽⾃

⼰却仍然倚仗近侍，分明是不合道理的事。⽽李岩在《芝龛记》中即因⽗属"逆案" 乃更蒙曲笔，这诛戮可谓罪及九族

了。

李岩既与⾃成合伙，可注意的是；他虽然是举⼈，⽽所任的却是武职。他被任为"制将军"。史家说他"有⽂武才" ，倒似

乎确是事实。他究竟⽴过些什么军功，打过些什么得意的硬战，史籍上没有记载。但他对于宣传⼯作做得特别⾼妙，把

军事与⼈民打成了⼀⽚，却是有笔共书的。⾃⼗三年以后⾄⾃成⼊北京，三四年间虽然也有过⼏次⼤战，如围开封、破

潼关⼏役，但⼤抵都是" 所⾄风靡".可知李岩的收揽民意，⽡解官兵的宣传，千真万确地是收了很⼤的效果。

不过另外有⼀件事情也值得注意，便是李岩在⽜⾦星加⼊了以后似乎已不被⼗分重视。⽜本李岩所荐引，被拜为"⼤佑

阁⼤学⼠" ，官居丞相之职，⾦星所荐引的宋献策被倚为"开国⼤军师" ，⼜所荐引的刘宗敏任⼀品的权将军，⽽李岩的

制将军，只是⼆品。（此品秩系据《北略》，《甲申传信录》则谓"⼆品为副权将军，三品为制将军，四品为果毅将军"

云云。）看这待遇显然是有亲有疏的。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北略》认为是⽜⾦星的"故知" ，他的加⼊是由⽜⾦星的引荐，并以为⼭西⼈

（见卷⼆⼗三《宋献策及众贼归⾃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 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 （见《疆场裹⾰李闯纠

众》条下）。⽽《明史。李⾃成传》却以为：" 刘宗敏者蓝⽥锻⼯也" ，其归附在⽜、李之前。

⾃成被围于巴西鱼腹⼭中时，⼆⼈曾共患难，竟⾄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北略》卷五《李⾃成起》条下引：“⼀云：⾃成多⼒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

结好，暴于乡⾥。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

致误（假如《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成部下的第⼀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京以后事迹看来，⾃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星的。

⽂⾂以⽜⾦星为⾸，武⾂以刘宗敏为⾸，他们可以说是⾃成的左右⼆膀。但终竞误了⼤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

头。

⾃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在⼗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 ，当然不会

⾃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在⼗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 ，当然不会

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过城⾢不得室处，妻⼦外不得携他妇⼈，寝兴悉⽤单布幕绵。

…… 军⽌，即出校骑射。⽇站队，夜四⿎蓐⾷以听令。”甚⾄"马腾⼊⽥苗者斩之" （《明史。李⾃成传》）。

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 （《甲申传信录》），严格

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成⾃⼰更很能够⾝体⼒⾏。他不好⾊，不饮酒，不贪财利，⽽且⼗分朴素。当他进北京的时

候，是"毡笠缥⾐，乘乌驳马" （《李⾃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毡帽，蓝布上马⾐，蹑〔⾰

翁〕靴"（《北略》卷⼆⼗）。他亲⾃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 绒帽蓝布箭⾐" （《甲申传信录》）；⽽

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但多⼀黄盖" （《北略》）。

这虽然仅是四⼗天以内的事，⽽是天翻地覆的四⼗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

史称他"与其下共⽢苦" ，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分得势的时候，" 西掠⽶脂，

呼知县边⼤绶⽈：‘此吾故乡也，勿虐我⽗⽼。’遗之⾦，令修⽂庙" （《李⾃成传》）。⼗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还

是" 每三⽇亲赴教场校射" （同上）。这作风也实在⾮同⼩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得到不少的⼈才归附，可见也决

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物和作风之下，势⼒⾃然会⽇见增加，⽽实现到天下⽆敌的地步。在⼗四、⼗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乎全

部收⼊掌中之后，⾃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六年⼗⽉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

陕披靡。⼗七年⼆⽉出兵⼭西，不到两个⽉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

风暴⾬的⼒量。⾃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

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的浸渐⽽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

期之内获得了过⼤的成功，这却使⾃成以下如⽜⾦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去了。进了北京以

后，⾃成便进了皇宫。丞相⽜⾦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典，招揽门⽣，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

赃款，严刑杀⼈。纷纷然，昏昏然，⼤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样。近在肘腋的关外⼤敌，他们似乎全不在

