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文君
晚年时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有志于从事艺术活动的年轻人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我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把人类一切美好的思想和动机带进艺术的圣殿，在门槛上就应该抖掉那种琐屑的生活的灰尘和污泥。”a艺术的圣殿与琐屑的生活似乎构成了一对矛盾式的存在，生活的灰尘和污泥似乎也对艺术创作形成了必须逾越的屏障，然而，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记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我的艺术生活》这本回忆录则会发现，正是他所处的新旧交替、泥沙俱下的时代给予了这位热爱艺术的演员、导演以丰富的体验与灵感，而这其中琐屑的生活从未退居艺术殿堂的背后，以生活的感受力与洞察力见长恰恰是他艺术世界的标志性姿态。生活的琐屑无疑会消磨艺术家们的理想，但也会促使他们向艺术的更高层次掘进；生活的灰尘也许会让艺术蒙上灰暗的外衣，但也会向锲而不舍者打开通往人性之光的路途；生活的污泥难免会使艺术家们陷入滞重的围墙，但也会让抱持信念者在历练后一次次突围。与其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毋宁说艺术与生活本身就是彼此闯入的关系。从1916年詹姆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那个耽于心理分析的青年人斯蒂芬，到《散文诗》2020年第2期上登载的《青年艺术家宣言》，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度标识了闯入艺术的年轻人们不断努力的思想轨迹，
冯骥才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则为这份思想轨迹的划定贡献了极具时代感的画卷。从20世纪70年代走出的三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闯入了艺术的殿堂，在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中他们一面构筑生活的弹丸之地，一面领受艺术之火的淬炼，在青年/时代与艺术/历史的宏阔命题中，个体命运的浮沉更有着为一代人留存一份心灵记录的意味。
一、从《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到《青年艺术家宣言》
青年形象的塑造所引发的话题往往超出了这一形象本身，它涵盖了社会学、形象史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话题，青年背后所隐含的参照系也不再仅仅是代际划分与文化立场分野，它容纳了更多的时代讯息。具体到文学创作中的青年形象更是一个时代的多棱镜，尤其是当文学中的青年与艺术相遇，他们的人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或因艺术光芒照亮，或因灵感枯竭苦苦追寻，甚至是自我毁灭，艺术人生在青年形象上的投射因此也带有了十分复杂的况味。一方面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然成长所要历经的种种，一方面则是作为青年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之探索与养成，两者之间的交织对青年艺术家形象的构造提出了挑战，更不用说在青年个体生命历程与青年艺术家的自我完成中还横亘着生活的细碎与历史的洪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冯骥才的《艺术家们》这部小说最为动人之处在于他以文学之笔写出了青年时期热爱艺术的“三剑客”所历经的人生岁月，他们的单纯与天真浇灌了艺术的沃土，也因而直面了生活的坚硬质地，于是小说里三位热爱艺术的青年在各自的生活之路上奔波，携带着不同年代的气息迎面而来。
追溯青年艺术家这一文学形象的生成将是一次充满意味的发现之旅，尤其是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青年形象塑造将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尽管这部作品向来是从意识流小说层面被解读的，但斯蒂芬在小说里历经的成长极大程度上为我们找到了阐释青年形象的话语空间。首先是父子冲突的隐现和自我灵魂的救赎，其次是青年人友情的缔结与艺术纯美理想的渗入，再次是艺术家人格的养成与青年自我人格的完善，它们
闯入艺术的年轻人 ——冯骥才《艺术家们》与青年形象
闯入艺术的年轻人
