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思想谱系
祖国的未来属于青年，重视青年就是重视未来。当前，中国约有4.5亿青年，如何深刻认识、了解我国当前青年群体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趋势，正确分析各青年群体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变动，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分重要。
来源 | 《⼈民论坛》杂志及⼈民论坛⽹（rmltwz）
作者 | 国家万⼈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才，对外经济贸易⼤学教授、博导，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专家委员廉思
01
发⽣了哪些深刻变化？
青年群体内部发⽣了哪些深刻变化？
当前，
当前，青年群体内部
新中国成⽴70多年来，我国社会成员构成发⽣了重⼤变化，原有的阶级、阶层发⽣了新的分化和组合，产⽣了⼀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青年群体也发⽣了同样的变化。由于青年阶段⼈⽣观处于形成期，职业发展处于变动期，因此，青年群体的构成变化与其他社会成员的结构变迁不仅同步发⽣，⽽且更为剧烈和频繁。
社会成员的结构归根结底是由⼀定的社会⽣产⼒⽔平决定的，我国⽬前⽣产⼒的发展状况和⽣产⼒发展所决定的社会主要⽭盾的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状况、所有制结构状况、分配结构状况、就业结构状况，是我国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当然也是青年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是社会⽣产⼒发展所引起的所有制结构变化和新兴产业兴起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经济原因。⼆是城乡结构、职业结构、脑⼒劳动和体⼒劳动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分配⽅式和分配政策的调整，是青年结构变化的社会原因。三是教育（⾼等教育的普及化）、科学（尤其是互联⽹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制度（政治制度的民主、公开、透明）等现代⽂明的发展，是青年结构变化的政治原因。四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流⼊融合以及⽂化产品供给的丰富多元，是青年结构变化的⽂化原因。总之，社会结构各⽅⾯的深刻变化，带来青年内部的深刻变化：传统青年群体不断壮⼤，综合素质持续提⾼；新兴青年群体不断涌现，演变分化组合；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络平台和虚拟世界中快速成长，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强⼤⼒量。
02
为何从政治学视⾓辨析不同青年群体？
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是社会群体的划分。如何客观描述中国的阶层结构并准确划分群体类型，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以往对社会群体的划分，⽆论是采⽤单⼀标准还是多元标准，其核⼼思路都是把教育、职业、收⼊、户籍、住房等作为分类的重点，所描述的是不同教育、职业、收⼊、户籍或住房的社会群体所掌握资源的多寡。按照这⼀逻辑，那些显⽰度⾼的“⾝份标签”⾃然就成为分类的主要标准。我们通过观察⼈们在空间实践中的⽇常活动，把具有相同⾝份标签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差异性符号并做出差异性标记，使社会世界呈现为⼀个根据群体符号边界、分化距离组织起来的空间体系，并据此区别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为模式，这就是社会学研究阶层结构的主要逻辑。
