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

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

胡尹强

一

语文是什么？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只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

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

日本等，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是常识。中学语文课程，或分成两门课——语言（含写作）课和文学课；

或合成一门语文课，每一册语文课本都分成平行而相对独立的语言（含写作）和文学两个系统；无论是分

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在我国的大学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常识；

谁也不会怀疑，为中学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中国语文系，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然而，

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一常识不仅不适用，而且简直还不啻于离经叛道。语文

是什么？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困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竟然近半个世纪了。语文教育专家（更不用说语

文教师）竟然不能解释语文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解释不仅有悖常识，而且还显得荒谬。悖乎常识，能

不荒谬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着一个班学生去一所县重点中学实习。实习结束，实习学校给所有实习生

都评了优秀和良好，只有一个是及格。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位实习生的专业基础和实习表现实在是挺不错

的。我问语文教研组长：怎么一回事？回答是：成绩是教研组集体讨论定下的。这位同学竟然在课堂上公

然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本来是应该不及格的。我只好说：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我就

认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还好，这位教研组长是我的学生，答应去说服有关教师，给这同学改评良好。

既然中学语文教师如此忌讳文学，师范大学设置如此多的文学课程，不分明是在培养不合格的语

文教师吗？是大学错了，还是中学语文界错了？我以为，答案只能是，中学语文界悖乎常识，错了，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界对“语文是什么”的权威回答，大抵有三种，都是对常识

第二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无限扩大了，所有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一份

文件、一个合同、一张便条、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称为文章；收在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文章，历

史课本、地理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政治课本、生理课本，也都是文章，是不是都要纳入语文教学

系统？这种解释经不起分析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却被视为真理。如果我带队的那位同学说，语文是语言

文字或语言文章，用不着我费口舌，他的实习成绩肯定会是优秀。

进入90年代，语文教育界发动了一场语文课程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

教育现代化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这场大讨论也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回避或者绕开了“语文是什

么”的回答，未能理直气壮说出常识，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于是，这场大讨论前后——上世纪90年代至

今，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又有了“语文是什么”的第三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排斥性的否定解释：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

之外，怎么解释都可以；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就用不着解释了。

第三种解释的代表作，就是本世纪初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目标（实验稿）》

（简称《课标》）。这是教育部制订的对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具有法律意味的指导文件，其权威性是不言

而喻的。《课标》的第一部分“前言”近两千字，是语文课程教育理念的总论，宏观阐释了语文教育在国

民教育中的地位，论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特点、教育目标、教学方式等等，毫无疑问是《课标》的核心，

也即最富于普遍指导意义的。《课标》余下的文字，只是“前言”的理念的目标化和实施建议。“前言”

避开了“语文是什么”的正面回答，既没有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没有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或语言

首先，是传统的原因。

虽然我国有辉煌的古典文学传统，然而，对文学的排斥，却是我们民族封建教育的传统。封建私

塾教育选用《诗经》作为两千年不变的经典教材，只是因为《诗经》特殊性，远远不是意味着传统封建教

有文学教育的传统。《诗经》只是作为政治读本、伦理纲常读本、道德读本，被选为私塾教育的经典教材

的；《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蕴，不是被掩盖起来，就是被阉割了。我国的封建传统教育没有文学教育

的传统，倒是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读本、道德读本的传统。

19世纪末，大清皇帝迫于时世，废除了科举制度，传统的私塾教育开始没落，“洋学堂”——现

代学校开始兴起。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而且不可逆转的，是五四启蒙运动。毋庸讳言，我

国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是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教

育传统中没有学校教育的传统。

回顾20世纪我国中小学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凡是我国封建教育传统中没有的课程，如数学、物理、

化学、外语、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编定，从教材

编写到教学方法，只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走的弯路就少，成效也相对显著。

语文课就不同了。五四启蒙运动后，我国第一代中小学语文教师（包括颇有影响的专家、名师），

大都是从私塾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很容易把私塾教育和语文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我国没有数理化和外语

的教育传统，却有语文教育传统；于是，语文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生了学习西方现代语文教育经验的

抗拒力，就不难理解了。五四启蒙运动实在短暂得可怜，甚至来不及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发动一场“语文

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的大讨论，就消退了。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20世纪过去了。现在，谁也不会认为学校是“洋学堂”了。“洋学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现代

教育传统了。然而，无庸讳言，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留下了太多、太沉重的遗憾，20世纪后半世纪

语文教育走过的曲折路程，就是这历史的遗憾的一部分。

其次，是现实的原因。

回顾20世纪后半世纪语文教改的历程，也许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是年50年代到70年代末，由于狭隘的政治权力对语文教育无处不在的干预，其主流理

念是，语文被视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道德课。有的课，如60年代初某校高

二年级鲁迅《药》的教学，虽然名曰文学课，实际上除了外加的而且并不准确的写作技巧分析外，仍然是

政治课、道德课，《药》里的所有人物都被牵强附会地纳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和道德分析的“理论”框

架（详见《人民教育》1963年第1期，洛寒《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语文学习》2003年第9期，

重新发表此文）。这哪里还是鲁迅的《药》？然而，这责任不在那位语文教师，因为语文教参上就是这样

写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语文是政治的附庸，鲁迅研究也是政治的附庸，语文课的所谓文学分析课，实际

上只是具体作品的政治分析课、阶级分析课。

后一时期是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主流理念是确认语文的工具性，有见地的语文教育专家又从语文

的工具性中发现了人文性。毫无疑问，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来说，是一大进步。这一时期，在最好的情

况下，也只是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课标》“前言”所阐释的，就是语言教育的任

务，它阐释的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也只是语言的人文性。

两个时期的语文教学改革，在把文学教育拒之于现代国民教育的门外，是共同的。加上我们学术

界（中小学语文教育界也同样）长期以来没有自由争论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只有一言堂，权威一锤（言）

定音，专家学者们的专著只是权威“定音”的解释和阐述。权威悖乎常识，错了，学者们也将错就错，跟

着错就不会错；谁怀疑了，用不着权威发话，学者们就会判定谁离经叛道。于是，在广大语文教师中，谁

敢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不合格的语文教师。

半个世纪中小学语文教改走过的曲折历程表明，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教师，有把语

文课上成政治课道德课的经验和教训，而驾轻就熟的，则是咬文嚼字、把经典文学作品里的个别词汇、句

子作为语言教育的例证。我们所缺乏的是文学教学的经验。即使在现代国民教育中，文学教育仍然是一个

陌生的领域。也许，这就是语文教育界一谈到文学教育就眉头打结的原因。

最后，语文教育要现代化，就不能不面对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那场把语文分为语言和文学两门

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语文教改。

4

不能因为这场改革是在学习苏联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就全盘否定这场改革。苏联的语文教学也

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语文教育理念大体上还是继承了俄罗斯语文教育的传统，是现代的。这场

改革，至少是它的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理念，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要不要分为文学和语言两门课，是技

术操作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那套课本——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当然可以挑出许多缺点，然而，我却认为，

相比较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好的一套语文课本。

这场改革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是借着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

全面铺开的。改革前没有在语文教育界展开必要理论探索，缺乏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改革也严重

脱离50年代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实际水平。1955年上半年，我普师毕业分配在一所县中任语文见习教师。

语文教师中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分析主题三样宝，/两个主义，/一个领导，/还有品质多么崇高！”两

个主义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个领导即党的领导。这就是说，1955年上半年，是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

道德课的。到下半年，原有的课本、教参作废了，顺口溜自然也没有用了，语文课变成文学、汉语两门课，

教师们面对的是面目全非的汉语和文学两套课本，能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吗？待到政治形势发生逆转，

来得快的，去得也快，一道行政命令，两套课本收起来，改革也销声匿迹了。语文教育界如此忌讳“语文

就是语言和文学”，也许同这场改革的结局不无心理联系吧？

三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还是别的什么？似乎只是概念之争，只是常识

和悖乎常识之争。其实，争论的实质是，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

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认识了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中的地位和意义，

语文是什么的争论，也就不言自喻迎刃而解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最高成就，学习和鉴赏经典

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学习语言的最有的途径。然而，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是远

无不够的。文学教育还更深远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的意识，现代意识的核心是人的意识。作

为一个现代人，仅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祸害。

在国民教育中都占据十分显眼的位置，也正因为这样，所有教育发达国家，无论是语言和文学分成两门课，

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课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课的分量。

综上所述，我以为，我国新世纪国民教育中的语文教育改革——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

做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认识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在语文是什么的答案上，义无反

顾地回到常识上来，确认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种确认，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我以为，通过严肃的、自由的、负责的学术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由于我们的语文教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乱，这个大讨论，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我们拥有有几千年

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是举世公认的诗的大国、散文的大国、戏剧大国，小说大国，我们拥有如此丰富、

如此足以使我们引为自豪的文学资源，世界文学的资源也同样丰富而辉煌。做了这第一件大事，文学就能

堂堂正正进入国民教育的殿堂，用来滋养、薰陶、铸造和培育现代的我们国民的精神了。

第二件大事，是探索在现代国民教育中，也即在中小学语文课中，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怎样上文学课。

这件大事，比前一件大事更艰难，更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无论是我们民族的古代教育传统，还

是现代的20世纪的教育传统，都没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学的成套的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然而，

既然这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既然文学教育事关我国国民精神的现代化进程，再难，也得

不断去探索、去尝试、去实践，不断去总结、去深化。我相信，有了上一件大事的基础，语文教育现代化

的方向正确了，探索的目标明确了，语文教育专家和广大语文教师的探索和实践，一番心血，自有一分收

获。

再说，国门已经洞开，在语文教育上，我们再不能固步自封。教育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文学教

育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向人家学习呢？

完成这两件大事，以下情况才可能改变：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是新的也好，教了一辈子也好，却

不知道语文是什么；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得得辛苦，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事倍而功半，甚至大量的

还是无效劳动。 2003年11月14日

（此文发表于《语文教研》2003年第6期，《语文学习》2004年第4期开辟“语文是什么？”争鸣专栏，

转载此文。）

再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

一

6

钱梦龙先生在《这中学语文扫招“魂”》（《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2期）中说：“目前……

语文教学出现一系列‘失魂落魄’的症状”，“什么是‘语文’变得模糊起来了……就我见到的对于‘语

文’概念的阐释，至少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语言和文字’‘语文和文章’‘语文和文学’，甚至还

有主张‘语文和文化’的”，“语文教师们教了几十年语文，到头来却连自己教的是一门什么学科都说不

清楚，真不知道是可悲还是可笑！”于是，钱先生大声疾呼，要为语文招魂了：语文教学，魂归来兮！

钱先生对语文教学界理念的混乱，描述既生动又准确。我和钱先生不同的只是，钱先生认为，只

是目前－－新世纪才出现“语文是什么”的理念混乱，我却以为，语文教育界从来就没有搞清楚过“语文

是什么”，“语文教师连自己教的是一门什么学科”也是从来“都说不清楚”的；进入新世纪，说得更确

切些，是教育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这种混乱在某些方面－－例如还有主张“语

言和文化”的－－甚至愈演愈烈了。

19世纪末，我国东南沿海就出现“洋学堂”。1905年慈禧太后听从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废除

了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满清政府办的“学堂”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只是洋务派“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实践：三纲五常四书五经，是体，加上数理化，为用。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

而且不可逆转的，是五四启蒙运动。一个世纪过去了，学校教育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现代教育的传统了。

我们的学校里，所有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等，它们

的学习领域都是清清楚楚的，只有语文这门最重要的课程，却是一片混沌。语文是什么？语文的学习领域

是什么？语文课教什么学什么？语言教育界从来就没有形成过共识。语文是什么？这是20世纪的困惑。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中学语文课程人文性大讨论的本意，也是给语文招魂：工具性不是语文的

魂，人文性才是语文的魂。由于这场讨论的前提是一片混沌－－没有弄明白“语文是什么”，讨论虽然也

有收获（一部分体现在两个《课标》中），然而，语文教育还是“出现一系列‘失魂落魄’的症状”，连

钱先生都按捺不住要为中学语文招魂了。20世纪的困惑，演绎成了跨世纪的困惑。

我以为，新世纪语言教育界的当务之急，不是为语文招魂，而是要搞清楚语文是什么，即科学地

确认什么是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钱先生说：“什么是语文……本来是清楚的：‘口头为语，局面为文’，

语文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全称。”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也许，混乱就是从这里开始的。1980年7

月有，叶圣陶在小学语文教研会成立大会上说:“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两者手段不同，其实一回

事。”这句话的前半句，就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作为对“语文”一词的解释，看起来巧妙而不乏

“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和“语言和文学”，甚至还有主张是“语言和文化”。可见，“口头为

语，书面为文”本来就不清楚，不仅没有解决“语文是什么”问题，反而使问题更混沌不清了。

毛病出在哪里？我以为，语文教育理念的混乱，是因为我们的语文教育理念只来自“语文“一词

的望文生义。“口头为文，书面为语”是望文生义；语，是口头语，是语言，也是望文生义；文，则可解

释为文字、文章、文学、文化、文明等等，争论可大了，还是望文生义。解放前，语文课称为“国文”、

“国语”。我们能望文生义说，“国文”课不学习中国语言，只是学习中国文字或中国文章？“国语”课

只学习中国语言，不学习中国文字、文章和文学？解答“语文是什么”，不能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只会各

执一辞，造成语文教育理念的混乱。解答“语文是什么”，应该是科学地界定和确认，什么是语文课程的

学习领域。

二

现代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只能是语文和文学。这是常识，就是早已被人类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

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的真理。教育发达国家形成这种常识已经几个世纪了。20世纪后半

世纪，也经历了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改革。然而，改革不是出于“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常识的怀疑，而是

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对人的素质更高的要求，使常识在教育实践中得到更完善的贯彻。改革中，语言（含写

作）教育从内容到方法（如加强口语表达和交际）变化较大，文学教育的教学方法改革较多，内容倒是相

对比较稳定。

1985年，英国女王文书办公室颁布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国家标准》规定英语课程的总目的有4

个：“一、准确、恰当而有效地经由说和写去进行交际；二、对所读、所听的内容以及从多种媒介中所传

播的东西，能有想象地加以理解并作出反应；三、喜爱和欣赏文学作品；四、理解自己和别人。”《国家

标准》规定以上4个总目的，分别由“英语”和“英语文学”两门课程中实现。“英语文学”课程还规定

了5条具体标准：“一、获得有关文学作品的第一手知识；二、能从表面意义和深层主题、态度等多方面

理解文学作品；三、认识和欣赏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四、认识和欣赏作家取得成效的其他手段（如结构、

刻划性风格等）；五、交流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报告个人的反应。”在《国家标准》指导下，英国中学

的英语教材是多种多样的，可以由学校自行选择。比较权威中学英语教材《牛津英语教材》，把英语课程

分为A部和B部。A部是纯文学的教材，包括小说、诗歌、剧本和散文精萃；B部是语言和写作。（《国外

语言教材评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美国威斯康星州小说和中学的语文课程设置是这样规定的：小学语言分三门课拼写、阅读（文学

作品）和语言艺术，每门每周4课时（45分钟）；初中和高中都是分两门课，即文学和语言艺术，初中两

门课分别都是每周5课时，高中则为每周7课时（60分钟）。（同上。）

8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1998年9月颁布的普通教育的基础教学计划中，母语教育课的“教学成分”界

定为“作为国语的俄语的语言和文学”，小学一到三年级是合为一门课“俄语”，从四年级开始分为“俄

语”和“文学”两门课，随着年级的升高，文学课的分量渐次增多。（同上。）

其他国家，如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大致也是这样。

在我国的大学里，师范大学的中国语文系是为中学培养合格的语文教师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

系，学习领域在全称就界定为语言和文学，这也是常识。从来没有谁对此提出怀疑。

三

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谁也不会怀疑，语文课要学习语言。语言是这一学习领域的总称，包

括认识和掌握母语的内在规律以正确使用母语，培养口头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培养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

等；语文领域的涵盖面，包括了语文界通常说的“语言”、“文字”和“文章”的全部内容。然而，现代

语文课程仅仅学习语言是不够的，这样的语文教育理念还不是现代的。现代的语文课程还有一个至少和语

言同样重要、甚至在学习分量上还要超过语言的领域：文学（包括翻译的文学）。对此，争论可就大了，

虽然我们民族拥有无可争议的辉煌文学传统。

为什么现代语文教育必须包括至少和语言同样重要的文学教育？为什么文学教育必须在现代国民

基础教育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

第一，文学教育可以滋养、熏陶、培育现代青少年的精神、人格和情操。文学教育能够帮助青少

年发现和热爱真善美，发现和鄙视假丑恶，培养青少年热爱人、热爱生命、热爱祖国的美好感情，帮助青

少年锻造健康美好的人格、道德和情操。

第二，文学教育可以帮助现代青少年认识、理解自己和认识理解他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对人（包

括作家自己）的发现和认识的一种展示。人们阅读、理解文学作品，就可能从作家创造的作品中，发现和

认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命运和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如果说，数、理、化是

让学生认识客观世界，那么文学则是认识、理解自己和认识理解他人。

第三，文学教育是认识学习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青少年从文学教育中领略了母语出神入化的表

学教育是学习语言的最有效的途径，文学和语言可以合成一门课。教育现代化走在前列的国家，通常的做

法是，小学语言和文学全成一门课，初中开始分成两门课。

国民人文素质的提升，要依靠社会生活每一方面的人文精神指数的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国民基础教育中确立文学教育的突出地位，毫无疑问是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泛化、淡

化、甚至排斥文学教育，不利于青少年的精神和人格的健康成长，也不利于国民人文素质的提升。

四

我国语文教育界，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共识，然而，回顾20世纪

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艰难历程，不难看出，我们对文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五四启蒙运动

全面启动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有了语文课程，而且这门课程教材的主体是文学作品。

