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郭沫若有感

读郭沫若有感----a4f2bdb8-7164-11ec-82db-7cb59b590d7d

读《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有感

《郭沫若：一个复杂的存在》（南海出版社1993年8月版，以下简称郭沫若）是魏

坚完成的郭沫若近年来研究的杰作之一。读完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生命力。

该书从选题到立意确有其出新的意义,即走出郭沫若研究评传式的模式和已显沉闷的

格局,从新的视点“回到郭沫若那里去”。作为一个历史存在或者一种文化现象,郭沫若的

“复杂”在其同代人中恐怕无出其右者。近年来郭沫若研究包括《郭沫若》一书,都是力

图为这种“复杂”做出某种诊释和解答.然而,这之中似乎存在着不同思维走向的区别:从

伟大去解其复杂,从复杂阐释其伟大。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是以预设的结论来反观过程,还

是从过程推出结论。郭沫若一生无疑是伟大而辉煌的,至少迄今这是一种共识。即使如此,

以后一种思考方式得出这一结论,将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同时也会带给人们更丰富的文

化启示。所以《郭沫若》一书以诸如“变化的人格形象”、“混沌的文化选择”来表明作

者的思路,标示其研究的模式,虽然为自己选择了较大难度系数,但也因此而获得了更具深

度和广度的思维空间。

郭沫若的复杂性体现在他文学和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化中，这往往归因于他的人格特征。

作者首先对郭沫若的人格形象进行了描述和评价，这种描述和评价应该是有见地的，因为

郭沫若的人格追求和人格特征不仅限制了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作为他的个体文

化构成，同时也深刻反映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过程中的悲喜剧现象作为一种具有

普遍性特征的现象。正如作者所说，“那一代文化精英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的成功和错误，

将对今天充满‘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有很大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郭沫若的人格是

一面宝贵的镜子。

“五四”出现了一种青春文化现象,郭沫若则以其鲜明的青春型人格成为这一文化现

象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在《郭沫若》中从生理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个

角度深入考察了郭沫若青春型人格的形成和这种人格特征内在、外在的表现形式,并且他

的这种考察是在郭沫若人格的发展变化或是常态、变态(扭曲)交错的时空内进行,因而令

人信服地推出了他的种种论断。譬如对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一批青年作家在五四文

坛的存在和其成败得失,作者认为,应该从把握青年的特殊本质出发,着眼于他们与未来的

关系去思考.他们观察事物的出发点总是面对着未来,而对过去不屑一顾,对现状则心存不

满,因而他们一出手便频频出击、四面树敌,对“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亦大加挞伐,在文艺

思想、创作手法上表现出并非意识到的超前特征。他们对塑造自我形象的轻率—易亢奋也

易消沉、狂妄自傲却又动辄自我否定甚至一夜之间的方向转换—则源于青年式的冲动和

“青年的人的本质”在时间上和社会上二重性的表现。这些见解别出机杆,给人耳目一新

之感。

郭沫若被解读为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和文化符号。然而，作者并没有忽视

对郭沫若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考察，郑贤湖对郭沫若这个特定的人作为一个文化人在

某个历史时代的存在进行了有力的描述，以至于当我们窥视“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时，

我真的觉得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缩影。

理清郭沫若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一直是郭沫若研究的一大课题.我亡、纷表

达了这样的看法: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冲击而呈现的种种心态、现象(包括全盘

西化与复古守旧这样截然相反的文化趋赴)之中,真正的含义是选择,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转换所面临的绝非或此或彼的抉择。《郭沫若》一书就这一问题展开的论述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在思考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时，作者首先提出了“创造性地改造传统文化精神”

的命题。这显然是《纲要》的指导性观点，因为它从宏观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更

准确、更历史的把握。因此，作者突破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对郭沫若影响的解释与描述

的思维方式，将郭沫若与两种文化思想的关系置于“传统的碰撞与交集”上

中怎样创造性地生成为现代上”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的动态系统中予以考察。

他的着眼点在于透视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的演进过程及其方式。西方文化

思想固然带来一股股巨大的冲击波,但作为一个传统的负载者,传统文化的基因始终是一种

个体所无法摆脱的心理结构物,“文人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割不断的历史精神脐带。异

质文化的渗透影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都必然要面对这样的历史态势,在这样一种态势

中演示它的进程,表现出它存在的形式。所以作者认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既有超越了传统

的一面,又有固执于传统的心态.他的诗歌与史剧创作表现了衍生于传统“言志”文学品格

的激越的功利倾向.主体自我意识的“过渡”性,既带给这种“言志”文学以现代精神,又

制约着作者成为完全的“个人”.而郭沫若的小说则在沿袭“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文化精

神的同时,改造了传统文学“穷愁”、“情爱”的母题,其现代转换的精神基础乃在于主体

自我建构的更新。郭沫若独特的创作范式认同,铸成了他独特的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不仅

对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具有普泛的文化意义,而且一直在现代中国延续着。

《郭沫若》在澄清郭沫若复杂的文化现象的过程中，展现了作者清晰敏锐的思想，表

达了许多启发性的见解，因为我们可以从一个适当的历史高度来审视和反思传统精神与现

代意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例如，郭沫若的“自我表现”理论具有多重内涵，

郭沫若基于理论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方式的相互理解而对文艺本质的看法，郭沫若对中外

文艺思想的“曲解”，等等，或开辟新的途径，纠正旧的理论，或者补充和改进它。在这

本书中，作者还特别关注了郭沫若研究中一些被忽视或开放的话题，如郭沫若与席勒的关

系，从戏剧角度研究郭沫若的历史戏剧创作等。

或许是急于表达自己对郭沫若这一复杂历史人物所拢理出的许许多多见解,《郭沫若》

的成书似乎略显苍促,使人感到稍欠厚重和结构上的整体性。当然这一课题本身所包容的

信息量和理论难度远非评传式的研究所能比的,这自然迫使作者先从比较便捷的考虑切入,

即从“郭沫若复杂性的几个突出的方面”铺开自己的思路。

当然，魏坚并没有充分描述郭沫若的复杂性，时间的流逝将赋予这一历史存在新的魅

力，并对郭沫若的研究构成新的诱惑。然而，既然魏健已经做出了成功的努力，我们有理

由相信，他会在这个从不轻松的想法中获得更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