意。⼭海关仅仅派了⼏千兵去镇守，⽽⼏⼗万的⼠兵却屯积在京城⾥⾯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家都陶醉

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 杀⼈⽆虚⽇，⼤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 （《甲申传信录》）了。⽽且把吴三桂的⽗亲吴襄绑了

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 不得，拷掠酷甚" （《北略》卷⼆⼗《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终于

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浅鲜。

在过分的胜利陶醉当中，但也有⼀⼆位清醒的⼈，⽽李岩便是这其中的⼀个。《剿闯⼩史》是⽐较同情李岩的，对于李

岩的动静时有叙述。" 贼将⼆⼗余⼈皆领兵在京，横⾏惨虐。

惟制将军李岩、弘将军李牟兄弟⼆⼈，不喜声⾊。部下兵马三千，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名跟随，并不在外⽣

事。百姓受他贼害者，闻其公明，往起禀，颇为申究。凡贼兵闻李将军名，便稍收敛。岩每出私⾏，即访问民间情弊，

如遇冤屈必予安抚。每劝闯贼申禁将⼠，宽恤民⼒，以收⼈⼼。闯贼毫不介意。" 这所述的⼤概也是事实吧。最要紧的

是他曾谏⾃成四事，《⼩史》叙述到，《北略》也有记载，内容⼤抵相同，兹录从《北略》。

"制将军李岩上疏谏贼四事，其略⽈：⼀、扫清⼤内后，请主上退居公⼚。俟⼯政府修茸洒扫，礼政府择⽇率百官迎请

（进）⼤内。决议登极⼤礼，选定吉期，先命礼政府定仪制，颁⽰群⾂演礼。

⽂官追赃，除死难归降外，宜分三等。有贪污者发刑官严追，尽产⼈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赃既完，仍定其罪。其清

廉者免刑，听其⾃输助饷。

各营兵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听候调遣出征。今主上⽅登⼤宝，愿以尧舜之仁⾃爱其⾝，即以尧舜之德爱及天下。京师

百姓熙熙皞皞，⽅成帝王之治。⼀切军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吴镇（原作‘各镇’ ，据《⼩史》改，下同）兴兵复仇，边报甚急。国不可⼀⽇⽆君，今择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极，若⼤

旱之望云霓。主上不必兴师，但遣官招抚吴镇，许以侯封吴镇⽗⼦，仍以⼤国封明太⼦，令其奉祀宗庙，俾世世朝贡与

国同休，则⼀统之基可成，⽽⼲⼽之乱可息矣。

⾃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井不⾏。"

后两项似乎特别重要；⼀是严肃军纪的问题，⼀是⽤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他上书的旨趣似乎是针对着刘宗敏的态度

⽽说。刘⾮刑官，⽽他的追赃也有些不分青红皂⽩，虽然为整顿军纪——"杀⼈⽆虚⽇" ，⽽军纪已失掉了平常的秩序。

特别是他绑吴襄⽽追求陈圆圆，拷掠酷甚的章法，实在是太不通政略了。后来失败的⼤漏洞也就发⽣在这⼉，⾜见李岩

的见识究竟是有些过⼈的地⽅的。

《剿闯⼩史》还载有李岩⼊京后的⼏段逸事，具体地表现他的和⽜、刘辈的作风确实是有些不同。第⼀件是他保护懿安

太后的事。

太后的事。

"张太后，河南⼈。闻先帝已崩，将⾃缢，贼众已⼊。伪将军李岩亦河南⼈，⼊宫见之，知是太后，戒众不得侵犯。随

差贼兵同⽼宫⼈以肩舆送归其母家。⾄是，⼜缢死。"

这张太后据《明史。后传》，是河南祥符县⼈，他是天启帝的皇后，崇祯帝的皇嫂，所谓懿安后或懿安皇后的便是。她

具有"严正" 的性格，与魏忠贤和客⽒对⽴，崇祯得承⼤统也是出于她的⼒量。此外贺宿有《懿安后事略》，⼜纪昀有

《明懿安皇后外传》。⽬前⼿中⽆书，⽆从引证。

第⼆件是派兵护卫刘理顺的事："中允刘理顺，贼差令箭传觅，闭门不应，具酒题诗。妻妾阖门殉节。少顷，贼兵持令

箭⾄，数⼗⼈踵其门。 ⽈：‘此吾河南杞县绅也，居乡极善，⾥⼈⽆不沐其德者。 奉⾟公⼦将令正来护卫，以报厚德。

不料早已全家尽节矣。’ 乃下马罗拜，痛哭⽽去。"