1956年，语文课程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学习领域明确认定为语言和文学，语文分为汉语和文学两门课，编

出了两套课本。遗憾的是这场改革，来也匆匆，去更倏忽，不到两年就销声匿迹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语文教育界讳言文学教育，谁敢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就不啻于离经叛道。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方案》列出高中课程表格，分三个栏目：学习

领域、科目和必修学分。第一个学习领域“语言和文学”栏目后面，列出了两门课程，语文和外语，必修

学分是10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4页。）《方案》的制定者

毫不犹豫地认定，语文课的学习领域就是语言和文学。然而，同为教育部颁布，同是2003年4月由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本来是和《方案》配套，即为《方案》里开列的语文课程确定标

准的，虽然没有明白地说，《方案》对语文课程“学习领域“的界定是错误的，实际上，《课标》在对《方

案》毫不理会的自行其是中，还是否定了《方案》。要不，《课标》的制定者比谁都清楚，语文教育界对

语文的“学习领域”的认识是多么混乱，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在“前言”中就《方案》中语文的学习领域的

界定作出科学的立秋和澄清，反而在混乱的磨盘上注水，给人的印象是，好象语文还是语言和文化？这种

现象既令人遗憾，更令人百思不解。

钱先生说：“教育界似乎有人下定决心要用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来‘重塑’中国的语言教学，于是，

凡本土的、传统的经验和理论，便都是落后的、不科学的。”钱先生这话既说得太严重了，也不大科学。

西方的语文教育也有一个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世纪的欧洲，学校是教会办的，有语言课程，即

拼写、阅读和写作，有神学课程，然而没有文学课程。文艺复兴运动了，近代学校教育才逐渐成型，经过

几个世纪的实践，文学教育才在现代国民基础教育中确立了如现在似的地位。西方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是西方人逐步改革落后的、不科学的、本土的、传统的经验和理论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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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私塾教育中，没有语文课程，更没有文学教育的传统。传统教育选用《诗

经》作为两千年不变的经典教材，只是因为《诗经》的特殊性，只是把《诗经》作为政治教材、伦理纲常

教材；《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蕴，不是被掩盖起来，就是被阉割了。我国的现代学校教育只有不到一

个世纪的历史。现在学校的所有课程都现代化了，只有语文，还在现代化的门槛前徘徊。为了完成语文教

育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必须抛弃我们已经习惯了的落后的、不科学的、本土的、传统的经验和理论，借鉴

西方现代语文教育的经验和理论（不是借鉴西方人已经抛弃的落后的、不科学的、本土的、传统的经验和

理论），确认语言文课程的学习领域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是与时俱进，也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有什么不

好？

总而言之，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最大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文学教育，即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

基础教育中要不要占有独立的突出地位？我们的语言教育界必须作出选择：是选择现代语文教育理念促成

语文教育现代化，还是让落后的、不科学的、本土的、传统的经验和理论继续裹住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脚步。

2004年3月30日（此文发表于《语文教研》2004年第4期。）

语文的学习领域是语言和文学

新世纪初，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出版，下简

称《方案》），把普通高中高的语文、数学、外语等12-13个科目（课程），分别置于语言与文学、数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技术、艺术等8个学习领域下。《方案》在“语言与文学”的学习领域下，设置了语

文和外语两门课程。这是迄今为止教育部颁布的指令性文件中对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作出的最明确的

科学认定。这种科学认定，不是对语文课程名称的望文生义，而是汲取当今世界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从

确认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学，也即确认了语文课程学的就是语言和文学。

长期以来，从小学到高中，我国的课程设置（体现为课程表）中，从来就有音乐，有美术，却没

有文学，只是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和语言合并成一个语文课程了。然而，由于过去的课程结构没

有对科目（课程）的学习领域作出界定，自然也没有确认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是语言和文学，于是，“语

文是什么”——语文（学习领域）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还是语言和文学——的争论，就困扰了我

们的语文教育界大半个世纪。现在，《方案》确认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学，自然能够指导我国

语文教育界走出困扰，推动我国的语文教学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事实却令人遗憾。

遗憾之一：《方案》明明指出，“设置学习领域……有利于在学习领域的视野下研制各科课程标

准”，教育部同时制订并且是和《方案》配套的派生文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下简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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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来应该对《方案》确认的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学作出科学的理论阐释，从而制订出

语文课程标准。然而，《课标》近八千字的文件中，好象什么都谈了，却偏偏只字不提《方案》对语文课

程“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学”的界定。同为教育部同时制订的文件，《课标》还是《课程方案》的派生文

件，居然各行其是，出现如此的脱节，既令人费解，更令人遗憾。

遗憾之二：既然《课标》制订者不理会《方案》“语文的学习领域是语言和文学”的确认，语文

教学理论工作者和广大语文教师自然也不理会。也有语文教学理论工作者发现两个文件的脱节和矛盾了，

出于种种原因，也装作视而不见。于是，语文专家编语文教材、撰写语文教学理论著作，广大语文教师的

教学实践，都以《课标》为准则，《方案》“语文的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学”的确认，似乎不存在似的。

遗憾之三：由于《课标》用了不少文字谈论语文和文化的关系，还建议在高中语文教材中设置“文

化论著研读”，选修课举例还有“中华文化寻根”等等，于是语文教育界在原先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语言

和文章，还是语言和文学的困扰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困惑，这就是《课标》颁发后流行的，据说，语文

是语言和文化。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是教育部制订的一个好文件，其确认语文课程的学习领域是语言与文

学，对语文教育工作者和广大语文教师来说，是太重要了，对此视而不见，或者让它销声匿迹，无异于错

过了我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一个机会，太可惜了！2006年1月5日（此文应《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

编辑之约而写，发表于该刊2006年第10期。）

文化选择——《呐喊》《彷徨》总论之二

一

鲁迅的铁屋子意象，断断不是1918年前后的某一天，突然福至心灵感悟到的，相反，它是鲁迅此

前的37年的生命，在铁屋子里经历的全部生活体验的凝聚和升华。

鲁迅的青年时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化酝酿裂变和转型的时代，历来显得

死气沉沉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突然变得空前的活跃。延续了几千年超稳定的传统文化依然强大，盘根错节而

且无处不在，铁屋子依然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满清统治集团处心积虑企图遏制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然

而，被列强军舰大炮轰开的国门，再也关不住了。洋务派的主张也开始顺应时势，从“中学为体，西学为

用”向“东方的精神文明，西方的物质文明”转换，变得更具诱感力。维新派迅速崛起，又迅速失败，然

而，梁启超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却反而在扩大，并且和民主革命派的孙中山、章太炎、黄兴等民主

派争夺影响……日本、欧洲和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接触到的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则更为丰富复杂，从文

艺复兴到现代主义，西方社会六七个世纪不断嬗变、沿革的文化思想，林林总总，无所不有，简直令人眼

12

花缭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有如此多的互相对立、互相矛盾、互相渗透的不同质

的文化思想，同时出现在中国优秀的文化分子面前。酝酿文化转型和裂变的时代，向每一个有志于改革传

统文化的中国优秀文化分子提出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问题：必须在林林总总的文化思想之间作出选择。

文化选择是文化处于裂变和转型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这是一种困难的选择。对于开始从僵化的

封建传统文化阴影中走出来、毫无疑问背着因袭的重担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要作出选择，尤其困难。在

很短的时间里，要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想体系，已经远非易事了，而在传

统文化中不自觉形成、自己很难意识到的心理方式和思维定势，也会妨碍你的认识和理解，使你的选择出

现偏差……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文化裂变期中的文化选择，是一个文化人的灵魂是否真诚、人格力量

是否强大、文化洞察力是否深邃的试金石。

如果说，鲁迅童年在百草园体验到的生机勃勃的活泼愉快和在三味书屋里体验到的刻板枯燥，只

是人性中儿童的天真活泼和僵化的铁屋子教育方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差不多所有

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在童年都程度不同地有所体验；如果说，父亲病故，家庭从小康陷入困顿，鲁迅看

见了世人的真面目，而引发的怀疑和痛苦，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不少士大夫阶层的人物也曾经体验过，有

的，如曹雪芹，家庭变故比鲁迅的家庭更大，体验的痛苦也比鲁迅也更深；那么，“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

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

鬼”（1），鲁迅决然“走异路，逃异地”（2），就是19世纪末中国铁屋子独特的文化现象了。19世纪末

的中国铁屋子，特别是地处江浙沿海的S城的人们，已经出现“逃异地，走异路”的可能性了。

感受到铁屋子上流社会的堕落，是鲁迅决心走异路最初的内驱力，也是鲁迅人的意识朦胧觉醒的

开始，却还不能说是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背叛。鲁迅在父亲病故、家庭从小康陷入困顿的过程中，看清了世

人的真面目，只是发现了大家族制度下生活的上流社会人们用虚伪掩饰起来的真面目。这种真面目，平日

在家族制度庄严的文化礼仪掩饰下，是不容易发现的。一旦家庭从小康陷入困顿，族人们就撕下温情脉脉

的面具，暴露出阴险狡诈、口是心非、恃强凌弱、趋势附炎、口蜜腹剑……的真面目了。鲁迅发现族人们

的堕落的凝聚点，是道德上虚伪和伪善，这种虚伪和伪善，平日里是被长幼有序的大家族生活掩饰和包装

起来的，一旦从小康陷入困顿，虚伪和伪善后面的真面目就露出来了。虚伪和伪善，是传统文化理想在实

深恶痛绝，才可能产生逃异地走异路的意志和行动。只有对传统的封建主义生活方式深恶痛绝，逃异地走

异路才是文化探索的起点。对传统封建主义生活方式的深恶痛绝，意味着鲁迅有可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内

部产生的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思想的受体。

“逃异地，走异路”是文化的自我放逐，也是鲁迅对铁屋子生活方式和由这种生活方式形成的文

化现实反思和评判的开始，也是文化选择的开始。那一年鲁迅17岁。要消化和认识这份深恶痛绝的感情，

要认识这深恶痛绝的铁屋子的现实，要找到并且确立现代文化理想，要找到现代的合理的生活方式，要完

成刚刚开始的文化选择，鲁迅还要走漫长的道路。

二

刚刚走出三味书屋（虽然准备走异路）的鲁迅，毫无疑问是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培育、熏陶起来的最

后一代儒家文化精英。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虽然走出了三味书屋，鲁迅还是背着因袭的重担，带着中国传

统文化铸就的思维定势，虽然当时鲁迅自己还不一定意识到。

青年时代鲁迅的思想感情，沿着两条平行线索发展。

一是寻找异路，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在南京，特别是后来在日本留学，他骤然接触到那么多的新鲜、陌生而又互相矛盾的西方异质文

化观念，从赫胥黎、达尔文的进化论到启蒙主义的卢梭、孟德斯鸠，从浪漫主义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

到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从左拉、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的自然主义，到尼

采、叔本华的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哲学思潮……鲁迅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在东京弘文学院，和他的好友许寿

裳开始研究他终生孜孜不懈探索的三个相关的命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

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3）对人性和国民性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论的催化下，人在鲁迅的意识里

开始挣脱封建伦理纲常而成为独立的主体。

如果说，对S城上流社会人们的深恶痛绝而决心走异路，是鲁迅的人的意识不自觉的萌发，那么，

接受进化论和探索人性、国民性，则表明鲁迅的人的意识开始挣脱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羁绊，开始觉醒了。

开始觉醒，并不意味着鲁迅觉醒的人的意识已经成熟并且有了后来的深度。我们已经说过，要使开始觉醒

的人的意识达到成熟的深度，要完成文化选择，鲁迅还要走漫长的道路。

二是救国救民、为古老的风雨飘摇的祖国寻找新生道路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在赠给许寿裳的小照背后这样题道。于是，鲁迅写了他公开发表的第

一篇作品《斯巴达之魂》。这是一篇编译故事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再创造，主题是“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

神”（4）。尚武，也许就是鲁迅当时和许寿裳讨论前述三个相联系的问题最初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斯

巴达之魂》表明，鲁迅还不能用开始觉醒的人的意识来评判、反思由传统封建文化造就的他所深恶痛绝的

铁屋子文化现实。他的科学救国也好，医学救国也好，弃医从文、创办《新生》杂志倡导文艺运动救国也

14

好，都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救国救民的使命意识。

分析青年时代鲁迅的使命意识，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既有儒家文化精英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救民于水火的传统底蕴，更有推动古老民族新生的时代新内容。鲁迅希望于自己的英雄，或多或少是高踞

众生之上的救世主式的英雄。换言之，鲁迅至少还未能分清现代意识为核心的人的英雄和以神的意识为核

心的神化的英雄之间的界线。1906年春，鲁迅从仙台医学院回到东京对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

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5）就颇有些居高临下救万民于精神麻木的英雄气概。

这种急切，一方面固然表现了鲁迅的真诚和执着，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说是传统神化的英雄观的一种表现。

大约10年以后，在北京S会馆的老槐树下，经过漫长的痛苦反思，鲁迅才认识到，“我决不是一

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6）这话也意味着，鲁迅原本是希望自己是这样的英雄的。

正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思想感情线索，在尼采的“超人”哲学上碰在一起，产生了契合点。这是

青年时代鲁迅文化思想主要特质。

倡导文艺运动期间，鲁迅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呼说》《文化偏至论》《破

恶声论》（未完成）等一系列文化探索论文。近年来，这些文化论文，特别是《文化偏至论》提出的“立

人”主张，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给予很高的评价，似乎《文化偏至论》显示，鲁迅的文化思想已

经成熟。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既脱离了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存

在。它们——《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只是鲁迅文化探索进程中的足迹，不能说是已经定型了的

文化思想，更不能说已经成熟了。鲁迅自己就是这样看待这些文章的。《〈坟〉题记》里，鲁迅说：“偶

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吗？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7）

说到这些文章的意义，鲁迅说：“对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8）

这些文化论文，特别是《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虽然表现出鲁迅对“新党”--洋务派和维

新派的激进的批判精神，然而，同样也表现出鲁迅自己的文化思想结构庞杂而不严密，不无矛盾和不确定

性。例如在《科学史教篇》里，鲁迅倡导西方的现代科学精神，批评“新党”忽视基础理论科学，只是一

味“兴业振兵”，是未得西方科学精神的真谛，这无疑是针对时弊的远见卓识。倡导科学精神，当然是为

了改变铁屋子贫穷、落后和愚昧的现实；只有从现代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物质文明，才是改变铁屋

子里中国人愚昧落后的精神面貌的物质基础。然而，《文化偏至论》里，鲁迅力主“掊物质”以“立人”，

就不能不说是对《科学史教篇》倡导的现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消解，至少，两者是不无矛盾的。

文化选择的核心，是文化理想的选择。《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表明，鲁迅接受了尼采、

斯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哲学思潮，而对尼采的“超人”哲学，更

是情有独钟。鲁迅对尼采推崇备至：“若夫尼采，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

欧洲之思想界者也。”（9）"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

15

也。”（10）鲁迅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显示出来的思想光芒，是现代主义非理性哲学思潮的光芒。

我以为，鲁迅“立人”的主张，还不能说是成熟的鲁迅思想，而只是鲁迅作为文化思想家的曾经

驻足的痕迹。鲁迅的文化思想达到高度成熟的时候，就从来没有重复过《文化偏至论》里的“立人”主张。

《文化偏至论》里，鲁迅提出的“立人”主张，有两个支撑点，一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一是

“任个人而排众数”，大体上都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带着颇浓的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哲

学色彩。

鲁迅“立人”的第一个支撑点是“掊物质而张灵明”。

把物质和灵明对立起来，不能不说带着很大的片面性。物质和灵明当然不是同一回事，两者的关

系应该理解为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只有具有现代意识的灵明，才可能创造出丰富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只

有在丰富的现代物质文明中，才可能真正张扬人的灵明。一般地说，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如20世纪初的

现代中国，虽然也可以“张灵明”，然而，却不能不带着极大的局限性，而把现代物质文明和“张灵明”

对立起来，则可能走向极端，也许是有害的。然而，鲁迅“掊物质而张灵明”的“立人”，是建立在对现

代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批判的基础上的，因此，从批判西方现代社会的弊端上说，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文化偏至论》写道：

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

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

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11）

毫无疑问，西方现代社会是存在着鲁迅所指出的这种弊端的，而这种弊端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

竭力抨击的。

必须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创造形

成的文化形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都是一把双刃剑，既产生正面的影响，也产生负面的影响。人类还没

有创造出一种完美的文化形态，只有正面的影响，而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人类也不可

能创造出这种完美的文化形态。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的负面影响抨击，对已经建成远比中国先进、

洋务派、维新派和新旧国粹家们视为对他们张扬东方的精神文明、保持儒家伦理道德纲常的一种支持。

鲁迅“立人”主张的第二个支撑点是“排众数而任个人”。

尼采“超人”哲学的色彩更浓厚了，《文化偏至论》写道：

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

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说，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

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

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党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

有既者也。（12）

这段论述，表现了鲁迅对现代西方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认识的模糊和犹豫不决。这原因也许是由于

鲁迅是在日本留学，对现代民主政治生活方式缺乏感性的体验和把握，因而形成了对现代民主生活方式片

面的理解。现代民主不是“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因为民主不仅意味着少数服从多数，还意味着尊

重和保护少数。正因为这样，在西方民主社会里可能产生和传播众多的近代和现代的思想大师，包括尼采，

而在文化专制主义的中国，则不可能产生。用“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阐释现代民主，是对现代民主

政治的误解，这种误解也许还沾染着文化专制主义的思维定势。

尼采、叔本华的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哲学思潮，产生于19世纪末，风行于20世纪初，其文化背景是：

经过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长达6 个世纪的不断启蒙，人道主义文化理想几乎已经成

为西方社会的共识，然而却仍然远远未能实现。只有在人道主义文化思想几乎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前提下，