共同构成了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生成的话语层次。乔伊斯在小说中将朋友眼中的这位“模范青年”以反讽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他形容斯蒂芬：“一位模范青年，他不抽烟，不到市集上去，也从不跟女孩子调情，他从来都决不干任何这类的事，或者说，他妈的什么都不干。”b这时的斯蒂芬游离于学校的日常生活，尽管才华出众、成绩优异，但内心却十分敏感，常因同学或老师提到自己的父亲而心神不宁，
父与子的隐秘冲突在小说中以不经意的细节性回忆暴露出来。这时作为青年学生的斯蒂芬这一青年形象身上包裹着的仍是自我与外在的彼此显现，他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自嘲者。这样的青年形象塑造在冯骥才《艺术家们》也有很充分的体现，在楚云天、罗潜、洛夫这三个青年人身上，我们从小说中能感受到他们在现实交往中彼此欣赏也彼此打量的关系。当小说开头楚云天“使劲儿蹬着一辆老旧的匈牙利自行车，吱吱呀呀穿行在雨后漆黑的街道上”c，作家就已经将这个年代与这个城市的光影变幻一点点展示给读者。青年时代的楚云天承受了家庭的变故，却意外获得了沉入生活的底层观察“荒原上的野花”的机会，恰如冯骥才在小说前卷题记所写：“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d然而这份“美丽的天意”其内里的质地却是残酷的，天灾与人祸的到来都是难以避免的。特殊年代物质的匮乏与楚云天、罗潜、洛夫三位年轻朋友在精神阵地上的坚守是小说中最感人至深的地方，小说中曾写到地震带来的巨大创伤，当楚云天安顿好妻子和女儿时，他最先想到的是两位年轻朋友在地震中的安危，并不顾一切地奔向他们的住所与他们一道面对这场灾难，他们的友谊在一次次应对生活的劫难时更为坚固，而艺术话题的交流也让他们在艰难岁月里的相守更有彼此激赏的珍贵意义，这才是作家给予三个惺惺相惜的艺术心灵的“美丽的天意”。
乔伊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斯蒂芬经历了漫长的灵魂救赎过程，他在宗教、艺术中一次次寻求答案，也一次次被自我怀疑与自我忏悔推向内心的深渊，可以说对斯蒂芬而言青年不仅是独立的开始，也是一个人向艺术终极目的靠拢的开始。乔伊斯在小说即将结束的部分多次提及了斯蒂芬对艺术
的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的有意为之。“艺术，斯蒂芬说，是人类为了美学的目的对于可感知的或者可理解的东西所做的安排。”e 这是这部小说里乔伊斯借斯蒂芬这位青年之口第一次
谈及艺术，借由斯蒂芬与朋友的论辩表达了这位青年对艺术的看法，当然，乔伊斯带有鲜明的对艺术的理想境地打量的色彩。冯骥才《艺术家们》前卷开篇三位年轻朋友以对艺术的热烈追求开启了他们的人生之旅，他们“悄悄自称这里为沙龙，只是因为这里是他们甜蜜的精神聚集地，只是用来表达三个艺术好友相聚一起时分外美好的感觉。他们喜欢这种互为知己的感觉，共同沉浸在一种‘艺术美’里的感觉。他们还以‘三剑客’自许以表示他们之间这种精神上的密不可分”。f此时的“三剑客”意气勃发，冯骥才在小说《艺术家们》这一部分多次写他们骑自行车穿过城市奔赴三人聚会时那份洒脱、昂扬，仿佛城市的一切都一同沉浸在青年人对艺术的热爱中：
清晨，艳阳高照。洛夫生气勃勃地骑着他那辆老旧的杂牌自行车从家里出来，松散的卷发在头上飘飞。他穿街入巷，东弯西拐，宛转自如。看他这股劲儿，给他一对翅膀，他可以飞起来。……他哼着曲儿，屁股在车鞍上扭来扭去，时不时抬眼从幽暗的破房子的夹缝中，看一看老西开教堂高耸云天的铜绿色的穹顶。一群白色的鸟儿在那很高的地方时起时落，这景象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孩提时的记忆里。他认为在这城市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自己家附近这座废弃的教堂才有的一种静穆的美。g
对外在空间的艺术化感知无疑使小说在塑造三位闯入艺术的年轻人形象时别具诗意，然而，作家也并
没有回避不同的生活环境、职业选择、家庭出身对他们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心怀艺术理想的层面去建构属于艺术家的人格。他们挺拔、坚韧，他们孤傲、顽强，他们经过了生活的洗礼也正准备迎接更大的洗礼，他们期待着一次升华。如果说“艺术家的人格，最初不过表现为一声喊叫或一种节奏感或一种短暂的情绪，接着它却变成了流动的闪烁着光辉的叙述，最后它更使自己升华而失去了存在，或者也可以说，使自己非人格化了”h，那么，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所着力构建的正是流淌着年轻人生命质感的艺术家人格，尤其是楚云天经历了艺术上的默默无闻，罗潜也有刻骨铭心的爱而不得之痛，他们以隐忍的处世态度竭力追求人格的完善，也在绘画中不断推翻、不断重建，由此完成了最初的艺术家人格的升华。尽管在小说前卷中真正以艺术为职业的只有洛夫，
闯入艺术的年轻人
