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50——70年代的文学
第一章1949－1976文学思潮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思潮
一．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
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对所谓“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这种以政治运动方式介入文艺的思想斗争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三、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这场运动和斗争，从对俞平伯的批判深入到对五四以来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胡适思想及影响的批判，由学术探讨扩大到政治问题，由古典文学研究扩大到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由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
四、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建国后第三次大规模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切中我国国情的，至今还葆有它的生命力。而1955年推向GC的对胡风文艺思想及其政治上的批判，将本来属于文艺思想范畴的论争等同于政治斗争，彻底混淆了人民内部与敌我之间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这次运动不仅造成了胡风等人极大的人身痛苦，而且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潮的膨胀，给我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创伤。
五．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推动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浪潮。
六．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正当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初步出现活跃局面的时候，从1957年下半年起，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政治领域的反右斗争，波及文艺领域。从而践踏了双百方针，断送了贯彻”双百“方针的成果，助长了左倾文艺思想的膨胀，又一次把文艺问题、思想问题等同政治问题。
七．文艺政策的调整。 进入六十年代，为了纠正“左”的文艺倾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多次讲话，极大的鼓舞了文艺工作者。
八． 左倾思潮的升级给文学事业造成的新损失。六十年代初，毛泽东提出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左”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文艺批判的主题。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1966年5月至1976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文艺事业遭到了空
前的劫难。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会议，形成纪要。主要内容：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指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作品“黑”，污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队乌“黑”。给文艺界带来巨大灾难。
“三突出”，1968年，于会咏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根据江青旨意最先提出“三突出”原则，姚文元定为“在……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无视文艺规律，公式化，扼杀创造性。
第二章 50年代、60年代小说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小说概述
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其曲折发展的过程，显示了50年代、60年代的文学轨迹，为以后总结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规律，提供了经验教训。50年代、60年代的小说在历史和现实两类题材方面，有一些收获。但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有着形态的单一化趋向，写英雄典型、写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设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线索的小说的主张，取得绝对统治地位。
第二节 农村小说
一 、 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以农村生活作为主要取材范围的作家有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沙汀、骆宾基、马烽、康濯、秦兆阳、李准、王汶石、孙谦、西戎、李束为等。在当时的农村小说中，存在着两个有影响、艺术倾向却有所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赵树理等山西作家，另一是柳青、王汶石等陕西作家。农村小说除了山西、陕西这两个“群体”之外，较重要的还有周立波、李准、浩然等。
二 、 赵树理和山西作家
山西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有迹可寻的共同性。（一）地域的特征。赵树理、马烽等长期生活、工作在山西，作品也多取材于晋西北、太行山和太岳山盆地及汾水流域。山西乡村的民情风俗参与了他们小说素质的构成。（二）写作与农村“实际工作”的关系。注重小说的社会功能，写小说为了“劝人”，能“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石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写。“本来面貌”是以一个有先进思想的农民的眼睛的所见、所闻、所感。（四）重视故事叙述的完整和语言的通俗。这个流派可称谓“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除赵树理外，还有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
（一） 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1、农民的作家
赵树理下决心成为一个农民作家。他认为要真正实现为广大农民写作的目的，就必须走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的道路，使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他感到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于是他决定不上文坛，只上“文摊”，写农村中农民看的，不识字的人可以让识字的讲给他们听的
故事。
2、《三里湾》
《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播写解放后农村生产合作化潮流的优秀长篇。它的发表，显示了赵树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这也是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任务之下”“创造新经验的时期”。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到各种社会主义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赵树理于一九五一年春天，回到了他熟悉的根据地太行山长治专区，先后参加了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及老社的扩建工作，在群众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三里湾》就是从山西长治地区试办、扩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题材的。
3、短篇小说创作的新成就