尼采、叔本华的非理性的、悲观主义的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才是先进的文化思潮，它们对现代西方社会的

批判，才可能对西方社会产生积极的和进步的影响，才可能推动西方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总而言之，鲁迅的“立人”主张，还不成熟。在“立人”这张药方中，鲁迅忽略了对改造铁屋子

来说，最紧迫、最必需的对中国人进行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启蒙。换言之，“立人”的主张

表明，青年时代鲁迅的文化探索，在急切中越过了启蒙主义历史阶段，选择了以尼采“超人”哲学为核心

的非理性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这种选择，虽然使青年鲁迅的文化思想呈现出同世界进步文化潮流同步的

激进态势，因此，当鲁迅从现代主义哲学高度对西方现代社会作出批判的时候，显示了一定的思想锋芒，

然而，当鲁迅以此观照现代中国铁屋子的时候，鲁迅的文化洞察力就显得模糊了。这种模糊，在客观上，

还同中国的新旧国粹主义拒斥西方先进文化产生了形式上的契合，虽然立场是截然不同的。鲁迅是站在前

面（现代主义），他的批评充满现代主义的前沿色彩；新旧国粹家们则站在后面，他们的指手划脚，充满

了对西方先进的现代文化本能的恐惧和憎恨。

能分清儒家传统的神化英雄和尼采式的“超人”、天才的界线。尼采的“超人”是对庸众不屑一顾、不对

庸众们承担拯救责任的天才，他们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自行其是，却仍然是人。而鲁迅那时希望于自己

的，则是担负着拯救民众的灵魂、挽救古老民族于危亡的重任的英雄。

青年鲁迅的文化选择，带着现代主义的激进，然而，对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现代中国铁屋子

来说，又是超前的。青年时代的鲁迅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文化探索中，急切而不经意之间匆匆跨越过去的

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潮，才是改造铁屋子、创造中国现代文化、使古老中国新生最急需的，虽然人道主义在

西方已经不再先进、不再前沿。

正因为这样，当鲁迅主要是以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观照20世纪初现代中国铁屋子的文化现实的时候，

由于观照的视觉焦距（主要是现代主义的）不准确，就不能不造成视觉映像的模糊不清。《破恶声论》里，

鲁迅反对“破除迷信”，把主张“破除迷信”的“志士”一概称为“伪士”，就是这样。虽然“顾胥不先

语人以正信；正信不立，又乌从比较而知其迷妄也”（13），也表现出鲁迅独特的深刻，然而，由于鲁迅

跨越了启蒙主义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对封建迷信的批判，就从现代主义返朴归真和对原始神话、宗教神话精

神的张扬出发，于是，鲁迅对铁屋子愚昧迷信的文化现实观照的结果，就不免真伪混杂、沙泥俱下。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首，

而次及于汇，凡一切睿智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着，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

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花石，视之均函有神秘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

未见其匹也。（14）

这里缺乏的，正是后来成熟的鲁迅的那种犀利深刻的文化反思精神。鲁迅未能发现，中国原始初

民的“普崇万物，敬天礼地”，早已被利用，凝固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包装，其作用在于威慑、恫吓奴隶

们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自觉恪守。普崇和敬礼的本质，不再是对万物和天地的崇敬，而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

崇敬。因此，这种普崇和礼敬，早已成为阻碍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愚昧和迷信。正因为这样，鲁迅的结

论也就难免偏颇：“诗人朗咏以写心，虽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伸以舒体，虽暴主不相犯也，农人之慰而

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也！”（15）"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16）这样的结论，

同样可以被新旧国粹家们视为对愚昧迷信的支持。

鲁迅弃医从文的时候，就已经痛切地发现和感受到中国人精神的麻木，而且决心用文艺运动来改

综上所述，青年时代鲁迅的文化思想非常丰富复杂，然而，还不能说已经成熟，却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由于启蒙主义没有成为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由于主要是以现代主义文化思想观照现代中国的文化

现实，鲁迅还没有形成改造铁屋子文化最需要的明确的现代文化理想，也就还没有找到观照、评判和反思

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现实的准确的视角，鲁迅天才的文化洞察力还没有找到用武之地，也就得不到锤炼和磨

砺，鲁迅对他深恶痛绝铁屋子文化也就依然缺乏如后来那样深刻而独特的感悟。这就使青年鲁迅看不到他

倡导的文艺运动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为拯救中国的希望只在于中国人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需要一个几代

人的漫长的过程，为此，作为文化战士必须要有韧性，必须学会壕崭战。鲁迅太急切了，还缺乏这种韧性

和壕崭战的精神准备，他所倡导的文艺运动自然也就很快难以为继了。

鲁迅还是周树人，还不是鲁迅。

三

经历了辛亥革命，鲁迅对铁屋子上流社会的堕落，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感悟和发现。1911年底，正

是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二篇小说《怀旧》。这是真正的创作小说。鲁迅作为小说家的

天才在《怀旧》中崭露锋芒，同时却也证明着鲁迅的文化选择还没有完成，鲁迅的思想还不成熟。

《怀旧》可视为鲁迅的现实主义的试探之作。

为了实现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鲁迅对小说的艺术形式，作了大胆在富于革新精神的探索。无论

是文体形式、结构方式、表现方法和儿童描述视角的选择，还是描写手法和语言风格（幽默感、抒情性）

个性化的探索，《怀旧》无不显示鲁迅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大师的艺术风采，只除了文言的语言形式。研究

鲁迅的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捷克汉学家、中国现代文学专家普实克更断言：“《怀旧》——

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

然而，颇令人迷惑不解、也许还更发人深思的是，鲁迅生前似乎完全忘记了创作过这样一篇小说。

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寻找起来应该说并不太难。然而，直到鲁迅去世后，《怀旧》才被编进《集

形象系列的水平，不可能太不满意。

"余”是以童年的作者为模特儿的，带着自叙传的意味，个性活泼而富于幽默感，也不可能太不满意。

只有李妪和王叟这两个形象，和《呐喊》《彷徨》里的“沉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如阿Q、

祥林嫂的形象大相径庭，鲁迅的不满意肯定就在这两个形象上。

鲁迅似乎把握不准要在这两个似乎是小说主角的重要形象中表现些什么。鲁迅从李妪和王叟在辛

亥革命到来时的镇定冷漠如常，并且还怀起旧来——回忆长毛往事中，想表现他们性格中的勤劳、善良、

处变不惊和忠于职守，还是想表现他们性格中做奴隶而不得的悲哀和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麻木不仁？好象

都表现了一点，似乎又什么都没有表现。镇定冷漠只是镇定冷漠，怀旧也仅仅是怀旧。鲁迅是思想家型的

小说家。对鲁迅来说，把握不住艺术形象的内蕴，不知道要在自己笔下的形象中表现一点什么，肯定是最

不能忍受的。他写到李妪和王翁怀旧太平军的后半篇，自我感觉一定很糟糕，甚至颇为沮丧。于是，写完

小说也就丢下去南京了，后来就几乎忘记这篇小说了。小说是周作人寄往《小说月报》发表的。

为什么现实主义的试探之作《怀旧》既展示了鲁迅作为小说家的才华，而在王叟和李妪两个“沉

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的塑造却失败了？换言之，鲁迅对这两个形象为什么感悟和发现不深刻、不准确而

且显得模糊不清？这答案只能从鲁迅的文化思想中去探寻。辛亥革命高潮中的鲁迅，文化思想大体上仍然

是创办《新生》杂志、提倡文艺运动时期的鲁迅的文化思想，现代主义是主要思想，以此观照铁屋子，正

如前文所说，焦距不准确，视野里的“沉默的国民大多数”的灵魂自然模糊不清。

从19世纪末到辛亥革命前后，鲁迅的文化思想尽管还不能说已经成熟，然而却以他的生命敏锐的

体验，执着地吸收和思索着西方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想，顽强而执着地探索着破毁铁屋子道路，磨砺着他的

文化感悟力和洞察力。在这漫长的探索进程中，我们发现，鲁迅作为天才的文化思想家和小说艺术大师的

独特的人格力量：对自我的深刻的内省，对信念的真诚和炽热，对虚伪的深恶痛绝。

无论是写文化论文也好，还是创作小说也好，鲁迅都发自他的内心，发自他的生命对生活的体验

和感悟。他最反对虚伪做作，反对知识分子的无信念的万喙同鸣。《破恶声论》中，鲁迅写道：

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黜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

也……情若迁于时矣，顾时则有所迕拒，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诚于中而有言；反其心者，虽天下皆

唱而不与之和。其言也，以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以波涛之作于脑故也。（2）

对鲁迅来说，他用他的灵魂、他的心苦苦探索，是为了“内曜”自己的心，烛照自己灵魂的“黜

暗”，使自己远离伪诈。因此，鲁迅一旦在探索中获得自己的信念、自己的理想了，就“情若迁于时矣，

顾时则有所迕拒，天时人事，胥无足易其心”。他的言论，都是出自他灵魂真诚的信念，“诚于中而有言”，

对违背他灵魂真诚信念的时髦，则虽“万喙同鸣”、“虽天下皆唱而不与之和”。这就是鲁迅独特的人格

力量。这种人格力量是铁屋子里最难得、因而也是最可宝贵的品质。周树人虽然还没有成熟而成为鲁迅，

20

然而，在周树人的人格中，我们已经看到日后成为鲁迅的那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四

从《怀旧》到《狂人日记》，对鲁迅的创作来说，是空白的六七年。鲁迅在北京S会馆的老槐树

下抄古籍、拓古碑以排遣生命的寂寞和悲哀。 "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

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3）这是鲁迅经历的一次深刻而漫长的精神

危机。

文化处于裂变和转型时期的现代中国，现实生活常常催逼着作家在交错混杂的各种文化思想之间作

出选择，选择作出来了，剧烈动荡的生活又可能动摇你的选择，使你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鲁迅曾经希

望自己成为一个尼采式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超人”，并且兼具儒家色彩的救国救民的英雄。20世纪

初的铁屋子现实，把他的梦想碾成碎粉。是放弃、改变他的理想，还是继续坚持他的理想？如果放弃了，

新的文化理想在哪里？鲁迅陷入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机。

对于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来说，在文化裂变和转型的时代，精神危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也

许可以说，精神危机是伟大作家的伟大人格力量的表征和孪生姐妹。对一个拥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作家来说，

他灵魂中每一个重要的存在，都是他真诚炽热的生命和人格的组成部分，要放弃它们、改变它们，要让它

们被另外的所取代，就必将引起激烈的、持续的、反复的内心搏斗，这就是通常说的精神危机。对于一个

缺乏真诚和炽热的灵魂来说，对于一个平庸而很少人格力量的作家来说，无所谓精神危机，因为他的灵魂

缺乏足够的强度，所以灵魂里的所有构件，都可以在没有多少痛苦中就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他的灵魂可以

被外部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轻易改变和扭曲，而不会产生强烈而持久的痛苦。

精神危机使鲁迅沉默了，而且一沉默就是六七年。这是一次伟大的沉默，因为鲁迅没有在沉默中

灭亡，而是经过漫长的沉默后，爆发出一个我们民族的文化巨人和现代小说大师——鲁迅。

催化鲁迅人的意识迅速成熟、挣脱精神危机、完成文化选择并从沉默中爆发的，是20世纪的曙光

终于照进中国铁屋子古老的大地，是《新青年》同人们发动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

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并且在创刊号上高举科学和人权两大旗帜，主张人人“各有

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变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发动启蒙运动的时候，鲁迅是旁观者。《青

年杂志》移师北京，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始了文学革命的发难，鲁迅也还是旁观者。然而，作

为文化战线的老战士，鲁迅不可能不关注这场运动。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在悲哀、失望和寂寞中

深刻地反省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4）文化是社会遣传，

潜意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更是积淀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人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才可能清醒地认识

他生活在其中的民族文化。刚刚掀起的启蒙运动推动鲁迅完成他的自我反省，催化鲁迅人的意识迅速成熟

和深化。

21

启蒙运动推动鲁迅把在人的意识觉醒后吸收的庞杂的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梳理，把觉醒的人的意识，

凝聚在对改造中国封建文化最需要的人道主义的文化理想上，从而完成了以对铁屋子上流社会的堕落深恶

痛绝为起点的这次文化选择。当鲁迅完成了这次文化选择的时候，他不仅断言，“东方既白，人类向各民

族所要的是‘人’”（5），确立了坚定的把人真正当人看的人道主义现代文化理想，而且，他的精神也为

之一震，思想由悲观趋向乐观，挣脱了如大毒蛇似的缠住他灵魂的寂寞和悲哀。

没有具体材料可以让我们全面了解鲁迅这次发生于漫长的精神危机末期的思想变迁的规模和过

程，然而，我们从《〈呐喊〉自序》鲁迅自己提供的《新青年》同人力促他写稿参与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

中，推论这次思想变迁和《新青年》同人的推动有很大关系，时间则是创作《狂人日记》前不久，即1917

年末或者1918年初，也就是鲁迅接受了《新青年》的邀请，参加杂志的编辑部前后。1918年8月20 日，

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没有说及此次思想变迁的经过，却概述了这次思想变迁的内容，为我们探索鲁迅

的这次思想变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靠资料。

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盖国之观念，其愚亦与省界相类，若以人类

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变，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

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

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其主顾，止能佗傺而死。如是数代，则请安磕头之瘾

渐淡，终当难免于进步矣。此仆之所为乐也。（6）

这段文字，以鲁迅式的幽默，明白无误地透露了以下信息：

第一、在这次思想变迁中，鲁迅建立了鲜明的现代文化理想，完成了他始于“逃异地走异路”的

文化选择，确信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人道主义理想成为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这是这段文字中透露的

最重要的信息。

不能说鲁迅在此之前没有人道主义理想，更确切地说，是此前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混杂在林林

总总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想中，远未成为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人道主义思想能够从各种文化思想中脱

颖而出，取代尼采的“超人”哲学，升华成为鲁迅的文化理想，成为鲁迅文化思想的核心，毫无疑问和《新

青年》发动的启蒙运动密不可分，因为启蒙运动就是人道主义的启蒙。青年时代的鲁迅太激进，走得太远，

脱离了现代中国铁屋子的现实。现在，鲁迅从现代主义退回到现代中国铁屋子最缺乏、当然也是最需要的

能穿透铁屋子几千年的文化雾瘴而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确立了人道主义理想，而且抱着对人道主义

理想的真诚和炽热，观照现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文化现实的焦距准确了，作为文化思想家的文化洞察力和

作为小说家的生命感悟力，就得到最有效的磨砺，鲁迅迅速地成熟起来。过去曾经有过的模糊不清、飘荡

不定、迷惑不解的感觉，现在豁然开朗了，天才的慧眼独具的感悟纷至沓来。鲁迅终于发现，20世纪现代

中国是一间铁屋子，而且绝无窗户和万难破毁，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将人不当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

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使“我们（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

成之后，还万分欢喜”。于是，鲁迅满怀破毁铁屋子的战斗激情呐喊起来，创作小说，创作杂文，希望中

国走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恶性循环怪圈，“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

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人道主义理想的确立，使鲁迅成为全面、澈底而勇敢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第二、在国内无一佳象的情况下，鲁迅思想从悲观趋于乐观（毫不悲观）。

鲁迅的乐观，是出于对人道主义理想执着的信念。也许，在创作《狂人日记》前后的日子里，是

鲁迅思想最乐观的时候，因为那些日子里，他刚刚确立了人道主义理想，充满了义勇和正气，坚信将来是

容不得吃人的人，也坚信能够救救孩子。然而，悲观和乐观始终是鲁迅灵魂中不断互相挣扎搏斗着的一对

矛盾。当鲁迅凝视着自己执着的人道主义理想的时候，真诚执着的信念，使鲁迅充满乐观主义；而当鲁迅

沉浸在对铁屋子现实的感悟中，铁屋子的绝无窗户和万难破毁的严酷事实，又使鲁迅沉进悲观主义，于是，

虚无主义思想滋长。

我，我也不相信他们。”（7）还说：“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许多烟卷，不过是麻醉药，烟雾中也

没有见过极乐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

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到处乱闯。”（8）在鲁迅看来，他自己以及和他一起从事启蒙运动的先驱们，

也都是普通平凡的人，不是有神通的英雄，更不是救世主。

英雄观的成熟，是鲁迅人的意识进一步成熟的突出表现。这种成熟，使鲁迅摆脱了创办《新生》、

倡导文艺运动时期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鲁迅终于明白了，改造铁屋子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必须

“如是数代”，铁屋子里的同胞才会“终当难免于进步矣”。鲁迅开始磨炼韧性的壕崭战的战斗意志，因

为，要破毁和改造铁屋子的现实，除了依赖铁屋子里越来越多的人的觉醒，没有另外的捷径可走。世间本

没有救世主，要使铁屋子里的麻木的人民摆脱悲惨的奴隶的处境和命运，除了他们自己觉醒过来，自己拯

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没有另外的捷径。

第四、从这段文字中，我们还发现，当鲁迅确立了人道主义文化理想，并且用这种文化理想观照

铁屋子的现实的时候，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以及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的感悟焦点，是现代中国铁屋子

里同胞灵魂中沉重的奴隶意识。

没有人道主义理想的观照，没有把人真正当人看的真诚和炽热，是不可能发现铁屋子里同胞沉重

的奴隶意识的。毫无疑问，以鲁迅式的幽默揭示的国人的沉重的奴隶意识，是这段文字最引人注目的所在。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只有把握了这个最引人注目的所在——我们国人灵魂中的奴隶意识，我们才可能真正

理解《呐喊》《彷徨》。于是，不仅在创作《怀旧》时王翁和李妪形象中好象模模糊糊感觉到、却又把握

不住和表现不出来的东西，现在豁然于心了，而且，这种豁然于心的感悟，激发了鲁迅创作小说热情，他

那潜在的小说艺术家的天才，也迅速发挥出来、发展起来。我们可以想象，也许就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