如果我们变换⼀个视⾓，从社会学思维转换到政治学思维，就会有不⼀样的发现。政治学是制度问题导向的，类似于医学上的“病理学”，即研究得病状态下⽣命机体运⾏的机制，或者说是研究机体某些功能偏离常态的特征。政治学研究阶层结构是为了分析影响稳定的因素，预测政治制度的风险，解决⾮常态化的社会⾏为。这时，我们需要将注意⼒从⼈群中那些显性的⾝份标签转移到与政治制度相关的隐性关系，我们的⽬光不能仅停留在群体成员所拥有资源状况上，⽽是要关注这个群体是否影响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是否参与了政治权⼒的分配、是否有顺畅的政治表达渠道以及是否有可能发⽣维护⾃⼰既得利
益或争取新资源的集体⾏动等。政治学思维要求我们从权⼒关系的动态变化中考察社会群体的诉求和意志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在权⼒结构中被制造出来的，是如何影响制度运⾏并被决策影响的，这些都会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以及相应的次级制度安排同阶级阶层关系的内在联系。
例如，在社会学视⾓下，⽹约车司机和外卖骑⼿会因职业差异⽽被视作不同群体，⽽在政治学视⾓下，这两个群体都属于平台⽤⼯，两者⾯临相同的政策困境和制度设计，则应被视为同⼀群体。再⽐如⽹络主播和民营剧团管理者，在社会学看来，两者因在不同领域⽽被视作不同群体，但在政治学看来，两者因为都具有⽂化属性以及⼀定的意识形态构建能⼒，则应被视为同⼀群体。可见，以社会学透视阶层结构，虽然符合⼈们的⼀般认知，也便于对⽇常⾏为进⾏观测和研究，但⽆形之中放⼤了群体间在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忽略了群体间在政治权⼒⽅⾯的同质性。⽽以政治学透视阶层结构，则可完善补充这⽅⾯的缺憾和不⾜，加深对社会群体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理解。
因此，运⽤政治学的病理学⽅法来切⼊社会结构，并以此辨析不同青年群体的政治需求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将更有助于我们深⼊理解不同青年群体在中华民族伟⼤复兴进程中社会⼼态的波动变化及其对政治制度产⽣的潜在影响。
03
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政治分析
笔者结合课题组⼗余年对32类青年群体的调研成果，根据当代青年与政治制度和权⼒结构的关系，探索性提出将城市就业青年分为五类：内⽣性群体（在体制内单位就业的青年）、建制性群体（成建制的就业于体制外单位的青年）、杠杆性群体（⼈数虽少但发声能⼒强、具有引导社会舆论的意识形态能⼒）、⽰范性群体（收⼊较⾼，对⽣活品质有⼀定要求，⾏为⽅式对⼴⼤青年具有⽰范效应）和原⼦性群体（以原⼦化状态⽣存，存在政策供给缺失或管理制度盲区），并分析这五类群体的主要特征、发展现状以及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第⼀类，内⽣性群体：青年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青年职⼯。
第⼀类，内⽣性群体：青年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内⽣性群体属于通常意义上说的“体制内”⼈员，以青年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为主。他们脱胎于政治制度，成长于政治制度，服务于政治制度，他们与政治制度的距离最近，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最深，是最⽀持政治制度的青年群体。课题组调研显⽰，该群体⾼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性和纪律性
强，在政治上⾮常可靠，是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稳致远的保障性⼒量。该群体对国家发展的成就极为⾃豪，对中华民族怀有强烈质朴的热爱之情，有⽐较强的道路⾃信、理论⾃信、制度⾃信和⽂化⾃信。在⽇常⼯作中，他们认同⾃⼰的职业，认为⾃⼰的⼯作对国家有益，有较⾼的⾃我成就感。此外，他们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政治理论素养，认可“终⾝学习”的理念，通过总结经验、进修培训等多种⽅式提⾼⾃⼰业务⽔平的意愿较强。