《北略》有《刘理顺传》载其⽣平事迹甚详，晚年中状元（崇祯七年），死时年六⼗三岁。亦载李岩派兵护卫事，《明

史。刘理顺传》（《列传》⼀五四）则仅⾔"群盗多中州⼈，⼈唁⽈：’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 罗拜

号泣⽽去。" 李岩护卫的⼀节却被抹杀了。这正是所谓"史笔" ，假使让"盗" 或"贼" 附骥尾⽽名益显的时候，岂不糟糕！

第三是⼀件打抱不平的事："河南有恩⽣官周某，与同乡范孝廉⼉⼥姻家。孝廉以癸未下第，在京候选，⽇久资斧罄

然。值贼兵攻城，⽶珠薪桂，孝廉郁郁成疾。及城陷驾崩，闻姻家周某以宝物贿王旗⿎求选伪职，孝廉遂愤闷⽽死。其

⼦以穷不能殡殓，泣告于岳翁周某。某呵叱之，且悔其亲事。贼将制将军李岩缉知，缚周某于营房，拷打三⽇⽽死。"

这样的事是不会上正史的，然毫⽆疑问决不会是虚构。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 ⼈，但他所"拷打" 的是为富不仁的⼈，⽽且不是以敛钱为⽬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较要接近些。《⼩史》有⼀段宋、李两⼈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以考见他们两⼈的

思想。同样的话亦为《北略》所收录，但⽂字多夺佚，不及《⼩史》完整。今从《⼩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同制将

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僧⼈在旁诵经，我明旧⾂选伪职者皆锦⾐跨马，呵道经过。岩谓宋⽈：‘何以纱帽

反不如和尚？’ 宋⽇：‘波等纱帽原是陋品，⾮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 岩⽈：‘明朝选⼠，由乡试⽽会试，由会试⽽廷

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不能多见也？’ 宋⽇：‘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

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爵厚禄？⼀旦君⽗有难，皆各思⾃保。其新进者盖⽇：我功名实

⾮容易，⼆⼗年灯窗⾟苦，才博得⼀纱帽上头。⼀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也。其旧任⽼⾂⼜⽇：我官

居极品，亦⾮容易。⼆⼗年仕途⼩⼼，⽅得到这地位，⼤⾂⾮⽌⼀⼈，我即独死⽆益。此资格之不得⼈也。⼆者皆谓功

名是⾃家挣来的，所以全⽆感戴朝廷之意，⽆怪其弃旧事新，⽽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原不显朝廷待⼠之恩，乃

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进者，养成骄慢，⼀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有富豪之

族，从夤缘⽽进者，既费⽩镪，思权⼦母，未习⽂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之⼤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反其政，

则朝⽆幸位，⽽野⽆遗贤矣。’ 岩⽈：‘适见僧⼈敬礼旧主，⾜见其良⼼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 宋⽈：‘释⽒本夷

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惑于其术，乃⾄学⼟⼤夫亦皆尊其教⽽趋习之。偶有愤激，则

⽢披剃⽽避是⾮；忽值患难，则⼊空门⽽忘君⽗。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不得⽽⼦。以布

⾐⽽抗王侯，以异端⽽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

功，则君死社稷之⽇，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稽，⽽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其⼈⽽⽕其书，驱天下

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野⽆游民矣。’岩⼤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星和宋企郊辈正在⼤考举⼈的时候，⽽宋献策、李岩两⼈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说的作者所假托

的，不得⽽知，但即使作为假托，⽽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少在两⼈的⾏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

位策⼠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说他象⿁。——"宋献策⾯如猿猴" ，"宋献策⾯狭⽽长，

⾝不满三尺，其形如⿁。右⾜跛，出⼊以杖⾃扶，军中呼为宋孩⼉" ，俱见《北略》。通天⽂，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

出⿁没，但其实这⼈是很有点道理的。《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 甲申四⽉初⼀⽇，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

惨烈，⽇⾊⽆光，亟应停刑。" 接着在初九⽇⼜载：" 是时闯就宗敏署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有哀号者，有

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宗敏以数对。闯⽇；天象⽰警，宋军师⾔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

量放之。敏诺。次⽇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 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星、刘宗敏诸⼈的⾏

动，故⽽⼀⽅⾯私作讥评，⼀⽅⾯⼜借天象⽰警，以为进⾔的⽅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怕也只是⼀种烟幕