然而，冯骥才却最先将楚云天和罗潜“这两个湮没在社会中默默无闻、在野的朋友”i以艺术家人格塑造的命题推向了读者面前。艺术家人格的形成只能依赖于艺术与生活复杂的互文，也只能寄寓着人生现状的泥泞不堪，如何在面向艺术的超越和达观中走向自在与自为，这将是长久的难题。没有能穷尽一生的艺术坦途，就像没有一劳永逸的人生旅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往往带有时代的聚集效应，社会的呼应、资本的聚合、新技术手段的搬弄等等，但这些不过是变量，不变的将永远是艺术本身。
2020年第2期《散文诗》上登载了一篇散文诗《青年艺术家宣言》，全诗如下：
作为可知的人类是如何不可知地存在的？
一个浮游于冷酷仙境的函数？一团在钟表核心臻于自洽的冰火？一场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来回跳跃的游戏？
无论如何，生命所昭示的一切，无非就是重新学习生活，而关键在于重新学习呼吸——一个人必须在独立中学会爱的艺术，在积累中学会美的艺术，在反省中学会诗的艺术。由于此，我们主张：是那些自由自在的、彻底开锋的心灵同时创造和成全了自然和人类！
在风格化的修辞和自由语法之间，我们选择后者。
在忠诚的秘书和敬业的书记员之间，我们选择后者。
在隔云观山和凝视深渊之间，我们选择后者。
我们选择在古老的人群中成为自己，在新鲜的语言中成为人类。
五百年前，哥伦布经由一根飘在海上的芦苇发现了新大陆；
一百年前，《新青年》经由新知拨云见日，破解了时代的凋敝；
现在，我们重新以青年的名义邀约，以发现的名义聚集。
空谷足音，遥指津渡。
一纸天心，不绝如缕。j
这是《散文诗》2020年发起的“青年艺术家会客厅”栏目的开场白，当下的青年艺术家们以青年的名义和发现的名义抛出了他们的“青年艺术家宣言”。作为个体的青年在重新学习生活中独立、积累、反省，以此充盈年轻的艺术家们对身处这个时代所担负艺术使命的认知。如果说艺术话语的重要主题是拒绝重复，那么，“自从诞生之日始，青年话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是拒绝平庸”k，拒绝重复与拒绝平庸恰好立在了艺术家与青年人天平的两端。作为艺术家的一端是拒绝重复，作为青年人的一端是拒绝平庸，设若以文学创作将这天平的两端联结到一起，那么，我们的写作者又能为此提供什么？
二、是开“理想”之花还是结“现实”之果
对近年来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的探讨正在进行，一边是加诸青年身上各种各样的称谓，其中不乏时代情绪的表达；一边是对当下文学状况的观察，在向青年形象予以关注的同时，研究者作出这样的判断：“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这种青年文学人物形象的稀缺，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焦虑。……从20世纪初期开始，青年的形象、青春的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
纪之梦的表意符号。……但是，自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可能还没有创作出这样具有时代‘共名’意义的青年文学形象。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新变、不确定性带来的文学新人、特别是青年形象的创作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l对当下文学创作中青年形象的期待是在文学与时代同行这一背景中真实发生的，青年人的奋斗与成长、泪水与焦虑已嵌入到他们对这个时代共同的感受中，我们的写作者正是在这一程度上面临着青年形象创造的难题。理想主义与现实的取舍、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这些概念的复杂性在已有的青年形象中往往因具体生活问题的涌入而被消解或者遮蔽，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个为工作、恋爱这些细微生活而奔波的青年，记住的也往往是他们在其中备受的煎熬或一点点小确幸，细节性的完成与症候式的写作难以支撑起一代人的理想与现实。我们看不到青年人在个体生活之外向更宽广世界的张望，也看不到他们的有趣甚至是可爱的不合时宜，破译成功学的密码和激励式的庸才式教育让他们过早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由此看来，在冯骥才《艺术家们》这部小说里出现的年轻人也呈
现出两极化的色彩，既有为艺术理想坚持不懈的楚云天、高宇奇，也有在迎合市场趣味中最终遭受抑
郁症折磨而自杀的洛夫；既有以力和野性美而震惊画坛的青年女画家唐尼，也有为了出名而刻意制造与偶像相遇的青年女画家白夜，这些人物都浸润着作家的所思所想。冯骥才在《〈艺术家们〉的写作驱动与写作理念》一文中谈道：
理想主义是我放在三剑客身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我写小说的核心价值与思想追求。……当我把三剑客年轻时代的理想之火一直放在楚云天的身上，让他坚持和苦苦求索的同时，也让他承受时代的压力、困扰、落寞，以及人性的过失带来的人生的伤痛与悔恨。……其实，小说中另两个人物倒是楚云天理想主义精神的依傍。一个是易了然，一个是高宇奇。……我之所以没有把易了然和高宇奇放在楚云天的身边，而是拉开距离，叫他们远在异地他乡，是想把他们理想化。虽然这两个人物的真实程度都很高，我却要把他们理想化，让他们更高贵更美好，让理想主义不绝望。m