内⽣性群体⼤多经历层层筛选进⼊体制内⼯作，是青年中⽐较优秀和突出的群体。内⽣性群体内部也具有较强的复杂性，不同单位不同职级不同部门的青年群体在经济收⼊、社会地位、权⼒⼤⼩等⽅⾯差异性较⼤，导致其价值取向、政治态度、⼯作⼼态亦呈现复杂态势。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内⽣性群体在基层和机关两个层⾯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倾向。有的青年机关⼲部权⼒情结较浓，对群众缺乏感情，不愿到基层⼯作，对党情、国情、民情、世情缺乏了解，认为越往基层，⼯作越累，级别越低，天花板效应明显；有的青年基层⼲部既要落实国家政策，⼜要直⾯群众各种诉求，职权⼩、责任重，收⼊不⾼，有时会成为社会成员发泄不满的对象，久⽽久之，⾃⾝怨艾之⽓较重。
未来应在青年⼲部的选拔与任⽤、考核与评价、任期与退出、激励和监督等多⽅⾯下功夫，推进和完善⼲部⼈事制度改⾰，使青年⼲部的正常诉求得到回应，使青年⼲部的压⼒、怨⽓等得以及时排解，确保内⽣性群体⽆论何时都是我们党和国家治国理政、抵御风险、迎接挑战的中流砥柱。
第⼆类，建制性群体：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技术青年、社会组织从业青年。建制性群体指的是群体中的个体是受雇第⼆类，建制性群体：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管理技术青年、社会组织从业青年。
于某⼀单位⽽⽣存的。在城市中，⼤部分体制外青年存在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之中，主要包括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管理技术青年以及社会组织的从业青年。在外企和民企中，相⽐⽼⼀代管理技术⼈员，新⽣代管理技术⼈员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权利意识逐渐成熟，从表达权利诉求、维护既定权益到
积极争取提⾼劳动权益的渐变中，他们对⾃⾝权利的认识愈来愈清晰。这些成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年轻⼈，长期接受市场意识和法治意识的熏陶，更倡导“权益先⾏”“保障休息”“劳资平等”。可以说，在对现代观念的接受上，管理技术青年⾛在了企业所有者的前⾯，劳资双⽅的观念差距正在显现。同时，管理技术青年的发展诉求也在从增长型向共享型转变。与普通的产业⼯⼈不同，管理技术⼈员由于具有⼀定的知识和技能，在企业中⼀般担任组长、线长、班长等中层管理职务，他们不仅要求按照职级提⾼收⼊，还要求“共建共享”，平等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当企业所有者还在以职级薪酬作为⼯资给定标准时，管理技术青年已经将薪资增长的坐标设定为企业发展⽔平。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推进，近年来由青年⾃发成⽴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量。这些社会组织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分化组合的速度也在加快，其发展在横向上不同领域的合作增多，在纵向上形成了上下游的联动模式，构成了社会组织的“青年⽣态系统”。
课题组调研显⽰，⽬前，青年社会组织半数以上在民政部门注册，占59.0%，在⼯商部门注册占6.5%，剩余34.5%尚未注册。从规模看，⼤多数社会组织的⼈员数量在3⼈以下，已形成⽐较稳定的组织机构和影响群体，如建⽴组织制度、创⽴章程及会员准⼊和退出机制等。从类型看，公益类社会组织最多，占69.8%，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别为兴趣类、职业类以及⽂化类社会组织，依次为11.8%、5.5%和4.0%。⼀些社会组织已经在青年中拥有了⼀定的影响⼒和号召⼒，⼀些社会弱势群体往往把他们看作是⾃⾝权益的代⾔⼈。此外，⼀些青年社会组织还呈现出⽆边界、随机性、可转移的特点，线上线下相结合
