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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古代散文包括汉以后的赋与骈体文，也包括说理著作中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古代散文与诗歌历史同样悠久。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而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汇编。《尚书.盘庚》是商代国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的报告辞，古朴艰涩，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比喻，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
先秦散文尚处在应用阶段。哲学家用以说理，史学家用以记事。前者有《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后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国策》等。这些书，虽属于哲学和史学著作，但都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诸子散文往往寓理于形，借助形象陈义说理，其中含有叙事成分，还有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论的语录体散文，精炼简洁，含义深刻。所记孔子言论，，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大都带有格言的意味。书中不仅孔子的音容笑貌，就连子路、颜渊、子贡等人的性格，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侍坐》一章，已能给人以真实具体的感受。
《孟子》属于对话式论辩著作，是孟轲晚年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编篡的。它言辞雄辩，用语警辟，比喻精当，说理透彻。孟子讲究养气，文章有充沛的气势，但又往往曲折生姿，富有幽默感。《孟子》议论正大，深入浅出，气盛言宜，对后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影响很大。
《庄子》一书，在文章主旨的统领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地展示。庄子总能为他所说的道理，创造出确切生动的寓言故事，全书仿佛是由寓言故事连缀而成。《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及其汪洋恣肆、变化莫测、挥洒自如的风格，对后世文章多有沾溉。鲁迅评《庄子.》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
其他诸子百家，如《墨子》富于逻辑性，议论透彻，行文流畅；《荀子》朴实深厚，说理透辟，取譬精审；《韩非子》严峻峭刻，深抉隐微，对后代都有相当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史传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尚书》以记言为主，而孔子根据鲁国史料编纂的一部编年史------《春秋》则是一部大事记，记述十分简括。相传为鲁太史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它详细叙述了事情的本末，以及有关的轶闻琐事。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历史事件故事化，引人入胜。如《郑伯克段与鄢》从头到尾，常常出人意料，波澜迭起，精彩地刻画了几个人物的性格。《晋公子重耳出亡》中能够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更多，而且写出重耳性格发展变化的历程。《左传》出色记述了当时的许多外交辞令，描写了复杂的战争场面。《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都能用简洁的语言，描绘出头绪纷繁、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与过程。《左传》被推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
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初步成熟。《国语》是一部国别史，是各国史料的汇编，记言多于记事，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许多精彩的部分。《战国策》主要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以记言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士”的形象。如苏秦、张仪、冯谖、鲁仲连等人，莫不情态毕现。其中有许多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
先秦散文开创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即议论文和叙事文。虽然当时主要取散文的实用性，但其文学性的光芒不可掩饰。
汉代散文可分为史传文、政论文、赋三类。
汉代史传文作家，西汉有司马迁，东汉有班固。
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有极高的文学性，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创立了纪传体通史，其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现人物活动，再现丰富复杂的历史画面。《史记》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所涉及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司马迁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通过具体历史事件和细节描写，采取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的写法，使人物形象鲜明地凸现出来。在结构上，这些人物传记也极具匠心，有的是一条主线，贯穿许多事件，形成单线
