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就是语文和文学

内容摘要：语文是什么？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是常识；中学语文（母语）课程，

或分成两门课──语言（含写作）课和文学课；或合成一门语文课，每一册语文课本都分成

平行而相对独立的语言（含写作）和文学两个系统；无论是分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

学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在我国的大学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常识；谁也不会怀疑，

为中学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中国语文系，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

然而，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一常识，不仅不适用，而且简直还

不啻于离经叛道。“语文是什么”这个常识问题，困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竟然长达半个世

纪。语文教育专家（更不用说语文教师）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不仅悖乎常识，而且还

显得荒谬。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语文教学界对“语文是什么”的权威回答，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文”的外延局限于“文字”，不仅空间太狭隘，而且逻辑

上也成问题，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只是语言学科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不能因为汉语的

方块字掌握起来比拼音文字难度要大，就规定我国的学生要花12年时间去掌握汉字吧？

第二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无限扩大了，所有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

一份文件、一个合同、一张便条、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称为文章；收在语文课本

里的都是文章，历史课本、地理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政治课本、生理课本地都是文

章，是不是都要纳入语文教学系统？这种解释经不起分析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被视为真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文教育界发动了一场语文课程人文性的大讨论，中小学语文教学改

革──语文教育现代化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这场大讨论也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回

避或者绕开了“语文是什么”的回答，未能理直气壮说出常识，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因此

也未能确认文学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应有的突出地位。于是，这场大讨论前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语文教育界又有了“语文是什么”的第三种权威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排斥性的否定解释；除了语文不是语言

和文学之外，怎么解释都可以；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就用不着解释了。

我国语文教育界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以及由此形成的语文教育理念，客观上是排斥文

学教育，把文学排斥于现代国民基础教育的殿堂之外。这是为什么？

首先，是传统的原因。

虽然我们民族有辉煌的古代文学传统，然而，对文学的排斥却是我们民族封建教育的传统。

封建私塾教育选用《诗经》作为两千年不变的经典教材，只是因为《诗经》的特殊性，远远

不是意味着我们民族有文学教育的传统。《诗经》只是作为政治读本、伦理读本、道德读本，

被选为私塾教育的经典教材的；《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蕴，不是被掩盖起来，就是被阉割

了。《诗经》被选为两千年不变的传统经典教材，恰恰证明我们民族的没有文学教育的传统，

倒是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读本、伦理读本、道德读本的传统。

历程，凡是我国封建教育传统中没有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生

物、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编定，从教材编写到教学方法，

只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走的弯路就少，成效也相对显著。

语文课就不同了。我国第一代中小学语文教师（包括颇有影响的名师和语文教育专家），大多

是从私塾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很容易把私塾教育和语文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我国没有数理

化和外语的教育传统，却有语文教育传统。这样，语文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学习西

方现代语文教育经验的抗拒力，就不难理解了。启蒙运动实在短暂得可怜，来不及在语文教

育界发动一场“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的地位的大讨论，就消退了。

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同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课本比较起来，文学成分是大大加

强了，然而，却还没有形成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共识，在语文教育界，语文仍然以识字、

阅读和作文为主导，文学还没有堂堂正正进入现代国民教育殿堂，更不用说确立突出的地位

了。

传统私塾教育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以科举为目标，只设置了一门课程，即包括政治、伦

理、道德、历史、识字、阅读、作文等等的近似文科综合课。它的一部分，识字、阅读和作

文，属于现代语文教育的语言课范畴，其他部分，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伦理道德纲常，

却是和现代语文教育大相径庭的。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主张现代语文教育以《三字经》

《百家姓》《论语》《孟子》等为基本教材、以背诵为主要教学方法的议论，依然不时见诸报

端。

其次，是现实的原因。

20世纪后半世纪语文教改的历程，也许可分为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是5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上流理念是，语文是教化的工具，是灌输特定的狭隘的

政治目标的工具，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道德课。有的课，如60年代初某校高二年级鲁迅小

说《药》的教学，虽然名早曰文学课，实则除了外加的、并不准确的写作技巧的罗列外，仍

然是政治课；《药》的所有人物都被牵强附会地纳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和道德分析的“理论”

框架，哪里还是鲁迅的《药》？当然，这责任不在哪位语文教师，甚至也不在语文教参，因

为在那个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年代里，语文是政治的附庸，鲁迅研究是政治

的附庸，文学也是政治的附庸，所谓文学分析课，自然也只能是政治分析课、阶级鉴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