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荆轲英雄形象的三重意蕴——《荆轲刺秦王》文本分析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对一些课堂上师生只是基于刻板印象认为荆轲的英雄表现为“英勇”“无畏”，而无法进入文本作深度分析的现象提出批评；本文认为荆轲的英雄形象有三重意蕴，分别为“能士”荆轲、义士荆轲与“悲士”荆轲，并借助孙绍振教授的“文本分析”理论对《荆轲刺秦王》作文本解读。本文通过对文本内容作浅层次的分析认为荆轲的英雄形象表现为表层的果敢自信、能文能武；通过分析深层次的潜藏在行文中的矛盾认为荆轲的英雄形象表现为潜层的“舍生取义”；通过分析行文特点及表现形式认为荆轲的英雄形象表现为最深层次的也是最令后世人动容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文本分析 文本结构 矛盾分析 表现形式
人教版必修一第二单元课文五《荆轲刺秦王》选自《战国策》。这篇课文主要讲述了荆轲行刺秦王之事。荆轲与燕太子丹谋划刺秦，意图通过胁迫秦王，让秦王“悉反诸侯侵地”以保全燕国。后来荆轲在缺乏有力助手的情况下，计划失败，自己也“身被八创”而死。
关于荆轲人物形象，在笔者所听课中，师生们一般都是评价为“英雄”，但是在分析的时候，
却都是“英勇”“无畏”之类的套语，笔者认为这很不应该。正如孙绍振教授批评学界将花木兰评价为“英雄”那样，他认为花木兰不是“英雄”而应是“英雌”：因为诗歌并不重在写她的英勇善战，相反更强调其以女性身份看待战争、家庭及在此背景下的自我认知①。
笔者拟借助孙绍振教授的“文本分析”理论对《荆轲刺秦王》作文本解读。在笔者看来，荆轲确实是英雄，而且就课文而言，其英雄形象有三重意蕴，分别为“能士”荆轲、义士荆轲与“悲士”荆轲。
一、“能士”荆轲
荆轲的英雄形象首先表现为果敢自信，能文能武，积极主动，忠心事主。
课文第一自然段到第四自然段以荆轲两次献策开篇。一是应对燕太子丹，二是游说樊於期。同样是献策，但是叙述的形态迥异。面对燕太子丹，荆轲回答一气呵成，显得思虑缜密。面对樊於期，荆轲则反客为主，步步紧逼，最终智激樊於期，达成目的。这样的安排，很好地在文章开篇处树立起荆轲的形象。
从表现形式看，献策太子是以回答为主，而且一气呵成，中间不停顿。“太子丹恐惧乃请荆
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今行而无信，则秦未可亲也。夫今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能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这是因为太子丹是上司，是主上，问一答三，全盘托出，既是为臣下之道，又显得胸有成竹。而且在回答之前，荆轲说“微太子言，臣愿得谒之”，说明荆轲很有主动性，积极为太子丹分忧。用时下的话来说，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员工”。而面对樊於期，荆轲则不像回太子丹那样直接，而是故意迂回，先点出樊於期的痛处，往其伤口撒盐。“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樊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其语之“伤人”，其心之“残忍”，让人觉过分；在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时，荆轲又适时地献策：“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最后在荆轲强烈的刺激下，樊於期没有一丝犹豫，即自刎献出首级。这除了大仇难报的悲愤绝望外，不能说没有荆轲言辞锋利、心思缜密的因素。
正如孙教授所言：“不但善于从看来相同的作品中看出相异的地方，而且要善于从看来相异的作品中看出相同的地方。”②本文以荆轲两次献策开篇，在同中有异中既巧妙地交待刺秦的来龙去脉，又树立起荆轲允文允武，坚忍自信，主动积极，思维缜密，忠心事主的形象。
这样的荆轲，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能士”。
二、义士荆轲
荆轲的英雄形象还表现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舍生取义。
