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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袁文才的功过是非

原是绿林头领，在共产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在秋收起义遭到失利的危急关头，他深明大义，洞开

山门，迎接及其上山，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别人无可取代的功勋，本人成为湘赣边界、

政、之一。其后，由于内外的诸多复杂因素，袁文才成为内最早（1930年2月）被错杀的人物。对于他的评

说，不尽一致，褒贬各有。而纵观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错在何处？

袁文才早年读过中学，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绿林"马刀队"。由于他胸富韬略，颇晓

世故，很快在"马刀队"崭露头角，成为首领之一。1926年夏，共产人龙超清、刘辉霄等受组织派遣，回到宁

冈领导群众斗争，以响应北伐革命。这些员们于实际斗争中意识到：要推翻代表北洋阀利益的县公署，没有

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们几经计议，鼓动北洋县长对"马刀队"实行招安，然后利用刘辉霄、刘克犹等

与袁文才的同学关系，多次进行劝说，晓以利害，终于使他率部下山，编为保卫团。不久，北伐由湘入赣，

猛攻南昌，北洋赣西驻抽调参战。支部趁此机会，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推翻

了北洋县政府。从此宁冈的革命斗争局面大开，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袁文才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县农

民自卫，袁参加了中国共产。

1927年继"四·一二"及"马日事变"后，白色笼罩湘赣边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御住了国民和豪绅

武装的进犯，保存了80多支枪。宁冈的组织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损失，不少员以茅坪为藏匿地坚持斗争。是

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买土匪武装袭夺县城，将县委、县农协的80多名员抓起来投入监狱。袁文才接

到这些员从狱中传出的求救信，连夜联络好友王佐，一同率部奋力攻陷永新县城，救出了这些。随后，

永新县委带领百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暂避一时。

如果说，争取袁文才带领绿林队伍投在革命一边，为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那么，

在秋收暴动遭到失利的紧急关头，袁文才毅然打开山门迎接毛部上山，从而开创了我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其

功勋更是不可低估。

是在秋收起义连连受挫，力由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为1500人的严峻情势下，决定放弃原定的计划，

按照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而转兵井冈山的。他耐心地说服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等人，率领

从莲花县城向永新进发。至三湾，让停驻下来，一方面写了信派人送往宁冈茅坪，另一方面下大力气，确立

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当时的工农革命只有一千余人，且"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伤不暇'"，深知在没有

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毫无卓见的草莽英雄，一

口将毛部拒于山外，工农革命也是无法可施的。倘若井冈山不可立足，一定转往他地，这样，也就没有其后

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了。

袁文才深明大义，听说的，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来，思想上大为兴奋，表示支持在井冈山实

行武装割据，并通过派去接头的代表陈慕平表达了这一立场。见半个月来为之担忧、为之殚精竭虑的落脚点

问题有了着落，心头如释重负，第二天就率部开到宁冈的古城。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不去

湘南，割据井冈"的方略，把个人的意愿变为的决议。会议结束的翌日，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晤谈，落

实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应包揽毛部的粮饷供应，帮助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当场赠以银洋1000

元。

工农革命在茅坪安下家来，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帮助。首先是保证粮及其他生活物资的供给，将宁

冈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几个农民为之砻谷筛米。接着，派人协助工农革命建

起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方机关，使之有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犹疑的

大度之举，无疑对争取王佐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向来对袁言听计从的王佐，原先那种固有的戒备心理迅速

消除，转为诚恳地接受共产、红的领导。

在事上，袁文才及其为打破敌人的频繁进剿，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袁文才率领的已成朱毛红

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团，官兵们都是本地人，谙熟地形民情，惯于爬山，枪法准确，常常在战斗中独挡一面，

甚至出奇制胜。以1928年6月23日的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七溪岭战斗为例。战前，袁文才率领所部潜伏于

敌前沿指挥部白口村的后山，待战斗最为激烈时，突然从山上杀下，捣毁了敌指挥部，又赶到老七溪岭，在

敌背后发起袭击。敌顿失指挥，又腹背受击，在二十八团的反击下败退下去。接着，袁部与二十八团又增援

新七溪岭，配合二十九团打垮敌人。此次战斗的战局异常危急，几次将为敌所败。战后，敌师长杨如轩说："