发展、峰峦起伏状态；有的则是用并列结构和网式结构。司马迁还是语言艺术巨匠，他的语言精确，善于描摹客观事物。《项羽本纪》中垓下之战一节，项羽或是喑哑叱咤，或是言语呕呕，或是仰天悲叹，无不真切生动，合乎他的性格与为人。司马迁不喜欢用偶句，常常避免对称的句法，文气疏朗流畅，曲折自如，有时还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和气势。这为唐代古文运动所提倡的单行散句文学语言提供了范本。
汉书的成就不如《史记》，但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仍然有贡献。班固笔法精密，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塑造人物形象上，也有不少优秀篇章。
汉代的政论文，以西汉的贾谊、晁错最为杰出。贾谊的代表作是《治安策》《论积贮疏》《过秦论》，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疏》。《过秦论》援史实以为据，逐层推进，行文波澜起伏，淋漓酣畅，其锋不可犯。《过秦论》在思想内容和语言上体现出对《战国策》和先秦诸子的继承和发展。东汉的政论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著名的作品有王充的《论衡》。
先秦西汉的论说文和史传文，还没有从哲学、史学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散文走出应用文的尝试是从赋体开始的。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学体裁，以致后世有“汉赋”之称，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最早写赋的是战国后期赵国的荀子，战国后期另一个赋家是楚国的宋玉，现存题名宋玉的赋作共十篇，其中《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比较可信。西汉赋家有司马相如、杨雄和枚乘等人，东汉赋家有班固、张衡等人。
赋以铺叙、描写较多为其特色，这在长篇大赋里表现得最明显。大赋大都以回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司马相如是西汉最有代表性的赋家，他的《子虚》《上林.》两赋铺陈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举，表明诸侯不能与天子相提并论的态度。最后说了一番要提倡节俭的道理。作者借写游猎场面，用极度夸张的笔法，描绘出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呈现出文学中前所未见的宏伟壮阔的气势。这实际上是西汉时期繁荣强盛的时代气息和统治阶级自豪骄傲的心理在文学上的反映。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杨雄，《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是他的代表作。他模拟司马相如，而仍能具有《子虚》《上林》二赋的规模气概。
从杨雄开始到东汉，辞赋中出现了新的题材，即“京都赋”。代表作是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还有后来西晋左思的《三都赋》。班固的《两都赋》以都市为中心，更为广泛地反映了山水、城市……的情况，它模仿司马相如和杨雄，但真实的成分增加了，虚夸的成分减少了。张衡的《二京赋》模仿班固的《两都赋》，对世俗生活和有关人物等都有具体的描写。
东汉中后期，传统的大赋缺少创新，小赋兴起。这些小赋以抒情为中心，往往带有尖锐的批判性。代表作有张衡的《归田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这种转变为魏晋以后的辞赋
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使文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散文的题材扩展了，山水景物成了文学表现的新内容，文章中的抒情成分大大加强。传统大赋走向衰落，从东汉中后期的兴起的抒情小赋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因为骈文的流行而增加了赋的骈俪、成分。骈文是在两汉散文的基础上，受赋的排比对偶修辞手法的影响，逐渐发展而成的。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一时。
魏代的散文向清峻通脱的方向发展。曹操的文章不受陈规的约束，说话直截了当。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徳祖书》，语言婉转、感情真挚，呈现了这一时期的文章文情并茂的特色。魏晋之交，嵇康、阮籍愤世嫉俗。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放言无忌，感情真实，辞锋锐利，语调峻切。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对虚伪的礼法制度予以激烈的批判，同时在幻想中追求绝对自由，也是颇见性情的名作。
东晋初年的王羲之的文风，疏朗自然，情味隽永，《兰亭集序》俯仰古今，怅触万端，叙事抒情，令人遐思无尽。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发展了这种文风，《桃花源记》描写了一个和平、宁静、幸福、淳朴的理想世界。《五柳先生传》为自己留下了一篇神情毕现的传记。他的文章朴素中见绮丽，简洁中见丰富，富有启示性。
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载了晋代的士大夫的言谈轶事，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它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对后代笔记和小品文影响很大。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杨之的《