孙教授强调：“分析的对象是差异，或者矛盾。”③笔者认为阅读教学应该是老师带领学生去进入文本去分析，找到文本内部的矛盾之处，然后破解，这样才能找到文本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说：“分析的对象是文本的矛盾，而许多无效分析，恰恰停留在文本和外部对象的统一性上。”④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课堂上在分析荆轲的英雄形象时，学生们来来去去都是“英勇”“无畏”之类的话语。因为在学生的理解中，“英雄”与“英勇”“无畏”本就是统一的——而这正是学生一望而知的。殊不知，文本分析需要的是要找到文本在表面统一中的“矛盾”与“差异”，从而让学生进入“原来不知”的阅读状态与期待中。
文章的第五、六自然段讲的是燕太子丹为刺秦行动所做的一系列准备，如购匕首炼武器求助手等等。要注意，这里“刺秦”的一系列准备工作都是由太子丹一手操办的。从还原法的角度，刺秦之策是荆轲提出的，刺秦之行亦由荆轲实施，且太子丹是主上，则准备工作不
是应由荆轲来操作的吗——从后来的发展看，如果荆轲能够挑选自己的助手，或许刺秦的机率会大大提高。这意味着什么？从荆轲的角度，这说明“刺秦”行动的主导权已易手，荆轲除了是刺秦的执行者之一外，实际上已被踢出行动策划团队。关于这一点，后文有暗示，即当准备出发时，荆轲依然在苦苦等待自己找的“助手”——正是因为被踢出行动策划团队，所以荆轲即使联系上自己的朋友,也因为不知道行动的进度而无法给予朋友一个确切的时间。
从前文看，太子丹之所以剥夺荆轲的行动权，应该是对荆轲在自己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依然擅自接触樊於期的不满和处罚。以荆轲的精明，不应该想不到这后果，那他为何依然这样做呢？而且被冷落后，荆轲也没有撂担子，依然在暗中积极筹划，“待吾客与俱”。这就有矛盾了：何以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第八自然段中在刺秦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时，“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留待。”太子丹因而怀疑荆轲有悔意，故意说让秦武阳先出发。就在此时，荆轲因太子丹这一句“反悔”之质疑而大发雷霆。像荆轲这样优秀的“下属”，竟然会做出怒斥“上司”这样失态之事，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这里又有一个矛盾：先前，上司的盛怒他能忍，上司的冷遇他若无其事，何以偏偏忍受不了上司的一句话？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至秦汉之交，有一个“士”的阶层特别活跃。士，可以说是没有“恒产”的低级贵族。一方面，他们需要依附在他们之上的贵族阶层，所以在他们身上有强烈的“报”的心态，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另一方面，因为脱离了土地的束缚，依靠自身的能力谋生，所以在他们身上又往往有强烈的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后来渐渐以“义”为表现形式。“士”阶层数量庞大，其“义”也参差多态。荆轲属于武士，确切地说是“侠士”。这一类“士”以“信”作为安身立命的信条。不管是涂漆吞炭、委身为奴的豫让，抑或是为报公子光知遇之恩而殒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类“士”对“信”的虔诚。正如孟子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对于荆轲他们而言，“信”就是他们可以为之“舍生”而必取之“义”。
就荆轲来说，有比“死”价值更大的东西，就是信守“刺秦以报太子”的诺言——这是荆轲的“义”。因而，当秦下赵，燕危在旦夕，太子丹求计于荆轲时，荆轲从容冷静，主动果敢；面对可能激怒上司太子丹的后果，荆轲依然选择义激樊於期。这也就不难解释，何以
行事权被夺，荆轲依然在暗中积极筹划了。一句话，就是什么都比不上信守“刺秦以报太子”的诺言。
然而，太子丹的一句“反悔”之质疑击碎了荆轲的人生信条。故而在那一瞬间，堪称“士之楷模”的荆轲竟做出了“士”这一阶层最忌讳的行为：怒斥主上。面对“不信”之质疑，荆轲怒斥太子丹，并“主动”加码：“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你不是质疑我反悔不敢出发吗，我不仅现在出发而且我还要“生劫”秦王，活着回来（按照计划，如果刺杀秦王成功，则荆轲万无生还之理）。在第九自然段，易水送别，荆轲白衣胜雪，慷慨而歌，最终“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可以说在“生”与“义”之间，荆轲早已作出了选择。这就是义士荆轲。