成为常态，碎⽚化时间的线上动员发起、固定时间的线下集中活动成为新的组织形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正规社会组织注册的“门槛”较⾼，许多草根社会组织没有注册，处于“隐⾝”状态。社会组织的成⽴⽅式和组成⽬的也复杂多样，治理结构和运营模式简单粗放，成员来源纷繁庞杂，之间并不熟悉。未来需要不断深化对组织青年规律的认识，主动介⼊、引导青年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第三类，杠杆性群体：新媒体从业青年、新⽂艺从业青年。新媒体从业青年是指在体制外从事新闻内
容⽣产经营活动，并第三类，杠杆性群体：新媒体从业青年、新⽂艺从业青年。
以其为主要收⼊来源的青年，主要包括两类：⼀是新媒体资讯平台从业⼈员，包括信息订阅、内容策划、内容创作、传播分发、门户⽹站等新媒体组织的记者、编辑、推送⼈员等；⼆是⽹络名⼈，包括⽹络“⼤V”、个⼈⽹络“⼤号”、⽹络社群组织负责⼈、⽹络作家、⽹络主播、视频红⼈等。新⽂艺从业青年是指在体制外从事⽂艺⽣产经营活动，并以其为主要收⼊来源的青年，主要包括四类：⼀是民营⽂化企业管理⼈员，指受聘于民营⽂化企业，掌握企业核⼼创意和经营管理⽂化内容的⼈员；⼆是民办⾮营利机构管理⼈员，包括民办博物馆、图书馆、民营院团、⼩剧场、⽂化类社会团体及基⾦会管理⼈员等；三是⽹络
⽂化从业⼈员，包括⽹络表演主播、动漫游戏策划研发⼈员、电⼦竞技选⼿等；四是⽂化⾃由职业⼈员，包括独⽴⾳乐⼈、⾃由美术创作者、内容创意设计师、独⽴演员及⼿⼯艺⼈等。
随着我国⽂化事业的快速发展，在⽹络技术“平权”的过程中，传播门槛不断降低，新媒体从业青年和新⽂艺从业青年由于本⾝的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化优势，是与社会⼤众，尤其是青年⼈接触最为紧密的群体，具有集散思想⽂化信息的软实⼒和引导社会舆论⾛向的强能⼒，是影响⼤众价值观念的“路由器”和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扩⾳器”。他们⼈数不多，但具有鲜明的“杠杆”撬动作⽤，是做好青年意识形态⼯作和思想⽂化⼯作的关键节点。
杠杆性群体是青年中发声能⼒较强，思想观念较为活跃且掌握⼀定话语权的群体，作为多元信息的接触
者，他们对重⼤事件的发声有知悉判断作⽤，对关键信息有解读阐释作⽤，对⽹络意见领袖的话语权有推动或制约作⽤，社会上其他群体的思想价值观念或受其影响，或与其形成共振。尤其是该群体中的⽹络“⼤V”、⽹络主播、电竞选⼿、签约作家、⾃由撰稿⼈、独⽴演员歌⼿、流浪艺⼈、⾃由书画⼯作者、独⽴制⽚⼈、⾃由摄影师等具有知识⽣产和⽂化传播的属性，是思想⽂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晴⾬表。
相较于其他青年群体，杠杆性群体需要更多地创造和彰显⾃⾝的独特价值，以“有异于”他⼈的“出位”和“超越”，在⾏业中站稳脚跟并有⼀席之地。这种⾏业内独特价值的创造，即所谓“独异性”，是他们在崇尚个性化满⾜与差异化服务供给⾏业中得以⽣存下来的关键。就本质⽽⾔，杠杆性群体是对“独异性”进⾏劳动再⽣产与商业价值变现的⼀个特殊群体，互联⽹技术的加持⽆形中放⼤了他们独异性劳动的幅度和频度，使他们的影响⼒成⼏何级数扩⼤，并渗透⾄社会的⽅⽅⾯⾯。
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在⽂化传媒领域，伴随着传统职业、⾼学历等旧有阶层跃迁路径的逐渐弱化，以技能多元化、个⼈化、流动化为核⼼的“新专业主义”，和以个体跨界协作为主张的“新⼈脉主义”，正在重塑“⽂化资本”内涵，为未来青年就业提供新的思路和⽅向。以个体为核⼼进⾏的轻度、灵活的跨界协作正在成为杠杆性群体新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些青年突破了原有⾏业、职位、专业背景的藩篱，互相激发、协作、共创，⼤量以特定项⽬和产出为⽬标的产品被研发出来，形成不断涌现的新型⽂创形式。⼀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份地位需要来⾃权威的赋权，其晋升需要依托组织颁发的荣誉和认可作为背书。⽽这些青年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在某⼀领域有了权威，背后却没有赋权，他们是⾃我赋
权的⼀代。
第四类，⽰范性群体：互联⽹、⽣物医药和⾦融领域从业青年。互联⽹、⽣物医药和⾦融领域从业青年是青年中的⾼收⼊第四类，⽰范性群体：互联⽹、⽣物医药和⾦融领域从业青年。