赵树理坚决反对文艺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而把自己的小说称作“问题小说”，他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是赵树理一贯的创作主张，在建国后的短篇小说中体现得特别鲜明。大胆揭示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因素，歌颂勤勤恳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是赵树理短篇创作的主要内容。短篇小说主要有《登记》、《求雨》、《锻炼锻炼》、《老定额》、《套不住的手》、《杨老太爷》《互作鉴定》、《卖烟叶》。
4、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特色
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是赵树理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的最突出的特点。反封建的主题决定了赵树理小说的民族内容，这民族内容需要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去表现，这具有民族精神的人就是赵树理笔下的一代新人。其特点：塑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人物形象，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结构形式，运用民族化、大众化的语言。
（二）马烽、西戎的小说
马烽与西戎，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对于农村生活有着比较深厚的积累，在创作主张和艺术实践中有不少相近之处。他似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派”（或称“山药蛋派”）的重要成员。
三 、柳青的《创业史》
（一）生平和创作道路
柳青（一九一六——一九七八）是在三、四十年代根据地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对我国现代、当代文学都作出了宝贵贡献。《创业史》和它的作者柳青属于当代，然而，这一部当代作品与这一位当代作家距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不到50年的时间间隔，竟然已经沧海桑田。
（二）《创业史》
《创业史》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长篇小说。对于《创业史》（第一部），
在60年代曾发生争论。《创业史》是“单一的政治视角”，“意识形态化写作”，“围着政策转”，等等成为不易的结论。然而，《创业史》不是一部记述合作化运动的史著，也不是一部研究合作化运动的论著。它是小说。是生活故事，是只有柳青才能写出的生活故事。
（三）柳青创作的艺术特色
1952年5月，柳青做出一个人生中意义的决定：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曾经西装革履的他，把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陕西老汉”。在皇甫村十四年。《创业史》漫长而艰辛、专注而坚韧的创作过程甚至像一部行为艺术作品。到了21世纪初，柳青信奉的“生活”和他本人的生活一起受到嘲笑。柳青的行为在当时也是特立独行，响应号召深入生活的作家很多，但只有柳青愿让自己一家人十几年
如一日地过着农民式的生活，
柳青的意义是真实的细节描写，无论对《创业史》持赞扬还是质疑态度，人们始终承认《创业史》描写的生动性。文学观念变来变去，而艺术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不重要的位置未曾改变。细节描写是小说家最基本的才能，体现着作家的艺术表现力。
第三节 对历史的叙述
一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内容
（一）“史诗性”的追求（长篇小说）
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以“一代风流”为总题的《三家巷》、《苦斗》等，都显示了作家的这种创作追求。
（二）历史的记忆（短篇小说）
强调革命斗争的难苦和残酷，并在这样的背景上塑造经过血与火检验的英雄形象。峻青的《黎明的河
边》、《老水牛爷爷》、《党员登记表》。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三人行》。茹志娟的《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孙犁的短篇小说《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正月》，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
二 、 历史小说《李自成》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二）以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反对朱明王朝的斗争为主线，在广阔的生活画面上，真实地反映了明末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讴歌了农民起义，显示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历史功绩。它填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在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方面的空白，获得读
者广泛关注和热烈欢迎。
第四节 非主流文学
50年代初，陆续有一些作品受到批判，非主流文学在缘故高度一体化的文学语境里，处于受压制的地位。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萧也牧的《我们夫妻之间》， 路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
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1956年，《人民文学》第四期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9月《人民文学》刊出。
第三章 50年代、60年代新诗
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新诗概述
这个时期的诗歌，正如朱自清所说，今天的诗是以朗诵为主调的，“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比较重要的作品是抒写开国大典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何其芳）、《新华颂》（郭沫若）、《时间开始了》（胡风）等诗。
1953年到1957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中，有三类诗人共同支撑着诗坛：
一类诗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诗人，经过调整发表新作。
一类是1949年前开始创作，但于本时期成名。
一类是新中国出现的新诗人。
第二节 政治抒情诗
一、 郭小川的诗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丰宁县凤山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因为工作，诗人从1943－1953年长达十年没有写诗。
郭小川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战士诗人”，他的诗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他站在时代的前列，深入生活的激流，努力发掘我们时代先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从中表现出诗人自己独特的个性：坦率，真诚，热烈，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他的诗品和人品都是崇高的。郭小川的诗有抒情诗和叙事诗，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政治抒情诗。
（一）抒情诗
1955年到1956年，郭小川以《致青年公民》为题，发表了一组“楼梯体”政治抒情诗。1960年以后，郭小川的诗作更加贴近现实政治运动，写作了一批政治抒情诗，《刻在北大荒的土地.》、《祝酒歌》、《青松歌》、《大雪歌》、《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将军三部曲》、《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他那政治家的头脑，创业者的胸怀，战士的嫉恶如仇，为新事物大喊大叫的歌喉，使他的诗歌象号角催动人们前进，在青年读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映。
（二）叙事诗
叙事诗不是郭小川诗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