匪势将溃退，忽有匪一股绕袭我后方，致使后方突被冲破，而行退却；前线旋受牵动，卒归败退。"由此可见，

袁文才率部袭夺白口，的确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

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洗礼，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趋成熟。他服从前委、特委的领导，为红色政权的巩固

和发展竭尽忠智，贡献卓著。基于这一点，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赖，历任前委、特委、红四三十二团团长、

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参谋长的职务。在给的信中，将他家列为"我们的永久通讯处"。

、朱德诸人在井冈山营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革命辟建了一条正确的新

路。而袁文才在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不可低估的。诚如一些老所言："三湾改编后的工

农革命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支持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

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熊寿祺1963年语）陈伯钧也于1960年谈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

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

关。"同样地，国民反动派和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对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在给江西省政府要求进剿的

报告中写到："湘赣不靖也，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无焉能结合朱德？"38名土豪的联名信中写道："朱

毛所以在地邑数年，以宁冈为策源地，欲发展其共产政策，以有袁文才、龙超清诸匪为主导也。"1929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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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在城乡四处张贴的"共渠魁悬赏令"当中，袁文才的名字与、朱德、彭德怀枪、造子弹，到时候视其表现再决定是杀还是放。这时候，袁文才与边界特委的负责人龙超清、谢希安等人

平列在一起，其"花红"是同样的"三千银洋"。 业已交恶，关系变坏，便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向特委报告，更不用说取得批准，就擅自行动，将罗克韶抓来后

袁文才有无过失？当然有之。而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材料，过分地夸大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错误、在新城为其置酒压惊，予以优待。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怀疑，使得豪绅阶级乘时造谣，说袁文才勾结罗克

缺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看法。以几则材料为例。红刊物《红旗》1930年5月刊文："该二匪（指韶反水。正是对这一问题处置不当，成了袁文才被杀的导火线。因为特委认为不诛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

袁文才、王佐，笔者）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盲动主义等，一概反对。在外仍袁王所消灭，只有以事阴谋抢先下手。

然恣意大烧、大杀、大抢。"红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给的报告中，则这样写到："袁王公然离间红与工农的 末后一点是袁文才遗有一些绿林习气。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意气方面，包

感情，派其羽来红拖枪投诚……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公然在湘赣边界五次大会上，手持卜子枪叫等。括那种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对不顺心的人不加团结，直露一种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的蛮性。这些对于搞

事后并发现勾结茶陵等县的土豪劣绅，想另找出路。仇视外地赤卫队的兵士，自过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好内团结妨碍甚大。

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其罪恶实不可胜数。" 由于年代和环境不同，袁文才与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过失。对于这

以上所述，实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殊不知，对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们虽然过去当过土样一个从绿林头领成长为红将领的人，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也不能为之偏袒，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的

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以来，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时期，他们是忠实的共产人，来说，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绩远远大于过失。

是执行的命令的。"即使与红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样，是忠心于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湘

赣边界特委的，不但不能像、朱德那样正确对待他们，反而把他们当成敌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

中写道："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领导的政权，而是与

土匪合作的政权。"

袁文才的错误、过失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据现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从赣南私下逃跑回家，即开小差。1929年1月中旬，调任红四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四主力出发赣

南，行至广昌县的苦竹坪，他不向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张条子放于部桌上，便带着心腹谢楼标、刘天林等6

人离开营地逃跑。此举无疑属于临阵脱逃，是极大的错误。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对于革命的长

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书刘辉霄处看到"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问题决议案》，

心中震骇不已。因为决议案讲到：对于土匪的关系，他们的首领应当作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

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争了几天后，那种害怕共产政策变化的心理占了上风，于是私下逃回井冈山。

不能正确对待土客籍争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亦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误之一。边界各县历来分为土

客两籍，历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就是在的时期，也形成过"土籍的，客籍的枪"这

种界限分明、争权夺利的情状。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领袖人物龙超清、王怀、朱亦岳

等人），不能正确地对待问题，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卷入在内、民众之间的争斗中，为

一些事情伤和气、伤感情，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团结。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确定打土豪对象、进

行政策决定、政职务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个处理罗克韶事件欠妥的问题。罗是湘赣边界三县的反动民团头领，拥有数百支枪，并有一个小

型的兵工厂。袁文才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即把罗克韶抓到手，先以礼待之，把罗的兵工厂掌握过来，为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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