《阿Q正传》就已经开始酝酿，并且渐渐烂熟于心了。鲁迅说过，“阿Q的影像，在我心中似乎确已有好

几年了”（9），《阿Q正传》一开头也说“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

综上所述，发生于启蒙运动初期的鲁迅思想的这次变迁，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变迁，标志着鲁迅经

过20年的上下求索，终于完成了他的文化选择。从此，鲁迅终于确定了他作为文化战士和文化思想家的战

斗的目标：结清旧账，认清现实。鲁迅从他的生命对铁屋子现实的体验和感悟出发，以他深刻而独特文化

自省精神，用人道主义理想观照、评判、反思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又以他对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

评判和反思，深化他对现代中国铁屋子的文化现实感悟。结清旧账和认清现实，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互

相推进，互相深化，使鲁迅无论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的认识，还是对铁屋子现实的感悟，都显示出同时代的

远未能令鲁迅满意的现实主义艺术追求，创作了《呐喊》《彷徨》，用小说艺术表现他对现代中国铁屋子

现实的天才的感悟、认识和发现，并且越来越深刻地倾注进他的生命对现代中国铁屋子的独特的体验，从

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

周树人终于成为鲁迅。

我们认识自己了吗？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之一

一

人很难认识自己。人们的灵魂世界不时萌发出种种意念和感情，或美好，或丑恶，或善良，或残

忍……不管萌发的时候是朦胧的还是清晰的，倏忽的还是持久的，淡淡的还是强烈的，都可能不是被繁忙

的人生日常生活所淹没，就是被随后纷至沓来的新的意念、感情所掩盖。人们往往总是被现实生活的利害

得失所驱使，无暇审视自己，即使审视了，也很难达到意识和感情的深层，更不用说潜意识的深层了。至

于人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就更不可能了。审美的主体和客体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才可能产生美感。

人无法使自己和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把自己当作审美的客体。

中国人尤其不容易认识自己。我们已经在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生活了几千年了，而

在这几千年中，铁屋子越来越富于弹性，越来越坚不可摧，越来越呼吸不到外部的新鲜空气，铁屋子凝固

不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早已熔铸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灵魂中了，仿佛人就是这样，一切都仿佛

与生俱来，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载道文学对我们的灌输、教诲，更使我们无法认识

自己的性格、处境和命运，特别是当传统封建文化从宋代开始显露出停滞的迹象，到明代、清代陷入严重

停滞的时候，儒教的载道文学，在儒教宗教浪漫主义瞒和骗的大泽中越陷越深，病入膏肓，我们再也不能

正视现实，再也不能正视自己，只能“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现在，经历了太漫长的停滞以后，启蒙运动爆发了，我们的文化终于开始裂变，开始转型。铁屋

子同胞中少数优秀文化分子——启蒙运动的先驱们，从铁屋子千年的昏睡中，开始觉醒过来，发出了破铁

屋子的划时代的呐喊，终于也“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终于挣扎着迈出蹒跚

的脚步，晃晃悠悠走向艰难的新生。这时候，我们多么需要一种和传统的载道文学截然不同的新的文学，

能够使我们从中认识和鉴赏我们自己——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命运！

鲁迅以天才小说家的敏锐灵魂，感悟并且把握住小说艺术的认识自我和鉴赏自我的艺术功能，自觉

地选择了现实主义艺术观。鲁迅对铁屋子里的中国人在愚昧迷信和奴隶意识的麻木中，人的意识迟迟不能

觉醒、不能把自己当人看、也不能把同胞当人看的中国现代铁屋子的现实，感悟太深刻了。经历了前半生

25

上下求索，鲁迅终于认识到，要破毁铁屋子，要改造中国，除了铁屋子里昏睡的同胞的觉醒，别无他途可

供选择。于是，他把他的整个生命，全部思想家、艺术家的天才和破毁铁屋子的激情，都凝聚在一个点上：

让中国人、让铁屋子里昏睡的同胞认识自己，不满自己，反省自己。这是觉醒过来走向新生的第一步。鲁

迅写道：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1）

正是出于这种深刻的文化自省精神，鲁迅冷静而清醒地分析了赞场中国传统文化和反对亚洲欧化（更

确切地说，是改变亚洲文化的停滞、僵化，便亚洲人的自我解放历程赶上欧洲人）的外国人。鲁迅写道：

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

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

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

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欧化。这些都可憎恶。（2）

鲁迅的这种文化自省精神，就是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鲁迅式的爱的独特的表现方式。鲁迅对中国

进入现代的人的社会的期望越是殷切，越是真诚，他就越是感悟到现代中国铁屋子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他对一切或盲目、或天真、或居心叵测的形形色色的国粹主义者，就越是反感和深恶痛绝。

鲁迅一再申明，他的创作是为了“揭出病痛”——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奴役造成的精神创伤即中

国国民劣根性，“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鲁迅的创作注意力和激情，就凝聚在一切妨碍铁屋子里的中

国人灵魂里的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奴役积淀起来的沉重的精神创伤的揭露上。在现代文化理想——人道主

义的理性精神的烛照下，鲁迅以他天才的感悟力和洞察力，发现并且揭示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精神奴役

在中国人的灵魂中积淀起来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创伤，使我们国人的灵魂还滞留在铁屋子中世纪式的黑暗

里，这是我们建设现代的“人”的社会最大障碍。

对20世纪裂变和转型中的中国文化来说，对开始摒弃传统的神的文化时代、开始创造现代的“人”

的文化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呐喊》《彷徨》系列小说的精湛而冷峻的现实主义所展示的艺术画卷，是鲁

迅奉献给我们民族的20世纪现代中国铁屋子的文化感悟录。

我们认识这份弥足珍贵的感悟录的意义了吗？

二

我们已经说过，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包括《药》《孔乙己》《明天》《风波》《故乡》

《阿Q正传》《祝福》《离婚》等杰作中创造的华老栓、华大妈、阿Q、小D、王胡、七斤、七斤嫂、八一

嫂、单四嫂子、蓝皮老五、闰土、杨二嫂、祥林嫂、柳妈、灰五婶、方头、庄木三、爱姑等人物形象，还

26

包括《狂人日记》和《长明灯》创造的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群像。进入20世纪，科举制度已经永远被废除，

孔乙己已经没有任何可能进入铁屋子的上流社会，只能混在短衣帮里、站在咸亨酒店柜台前喝酒了；孔乙

己也应该属于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了。

这个形象系列，是鲁迅小说中最早引起文坛关注和探索的形象系列，也是最早给鲁迅带来小说大师

荣誉的形象系列。1921年底，《阿Q正传》还在《晨报副刊》是连载，阿Q形象的意义就成为文坛关注的

热点；从那时候起，大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形系列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学术界对

这个形象系列的研究和探索，比起对觉醒者形象系列的研究和探索要好得多。可以说，这个形象系列是鲁

迅小说中被探索、评论和研究最多的，也是最富于成果的。然而，这并不等于由此就可以断言：我们已经

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了鲁迅在这个形象系列形象的主要底蕴了。

鲁迅创造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是要表现铁屋子下层社会的不幸，这种不幸，也正是中国整

个民族的不幸。

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就是“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

年”（3）的沉默的国民大多数。鲁迅知道，要创造这样的沉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

不仅因为创造这样的形象，在中国此前的文学史上没有可供借鉴的艺术经验，而且还因为，“我们究竟还

是未经改革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4）。鲁迅创造这样的形象的困难所在，同样也正是我

们认识和理解这些形象的困难所在。

鲁迅在世的时候，表现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的小说中，《阿Q正传》是评论和探索最多的。然而，

由于评论家们对铁屋子认识，很难达到鲁迅的深度和广度，鲁迅生前曾多次流露出对评论家们评论《阿Q

正传》的不满，慨叹评论界并不理解《阿Q正传》。

《阿Q正传》问世三年后的1925年5月，给俄文译本《阿Q正传》作序的时候，针对小说《阿Q正

传》后的各种评论，鲁迅说：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态的，也有以为

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5）

在这里，鲁迅否认了评论家对《阿Q正传》的各种谴责和误解，诸如“《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

实的传记”呀，“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人生也带点病态”呀，“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处可

以碰见……至于阿Q，更要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呀，“《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因为他多是反语，

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6）呀，这些评论，竟至于使鲁迅“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了。鲁迅当然知道自己心里并没有藏着什么可怕的冰块。这是怎样的被人误解的无奈呵。

1936年7月，鲁迅去前三个月，还不无遗憾地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

能了解者不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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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寂寞的。这原因就是，和鲁迅同时代的评论家对铁屋子的认识深度未能达到鲁迅的深度和

广度，他们对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灵魂里的痼疾的认识，也很难达到鲁迅浓度和广度。

三

鲁迅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不断神化鲁迅，另一方面，从40年代开始，人道

主义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视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主流学术界对铁屋子的认识，与鲁迅对铁屋子的揭露

和批判大相径庭。于是，主流学术界探索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的视觉焦距，和鲁迅观照这个形象系

列的视角就不能不南辕北辙了。

从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神化鲁迅运动的持续加温，主流学术界也逐渐形成了解读鲁迅小说

的主流模式：把鲁迅小说强行纳入阶级斗争理论框架，只对鲁迅小说的人物作简单的阶级鉴定。在分析昏

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时，只是片面地抓住鲁迅小说的个别细节，给人物形象作阶级鉴定，对小说蕴含

的文化批判的底蕴，或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甚至谁提了，就会遭到主流学术界的群起而攻之。毫无疑

问，这是对鲁迅小说研究的误导。到了50年代，把鲁迅小说纳入阶级斗争理论框架，只对小说人物作简单

生硬的阶级鉴定，成了鲁迅小说研究的一统天下，谁敢稍有偏离，就要遭到主流学术界的共同付伐。50年

代后期，关于阿Q形象的学术争论，似乎只是阿Q是先进农民（雇农、革命先锋），是落后农民，还是普

通农民？

把鲁迅小说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只对小说作简单生硬的阶级鉴定，是出于某种狭隘的政治

需要强加给鲁迅的，是小说主流意识形态神化鲁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真实和真实感，是鲁迅小说唯一的艺术追求。《呐喊》《彷徨》的

现实主义艺术画卷中，毫无疑问有阶级和阶级对立描述，例如，赵太爷打了阿Q一个耳光说，“阿Q，你也

配姓赵吗？”阿Q就不敢姓赵了，例如，祥林嫂到鲁四老爷家做女佣，一个女人做两个男人的力气活，日

夜不停操劳……然而，正如在人的生活中，阶级斗争远远不是《呐喊》《彷徨》展示的全部生活内容，更

不是主要的生活内容。

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强加给《呐喊》《彷徨》，我们如何理解《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子，

年纪轻轻就守寡了，然而，只要宝儿活着，哪怕日夜操场劳，她不仅不觉得苦，而且还满足到，“真是连

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活着”？从阶级斗争观点，我们如何理解祥林嫂到四婶家做了女

佣，一个女人做两个男人的重活，受的剥削可够惨了，然而，祥林嫂反而胖了，脸也白了，露出微笑了？

从阶级斗争观点，我们如何解释阿Q在土谷祠里做的革命畅想曲？阿Q幻想革命了，他就获得了未庄人生

杀予夺的大概，准备大开杀戒，第一个要杀的是小D，然后才是赵太爷和王胡，怎么解释？后来，阿Q想到

要让小D搬东西，才免邓一死，留下搬东西，也是“搬得不快打嘴巴”，怎么解释？所有这些，大概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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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视而不见，或牵强附会，或强辞夺理了！

《呐喊》《彷徨》人的生活的底蕴，比阶级斗争理论框架更复杂、更丰富、更深刻。创作《呐喊》

《彷徨》的鲁迅，不是阶级论者。鲁迅并没有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观照20世纪初中国现代铁屋子的人生，

这是显而易见的。创作《呐喊》《彷徨》的鲁迅，是启蒙主义先驱，是文化战士，他的战斗和创作，目的

十分明确：通过启蒙运动引发中国文化的裂变，也即唤醒铁屋子里昏睡的同胞，起来破毁铁屋子，摒弃奴

隶文化，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即“人”的文化时代；鲁迅从人的意识和人道主义文化

理想，观照20世纪初铁屋子，透视铁屋子里昏睡的同胞的灵魂，为此，鲁迅把他全部的创作热情凝聚在揭

露铁屋子里同胞灵魂里封建专制文化奴役的精神创伤上，“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总之，一句

话，我们只能从铁屋子意象出发，来探索《呐喊》《彷徨》，认识《呐喊》《彷徨》系列小说创造的昏睡

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深刻而丰富的底蕴。

晚年的鲁迅，确实在理性上接受了阶级论，文艺思想和创作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3年，

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写道：

但我也久没有做小说了……我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

写新的不能，写旧的不愿。中国的古书里有一个比喻，说：邯郸的步法是天下闻名的，有人去学，竟没有

学好，但又已经忘了自己原先的步法，于是只好爬回去了。

我正爬着。但想再学下去，站起来。（1）

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我们寻味：第一、晚年的鲁迅确实接受了阶级论，也想写小说，然而，鲁迅

既然把此前的《呐喊》《彷徨》称为旧的小说，而把他想写而没有写的小说称为新的小说，因此用晚年鲁

迅“新”的思想去解读“旧”的《呐喊》《彷徨》是不科学的。第二、晚年的鲁迅确实想适应无产阶级革

命文学的新潮流，创作不同于《呐喊》《彷徨》的新的革命小说，然而，邯郸学步，没有学成，鲁迅终于

没有“站起来”，没有写不同于《呐喊》《彷徨》的新的革命小说。

必须指出的是，既然鲁迅没有“站起来”，任何关于鲁迅“站起来”——写成无产阶级革命小说

的想象，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反，我以为，如果能够深入地探索和分析鲁迅为什么终于没有“站起来”—

—创作出无产阶级革命小说，也许倒是更发人深省，更耐人寻味。

四

主流学术界在分析鲁迅对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系列形象的感情和态度的时候，有一句广为流传而且

极为概括的评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句评语，与强加给《呐喊》《彷徨》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框

架恰好相契合，大半个世纪来，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学术界的共识。进入新世纪了，也依然是学术共识。所

有作为大学文科教材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差不多都是这样写的，大学教师在讲坛上差不多

也是这样说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也都是这样写的，中学语文教师在课堂上也都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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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认识的一个总体性的误导。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出于鲁迅青年时代的文学论文《摩罗诗力说》。在介绍和阐释裴伦（拜

伦）时，鲁迅是这样写的：

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

烈火之中，重独立而自繇，苟奴仆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2）

我们当然可以把青年时代鲁迅认定的拜伦对奴隶的感情和态度，看作是青年时代鲁迅对奴隶的感

情和态度。于是，问题出来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解读鲁迅自己的作品，怎么会是误导呢？

是的，我以为，毫无疑问，这是误导。为什么是误导？因为，这是鲁迅青年时代说的话。写《摩

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的鲁迅，我在第二章“文化选择”里已经分析过，文化虽然激进，热血蒸腾，

充满反抗精神，然而，由于带着现代主义色彩，对中国文化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最需要的启蒙主义思想，心

存怀疑，因此，鲁迅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认识就显得模糊；青年时代的鲁迅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化思想

家。“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所表现出来的对奴隶的感情和态度，正显示了鲁迅青年时

代的文化思想还不成熟。用还不成熟的青年时代鲁迅的思想观点，作为解读鲁迅成熟时期的创造的艺术形

象底蕴的重要依据，本身就意味着无视鲁迅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过程，是不科学的，当然可能成为一种

误导的。

青年时代的鲁迅同情奴隶们——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的不幸，急切地希望奴隶们起来反抗。然而，

奴隶们真正的不幸在哪里？奴隶应该起来争什么？青年时代的鲁迅的认识还颇含糊。1911年底在辛亥革命

高潮中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两个小说主人翁——王翁和李妪，创造的失败，就是说明。对此，

我在第二章“文化选择”中已经作了分析。

成熟时期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应该成熟时期的鲁迅的思想观点来阐释，这样才不至于误解鲁迅赋

予艺术形象的底蕴。

“哀其不幸”。

对“哀其不幸”的“不幸”的解释往往是浅层次的，而且可以轻易地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

例如，论者们在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中，轻易地找到鲁迅不时捎带几笔，表现闰土们、祥林嫂们的

一种满足。单四嫂子年纪轻轻就守寡了，生活够惨了吧？然而，只要宝儿活着，单四嫂子就不会感觉到自

己生命的悲惨，相反，她日夜纺纱，却很满足。祥林嫂如果能长期在鲁四老爷家做女佣，也同样感到满足。

如果不闹了恋爱悲剧，没有人雇阿Q打工而生计成了问题了，阿Q对自己的生活本来也是挺满足的。所有

这些，都远远超出“不幸”的范畴了，能简单地说是“哀其不幸”吗？

鲁迅生前在谈到《阿Q 正传》改编电影问题时指出：

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

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3）

鲁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创作《阿Q正传》，“实不以滑稽和哀怜为目的”。“滑稽”，是专

就《阿Q正传》而论，我们留待后文分析阿Q形象的时候，再来计论。“哀怜”，就是“哀其不”的“哀”。

鲁迅自己明白无误的声明，他创作《阿Q正传》， "实不以……哀怜为目的”，也就是实在不是为了“哀

其不幸”。《阿Q正传》“不以哀怜这目的”，《药》《明天》《风波》《故乡》《祝福》就以“哀怜为

目的”了？也不是。“不以哀怜为目的”，毫无疑问适用于整个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

当然，也不能据此断定鲁迅对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没有任何“哀怜”的意思。鲁迅的意