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部小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认为：“这个价值内核带着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穿行而来的理想主义的底色，也一再充当冯骥才创作之火的燃料，甚至是他之所以为他的精神基石。”n理想主义的灌注是《艺术家们》最为鲜明的气质，这不仅从小说塑造的三位热爱艺术的青年人形象中可以看出，而且也渗透到了小说的语言、细节与整体的结构中。然而，作家仍在更深入的层面体味到了因为对理想过于执着而带来的幻灭、自毁，艺术理想的变形、变异与变味在小说中有更值得思考的价值。是在艰难前行中开出理想主义之花？还是仅仅结出轰动一时而很快被遗忘的现实之果？这是《艺术家们》这部小说中对青年形象塑造提示出的严肃命题。
在楚云天青年时代的艺术道路中，他所经历的三种状态是对这一命题的诠释，即：最初步入艺术殿堂的自由与忘我、因地震劫难十年画作几乎全毁的幻灭、初次完成黄河画作时的自我升华。小说里，冯骥才多次描绘了青年艺术家们投入艺术创作的过程，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感觉触及了他们的内心深处，并带着好奇与发现进入了他们绘画语言的表达中：
桌上的墨、水、色彩，不再是工作的材料，而是他的情感、心绪、感觉、语言。在湿漉漉渲染上泅开的水墨，分明是他放纵的情绪，一条条线都是情感的轨迹，浓浓淡淡的墨的色度里有他精确的语言一般的表述。然而，一旦他随性地、率性地、信由性情地表达出来，便进入了最高的绘画境界。这个境界既是绝对的自我，又是一种忘我。o
这是楚云天十分珍视的状态，也是他一生艺术道路的起点。应该说楚云天是幸运的，他的绘画积淀与文学才华以及卓越的思考能力，让他在时代的变动中显得意气风发，也正是他对艺术的忘我与自由境界的体悟让他在即使占据了时代中心位置时仍能葆有思考与观察的习惯，也仍能在自我的艺术境界提升上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在获得盛名后与艺术资本市场的保持距离，对洛夫画作的苦心经营，为不幸车祸身亡的艺术同道高宇奇画作研讨会的奔走，这些都与其艺术道路叠加在一起成为他身上鲜明的理想主义人格的投射。当然，对楚云天青年时代艺术理想的刻画在很多细节里都融入了冯骥才本人的经历和艺术感受，同时，作家并没有完全夸大一己的思考，他为小说中每一个人都留出了空白，也以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在经由青年之路所开启的人生里寻找自身的位置。时代的钟表加快了指针的行走，
也让小说里的三位年轻人急切地渴望在新的时代到来时找到属于他们的位置，小说里写道：“他们只是这数百万城市里三个心怀艺术梦想的年轻人，他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社会资本，没人认识他们，面对着一切都未知的未来，他们要做什么，孰轻孰重？罗潜似乎还在一己的世界里，洛夫更关注现实的变化。比起罗潜和洛夫，由于云天更接近文学，文学直通着社会，离不开思考，故而对这个尚不明确的社会的走向，便有愈来愈多的忧患、关切、企盼。”p在我看来，这是小说《艺术家们》青年形象刻画最有思想含量的地方，作家并没有一味陷入个体的悲欢离合，也没有仅仅满足于写出一个又一个个性不同的青年艺术家，而是将这些闯入艺术的年轻人置放于疾驰的时代中，为他们的艺术与人生之路增添上浓郁的年代感。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家们》是向青年艺术家致敬的“年代之书”，忧患、关切、企盼，这正是冯骥才从一代人的眼光出发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年轻人心态的准确捕捉。小说最为成功的部分即前卷里这种年代感
闯入艺术的年轻人
的自然流淌，作家把这份交织着理想主义之光的答卷交付给了小说中每一个在场的人。
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立场让“三剑客”的人生与艺术道路的发展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无论是楚云天在新时代的脱颖而出，还是洛夫的行为艺术产生的所谓轰动效应，抑或是罗潜在小胡同里开起的小画廊，在作家这里，这些沿着同一精神阵地走出的不同岔路，正是表征着理想主义与现实的纠葛。我们要讨