吧。

李⾃成本不是刚愎⾃⽤的⼈，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常宽⼤。在未⼊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北京后，帝与后

也得到礼殡，太⼦和永、定⼆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宫时，看见长会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

"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 （《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善⾔，⽽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

卷⼆⼗载：" 内官降贼者⾃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然总有⼆⼗余⼈，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 这确是很

重要的⼀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成的失败，⾃成⾃⼰实在不能负专责，⽽⽜⾦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

全部的责任。

像吴三桂那样标准的机会主义者，在初对于⾃成本有归顺之⼼，只是尚在踌躇观望⽽已。这差不多是为⼀般的史家所公

认的事。假使李岩的谏⾔被采纳，先给其⽗⼦以⾼爵厚禄，⽽不是刘宗敏式的敲索绑票，三桂谅不⾄于"为红颜" ⽽"冲

冠⼀怒"。即使对于吴三桂要不客⽓，象刘宗敏那样的⼀等⼤将应该亲领⼈马去镇守⼭海关，以防三桂的叛变和清朝的

侵袭，⽽把追赃的事让给刑官去⼲也尽可以胜任了。然⽽事实却恰得其反。防⼭海关的只有⼏千⼈，庞⼤的⼈马都在京

城⾥享乐。起初派去和吴三桂接触的是降将唐通，更不免有点类似⼉戏。就这样在京城⾥忙了⾜⾜⼀个⽉，到吴三桂已

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关之后，四⽉⼗九⽇才由⾃成亲⾃出征，仓惶⽽去，仓惶⽽败，仓惶⽽返。⽽在这期间留守京都

的丞相⽜⾦星是怎样的⽣活呢？"⼤轿门棍，洒⾦扇上贴内阁字，⽟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甲申传信

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成以四⽉⼗九⽇亲征，⼆⼗六⽇败归，⼆⼗九⽇离开北京，⾸途向西安进发。后⾯却被吴三桂紧紧的追着，⼀败于定

州，再败于真定，损兵折将，连⾃成⾃⼰也带了箭伤。在这时河南州县多被南京的武⼒收复了，⽽悲剧⼈物李岩，也到

了他完成悲剧的时候。

"李岩者，故劝⾃成以不杀收⼈⼼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尽。⼜独于⼠⼤夫⽆所拷掠，⾦星等⼤忌之。

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成召诺将议，岩请率兵往。⾦星阴告⾃成⽈：‘岩雄武有⼤略，⾮能久下⼈者。河南，岩

故乡，假以⼤兵，必不可制。⼗⼋⼦之谶得⾮岩乎？’ 因谮其欲反。⾃成令⾦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 （《明

史。李⾃成传》）

《明亡述略》、《明季北略》及《剿闯⼩史》都同样叙述到这件事。唯后⼆种⾔李岩与李牟兄弟⼆⼈同时被杀，⽽在⼆

李被杀之后，还说到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

"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彼（指⽜）⽆⼀箭功，敢擅杀两⼤将，须诛之。’ 由是⾃成将

相离⼼，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 （《北略》卷⼆⼗三）

真正是呈现出了"解体" 的形势。李岩与李牟究竟是不是兄弟，史料上有些出⼊，在此不愿涉及。献策与宗敏，据《李⾃

成传⼊后为清兵所擒，遭了杀戮。⾃成虽然回到了西安，但在第⼆年⼆⽉潼关失守，于是⼜恢复了从前"流寇" 的姿态，

窜⼊河南湖北，为清兵所穷追，竟于九⽉牺牲于湖北通⼭之九宫⼭，死时年仅三⼗九岁（⼀六零六——⼀六四五）。余

部归降何腾蛟，加⼊了南明抗清的队伍。⽜⾦星不知所终。

这⽆论怎么说都是⼀场⼤悲剧。李⾃成⾃然是⼀位悲剧的主⼈，⽽从李岩⽅⾯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

京时，⾃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卒不要懈怠⽽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断不⾄于那样快的便

⼊了关。⼜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必能独当⼀⾯，把农民解放的战⽃转化⽽为种族之间

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

使⾃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百六⼗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

样，个⼈的悲剧扩⼤⽽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凡⼀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这差不多是⾃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成的⼤

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他必然也会做到汉

⾼祖、明太祖的藏⼸烹狗的" 德政" ，可以说是断⽆例外。然⽽对于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的

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下⽽已，实在是杀得

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成来负，⽏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场上来说，崇祯帝和

⽜⾦星所犯的过失最⼤，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