思只是说，浅层次的“哀怜”或者“同情”，不是他创造阿Q形象的主要目的。因此，用“哀其不幸”概

括鲁迅的感情和态度，至少是传达出鲁迅的主要的感情和态度。

至于主流学术界分析说，鲁迅赞赏阿Q们和祥林嫂们的勤劳、善良，就更和鲁迅的原意大相径庭了。

因为，鲁迅用毫不含糊的艺术形象，揭示了阿Q们和祥林嫂们的勤劳、节俭、善良，只是出于愚昧，只是

对封建专制文化的一种供奉，仅仅只是使他们具备了做一个好奴隶的条件，距离做稳了奴隶尚且还很远，

更不用说距离做“人”了。

在鲁迅看来，阿Q们和祥林嫂们肉体上的悲惨，也还不是他们最悲惨的。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

系列毫不含糊地启示我们，昏睡的国民大多数还有另外的最大的不幸。正是这另外的最大的不幸，重压着

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无法沐浴20世纪现代文化的曙光，也就不可能过上合理的幸福的现代“人”的生活。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学术界强行把《呐喊》《彷徨》纳入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谈论

“哀其不幸”的时候，只谈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谈得最少的，或者避而不谈的，

恰恰是鲁迅认为昏睡的国民大多数最大的和真正的不幸之所在：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人”的价格、“人”

的权利。

“怒其不争”。

断言鲁迅笔下的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系列不抗争，不符合《呐喊》《彷徨》的实际的艺术存在。昏

睡的国民大多数有的时候是争得很厉害的。

《风波》里的七斤嫂是挺会争的，她和婆婆九斤老太天天争，争的是她女儿六斤，生下来用的秤

31

是十八两秤，还是十六两秤，是六斤还半是七斤。和八一嫂争的是，在七斤被革命党剪了辫子的时候，她

有没有说过“（男人）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因为八一嫂的话触到了她的痛处，她还不惜借女儿六

斤发难，恨棒打人。

阿Q对于事关自己面子上的事情，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哪怕是十分可笑的，也争得很厉害。他和

王胡争谁的虱子多、虱子壮、虱子咬得响，失败了，还不惜和王胡打一架。小事情争，大事情更是争得厉

害。革命来了，他看见赵太爷们和未庄鸟男女们慌张起来，就以为是机会了，就想造反，甚至幻想天翻地

覆，取主子而代之，取得对未庄所有的鸟男女生杀予夺的大权，都上未庄的土皇帝呢。

祥林嫂是个最老实最木讷的女人了，然而，对于不让她做个好寡妇，争得更是出格。在花轿上一

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出了轿，两个男人和他的小叔子按着也拜不成堂，还以死抗争，

一头撞在香案角上，额头上撞出个大窟窿，血流满面，还哭骂不止。

《离婚》里的爱姑，不肯轻易和姘上了小寡妇的小畜生（丈夫）离婚，叫来夫家六个身强力壮的兄

弟，拆了夫家的灶，还不肯善罢甘休，即便是有钱有势的慰老爷调解，也不肯卖嶷，非要闹得小畜生、老

畜生（公公）走投无路家败人亡……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不是不争，而是他们争什么，没有争什么。

40年代以来，主流学术界大谈阿Q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要求，大谈祥林嫂的宁可一头撞死的反抗精神，

似乎这就是鲁迅期望的阿Q们和祥林嫂们“争”，似乎使鲁迅“怒”的只是阿Q们和祥林嫂们这样的“争”

太少了。这是对鲁迅的歪曲。阿Q的革命只是实现“彼可取而代之”的传统的野心，只是想借着革命，使

自己从奴隶摇身一变，成为未庄的土皇帝。祥林嫂的反抗，只是用死来表明自己恪守封建礼教，“饿死事

小，失节事大”，宁死也要做个守节的好寡妇。在鲁迅看来，阿Q 和祥林嫂的“抗争”，虽然形式不同，

却只是表明他们灵魂里病入膏盲。现代中国的铁屋子，是不会因为阿Q们和祥林嫂们的这种“抗争”而被

破毁的。鲁迅从来没有鼓励过阿Q式的和祥林嫂式的“抗争”，更不会因为这种“抗争”太少而“怒”，

相反，鲁迅最心寒的，正是这种“抗争”。这样的抗争越多、越激烈，表明奴隶意识越沉重。

如果说，用“哀其不幸”概括沉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的底蕴和鲁迅的态度，还有一部分是说

的，只是导致对这个形象系列底蕴理解的模糊的片面，那么，用“怒其不争”概括沉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

的底蕴和鲁迅的态度，就很不确切了。

“怒其不争”的论者们，往往很少提到鲁迅希望阿Q 们和祥林嫂们的另一种“争”：“中国人向来

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的“争”。对阿Q 们和祥林嫂们不争“人”的价格，鲁迅表现出来的感情是沉

重的悲哀，是深广的忧愤，是急切而又无奈的期待，而不可能是简单的“怒”，用简单的“怒”，表现鲁

迅的感情和态度，至少也是用词不当。

五

32

《呐喊》《彷徨》系列小说创造的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不朽奉

献，也是鲁迅留给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遗产。在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中，鲁迅所表现的，主要是什么？

什么才是这个形象系列真正的主要底蕴？“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在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形象

系列中，鲁迅主要揭出了什么样的病痛？昏睡的国民大多数为什么会沉入千年的昏睡？什么才是昏睡的国

民大多数最令鲁迅痛心疾首的痼疾？这是我们认识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第一、沉重的奴隶意识。第二，昏乱巧滑的思维定势。这是鲁迅发现并且

揭露的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灵魂里的主要痼疾，也是这个形象系列的主要底蕴。

本编在简述对我们的学术界探索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现状后，将先就这个形象系列所揭示

的沉重的奴隶意识和昏乱巧滑的思维定势，分别作总体的阐释，然后，就鲁迅表现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

的三篇力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祝福》，分别作深入的个例探索。

鲁迅发现、并且以非凡的睿智和勇气揭露了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精神奴役后，我们国人

灵魂里积淀起来的深刻的精神创伤，正是因为鲁迅为对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的觉醒和起而争取“人”的权利，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抱有殷切的期望，因为鲁迅确信：

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4）

沉重的奴隶意识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之二

一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掀起一股文化热。进入90年代，中西文化比较，成了学术研究

的热门话题。近些年来，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比较中，有一种广为流行、因此也是极为有害的论调：西方文

化价值观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东方文化，也即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的价值观核心是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牺牲个人幸福，成就集体幸福，多美妙呵！而个主义，从上个世纪40年代开始就是

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最危险的敌人，它早已经被歪曲和丑化成最恶毒的妖魔了，即所谓个人主义是腐朽没

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核心，是万恶之源，中无产阶级的死敌。单是一个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中西文化

的孰优孰劣，已经昭然若揭，再黑白分明不过了。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儒教文化，就是世界的救星了！我们当然完全可

以由祖宗已经给我们争来的荣光而无比自豪了！

可惜的是，这种论调——作为东方文化、即儒教文化价值观核心的集体主义，不过是东方文化、

也即儒教文化的奴隶主义的一种冠冕堂皇的现代包装。

首先，什么是儒教的“集体主义”？儒教的“集体”是什么？是家族、社稷、国家。然而，在中

33

国几千的封建历史上，无论是家族，还是社稷、国家，都是按照封建礼教、按照儒家的伦理纲常运转的。

在“家族”、“社稷”、“国家”这个“集体”里，有严格的奴隶等级制度，奴隶们都要按照生下来就注

定好的尊卑、贵贱、长幼、男女的定位，扮演自己的角色，或无止无休地奉献自己、牺牲自己，或无止无

休地索取别人的奉献和牺牲。在这个“集体”里，个体与个体之间，成员与成员之间，与生俱来就是不平

等的。索取的可以没完没了、不择手段的索取，直到索取了奴隶们的生命；奉献的永远只能奉献，直到奉

献了自己的生命。奴隶们的奉献和牺牲，只是为了让主子穷奢极欲。

“社稷”是皇帝家族的社稷，“国家”是皇帝的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所有平民百姓，都是皇帝的奴隶，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

《说文解字》解释道：“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天下是刘汉的天下、李唐的天下、赵宋的天

下、朱明的天下、爱新觉罗的天下。天下从来就不是奴隶们自己的天下。天下从来就不是“集体”所有的。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皇帝的奴仆。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

又是他们以下的奴才、仆役和百姓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如华老栓

们、阿Q们、祥林嫂们，就世世代代只有做奴隶的份儿。他们从来没有过天下，他们从来只是奴隶。

蒙。启蒙运动先驱们把国人灵魂中积淀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生、进入现代的人

的社会的最严重的障碍。陈独秀说：“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慕以共和，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

与之膏炬，适无异于增扰耳。”（1）为什么民无建国之力？启蒙运动先驱们认为，国人灵魂里积淀了几千

年的沉重的奴隶意识，是他们“人”的意识觉醒的最大障碍，也是启蒙运动的最大难点。为此，陈独秀在

《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发刊词《敬告青年》，向青年们提出的希望中，第一点就是：“自主的

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其指向，就是国

人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

当鲁迅文化思想成熟了，完成了他的文化选择，确立真诚炽热的人道主义理想——把自己真正当

人看、也把同胞真正当人看，也就把人道主义理想作为观照和感悟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和20世纪初中

国社会现实子的参照系统，也就形成了他对20世纪初现代中国社会独特的宏观认识和把握：铁屋子意象。

从人的意识观照、透视铁屋子，也即用人道主义视角观照和透视铁屋子，这是一种崭新的观照，崭新的视

角，和几千封建传统文化中把人看作神、圣人的奴隶、神和圣人的意志——伦理纲常的符号，截然不同。

于是，青年时代困扰着鲁迅，使鲁迅无法进入创作状态的模糊不清，骤然之间烟消云散、豁然开朗，他发

现了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灵魂里的奴隶意识。于是，他的天才的文化洞察力和小说家的天才感悟力表现力，

也迅速成熟起来。鲁迅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只是两个时代的死循环圈：“一、想做奴隶而不

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争过“人”的价格，他们受的封建专制文化奴

役最深，他们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自然也沉重到甚至连他们自己都觉察不到：好象中国人就是这样的。

几千年病入膏盲，每个人都这样，一代代都如此，也就不觉得自己有病了。

远远还不能说已经深刻到如鲁迅所感悟那样的深度了。

鲁迅在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中揭示的丰富复杂的奴隶意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怎

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鲁迅在《呐喊》《彷徨》的系列小说里，所揭露的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的灵魂里

沉重的奴隶意识，有非常丰富复杂的内蕴，分析起来，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这三个层面难分难解地互

相纠缠在一起，构成铁屋子同胞的奴隶意识复杂的内蕴。

一、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也从来不想争“人”的权利，总是把

做稳了奴隶视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满足。为了能做稳奴隶，为了显示自己是忠诚的好奴隶，他们都是“暴

君的臣民”，往往显得比暴君更暴，他们的灵魂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息。

二、根深蒂固的奴隶的等级观念——奴隶心中的谱。对主子和等级比自己高力量比自己强的奴隶，

逆来顺受；只要有机会，就要欺侮一下地位比自己低力量比自己弱的奴隶。奴隶们最缺乏的是平等观念。

三、奴隶们也反抗，有时还反抗得很激烈。奴隶的反抗有两种。正常情况下的反抗，是因为主子

或其他奴隶冤枉他们，说他们不是好奴隶，或不让他们做好奴隶。在特定而偶然的情况——几百年出现一

次——下，即奴隶们既被逼上绝路、却又碰上主子的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反抗了，这种反抗只是主

奴易位，即奴隶们意识深层潜隐着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浮上表层，实现自己做主子、做土地皇帝或

皇帝的梦想，并且开始奴隶的报复，把自己做奴隶时受的种苦楚和屈辱，变本加厉加在前主子和其他奴隶

们身上。

二

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也从来没有争取到“人”的价格，他们总

是把做稳了奴隶视为自己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主子做的事情，不管做得怎样，他们总是拥护；主子说的话，

不管说得怎样，他们总是奉若圣旨。不仅如此，他们还总是千方百计使自己保持做好奴隶的资格，处处显

示自己是忠诚于主子、备受主子恩宠的好奴隶。只要做稳了奴隶，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只有处于想做奴隶

而不得的困境了，他们才紧张害怕起来，才惶惶不可终日。

夏瑜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一句话，凝聚着觉醒者的现代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理

想。然而，铁屋子里的昏睡者们，从康大叔、华老栓到茶馆里每一个茶客，都认为这不是人话，是发了疯

了！杀头自然也是咎由自取了。在他们看来，能够做大清帝国安分守己的臣民，享受皇恩浩荡，已经够幸

福了。说“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不是自己找死，还做得稳奴隶吗？于是，大家都去围观说这话的夏

瑜被杀头，还唯恐看不真切，分享不到血腥的快意，一个个“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

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封建统治者希望他的臣民去刑场围观，使处决革命者的刑场，起到杀一儆百、杀

鸡给猴看的震慑作用，使江山永远是爱新觉罗氏的江山。奴隶们热心而不遗余力地围观杀革命党，如阿Q

似的充满快感、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地描摹杀革命党壮观场景，则是为了显示他们自己和革命党的区别，显

示他们自己是安分守己的好奴隶，并且感觉着自己已经做稳了奴隶。

至于夏瑜的母亲夏四奶奶，则处于一种极端矛盾的心情里。一方面，自己的儿子既然是杀头犯，

自己也就失去了好奴隶的资格，她为此羞愧，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另一方面，她更疑心儿子是被“他们坑

了”的，是冤枉的，儿子死不冥目，她自己失去做好奴隶的资格，就自然也是冤枉的。夏四奶奶看到儿子

坟上的花环后，《药》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他想了又想，忽又流下泪来，大声说道：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他四面

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时的枯枝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

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

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这就是说，如果儿子真的说了“大清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那样大逆不道的话，做了那样大逆不道

的事，她也就只剩下羞愧的份了！羞愧，显示着她自己仍然是或者希望是一个好奴隶。

真的，大清天下是爱新觉罗氏统率八旗兵打下来的，是从朱明皇朝手里、李自成手里从夺取过来

的，大清天下自然是爱新觉罗氏的，怎么会是我们大家的呢？在铁屋子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中，天下从

来就不是我们大家的，而只是刘汉的天下、杨随的天下、李唐的天下、赵宋的天下、朱明的天下……造反

的时候，各路“英雄”逐鹿中原，玩弄种种权术，种种阴谋诡计，也只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

天下”。这样的时候，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就连性命都朝不虑夕，为想做奴隶而不得而惶惶不可终日，待到

几百年出一个政治天才、军事天才——真命天子，荡平了各路“起义”的“英雄”，把天下打下来了，昏

睡的国民大多数也就做稳了奴隶了，跪下来感激皇恩浩荡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有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非份

之想呢？就是这种几乎一成不变地延续了几千年铁屋子的专制文化传统，在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的灵魂里积

淀起如此沉重的奴隶意识。

《明天》里的寡妇单四嫂子，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自己当人看，从来不想争“人”的权利，她只是封

建伦理纲常的一个可怜的符号。她是个女人，女人附属于男人。男人死了，尽管她年纪轻轻，还有很强的

生命欲望，蓝皮阿五调戏她占她的便宜，她“便觉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就是

证明。然而，她却一心一意做个好寡妇，她就靠自己的一双手，纺出的棉纱来养活只有三岁的儿子宝儿。

只要儿子还在，这种“未亡人"的生活，就过得有滋有味，“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有意思，寸寸

都活着。”铁屋子的愚昧、迷信断送了宝儿的生命，她的生活中就只有沉重的悲哀和凄凉。她为“集体”

——铁屋子的牢固，付出了她的全部牺牲，“集体”给了她什么？这就是东方的“集体主义”。

祥林嫂的全部生命历程，可以说就是为了“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历程。可惜的是，她既然再嫁过男

人，就别指望能“时做稳了奴隶”了。祥林嫂是一心想做个好寡妇的。先是以她的“安分耐劳”，几乎“争”

到做好寡妇的权利了。

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

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

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

脸上也白胖了。

她为这个“集体”付出了全部的勤劳，牺牲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全部欲望和幸福，从来不想自

己也有做和男人平等的“人”的权利，她好象做稳了奴隶了。然而，这种做稳了奴隶的幸福竟是这样的短

暂，她婆婆把她卖进山里给贺老六做了媳妇。她知道这是犯了寡妇不能再嫁的天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她知道从此她将失去做个好奴隶的资格。她拼死反抗了，只是没有成功。偏偏贺老六又死于伤寒，她再度

到四婶家做女工，就只能成为铁屋子里麻木的人们“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她还想以向土地庙捐一

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换回自己做好奴隶的权利。然而，

她既然触犯了铁屋子的天条，就注定得不到饶恕。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祥林嫂，只能把自己鲜血淋漓的

肉体和灵魂一起做了祝福大典最悲惨的祭品。祥林嫂向这个“集体”奉献了什么，这个“集体”又回报了

她什么？“东方的集体主义”可爱在哪里呢？

《故乡》里的“我”和闰土，童年时代越过尊卑贵贱的文化规范，结下的活泼纯洁的友谊，然而，

这只是孩提时代的例外。到成年了，这种友谊就应该按文化规范自动消失。多少年后，成年的闰土再见到

“我”时，就自觉以“老爷”相称，要他不称“老爷”，反而变成“这成什么规矩”了。好奴隶们对奴隶

的规矩，从来都是自觉恪守的。如果没有童年时代天真纯洁的友谊，也就算了，称“老爷”就称“老爷”，

铁屋子里几千年中，人与人就是这样被分隔开来的。然而，有了童年时代那段天真纯洁的友谊，再称“老

爷”，就越发显出铁屋子的悲哀了。童年短暂的天真活泼和纯洁的友谊，好象一个倏忽的梦，在绝无窗户

而且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在铁屋子的文化氛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铁屋子铸成