群体，他们受过⾼等教育，凭借精深的专业知识赢得社会认可，代表着依靠个⼈努⼒实现梦想的社会流动路径的成功。该群体在个性化和炫耀性消费⽅⾯⾼于城市青年平均⽔平，他们追求时尚且有品味的⽣活⽅式，并对住房、汽车和中⾼档商品偏好显著。在社会形象上，他们出⼊⾼档写字楼和独租公寓，⾝着名牌服饰，是普通青年羡慕的“⾦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展现出来的状态是很多青年⼈想成为的样⼦，对普通青年具有很强的⽰范效应。
⽰范性群体⼤都通过激烈的竞争考⼊⼤学，毕业后通过层层选拔进⼊竞争同样激烈的⾏业，常年奋⽃拼搏取得的成绩使他们的成就动机很强，并形成⼀种“只要努⼒奋⽃就⼀定会有回报”的思维定式，对于⼯作中出现的除奋⽃以外还可能影响成功的因素估计不⾜，经受挫折和抗打击的能⼒有待提升。他们⼀⽅⾯希望追求更为实⽤的知识技能（如拥有多类资格能⼒证书），敢于展现⾃我，渴望⾃我价值实现；另⼀⽅⾯⼜过度关注⾃我，期待在风险最⼩化的原则下尽快实现收益的合理化和最⼤化，他们的⼀切努⼒都围绕着是否有利于个⼈的职业发展和薪酬增加，谋求“⼯具合理性”，是务实的个体理性主义者。
得益于以往⼈⽣进阶经历，⽰范性群体⼀⽅⾯对继续进步有强烈期待，另⼀⽅⾯对可能落后有巨⼤恐慌，他们认为，⾃⼰是经过努⼒奋⽃才获得⽬前的⾝份地位，⽽要保持⽬前的⾝份地位或者更上⼀层楼就需要更加
努⼒地追求。所以他们不仅希望获得更多价值，⽽且希望这个过程越快越好，实现的时间越短越好，将预期成功的年龄标准不断缩⼩。但是，⼀旦以这样的成功标杆作为⽬标，他们就会担⼼在“规定”时间内⽆法达到某个⽬标⽽焦虑，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标的可能性也会变⼩，本是催⼈奋进的动⼒，就会变成⾃我加码的压⼒。中国的⽰范性群体⽐欧美同类群体更具活⼒，有更强烈的物质欲望和追求更⾼的地位⾝份的冲动，但同时也表现出更多的焦躁和不安。对⼴⼤青年有榜样作⽤的这⼀群体应当具备更加健康、知⾜、幸福、阳光的⼼态，他们不应将⽣活的富⾜作为衡量成功的唯⼀标准，精神丰裕和社会责任亦是不可或缺的⼈⽣价值。
第五类，原⼦性群体：蚁族、数字蓝领、⾃由职业者。多元化和流动性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某些青年群体赖以⽣存和⼯作第五类，原⼦性群体：蚁族、数字蓝领、⾃由职业者。
的场域发⽣了根本性变化，青年⽇益“离场”，组织难以“到场”——原⼦性群体应运⽽⽣。原⼦性群体是指由于社会联结机制的解体或缺失⽽产⽣的城市边缘群体、政策疏离群体或管理盲区群体。这些群体虽然⼴泛分布于我们⾝边，我们在⽇常⽣活中也能经常见到他们，但对于如何系统化地对接联系他们、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服务⼯作仍处于摸索起步阶段。⽐较典型的原⼦性群体有“蚁族”、数字蓝领和⾃由职业者等。
“蚁族”是“流动⼤学毕业⽣聚居群体”的别称，课题组2019年调查显⽰“蚁族”群体发⽣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如聚居形态从“单中⼼⼤规模”向“多中⼼⼩规模”转变，从“买房置业”的落户期待到“住有所居”的租房需求转变，从“个体独居”向“家庭合居”转变，⾃我定位从“期望较⾼”向“理性预期”转变等。相⽐较2016年的调查结果，“蚁族”对住房需求、经济收⼊等预期更为理性。对于“蚁族”群体⽽⾔，虽然⽬前的⽣活境况并不尽如⼈意，但他们接受过⾼等教育，具有强烈向上流动的渴望。如果这样⼀个数量规模庞⼤、知识⽔平较⾼、社会影响⼒较⼴的青年群体对社会满意度不⾼，他们的职业发展看不到上升希望，必然会对“知识改变命运”这⼀当代青年奋⽃的根本信念产⽣动摇。
与此同时，以交通出⾏为先导，家庭民宿、知识技能、⽣活服务、共享医疗、付费⾃习室等不同领域的共享经济平台不断涌现。2019年共享经济的参与⼈数约8亿⼈，参与提供服务者⼈数约7800万⼈，直接受雇于平台的⼯⼈为623万⼈，这些平台⼯⼈成为新时代的“数字蓝领”。以快递⼩哥（外卖骑⼿）为例，课题组2019年调查显⽰，受教育程度为⾼中（中专）以下的占⽐81.02%，外地户⼝占⽐92.32%。实际上，数字蓝领的⾝份本质仍是新⽣代农民⼯。近年来，与外卖骑⼿、⽹约车司机相关的热点事件不断，引发社会各界⾼度关注，这反映出数字蓝领背后的政策供给不⾜。其实，数字蓝领在平台企业遇到的⼀系列问
题，如雇佣关系的界定、劳资纠纷的救济等，是新⽣代农民⼯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条件另⼀种原⼦化的表现形式。新⽣代农民⼯对城市⽣活期望值更⾼、忍耐⼒更低、权利意识明显增强，他们也更加向往⾃由，更希望贴近丰富多彩的城市⽣活。应当承认，平台⽤⼯给他们提供了⼯地、⼯⼚之外的另⼀个选项，