三、“悲士”荆轲
盛怒之下的荆轲不再坚持等待朋友，在易水寒风中踏上刺秦之路。在缺乏有力助手的情况下，荆轲一人难成事，身披八创而死。而死前，荆轲“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其如市井小人骂街之行为，则是其作为“士之楷模”继怒斥上司后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态。
从课文来看，“刺秦”计划的提出及顺利开展（荆轲为此甚至不惜触怒太子丹）都源于荆轲
对“士”之“信义”的恪守；而“刺秦”计划的变故及最终的失败也由于荆轲对“士”之“信义”的捍卫。本文从一开始树立起荆轲勇武高贵的能士形象，而随着“刺秦”的渐渐深入，一步步地逼出荆轲舍生取义的义士形象，同时也一步步地将荆轲推向悲剧命运的深渊，让荆轲以其“士”阶层最“深恶痛绝”的市井小人之态结束生命，最终完成其慷慨悲凉的悲士形象。抛开其中可能蕴含着的历史的主流价值观不谈，仅就荆轲个人而言，文章的叙述非常生动地唱响了一曲在那个大历史背景下士人的悲歌。
根据孙教授“文本结构三层次”⑤说，则“能士荆轲”可以说是文本结构分析的第一层次，即“显性”层次，“按时间空间顺序的，外在的、表层的感知连贯，包括行为和言谈的过程”去分析，这个过程可说是学生一望而知的——也是为什么学生在分析“荆轲是英雄”时大都及于此。同理，“义士荆轲”则是第二层次，即“隐性”层次。这个层次表现为“连续性中的曲折”，也表现为“情志的深化”。通过对文本隐含矛盾的分析，找到其行为背后的心理及价值观依据：“义”。第三个层次则是“更加隐秘”的“文体形式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还有文体的流派和风格”。在“廷刺秦王”这部分，为突显荆轲“悲士”形象，文本在语言表现上与前文呈现出许多不同之处。这是我们对本文进行解读时不能忽略的地方。
首先是这部分多用细节。在先前的叙述中，文本多以对话及情节粗线条地勾勒荆轲的形象，而在此处则用了很多的细节描写去塑造荆轲的悲剧英雄形象。如“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此处一“顾”一“前”，将荆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自若、敏捷应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暗含叙述者的同情与惋惜，由此追溯到燕太子丹的质疑，为荆轲所“信”非人的深深扼腕。又如荆轲死前“倚柱而笑，箕踞以骂”这个“狼狈”的细节，更将其悲剧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是注重侧面衬托。一处是秦武阳的“色变振恐”。号称“年十二，杀人”的秦武阳不堪重负，不仅无法执行刺秦行动，甚至有泄露计划之虞，虽然有荆轲为之转圜，仍然令人觉得遗憾。而秦宫大殿上，荆轲与秦武阳的鲜明对比，也让读者为“义士”最后的荣光黯然神伤，这也进一步渲染出荆轲的悲剧色彩。另一处是“秦王目眩良久”，雄才大略如秦王也有这样的反应，可见荆轲刺杀之猛烈。猛士秦武阳在秦王面前“色变振恐”，可见秦王之威；这样的秦王在荆轲刺杀下“目眩良久”，又可见荆轲之能。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将好的东西打破了给人看。两两相衬之下，荆轲的形象越高，其悲剧色彩越浓。
再次是短句式快节奏的行文特色突破了史传文的常见文风。文本的前半部分叙述时多用散
长句，按照事件的发展过程娓娓道来，节奏平缓，这是一般的史传文的写法，追求相对客观的冷静平实的叙述。然而，本文“廷刺秦王”部分则打破了这种界限，以短句式快节奏追求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以及在叙述中贯注叙述者的情感。如“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恐急，剑坚，故不可立拔”，全用短句，以节奏的快速变化带出紧张激烈的气氛。其中视角凡三变，从“叙述者”所见“秦王惊起”到秦王自己“惊视剑长不可拔”再回到“叙述者”解释秦王“操其室以御”的原因，形成从长镜头到短镜头再回到长镜头的快速变化，带给读者强烈的现场感。而且，这样的叙述方式很好地将彼时兔起鹘落、成败只差一线的历史感慨呈现，这体现出叙述者对于荆轲刺秦失败之遗憾。同时，还要看到这种短句式快节奏的行文特色贯注了叙述者强烈的感情，表现为加入了许多想象、虚构的文学创作因素，实破了史传文“记实”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