了成年闰土的麻木、愚昧和迷信，闰土只想做个规规矩矩的好奴隶，虽然，他碰到的童年伙伴，已经是铁

屋子的觉醒者，把童年的伙伴称他为“老爷”，视为人生最大的悲哀，闰土却坚持以“老爷”相称。这就

使我们想起鲁迅那段幽默的份量：“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

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其主顾……”

《风波》是揭示昏睡的国民大多数灵魂里沉重的奴隶意识的杰作。

《风波》描述的，是一个江南水乡临河边上黄昏中最寻常的晚餐场景。晚餐以九斤老太的牢骚“一

代不如一代”和七斤嫂的辩解开始。九斤老太的牢骚和七斤嫂的辩解，也许从六斤生下来那一天就开始了，

而且在《风波》以后的漫长日子里还将继续下去，只要九斤老太不死，七斤嫂还没有成为九斤老太。一代

不如一代，现在不如过去，这是浸透了奴隶意识的人们的普遍心态，特别在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的

脑海里充满了昔日做稳了奴隶的“幸福”和“荣光”，而奴隶的痛苦和屈辱却忘得一干二净。

这顿晚餐和以往、以后所不同的，也就是使这顿最寻常的晚餐变成一场轩然大波的，是七斤说了

从咸亨酒店听来的一句话：“皇帝坐了龙庭了。”因为他在城航船听到张勋带辫子兵进京复辟、宣统皇帝

又坐了龙庭的消息。这是风波的触发点。触发起来的轩然大波，则是人们灵魂里的奴隶意识。

泼辣而快嘴快舌的七斤嫂的反应来得真快：“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这是可以

做稳了奴隶、过上奴隶的好日子的快意。铁屋子里善良勤劳的人们，一辈子不就盼望有个好皇帝？皇帝坐

了龙庭，从此天下又是太平盛世，能够享受皇恩大赦了，不就是从此可以做稳了奴隶了吗？可惜七斤的辫

子在航船进城里时，让革命党强行剪了，坐了龙庭的皇帝要辫子，七斤嫂和七斤突然觉得事情不妙：有想

做奴隶而不得的危险了。赵七爷穿着轻易不穿的竹布长衫出现在土场的餐桌旁，仿佛使做奴隶而不得的危

险迫在眉睫。赵七爷一席声色俱厉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议论，陡然使七斤和七斤嫂仿佛受了

死刑宣告似的。死刑的危险和悲哀，使“农家乐”的晚餐气氛骤然变得无比沉重。在沉重的沉默中，小说

再次扬起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牢骚，而且牢骚内容又有新增添：“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

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从前的长毛，这样的吗？”

鲁迅真是悟尽了铁屋子的“绝无窗户”和“万难破毁”！小说是用一种诙谐、幽默的调子展开描

述的，可是在调侃的微笑掩饰下，鲁迅的心是怎样沉重、苦涩呵！

阿Q只要有土谷祠可以栖身，只要有人叫他打短工能填饱肚子，只要做稳了奴隶，也就心满意足

了。更何况，有的时候，他还能以他的奴隶的生存智慧，沾得一点主子的荣光，使自己的奴隶地位显得更

稳固些。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 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

的说，这于他也很光荣，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其时几个旁听人

倒也肃然起敬了。

奴隶们要想自己的奴隶地位显得更稳固，终南捷径就是叨一点主子的光，沾一点主子的便宜，如

阿Q似的，宣布自己是主子的本家。虽然给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巴，阿Q是不敢姓赵了，然而，他的目的还

是达到了， "果然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为什么？“这可难解，穿凿起来说，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出于奴隶意识的趋势附炎，也可以慨叹为世态炎凉。对可能做不成奴隶的倒霉奴隶，避

之唯恐不及，只怕自己也沾上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悲惨；划清了界线了，才能显示自己是好奴隶，才能做稳

了奴隶。

《孤独者》里魏连殳的房东老太太，虽然有房子出租，却也算不上是阔人，自然也属于昏睡的国

民大多数。魏连殳叫她老太太，她觉得魏连殳迂。魏连殳把她的三个个孙子，“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

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疹，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她以此为笑柄。后来，魏连殳躬行先

前所憎恶的以向社会报复了，她却以为是“发迹”了。她对小说叙述人“我”说了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你可知道魏大人自从交运之后，人就和先前两样了……对人也不再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

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人送他仙居术，他自

己是不吃的，就摔在院子里，——就是这地方，——叫道，‘老家伙，你吃去罢。’……他也真是一起红

运，就与众不同，我们就常常这样说笑……

“他先前的怕孩子子们比孩子们见老子还怕，总是低声下气的。近来可也两样了，能说能闹……

要他卖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哈哈，真是过得热闹前两月二良要他买鞋，还磕

了三个响头哩，哪，现在还穿着，没有破呢。”

在大良们的祖母眼里，魏连殳把她当“人”看，尊重着，是迂，爱孩子们是可笑，而把她和她的

孙子们当奴隶似的耍弄着，才正常，才有趣。奴隶做习惯了，被人当人似的尊重着，反而觉得不正常了。

更有甚者，奴隶们太害怕想做奴隶而不得了，太希望做稳奴隶，就不免养成一种“暴君的臣民”

心态。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暴君的臣民，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

做玩赏，做慰安。（2）

他们虽然也常常想做奴隶而不得，即使做稳了奴隶，也只是暂时的，然而，他们对维护暴君的暴

政，却似乎比暴君还操心。《头发的故事》里，N 先生有这样一段自叙：

我一到上海，便买了条假辫子……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待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

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

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的真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 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厉害。

这日暮穷途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拚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

40

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些跟在N先生后面骂的，也都是铁屋子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如阿Q、王胡一类闲人们吧，他们维

持大清帝国臣民臣服的标志——辫子的心情，居然比大清皇帝还急切！他们确实是在维护大清帝国这个“集

体”，奴隶意识已经熔铸在他们的生命和血液里了。

《头发的故事》N先生的这段自叙也许还太简略，鲁迅又在《阿Q正传》里通过阿Q的形象，作了更

为具体、更为逼真的艺术展示。

远远的走来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

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

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

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了再说。”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

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咒骂。

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

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得轻

轻的说出来了。

阿Q捍卫大清帝国男人的辫子传统，似乎比大清皇帝、比官府还坚决，留洋的学生剪了辫子，大

清皇帝、官府也开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阿Q却深恶而痛绝，以为假洋鬼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里通外国，

就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三回井，也不是好女人。奴隶们确实时时警惕地关注着主子的暴政，

是不是得到贯澈执行，贯澈执行得是不是澈底，这种心情似乎比主子更急切，虽然他们的本意不过是希望

自己做稳了奴隶。阿Q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时候，小说写道：

（阿Q）越想越气，终于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

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样头，——满门抄斩，——

嚓！嚓！”

阿Q就是不想想，如果他也被“准予造反”，不也同样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然而，阿Q

是“只愿意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这就是“暴君的臣民”的心态，目的只是希望自己做稳了奴隶。正是这种心态，使铁屋子里君主极权制的

政治生活方式得以绵延几千年而久盛不衰。

41

三

不把自己当人看，自然也不会把同胞当人看。铁屋子里人与人的关系中，从来没有平等的观念，

或者说，铁屋子的封建专制文化中从来就没有平等的观念。昏睡的沉默国民大多数灵魂里的奴隶意识的第

二个层面是：奴隶的等级观念已经进入他们的骨髓，这是奴隶心中的谱；他们在主子面前，在地位级别比

自己高、力量比自己强的奴隶面前，只能俯首听命，听凭欺侮、凌辱；然而，只要有可能，他们也会欺侮

和凌辱地位比自己低、力量比自己弱的奴隶（同胞），并且把自己在主子面前做奴隶时积下的一肚子气，

撒在更弱的奴隶身上。

七斤嫂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望中，先转向七斤撒气，而且，第一念头就是要赖掉自己在七斤被

剪了辫子后说过“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的话，因为说了这话就要自己承担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责任。

必须赖掉这话。既然必须赖掉，也就等于从来没有说过，办法是赞美七斤过去的辫子如何绢光乌黑。这是

奴隶的生存智慧。当然，仅仅赞美辫子是不够的。她还痛斥七斤不听她的有先见之明的劝告，“死进城去……

被人剪去辫子……这囚徒自作自受”。这是奴隶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危险面前保护自己的脱身术。面对主

子造成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境，奴隶们从来不敢责怪主子，一切过错全归奴隶们自己，谁叫你不会做好

奴隶呢？主子是从来不会错的，有错也不能说，谁说出来就是谁错上加错。

八一嫂为七斤仗义执言、抢白了七斤嫂，是不是有性的意味，不得而知。七斤嫂的的反应是勃然

大怒，借自己的女儿六斤出气，恨棒打人。奴隶们在做不成好奴隶或者遭受屈辱、心里有气的时候，他们

对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子，从来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只是寻找比他们更弱的奴隶作出气筒。七斤嫂敢于

恨棒打八一嫂，因为八一嫂是寡妇，比她更弱。然而，八一嫂毕竟也是个乡村泼辣的妇女，也不大好惹，

于是七斤嫂就拿自己的女儿六斤发难，因为六斤比她、比八一嫂更弱。

七斤嫂正没好气，便用筷子在伊（六斤）的双丫角中间，直扎下去，大喝道，“谁要你来多嘴，你这

偷汉的小寡妇！”

七斤嫂既然还没有二十年媳妇熬成婆，现在可以为所欲为的合法对象自然也只有女儿六斤。她不拿

六斤撒气，还能拿谁撒气呢？

扑的一声，六斤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立刻成了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

来，捡起破碗，合上了检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

没了辫子做不成奴隶、又平白受泼辣的老婆一顿臭骂，一肚皮闷气正没处撒，六斤在最不该打破

饭碗的时候，偏偏打破饭碗，七斤也就候个正着，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

敢诬赖比她更强的人的。

祥林嫂的阿毛被狼衔去的悲惨故事、祥林嫂额上作为耻辱标志的伤疤，都不免成了铁屋子里人们、

当然也包括善女人柳妈戏耍、玩赏的材料，只因为祥林嫂只是个无依无靠、笨嘴笨舌而无力自卫的寡妇，

是铁屋子里最底层、人人都可以欺侮、戏弄的最弱者。

恃强凌弱，柿子专拣软的吃，在铁屋子里，这种人性的弱点，是以奴隶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

阿Q是比他更强的闲人们戏耍、欺侮的对象，阿Q对此只能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阿Q也有更弱

的奴隶可以欺侮。阿Q渺视王胡，因为王胡不仅癞，而且胡；这胡，阿Q以为是最令人看不上眼的。可惜

他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找错了欺侮的对象，他打不过王胡，吃了亏，也就只好自认虫豸。这也没有关系，

还有更弱的小D可以供阿Q出气。恃强凌弱，是铁屋子里奴隶的奴隶意识的铁则。弱者也只能把屈辱往肚

子里咽。当阿Q骂着“畜生”，并且对小D怒目而视的时候，小D是只能求饶服软的，自认“是虫豸”。

让我们看看《阿Q正传》里一段精彩的描述。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

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遭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

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将到酒店门口，早已

有些高兴了。

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时，看见伊也一定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他于是

发生了回忆，又发生了敌忾了。

“我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是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

他这一战，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

43

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更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的听见小尼姑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挨假洋鬼子打的阿Q，和调戏小尼姑的阿Q，当然是同一个阿Q，而且前后也许只隔了几分钟，却是

怎样的判若两人呵！这判若两人的阿Q，是以阿Q的奴隶意识统一成一个活生生真实的阿Q的。前者，是碰

上主子或者比他有权势的，他自然只能“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挨打，后者——欺侮起地位比他低、

无力反抗他的奴隶，却又是怎样的肆无忌惮，怎样的神采飞扬呵！而且，为此，阿Q 竟然享受到铁屋子里

的人们对他如英雄般赞赏的“笑声”！

四

灵魂里积淀着沉重的奴隶意识的奴隶，并不等于从不抗争。然而，这种抗争只是植根于奴隶意识的

反抗，它们丝毫也无损铁屋子的万难破毁，甚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对铁屋子万难破毁的一种维护。

奴隶的反抗大致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主子不让他做个好奴隶，或者说，他明明是个好奴隶，主子却冤枉他，说他不是

好奴隶，他要申冤，申冤就是反抗的形式，目的只是要表明自己是个好奴隶，或者说是为了使自己做稳了

奴隶。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奴隶的反抗，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奴隶的合法反抗；开明的、稍有远见的主子，

也应该支持、鼓励这种反抗。

夏四奶奶在儿子坟上看见花环，说：“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

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如果你真在这里，听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

给我看吧。”夏四奶奶的搞争，就属于这种反抗。如果乌鸦凑巧飞到坟顶上，她就会给儿子伸冤，从背黄

榜到告卸状，可惜没有飞上坟顶，夏四奶奶的反抗也就未能付诸行动。

祥林嫂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最强烈的反抗，是她婆婆把她卖进山里给贺老六做老婆，使她做不成好

奴隶——好寡妇了的时候。于是，祥林嫂虽然被捆绑了，“她一路只是嚎，哭，抬到贺家山，喉咙已经全

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还是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

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

手八脚地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这就是奴隶的反抗。反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铁屋子

千古不变的礼教，为了维护铁屋子的牢固。反抗越是强烈，奴隶意识也就越沉重。不惜为这种反抗付出生

命的代价，也就证明了做个好奴隶的愿望，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这当然是“舍生取义”，然而，这是怎

样的“义”呵！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祥林嫂是为“集体"的“主义”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了，然而，这

个“集体”给了她什么？这样的“集体主义”，难道进入现代了，我们还要宝贝似的死死抱住不放？

44

《离婚》的主人公爱姑，是鲁迅笔下最能反抗、最敢作敢为的农村泼辣女性形象。鲁迅发现，爱

姑泼辣是够泼辣了，然而，她的泼辣、她的反抗，仍然是争取合法奴隶的合法权利而已，本质上和祥林嫂

的反抗并无二致，不同的只是两人的性格悬殊，做稳奴隶的资本相差很大，反抗中表现出来的奴隶意识却

同样沉重。

首先，爱姑的反抗和泼辣，是建立在三个基础条件上的。第一、她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

符合铁屋子明媒正娶的婚姻方式，是合法的奴隶。因此，“小畜生”着了滥婊子小寡妇的迷，想休了她，

就没有那么容易。既然是完全合乎封建礼法的婚姻，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紧。第二、她嫁过来后，也曾“低

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是一心想做个好媳妇（好奴隶）的，她的行为没有违反礼法，休她，就是不

合封建礼法的。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娘家势力大于夫家。父亲庄木三，是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

体面庄家富户，更有六个身强力壮的兄弟，闹起来，夫家不是对手。这很重要，否则，爱姑就是再合礼法、

再泼辣、再灵牙利齿、再能说会道，也只能“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了。

其次，爱姑的反抗，只是想出一口气：做了好奴隶而得不到好奴隶的待遇，能不憋着一口怨气吗？

爱姑只想出了憋在心里的这口怨气，讨得一个奴隶的公道。她和“小畜生”“老畜生”闹，并不是把自己

和“小畜生”“老畜生”放在同样平等的人格基础上的评理，而是在承认并且履行了封建礼法后的前提下

的争强斗胜--人争一口气。她没有想为自己争得做“人”的价格，也不想和“小畜生”、“老畜生”争平

等的资格，而是一心只想报复，加上她自以为有报复的实力，就和阿Q 向抢了他饭碗的小D报复一样。父

亲庄木三和六个兄弟已经去拆了“小畜生”家的灶，还不能平她的气，看见“老畜生”“小畜生”比半年

前“都见得苍老了”，也还不能称她的心，她一定总要闹得“小畜生”“老畜生”家败人亡，否则她是不

会罢休的。即使她的报复成功了，“小畜生”“老畜生”确实也家败人亡了，铁屋子仍然是铁屋子，爱姑

也仍然是爱姑，绝对不会有和男人同等的价格。

最后，在七大人的一声“来——兮”的怪叫的气势和鼻烟壶的神奇中，爱姑被吓倒了，心虚气馁

了，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弯，一改一两分钟前的声口，自动承认“我本来是专听大人吩咐……”，同意

了七大人的调解，放弃了闹得“小畜生”“老畜生”家破人亡的报复决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奴隶们在

主子面前，在势力比自己大的人物面前，是只能“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爱姑当然也知道鸡蛋是

不能碰石头的。

阿Q进过城，后来还在小偷团伙充当过望风的小角色，见多识广，在未庄的闲人中渐渐也算一个

角色了。阿Q 的潜意识里，是时时翻动着报复的念头的，只是，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压抑在潜力意识里的

报复的欲望，没有得以释放的机会。于是，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只敢在心里骂假洋鬼子“里通外

国”。然而，如果大清皇帝下一道圣旨，凡假辫子的格杀不赦，阿Q是一定会检举揭发邀功的。到了不准

革命，阿Q以为全是假洋鬼子可恶，“终于禁不住满心痛恨起来，毒毒的点一点头：‘不准我造反，只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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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呵，我总要告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

——满门抄斩，——嚓！嚓！’”奴隶的报复，无是无非，只求报复，而且报复的手段，往往是对铁屋子

万难破毁的维护。

第二种奴隶的反抗，属于在特殊情况下的非常态的反抗。

特殊的情况指的是，一方面奴隶们被坏主子逼得走投无路，除了铤而走险，别无生路了；另一方

面恰好铁屋子里又出现几百年难得出现的非常情况——主子们由于太腐朽而统治能力急剧下降，皇权摇摇

欲坠，主奴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奴隶们看到“彼可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性。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有野心、有能耐的奴隶，就会不失时机地揭竿而起，夺取主子的位子，实现