让青年⼈有机会脱离封闭⽽枯燥的劳动环境，近距离感受城市⽣活的脉搏。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台⽤⼯为新⽣代农民⼯提供了⼀个新的就业选项。当然，对于⼀些众包、加盟、兼职等新形式的劳动关系，有关部门要尽快查缺补漏，填补法律和政策空⽩，让数字蓝领可以公平地分享平台带来的科技红利。
⾃由职业者的出现，以弹性的⽅式及时弥补了现代职业结构中的空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就业形式和职业形态。⾃由职业者重视个⼈的⾃由与个性，追求⼯作的创造性和成就感，他们缺乏共同的群体利益、普遍认同的群体⽂化、⽐较完善的群体组织（如⼯会、协会）和群体代⾔⼈。与其他群体相⽐，⾃由职业者是同质性较低、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是⼀个尚不成熟的、正处于成长期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有知识、有专业、⽆单位、⽆组织的特点。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主流社会成员往往戴“有⾊眼镜”看⾃由职业者，认为他们“不务正业”或“游⼿好闲”。在这种价值判断下，⾃由职业者普遍感觉压⼒较⼤，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认可。同时，不稳定的⽣活和收⼊让他们存在较强的不安全感。由于没有常态化的⼯作以及缺乏单位组织的保护屏障，⾃由职业者往往以个体⾝份直⾯迎击社会风险，容易将⽇常⼯作⽣活中遇到的困境升维思考，继⽽对改⾰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些问题存在⽚⾯错误认识。随着移动互联⽹的发展和创新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借助O2O平台出售⾃⼰的技能和服务，⾃由职业者的规模会有较⼤幅度的增长，对他们的管理服务⼯作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延伸覆盖，创新思路。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青年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结构新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些以制度化的形式，以及与他们⾃⾝状况相适应的机制却没有被纳⼊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兴青年群体的不断涌现及蓬勃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提出了新挑战。如何将分化的、利益诉求差异较⼤的青年群体整合起来，特别是
整合到社会的核⼼架构中，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切因变⽽⽣，因变⽽强，没有⼀劳永逸。从上述青年群体的结构变化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治理与管理界⾯正在发⽣历史性转变，线上线下的边界逐渐消失，⼯作⽣活的场景交融混杂。我们的⼯作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获得⼈民群众认可，在不断扣问“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引领谁”的上下求索中，让⼀代代青年在中华民族伟⼤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成就⾃⼰的⼈⽣梦想。
上⽂略有删减
选⾃《⼈民论坛》杂志4⽉中
原标题 | 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思想谱系
全国总⼯会副研究员黄⼩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助理研究员周宇⾹对本⽂亦有贡献
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
原⽂责编 | 银冰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