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不是好⽂章”,郭沫若的《⼗批判书》究竟是⼀本什么样的书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实秕糠。百代都⾏秦政法,《⼗批》不是好⽂章。熟读唐⼈
《封建论》,莫从⼦厚返⽂王。”
这是⽑泽东写的《读〈封建论〉呈郭⽼》,⽑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不
同意该书的观点。
《⼗批判书》是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由《古代研究的⾃我批判》、《孔墨的批判》、《儒家⼋派
的批判》、《稷下黄⽼学派的批判》、《庄⼦的批判》、《荀⼦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韩
⾮⼦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10篇⽂章集成。
钱穆的弟⼦余英时认为,郭沫若的《⼗批判书》抄袭了钱穆的《先秦诸⼦系年》,“《⼗批判书》中⾄少有五批判书(儒家⼋
派的批判,稷下黄⽼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
和资料⽽⽴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却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且还是见解的;不
仅是部分的偶然的,⽽且还是全⾯的、根本的”。
社科院历史所的翟清福、耿清珩专门写了篇反驳⽂章,《⼀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批判书》与《先秦诸⼦系
年》互校记〉》 。余英时虽然信誓旦旦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实际上在学术上站不住脚,更多的是⼀种政治偏见和情
绪化表达。
郭沫若是20世纪少有的⽂化巨⼦,百科全书式的全才,在诗歌、戏剧、历史、甲⾻⽂、翻译等等各⽅⾯都有杰出表现。郭沫
若作为⼀个历史学家,开创了唯物史观的新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祖,贡献出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
代》《⼗批判书》《奴⾪社会研究》四⼤史学名著。董作宾说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诗》《书》《易》⾥⾯的
纸上史料,把甲⾻⼘辞、吉⾦⽂⾥⾯的地下材料,熔于⼀炉,制造出来⼀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化体系。“
郭沫若的《⼗批判书》对先秦诸⼦的研究在学术界独树⼀帜⾃成体系,郭沫若提出了以⼈民为本位的史学思想,”合乎这种道
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沫若认为,孔孟是以⼈民为本位的,⽼庄是以个⼈为本位的,荀⼦则是倾向于以帝王为本位
的,墨⼦、韩⾮⼦是以王公⼤⼈为本位的。
郭沫若肯定孔⼦,“我所见到的孔⼦是由奴⾪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阶段中的前驱者”,批判法家韩⾮⼦“完全是⼀种法西
斯式的理论”。
章学诚在《⽂史通义·答客问中》说:”天下有⽐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不能相通“。作为⼀个历
史学家要有开创性地发现并不容易,历史学家吕振⽻说郭沫若,”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他的开拓性功绩是不可抹杀的“。朱⾃清
认为《⼗批判书》,”差不多都是对于古代⽂化的新解释和新评价,差不多都是郭先⽣的独见。“(《现代⼈眼中的古代——介
绍郭沫若著》)
⽑泽东说”⼗批不是好⽂章“,批判郭沫若“尊儒反法”崇拜孔⽼⼆痛骂秦始皇。⽑泽东对郭沫若的批判不是没有道理,只是在当
时的政治环境下不单纯是学术问题了。
郭沫若从⼈民本位思想出发批判秦始皇这个暴君,把秦始皇统⼀中国说成是“奴⾪制的回光返照”。郭沫若批判秦始皇实际上是
⽤道德评价代替了历史评价,没有看到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贡献,当时郭沫若骂秦始皇也是为了影射蒋介⽯的。⽑泽
东是政治⼤家,1964年6⽉24⽇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说,”秦始皇⽐孔⼦伟⼤的多。孔夫⼦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个把中
国统⼀起来的⼈物,不但政治上统⼀了中国,⽽且统⼀了中国的⽂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直沿⽤下来。
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个⼈超过他的。“
郭沫若对孔⼦评价很⾼,“孔⼦的⽴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民解放的”。⾃“五四运动”以来,⼤多数学者认为孔⼦在当时
是个守旧派,郭沫若却独辟蹊径说孔⼦是代表⼈民利益的,因为在奴⾪制溃败的时代孔⼦代表了新兴的封建制。这个观点正确
不正确另当别论,在学术上却是新天下之⽿⽬。当时就有⼈认为,郭沫若“关于孔⼦的批判,实为民国以来所有关于孔⼦的批
评之最客观最正确者。”
《⼗批判书》并⾮只崇拜儒家孔⼦,郭沫若说得很明⽩,“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场,在这个⽴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
秦儒家,因⽽也就有⼈读了我的书⽽⼤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是事
实,但它的作⽤⽼早变质,它的时代也⽼早过去了。这和爬⾍时代⼀去不复返的⼀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
⾻化⽯,乃⾄有时颂扬它的庞⼤,但有谁会希望龙夫⼦再来作⼀次⽣物界的主⼈呢?”
郭沫若批评孔⼦“上智与下愚不移”、“⽣⽽知之的上智”等“完全是莫须有的幻想”;同时郭沫若也看到了孔⼦的落后性,“他⼀只
脚跨在时代的前头,另只脚⼜是吊在时代的后⾯”,“众⼈都上堂拜,⽽孔⼆先⽣偏要违众从下’,很明显地是在开倒车。”
郭沫若严格地区分孔⼦与先秦儒家和先秦儒家与秦汉以后的儒家,没有把孔⼦与儒家混为⼀谈。正如朱⾃清所⾔,”如儒家⼋
派,稷下黄⽼学派,以及前期法家,都是传统⾥已经失掉的⼀些连环,郭先⽣将它们找补起来,让我们认清楚古代⽂化的全
貌,⽽他的批判也就有了更充实的根据。“(《现代⼈眼中的古代——介绍郭沫若著》)
郭沫若和那些让孔⼦去拯救世界的新儒家是完全不⼀样的。
1974年2⽉7⽇,郭沫若写了七律⼆⾸答诗《春雷》,奉呈⽑主席表明⼼迹,诗中检讨⾃⼰“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有余辜。
⼗批⼤错明如⽕,柳论⾼瞻灿若朱。”很明显,郭沫若这是⾔不由衷应景之词,背离了⾃⼰的学术⽴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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