主奴易位，奴隶就可能做了主子，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奴隶们可以对主子实行报复，让主

子也尝尝做奴隶的滋味。这种主奴易位和奴隶的报复，仍然是奴隶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为这种易

位和报复，丝毫也无损铁屋子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

辛亥革命来了，阿Q躬逢百年不遇的时机，也想革命造反了，这是奴隶非常态的反抗的典型。阿Q

在土谷祠里的革命畅想曲显示，如果阿Q实现了“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只是主奴易位，阿Q变奴隶为

奴隶主，实现了他的皇帝梦……对此，我们将在《阿Q正传》的专章里详加分析。

是知识分子，还是觉醒者——觉醒者形象系列之一

一

觉醒者就是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反复提到的“觉醒的人”（1）。鲁迅在《狂人日记》《药》

《头发的故事》《端午节》《长明灯》《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兄弟》等作品

中，创造了狂人、夏瑜、Ｎ先生、方玄绰、疯子、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沛君等形象，还有《幸

福的家庭》里的男女主人公“他”和“她”，再加上《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中

的叙述人“我”，组成了这个形象系列。

觉醒者形象系列在《呐喊》《彷徨》中的重要性，是和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并驾齐驱的。这

两个形象系列，都是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不朽奉献。然而，学术界对觉醒者形象系列探索和研究，比起

昏睡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系列来，就显得滞后得多了。除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这个形象系列的其他成

员，如N先生、方玄绰、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沛君等，当他们出现在文坛的时候，不仅没有引

起特别的关注，而且还可以说没有被理解。最早对鲁迅小说创作有比较深刻理解的茅盾，在《伤逝》问世

后两年写的《鲁迅论》中就坦率地承认：“《伤逝》的意义，我不大看得明白。”

鲁迅在世的时候，这个形象系列很少引起文坛和学术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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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去世后，觉醒者形象系列引起主流学术界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也即鲁迅开始被神化

的时候。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主流学术界发表了大量这个形象系列研究的专文和专著，几乎都众口

一辞地指称这个形象系列为知识分子形象系列，认为鲁迅通过他创造的这组形象，探索知识分子的道路，

肯定知识分子有革命的要求——诸如追求自由平等呀、个性解放呀、婚姻自主恋爱自由呀、等等，同时也

批判知识分子弱点——诸如孤独空虚呀、脱离群众呀、动摇性软弱性妥协性呀、丧失了社会解放大目标呀、

个人奋斗呀、等等……归结起来，这组知识分子形象所表现的，恰好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毛泽东是这样看知识分子的：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的……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

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

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

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

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

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知识分子的这种

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2）

在这段文字里，以下的内容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知识是不是有阶级性，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知识”，

什么是“无产阶级的知识”；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内涵随着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路线的不同，

是不是在发生变化，例如1957年以后，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了；“主观主义”是专指王明为首的“右

倾机会主义路线”，为什么说知识分子带有“主观主义”的倾向。

我只想就毛泽东的这段话里的“个人主义”的含义作一点解释。这里的“个人主义”，不是指自我

的发现、人的发现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指个性解放的个性主义，尽管这两个概念有着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的

某种联系。这里的“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个人主义，是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

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最主要、最危险、最无处不在的敌人。稍后，以40年代中期的延安

整风运动为起点，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的一场以一场政治运动中，“个人主义”都是

主要的无情打击对象，可见说“个人主义”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一点也不过分。

从50年代到80年代，我们的主流学术界，对《呐喊》《彷徨》的这组形象的研究，就是一次又一

次“发现”，鲁迅在他创造的这组形象中所蕴含的，恰好和毛泽东这段对知识分子的论述不谋而合，虽然

这组形象在毛泽东作出上述论断早了20年。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这样的“发现”，就成了主流学术界

的共识了。

形成这样的学术共识的过程，和主流意识形态神化鲁迅的过程是同步的，换言之，这种学术共识是

神化鲁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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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后期以来，上述的对这组形象的共识中，鲁迅和毛泽东思想不谋取而合的提法，被淡化或者

不再提及了，对这组形象进步性、革命性讲得比较多了。然而，这组形象仍然被定性为知识分子形象，从

整体上说，依然没有走出误区。所有这些，大体上反映在作为文科高等院校教材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鲁迅专章里。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年青一代的鲁迅小说研究者崛起了。然而，他们宁愿把鲁迅的觉

醒者形象，从他们生存的铁屋子里抽象出来，放在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丧失了时空感的抽象层面去探索，

给予觉醒者形象诸如孤独意识呀，生命体验呀，追求生命终极意义呀……等等抽象意蕴；他们忘记的，恰

恰是鲁迅的现实感，这是鲁迅性格的灵魂。

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研究者把觉醒者作为一个形象系列，从鲁迅对现代中国铁屋子的宏观感悟和把

握出发，探索它们的真正底蕴。迄今为止，觉醒者形象系列的主要底蕴，仍然没有被认识和被理解。

鲁迅是把这组形象作为知识分子形象来创造的吗？或者说，鲁迅在这组形象中所蕴含的，正好和毛

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观点不谋取而合吗？

不对！鲁迅在这组形象中表现的意蕴，怎么可能鲁迅自己对现代中国铁屋子的宏观感悟和把握南辕

北辙呢？这是对《呐喊》《彷徨》最大的曲解。

二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化精英。我国漫长的封建时期， “士”、“秀才”或者“读书人”，

广义而论，也是知识分子，自然也是漫长的封建时期的文化精英。然而，我国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和现代

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却有很大的不同。作为现代社会精英的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独立和稳定

的阶层。这种自由，是思想上的自由，也是精神上和生活上的自由。这种独立，是指思想上的独立，也是

人格上的独立；这种稳定，也是指经济上的稳定，现代知识分子可以为政府工作，却不依附于政府，如果

政府和他的主张、信念发生矛盾，他随时可以辞职离开。现代知识分子也可能加入某种团体，只是因为这

个团体和他的信念、理想相一致，即使这样，他也不依附于这个团体，他仍然是自由的，随时都可以离开。

一般的说，现代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文化精英，他们既是现代文化的守护者，也是现代文化不断进步的推动

者。

中国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却是庞大的封建官僚集团的候补阶层，因为从理论上或者制度上说，他们

不管出身多么寒微，都可能通过科举考试，一夜之间，跻身显赫的官僚贵族阶层。然而，他们仍然是封建

时期的社会文化精英，正如俗话所说的，他们知书达礼，这时的“书”，指的是四书五经，“礼”则是伦

理纲常，毫无疑问，他们是传统封建文化也即封建伦理纲常的守护者。封建时期的知识分子的特殊角色，

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品性。如果说，几千年来，压在大石板下的沉默的国民大多数的灵魂积淀了沉重的奴隶

意识，那么，希望通过科举制度一夜之间进入显赫的封建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里，则充满了奴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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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他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为王前驱”、“致君尧舜上”——被皇帝赏识、重用，能够跪

在皇帝足前诚惶诚恐地说“臣叩见皇上”或者“奴才叩见皇上”，从而辅佐皇帝统治老百姓，就是他们最

大的、也是唯一的人生理想。

从春秋战国到唐代——我国封建文化还在发展的时期，封建时期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在某种

意义上说，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守护者，同时也在推动中国封建文明的发展。

在封建文化显出停滞的宋、元两个朝代，特别是当封建文化陷入严重停滞的明、清两个朝代，封建

文化精英们依然死死守护着封建伦理纲常，他们已经丧失了活力，只能和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一起沉沦，不

仅已经没有进步意义，而且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的自我解放历程的障碍了。

20世纪初，中国文化终于迎来了一次伟大的裂变，从传统的神的文化（奴隶文化），开始向现代的

人文化嬗变，这是20世纪的曙光。

在这个文化裂变的伟大时代里，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发生了伟大的分裂。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灵魂，

依然沉沦中世纪式的黑暗里，依然充当阻碍中国文化向现代文化嬗变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只有极少

数的知识分子精英，他们的灵魂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隧道，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催化下，人的意识终于觉醒，

是他们发起和推动了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的伟大裂变。

鲁迅的“铁屋子意象”，简洁而明了，却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这场伟大的裂变：20世纪

初的中国是一间绝无窗户面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绝大多数同胞都在昏睡，并且从昏睡进入死灭，然而，极

少数人觉醒了，发出了呐喊，这种觉醒的人的声音，将唤醒了少数睡得不那么死的同胞，这是破毁铁屋子、

建设现代社会的希望所在。

因此，正如《呐喊》《彷徨》所表现的，在20世纪初的中国铁屋子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有

两类。

一类是极少数，即铁屋子里的觉醒者，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是狂人、夏瑜、疯子、N先生、

吕纬甫、魏连殳、子君、涓生、沛君等，也即《呐喊》《彷徨》创造的觉醒形象系列，他们是中国几千年

封建社会发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知识分子，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另一类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即昏睡的封建传统文化守护者——封建卫道士，他们死抱着封建伦理纲

常，只能和铁屋子一起沉没，他们是《狂人日记》里的大哥，《药》里的夏三爷，《风波》里的赵七爷，

《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钱太爷，《祝福》里的鲁四老爷，《长明灯》里的郭老娃、四爷、《离婚》里

的慰老爷、七大人，等等。

人发现几千的封建文明史，是一部血淋淋的人吃人的历史，狂人要劝转人们不要再吃人，正是大哥说他疯

了，把他关起来。在《长明灯》里，把疯子关在社庙里的主谋，正是郭老娃和四爷。《药》里，把主张“大

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夏瑜送上法场，就是夏三爷。《孤独者》里，制造流言蜚语、在小报上发现匿

名攻击文章、导致魏连殳被校长辞退而失业，同《伤逝》里涓生由于和子君同居而被解职，在幕后起作用

的，毫无疑问也是这类封建卫道士——知识分子。

对这类知识分子——封建卫道士，鲁迅从少年时代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从小康陷入困顿的时候起，

就深恶痛绝，甚至不愿意在小说为他们多费笔墨，怎么可能把他们和觉醒者搀和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知识

分子形象系列呢？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把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和灵魂依然滞留在黑暗里的旧知识分子混淆在一起，不

啻于无视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伟大的文化裂变，消解启蒙运动。

在毛泽东的这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在从50年代到80年代关于《呐喊》《彷徨》的“知识分

子”形象系列学术研究文章中，关于“知识分子”（其实是觉醒者）的弱点的种种议论，颇耐人寻味而且

发人深省。

第一、论者们以毛泽东的论述为蓝本，罗列出一大堆“知识分子”——觉醒者的弱点，什么软弱呀，

动摇呀，不坚定呀妥协呀，颓唐呀，消沉呀，背叛（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的）呀……等等。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弱点都存在于觉醒者身上，这是因为觉醒者尽管觉醒——把自己和同胞都当人

看了，他们却并没有因为觉醒而成为无所不能的神，他们仍然只是平凡的人的血肉之躯。鲁迅也不可能赋

予他们无所不能的神通，因为鲁迅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是睁了眼看的。鲁迅不

的一个个或失败或成功的个人奋斗中，才可能实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个体成员斗争的自我解放斗

争，就是社会的解放斗争历程的一部分。

第三、在毛泽东的这段论述和以此为蓝本的关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议论中，工人和农民成了一个

抽象的概念，或者说成了一个神话，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肃然起敬神话。你看，知识分子有数不清的缺点、

错误，而工人农民则什么弱点也没有，全体是优点。这是现代中国的真实吗？然而，这样的论调，成为主

流意识形态已经半个世纪了。在这段30年代末说的话里，毛泽东的提法还比较含蓄，“知识分子的这种缺

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也即知识分子只有向工农群众学习，才可能克服自身的弱点。

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的思想就表达得更直言不讳，或者说更极端了：知识分子必须接受

工人农民的再教育。

这种思想，和创作《呐喊》《彷徨》时的鲁迅的思想，南辕北辙。在铁屋子意象中，从昏睡进入死

灭的国民大多数，当然主要是指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因为，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人就是失去土地进入大城

市谋生的农民。鲁迅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存在于觉醒者觉醒后的呐喊，能够唤醒睡得不那么死（较为清醒）

的人，觉醒的人越来越多，破毁铁屋子的呐喊声越来越大，铁屋子也就可能破毁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也许几代人也还不够。然而，20世纪初的启蒙运动，有声有色，可以称之为运动的，也就是10年时间。在

这10年中，接受启蒙运动洗礼的，也只是知识青年，至于对农民工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只

有具有一定的现代教育水平，才可能接受启蒙运动的影响。

1927年以后，虽然不能说启蒙运动已经销声匿迹，却已经失去了势头，所以广大工人农民依然还没

有接受启蒙主义的洗礼，他们怎么就突然变成觉醒者学习的对象，甚至变成对觉者进行再教育的对象了？

这种再教育，要消解知识分子身上的什么影响，不是很明白了吗？

总而言之，《呐喊》《彷徨》创造的这组系列形象，笼统地称之为知识分子形象，是偷换概念，是

对这组形象意义的有意或者无意的模糊。把这组形象称之为觉醒者形象系列，最符合鲁迅的本意。如果一

定要称之为知识分子，也应该称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区别于浸透了奴才意识的封建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

虽然《呐喊》《彷徨》问世已经80多年了，我们还不能说已经认识了《呐喊》《彷徨》，甚至，我

们首先必须还《呐喊》《彷徨》以鲁迅创作的《呐喊》《彷徨》的本来面目。至于对觉醒者形象系列的探

索，我们甚至还刚刚开始。

我对觉醒者形象系列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认识：一，觉醒者形象是鲁迅的自叙传，即主要是以鲁迅

自己为模特儿创造的；二，觉醒者是鲁迅从启蒙主义视角发现的20世纪初现代中国铁屋子里的当代英雄。

铁屋子里的当代英雄——觉醒者之二

51

一

现在，我们来看看鲁迅的觉醒者形象系列的主要特质。

觉醒者形象系列的第一个特质是：觉醒者都出身于封建旧家族，是从封建菅垒中叛逆出来的，他

们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他们都接受了现代科学精神和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的熏陶，人的意识醒了，他

们都有人道主义的文化理想，把自己真正当人看，也把自己的同胞真正当人看；他们没有封建时代知识分

子的奴颜婢膝，更没有自以为高于奴隶们的奴才相，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人”。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从他的日记看，家里既然有佃户来向大哥告荒，可见他出身旧世家门第。

他既然能翻阅史书，还颇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影响，可见不仅接受过传统教育，而且有机会接受现代教

育，接触现代科学和西方先进文化。《长明灯》里的疯子的祖父捏过印靶子，无疑属官宦世家。他的父亲

也已经不相信菩萨，不肯迷信，说明已经对封建传统文化产生怀疑，并且为此和同是上流社会的亲戚们发

生不和。疯子从小备受父亲的宠爱……这样的家庭背景，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自己的身世。Ｎ先生、吕纬

甫、魏连殳和沛君，如果没有世家门第的背景，他们也就不可能出洋留学，接受现代科学教育和西方先进

的现代文化。子君能够到北京求学，当然也有世家门第背景。

在铁屋子里，毫无疑问，越是世家门第，封建传文化势力越是强固。觉醒者既然都出身世家门第，

有的还经验了家道中落，他们也就更多地体验了强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压抑和摧残，他们也就对封

建传统的僵化不变的铁屋子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和厌恶，并且由此萌生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精神。这

种叛逆精神推动他们寻求新的现代的生活方式。从封建旧的大家族反叛出来，还有一个重要性，就在于他

们所处的旧家族虽然大都可能已经中落，然而，却使他们有可能从小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后来又进洋学

堂和出洋留学，接受现代科学的熏陶，接触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这一切，使觉醒者摆脱了愚昧无

知，开始自觉地反对封建迷信，开始形成一种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过的新的、

现代的、科学的思维定势。这种科学的思维定势，使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生活在

铁屋子底层的昏睡的国民大多数，连传统私塾教育都无法接触，更不可能接触现代科学精神和西方先进文

化思想了，这样，他们就无法摆脱愚昧、迷信和奴隶意识，他们人的意识也就不可能觉醒。

觉醒者既然人的意识觉醒了，就同铁屋子的统治集团拉开了距离。他们不仅不再把进入统治集团，

做皇帝或者当权者的奴才，视为自己终生奋斗目标。他们不再中当然的统治官僚集团的候补力量和后备军。

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再有传统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奴才意识。而且，他们还自觉地同官僚统治集团保持着

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某种对立状态。在他们看来，人应该是自己的主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人道主义是

他们的信念。

52

狂人觉醒了，发现铁屋子几千年人吃人的历史，虽然自己很害怕被同胞吃掉，患上了迫害狂，却

依然以觉醒者的义勇和正气，坚信将来的人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冒着被吃的风险，揭露人吃人的血腥事

实，劝转同胞不要再吃人。他的劝转失败了，却依然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夏瑜坚信“大清天下是我

们大家的”，充满了炽热的现代民主政治理想，并且正是为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即使关在牢里要被杀头了，他还要向牢头宣传他的信念。《故乡》里的“我”

对童年的伙伴闰土称他“老爷”感到最大的悲哀。他希望下一代——宏儿和水生，不再“隔膜起来”，“他

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当铁屋子里的同胞还浸沉在愚昧和迷信的幻想中的时候，吕纬甫却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而

且可以和同伴连日讨论如何改革中国，以至于争论得打了起来。他有觉醒者平等待人的现代意识，为了不

使邻居船户的女儿阿顺失望和伤心，硬是把一大碗足够他吃一天的荞麦糊灌了下去。碰了许多壁后，他虽

然迫于生活，以教授“子曰诗云”维持生计。在旁人看来，这是无可非议的，他却自责不已。

“熄掉他罢！”这是铁屋子里觉醒过来的疯子的一声微细而沉实的呐喊。长明灯是中国古老封建传

统文化的象征，也是愚昧落后迷信的象征。疯子不顾一切要吹熄长明灯，他认为只有熄了这长明灯，挣脱

封建传统文化的束缚，挣脱愚昧迷信，相信科学，我们民族才可能摆脱灾难。这正是启蒙运动先驱的信念。

魏连殳“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之类的话，议论非常多，而且奇警，被铁屋子的同胞视为可怕的“新