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也具有较高的文学性。《水经注》描写山川景物丰富多样，或用白描，或施彩笔，都能简洁生动地写出山川的特色。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的山水游记都受其影响。《洛阳伽蓝记》善于用简短的文字叙述故事和人物。《颜氏家训》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往往插叙作者亲身见闻，风格平易亲切。
南北朝的骈文有不少精美的作品。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写庐山、九江一带景色，画面阔大，气象万千，山水均呈动态，烟云变幻，光色耀眼。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生动犀利，，揭露欺世盗名的伪隐士的丑态，其中山岳草木皆有灵性富有妙趣，是一篇用骈体写就的辛辣的讽刺杂文。陶弘景的《与谢中书书》写他隐居处的山水景色，用笔简淡，有一种高逸的趣味。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以善于刻画见长，写水之清澈猛急，山之峻拔奇秀，环境之优雅清静，具有传神写照的效果。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为劝诱梁朝降魏大将陈伯之反正而作，虽是骈文，却委婉曲折，收纵自如。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沿循东汉后期抒情的方向，拓展了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王粲的《登楼赋》写异乡风物之美所引起的思乡怀土和壮志不得伸展的情感，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郁的诗意。曹植的《洛神赋》虚构自己在洛水边与神女相遇的故事，带有一定的寓意。全篇想象丰富，描写细腻，词采流丽，抒情意味与神话色彩都很浓。向秀的《思旧赋》不足二百字，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抒写对被残酷杀害的朋友嵇康、吕安的追念感怀。《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脱离官场回归田园的宣言，语言优美流畅，富有诗情和哲理。江淹的《恨赋》《别赋》用精美的语言，渲染各种特定场合的环境
气氛，写各类人物的憾恨之情、离别之悲，感情凄恻，音调缠绵，于忧伤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赋家是庚信，代表作为《哀江南赋》，另外《小园赋》《枯树赋》等短篇也写得情辞俱佳。《哀江南赋》以作者的自身经历为线索，历叙梁朝由兴盛而衰亡的经过，具有史诗性质。描写、抒情、叙述融为一体，篇制宏大，文采富丽，情韵苍凉。文章中用了很多典故，但没有一般骈俪文堆砌的毛病，于整齐排偶这仍具有流利生动的特色。
唐宋两代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高峰期，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家，使文章的体裁样式增多，艺术水平提高，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可算骈文中的双壁。其中的警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更是传诵不衰。中唐时期，一些士大夫迫切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与此相伴的是复兴儒学成为强大思潮。韩愈、柳宗元等人尖锐批判六朝以来的骈俪文，提倡更为实用的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并称之为“古文”，而与骈俪文相对立。韩愈、柳宗元两人都是大散文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在他们实际创作成绩和理论倡导影响下，中唐文风大变，清新流畅的新文体，基本上取代了几百年来骈文统治的地位。文学史家称这场文体革新为唐代古文运动。
韩愈的散文，论说、抒情、记叙，各体擅长。《师说》文字精炼，文气充沛，对比手法的运用与种种
生动形象的描写，大大增强了说理的鲜明性和感染力。《进学解》，《送穷文》采用对话问答体，嬉笑怒骂，光怪陆离，赋的铺排和骈偶杂用，显得新颖奇妙，谐趣横生。《杂说四》托物寓意，构思精巧，形式活泼。《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盘旋曲折，一唱三叹。《张中丞传后序》记叙张巡、许远、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故事，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是司马迁传记文的发展。《祭十二郎文》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与叙事中见呜咽梗塞之情，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是司马迁之后又一语言巨匠，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提炼当代口语成为文学语言，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结构也灵活多变。韩愈创作的许多词语，至今还经常为人们使用，如“动辄得咎”“倨屈聱牙”（进学解）、“面目可憎”“垂头丧气”（送穷文）、“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与时人书》），等等。
韩愈的散文闳中肆外，戛戛独创。总体风貌是雄健深厚、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曲折自如。苏洵说他的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相对于韩文的阔大雄肆，柳宗元的文章析理透辟，清隽卓绝，以精密见长。韩愈说柳宗元文“雄深雅键，似司马子长（迁）”。柳宗元思想深刻，对人民富有同情心。长篇论文《封建论》以充沛的气势、强有力的逻辑、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严厉地抨击藩镇割据局面和世袭制。柳宗元的传记文在选取人物和材料方面极具匠心。如《捕蛇者说》写赋税之毒甚于蛇毒。《童区寄传》谴责中唐南方边