论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理想的坚守还是丧失，也不是现实的惨烈还是世道的复杂，因为，胸怀远大抱负与对现实处境的清醒认知并不必然矛盾，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才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如果跟随冯骥才的笔触读完《艺术家们》全书，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艺术家的自我完成将遭遇多么艰难的困窘。当一位优秀的画家为了自己的画作能保持一个还不错的拍价而甘于重复时，当“三剑客”间的精神联系越来越淡薄以至最终分道扬镳时，当楚云天晚年精心思考的文人画理论无人问津时……这些无不昭示着当下精神生活的断层，也呈现着作家本人对这个时代的痛切表达。在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一书的封底有这样的话：“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从20世纪70年代走出的人们的真实体会，它给我们提示了历史连续性的思维方式。的确，相比于《艺术家们》的中卷和后卷，前卷是相对完整的对一个时代的体察与表述。它以十分细腻和感人的笔触呈现了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追求，尽管并不丰盈，更是夹杂着无奈的现实处境，然而，因为有了理想的烘托反倒让三位年轻人在喑哑的年代收获了来自艺术的慰藉。
三、艺术家的早熟与青年的晚熟
实际上，在冯骥才的文学创作里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艺术家群像的轮廓，它们是发表于《当代》1979年第2期的《雕花烟斗》、发表于《当代》1981年第4期的《意大利小提琴》以及发表于《中国作家》1985年第1期的《感谢生活》，这些中短篇小说聚焦于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以戏剧化的方式写出了人
物命运的大起大落，以及在非常态的社会世相中找寻艺术的真与美。尤其是《感谢生活》这部中篇小说里的华夏雨这一人物，可以看作是冯骥才塑造的第一个青年艺术家形象，我们从如下引文中不难看出这一人物在精神气质上与《艺术家们》的联系：
想想看，那时我只有二十多岁，从学院走出却没有从艺术走出来的人，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艺术的敏感。一切事物，有生命或无生命的，好像都在发光、喘息、出声。连阳光，风，摇动的树影，恬静、微细、亮晶晶的浮尘，也是有感情的。……我感觉，自己所有神经末梢都露在皮肤外边，常常被自己这些感受激动得不得安宁。天呵，那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感动。感动才是真正的幸福！q
1985年的冯骥才笔下出现的这位名叫华夏雨的青年人，毕业于北京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高才生，带着对艺术的兴致勃勃，想要“拿着画笔向生活和未来报到”r，作家在他身上所投射出的理想与抱负显然与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氛围有紧密的联系。而在2020年完成的《艺术家们》这部长篇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在艺术问题上更为深邃的思考，他以其大半生在文学与艺术天地里的感悟将艺术家的晚熟与青年的早熟这一对照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冯骥才《艺术家们》完成了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青年艺术家群像。不能不说，这里面经历了更多的调整，也彰显了作家更为成熟和圆融的笔力。
事实上，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冯骥才在创作初期对青年艺术家形象塑造时的游移不定以及临时后撤，“还在1979年第6期《收获》发表中篇《啊》之前，冯骥才就打算用题为《艺术家的生活圆舞曲》
的中篇来写一写作为青年艺术家的自己和友人在特殊年代的经历。……写完《啊》，他曾大病一场。尽管后来不断想要提笔续写，最终还是打消念头，改写100个‘他人’的口述实录了。这就与给当时的青年艺术家们创作自画像的初衷相去甚远”。s这时的作家尽管意识到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应该有属于青年艺术家形象的一席之地，但是，此时他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后来的《雕花烟斗》和《意大利小提琴》也只是在凸显人物的命运沉浮时与艺术有了交集的机会，但显然过于主流化的写作还没有让他来得及将艺术家与青年之间以更多维度的关联方式凸显出来。直到1985年的《感谢生活》，才第一次以华夏雨这一人物的塑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从苦难和伤痛中走出继而拥抱艺术、感恩生活的青年艺术家。但仍有不足的是，如《意大利小提琴》中所写，小说里热爱艺术、热爱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