党”、异端、古怪，当作笑柄，成为攻讦的对象。然而，他却把孩子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以

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全在孩子们。房东老太太又脏又丑的孙子病了，他比自己病了还要着急。他和和狂

人的区别，只在于他觉醒了而没有致疯、没有患上迫害狂。

涓生和子君常常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

子君则敢于宣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敢于依傍着自己选定的情人在大街行

且总是不断失败，觉醒者自己也随时可能消沉、颓唐，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可能背叛自己的信念；

然而，他们仍然是觉醒者。

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一般动物只是必然动物，而人则是可能动物。人既可以使自己适应环境以生

存下去，也可能改变环境，使环境变得适合自己的生存需要。于是，人的生活中就不断的面临大大小小、

重要程度不等的选择；要选择，就有选择中的七上八下、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就有选择后的后悔莫及。

在选择中和选择后的后悔过程中，就包含了人的性格中的全部矛盾。人的性格就是由这无数大大小小的矛

盾构成的。

觉醒者性格中交织着两种基本矛盾。内在的矛盾，是觉醒者觉醒的人的意识、现代文化思想和他

们灵魂中自己意识到的或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因袭的重担”的矛盾。外在的矛盾，是他们希望实验的现

代生活方式和铁屋子文化传统的的矛盾。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构成觉醒者性格、处境和命运的丰富性和

更何况病态的兴奋点抑制了大脑皮质其他部位的正常兴奋，把所有外界刺激都错误地引向唯一的兴奋点，

这日记自然就带着大量的牵强附会和驴唇不对马嘴……然而，由于作者调动联想、对比、隐喻、暗示等象

征手法，巧妙地使狂人迫害狂的谵语，变成了20世纪现代中国铁屋子的文化启示录。

方玄绰的性格中同样充满了矛盾。他的“差不多”论，虽然悲观、激愤，然而却是对铁屋子的现

实深刻而独特的感悟。其感悟的深刻，即使到现在仍然具有震聋发聩的现实意义。方玄绰还有极强而自觉

的内省精神和自我解剖的性格特点，这就使他觉得“差不多”论似乎首先是针对自己的，于是他的心理活

动就不时变成了自我调侃。年关到了，欠薪又不发，他只好向金永生借钱，碰了壁，心里自然很窝火，但

是他很快又想起去年年关他也同样拒绝了一个同乡的借贷，此时想起来还觉得局促。他常常思考和议论中

国将来的命运，却又自我调侃，“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而意识到“人们是每

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他有觉醒者的正义感，遇事却又往往用“差不多”论为自己开脱，于是疑心

自己没有和恶社会斗争的勇气，可见他是期望自己和恶社会斗争的。他接受新思潮，《尝试集》是他的枕

妹妹阿昭，并且决定回去对母亲说，顺姑见了绒花喜欢的了不得。照常情说，这两件事情，这样办了，也

很说得过去了；那个时代每个人都会这样的，而且每个人这样做了，都会心安理得。然而，吕纬甫却自责

“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和“麻木得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仍然是个觉醒者，反对迷信仍然是他的

信念，就是因为他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他同情顺姑的命运，却又不能为顺姑做什么，就是因为他对道

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虚伪、不说谎）有很高的自我要求（这也是鲁迅自己的性格特点）。一句话，

是觉醒的人的意识和对人的理想，使他如此自责不已。这种真诚的自责，使吕纬甫即使“敷敷衍衍，模模

胡胡”、“麻木得多了”，即使行为上背叛了自己的启蒙主义信念，而且颓唐、消沉了，也依然是一个觉

醒者。正因为这样，小说中另一个觉醒者，对吕纬甫没有任何责备（他自己的责备已经够严厉了），有的

只是同情和理解。

识到的虚伪，冠冕堂皇地向子君宣布：他不再爱她了。这无疑导致子君的死。子君死了，涓生的矛盾更难

以缓解了，他后悔、自责，并且独自品尝着如地狱的毒焰那样烧灼着他灵魂的悔恨和悲哀。

鲁迅在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里，以惊人简洁的笔触，不仅揭示了觉醒者性格矛盾的复杂性、丰富

性和尖锐性，而且也展示了这种矛盾清晰的发展过程。鲁迅发现，觉醒者的全部性格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

性，都是由于他们觉醒了；如果他们还没有觉醒，还在昏睡，他们性格中的矛盾就完全是另一番情景了。

鲁迅还发现，觉醒者性格的矛盾，不管怎样复杂尖锐，觉醒的人的意识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占着性格的主导

方面。人一旦觉醒了，就很难重新进入昏睡，正如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这种发现，既是

鲁迅对觉醒者的赞赏，同时也支撑着鲁迅破毁铁屋子的希望。

觉醒者形象的第三个特质是，在觉醒者和铁屋子寡不敌众、力量对比悬殊的文化冲突中，觉醒者

往往都是只身向社会鏖战的战士，孤独是他们的性格，也是他们的处境和命运；觉醒者的斗争总是以悲剧

告终；鲁迅对觉醒者敢于向社会单身鏖战和他们孤独的处境，充满同情、理解和赞赏，对觉醒者的悲剧命

运，充满激愤。

狂人、夏瑜、Ｎ先生、疯子、魏连殳、吕纬甫、子君和涓生，都是孤独者。孤独，是他们的处境。

孤独也铸进他们的性格。在他们和铁屋子的文化冲突中，20世纪现代中国铁屋子的现实，极少数的觉醒者

和绝对大多数的昏睡者悬殊的对比，决定了觉醒者只能单身向社会鏖战。孤独不是觉醒者先天生就的性格，

只身鏖战也不是觉醒者自己选择的喜爱的战斗方式。这是20世纪初中国铁屋子文化裂变期、转型期独特的

文化景观，也是20世纪现代中国铁屋子里的觉醒者无法逃避、无可选择而必须面对的现实的处境和命运。

千军万马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时候，最懦怯的人也会振奋起来加入冲锋的行列，因为有周围的千军

当魏连殳发着“家庭应该破坏”之类奇警的议论的时候，他只能成为铁屋子里的怪人、疯子，被

他的同胞“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他当然只能成为孤独者。不是魏连殳自己“亲手造了独头茧”，也不

是他自己喜爱孤独；只要他觉醒了，他就必然和铁屋子、和绝大多数昏睡的同胞处于一种文化对峙中，他

就只能是孤独的。当然，他也可以走出孤独，也可以和铁屋子昏睡的同胞、特别是和铁屋子的上流社会融

为一体，那样，他就不再是一个觉醒者了，至少在行动上。他果然这样做了，只是他的主观动机却是向铁

屋子的昏睡者报复。他做了军阀师长的顾问，他果然不再孤独，好象也同独头茧了，他的客厅里就有“新

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行动上他已经背叛了觉

醒者的信念，然而，在他的心里仍然是觉醒的，因为他只是借此慢性自杀，只是借此向铁屋子报复。

为了个性解放，为了实践“我是我自己的”，为了做人而不是做奴隶，为了自由恋爱、同居，子

君和她的家庭闹翻了，涓生也和所有的朋友绝交，他们都成了孤独者。为了它几千年僵化不变的牢固，铁

屋子是容不得觉醒者的，觉醒者的觉醒的行为，例如子君和涓生的自由恋爱和同居，是不可能被铁屋子昏

睡的同胞的同情和理解的，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只能是和理解同情相反的东西：压迫。

把觉醒者形象视为知识分子形象的学者们，几乎是众口一辞，说鲁迅是在批评知识分子弱点，没

有把个人的解放和社会解放结合起来，他们的斗争只能以悲剧告终。根据这些学者们的意见，似乎子君和

涓生只有联合阿Q们、祥林嫂们、闰土们、七斤嫂们和爱姑们，把他们一起发动起来，一起争取他们恋爱

和同居的自由！这是可能的吗？当子君依傍着涓生在街上行走的时候，阿Q们不是投来讥笑、探索、 猥亵

的眼光吗？说不定阿Q们还要当面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冷不防从背后投过来一块石头呢。社会是由一个个

的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如果每个人连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的勇气都没有，社会能够解放吗？鲁

迅是赞成这样的看法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因为，鲁迅坚信：“人

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的，捐助的。”

等待救世主恩赐“社会解放”，是我们民族几千年神的文化在我们灵魂里淤积成的集体无意识。

少数觉醒者和铁屋子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悬殊，觉醒者的单身鏖战虽然给铁屋子的破毁带来微茫的

希望，却毕竟未能破毁铁屋子，而觉醒者自己却被沉重的社会压迫碾碎了；美被毁灭，信念、理想被毁灭

了，合理被毁灭了，鲁迅笔下所有觉醒者的性格都无不染上程度不同的悲剧色彩。正是在悲剧的展示中，

表现了鲁迅对觉醒者单身鏖战精神的最大赞赏和对觉醒者悲剧性命运的最大悲愤。

狂人觉醒的代价，是患了迫害狂。夏瑜想破毁铁屋子，结局是被杀头，成了同胞围观的对象。吕

纬甫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魏连殳遭到卫道士们的围攻，丢了饭碗，想向社会报复，做

了军阀师长的顾问，并以此慢性结束自己的生命。子君和涓生违背铁屋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传统，

自由恋爱同居，结局是社会压迫接踵而至，涓生失业，子君死于无爱的人间，留给涓生的只有如地的毒焰

烧灼他的灵魂的悔恨和悲哀。

鲁迅对觉醒者的觉醒和执着的信念，表现了情不自禁的赞赏，对他们的悲剧性的处境和命运，充

满同情、理解和悲愤。这就使鲁迅表现觉醒者的小说，总是带着一种把同情、理解、赞赏和悲愤熔于一炉

的激愤的抒情调子。

《在酒楼上》里另一个觉醒者、小说叙述人“我”，对吕纬甫“飞了一个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

的地方”的反应是，含胡地说他自己“大约也不外绕点小圈子罢”，这是同病相怜的理解和同情。对吕纬

甫教授“子曰诗云”，“我”也只有默默的沉重的理解，没有任何对背叛信念的批评和责备，因为吕纬甫

自己已经在责备自己了。在“我”的感情反应中，最微妙、最耐人寻味，也最容易引起争论的是小说的两

段景物描写。一段是邂逅吕纬甫前，“我”独坐一石居酒楼楼上眺望废园，描写老梅和山茶树斗雪盛开的

繁花：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 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

思的小说里，不可能出现这样明显的败笔。这两段梅花和山茶花的景物描写，分明具有苦心经营的象征意

蕴。

它们的象征意蕴何在？只能从鲁迅对20世纪初现代中国铁屋子的宏观感悟出发来探寻。寒冬和雪是

铁屋子文化现实氛围的象征，斗雪盛开的梅花和山茶花，则象征铁屋子里少数的觉醒者，是含蓄地表现（也

是含蓄地赞赏）觉醒者的人格、精神和悲剧性处境、命运，也是对觉醒者悲剧性的单身鏖战的一种激励。

最后，鲁迅笔下的觉醒者的第四个特质是，人的意识的觉醒，只是一种做人的境界，是觉醒者自

觉的精神选择；不管他们是自觉的也好，不自觉的也好，觉醒者们都用他们的生命，为打破我们民族自我

解放历程的千年停滞，铺垫出一条自我解放的通往现代的希望之路。

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在鲁迅的笔底下的当代英雄，一个个，疯的疯，狂的狂，死的死，颓唐的颓

唐，个个都是悲剧结局，谁都没有一个有好的结果，这样的英雄谁还愿意做？

这确实是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复杂而又尖锐的问题。

从鲁迅的觉醒者形象系列中，我们看到，觉醒只是觉醒者自觉的精神选择，只是他们不愿意把自

己和同胞都视为奴隶，他们只是想过人的生活。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人为觉醒者的觉醒，颁发英雄的称号

和奖金。觉醒更不是中举，从此可以飞黄腾达。觉醒，和随着觉醒而来的同铁屋子的文化冲突，带给觉醒

者的后果，反倒是生计断绝，反倒是默默地死于无爱的人间。试想，如果子君老老实实呆在闺阁中做个好

奴隶，她也许运气好，会嫁个好丈夫，“幸福”地过一辈子呢，无论如何总不至于默默死于无爱的人间吧？

然而，他们觉醒了，就不愿意做奴隶，更不愿意做奴才，他们发出来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在20世纪初

的现代中国铁屋子里，也许是微弱的，他们却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过人的生活，探索着和实践着人的生活

方式。仅从这一方面看，鲁迅笔下的觉醒者，也不失为铁屋子的当代英雄呢。

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在鲁迅的笔底下的当代英雄，一个个，疯的疯，狂的狂，死的死，颓唐的颓

唐，个个都是悲剧结局，没有一个有好的结果，破毁铁屋子还有希望吗？

《在酒楼上》结尾“我”和吕纬甫分手后，《孤独者》结尾“我”出了魏连殳的灵堂、耳朵里挣

扎出来受狎的狼嗥叫般的哭声后，各有一段隐晦而意味深长的景物描写：

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

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罗网里。（《在酒楼上》）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孤独者》）

60

这也是一种象征性暗示：吕纬甫已经消沉、颓唐了，魏连殳已经倒下了，“我”却仍然坚定地在

觉醒者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向前走，虽然铁屋子依然是铁屋子，虽然道路罗织在黄昏和密雪里，既不分明，

而又艰难……

觉醒者形象系列以冷峻的现实主义，告诫觉醒的人们，不要幻想奇迹降临、在你的面前突然出现

破毁铁屋子和通向天国的黄金大道，要面对严峻的现实，要有长期的韧性战斗的精神准备，在前驱——觉

醒者倒下的地方，继续举步向前，跨进荆棘丛生的人生，踩出一条生路来，这就是破毁铁屋子的希望, 也

是我们古老民族新生的希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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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郁达夫的零余人形象系列和鲁迅的觉醒者形象系列，是中国新文学初期文坛上两组互相辉映的双璧。

《孤独者》里，郁达夫小说里的零余人和鲁迅小说里的觉醒者，在魏连殳的客厅里，曾经有过经

常的间接接触。说是间接接触，是因为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人都是小说创造的艺术形象，他们是

不可能直接接触和见面的。鲁迅在《孤独者》里虚构出受郁达夫零余人形象影响、读过《沉沦》、以“零

余人”自命的青年人，跑到魏连殳的客厅里，“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听魏连殳议论，

这就是间接接触。

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青年们是魏连殳客厅里的常客，他们在魏连殳的客厅里显

得无拘无束，他们是被魏连殳“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的议论吸引来的，他们欣赏魏连殳的议论。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说明，在鲁迅看来，觉醒者和零余人是铁屋子里的同一类人，即都是觉醒者，虽然

就觉醒的程度而言，也许魏连殳是先驱者，以零余人自命的青年则是受启蒙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影响开始觉

醒的青年一代。

比较一下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人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两位小说大师和他们分

别创造的这两组系列形象的理解。

第一、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者相继交替出现在中国新文学的文坛上，新文学文坛的反应，

以及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其处境和命运，在稍有不同中，却表现出发人深省的相似之处。

1918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问世，这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只给了沈雁冰们一种

“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并没有引起很大的震动，《狂人日记》的意义是后来被渐渐发现的。此后几

61

年，鲁迅创作的主要热情和注意力放在沉默的国民大多数形象的创造上。1921年，随着《银灰色的死》《沉

沦》《南迁》问世，郁达夫创造力旺盛，零余人形象在新文学的文坛上纷至沓来，引起了文坛轰动。郁达

夫创造力旺盛，随着《春风沉醉的晚上》《茑萝行》《茫茫夜》等佳作的问世，零余人形象引起了文坛持

续不断的争论。随后，鲁迅推出《彷徨》里的《长明灯》《幸福的家庭》《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

等力作，完成了他的觉醒者形象系列的创造。然而，这些作品创造的觉醒者形象，不仅没有象阿Q 形象那

样引起文坛的震动，也没有如郁达夫的零余人那样引起轰动和争论，而且甚至还不太为人认识和理解，包

括评论界。

此后的半个多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剧烈而复杂的变化，郁达夫的零余人形象系

列，处于左右两翼的夹击中，处境艰难。世纪末没落情绪呀、颓废呀、色情呀、黄色猥亵呀、个人主义呀、

消极浪漫主义呀……的帽子，都纷纷落在零余者和郁达夫的头上。直到90年代，虽然郁达夫已经无可争议

地进入中国现代小说大师的行列，然而依然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这些作品只宜在现代文学史上给予

定评，不宜在没有分析能力的青年读者中提倡，以免产生消极影响。

至于鲁迅的觉醒者形象系列的命运，就更为奇特了。

鲁迅的觉醒者和郁达夫的零余者，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遭遇，何其相似！

第二、鲁迅的觉醒者和达夫的零余人都是20世纪初现代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只是由于作者创作

时的视角不同，前者称为觉醒的人，后者以零余人自命。

鲁迅从铁屋子、也就是从启蒙主义视角，从觉醒者和昏睡的同胞对比中看觉醒者的，因此，鲁迅称他们是

“觉醒的人”。鲁迅的觉醒者都被他们的同胞视为异端、疯子、狂人，而和同胞们格格不入，他们不能被

同胞理解，也不能被同胞相容。他们以觉醒的人的意识，向封建传统文化主动发起挑战，顽强地要在没有

路的荆棘中，踩出一条生路，探索和实践现代生活方式。然而，失败是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孤独、愤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