远地区抢掠儿童、贩卖人口的恶习。《段太尉逸事状》取之真人真事，描写生动，剪裁精当，突出了段秀实的高贵品质，揭露了贵族、军阀的罪恶。柳宗元的寓言讽刺小品笔锋犀利，语简意深，风格沉郁严峻。他善于体察物性，抓住特征，加以想象夸张，创作出生动而有寓意的形象。如《三戒》《传》所刻画的人情世态与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给人多方面的警示。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清新秀美，富于诗情画意。代表作《永州八记》将写景抒情融为一体，借山水之乐排遣心中的抑郁。他以精细的观察、精确的词语，把山水写得各具形态、栩栩如生，精美异常。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晚唐时期至五代十国，古文运动缺乏有力的后继者，以李商隐为代表作家的骈体文仍然居优势。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再度发起古文运动，很快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包括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在内的文学集团，于是一度中断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比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抒情，更实用。唐文奇特，结
构上纵横开合，波澜起伏，词语上也追求新奇；宋文从容，曲折舒缓，不露锋芒，语言则以明白如话见长。
欧阳修是宋代散文文风的创立者，他提倡学习韩文，但不是机械模仿。他取法韩文文从笔顺的一面，对其奇险的一面弃而不取。韩文重气势，欧文重风神，韩文雄放，欧文绵邈，有跌宕唱叹的韵致。欧
阳修的议论文有为而发，有感而作，《朋党论》引用大量历史事实，又连用排比，增加了说理的气势；《与高司谏书》，言辞锋利，甚至出之以嬉笑怒骂，它与《朋党论》都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者传论》等序论文，吊古伤今，感慨遥深，每段都以“呜呼”二字开头。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前者于描写风景之后，忽然插入五代干戈之际一段，感慨无穷，风神卓绝；后者从写醉翁亭的环境位置，一直到山中四季景物的描写，忽而山，忽而亭，忽而醉翁，忽而人，信笔所至，而一齐归结到太守之乐上，表现作者“与民同乐”的情怀，使抒情写景融为一体。文中用了大量的骈偶句，有似散非散的韵味；又多用陈述句，以21个“也字结尾，造成了一唱三叹的吟咏句调，宜于朗诵。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并不一概否定，如《醉翁亭记》散中带骈，骈散相见，有似骈非骈的情趣。骈体赋，在唐代已有转散的趋势，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虽注意铺陈，但全无堆砌，已可算是一种新文赋，欧阳修则进一步推进骈散结合，确立新体文赋。他的《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的铺陈排比、骈词偶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又活泼流动，呈现散体的格调。其描写秋声秋景，充满着凛冽肃杀之气，是一篇具有浓厚诗意的散文。
继欧阳修之后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他的创作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散文豪放自然，多姿多彩。他的议论文明晰透辟，雄辩滔滔，气势纵横，善于随机而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南宋的叶适称之为“古今议论之杰”。但他更为精美的是游记、杂记、随笔、文赋等文章，做到了涉笔成趣，姿态横生。他的写作手法比前人更为自由，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
、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随着自己的情感思绪信笔写去，结构似乎松散，却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如《文与可画谷偃竹记》似乎全无结构，实际上每一层都围绕对文与可的追怀展开，有其内在联系。《石钟山记》先是就命名缘由提出怀疑，而后自然转入游览探察过程，最后引发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可“臆断其有无”的议论，气脉在叙事、写景、议论之间从容流贯，不见人工安排的痕迹。他的《超然亭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喜雨亭记》，也都是描写、叙述、议论错杂并用，而行文随意变化，曲折自如。苏轼文章写得最为自由洒脱的是杂记、随笔之类的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意境超然，韵味隽永，富有诗意。苏轼的赋，也是下笔有行云流水之妙，《赤壁赋》在自夜及晨的时间流动、游览过程与情绪变化过程中，把写景、诵诗、问答、议论水乳交融地汇为一体，摆脱了赋体的拘束，流转自如，堪称优美的散文诗。苏轼驾驭语言的能力极强，重视通过捕捉意象和声音、色彩等因素的组合，构成意境，传达自己的感受，词语新鲜，句式则骈散兼用，长短错落。
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文章委曲周详，完整严谨；王安石的文章识见高超，挺拔劲峭；苏洵的文章纵横驰骤；苏辙的文章汪洋醇厚。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都一直为后人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