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研究
何泳锦①
［内容提要］在桂林文化城众多的文艺期刊中，《当代文艺》是独特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种，它在桂林文化城后期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创造了按时出版、销量过万的“奇迹”。《当代文艺》充分发挥了“文艺武器”的功能，也有对抗战日常“生活流”式的记录与书写，并且在抗战后期的文艺理论建设中成绩突出。《当代文艺》虽然仅出版了6期，但它在1944年里的惊艳表现，仿佛给彼时的文化城打了一针强心剂，正因为有了《当代文艺》的创办与发行，抗战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发展才有了一个有分量的收束。
［关键词］抗战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当代文艺》
一、《当代文艺》的基本情况
（—）刊物概况
《当代文艺》是1944年元旦创刊于桂林的文艺月刊，也是抗战桂林文化城后期“影响较大”②的文艺期刊。刊物的主编为熊佛西，编辑部设在桂林崇善路十六号的榴园，亦即熊佛西在桂林时的寓所。刊物的发行人是刘伟森，以“当代文艺社”的名义出版，每期定价为20元，总经售和印刷方面由大道事业文化公司及其下属的大道印刷厂负责经办。1944年7月，由于时局动乱,《当代文艺》被迫停刊，半年多的时间
里共正式出版1卷6期（第5、6期为合刊）。
刊物用纸尺寸为16开本，每期篇幅较大，每册都是将近百页、字数达十五万余字。在栏目设置上，《当代文艺》开辟了《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剧本》《报告文学》《文艺理论》《翻译》等常规栏目。从文章体量上看，小说的篇目居首，散文随笔次之，诗歌、文艺批评、翻译文章的分量几乎同等，报告文学和剧本的数量比较少。此外，刊物还分别开设了《战后中国文艺展望》《作家生活自述特辑》（均在第1卷第4期）及《西南剧展》（第1卷第5、6期合刊）等3个专栏，发表了当时诸多身处抗战桂林文化城、渴望胜利早日到来的文人对战后中国文
①何泳锦，男，广西岑溪人，文学硕士，广西工艺美术学校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②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62—65页。
艺理论发展的新观点、新主张，记录了抗战时期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们艰苦卓绝的生存境况，见证了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文艺实践活动在桂林的诞生和蓬勃的发展，这些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珍贵的研究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代文艺》在出版发行的过程中，始终秉承“纯正”的文学品格，没有植入任何商业性质广告，这在需要大量现金流来维持正常运转的出版单位来说，既是一股清流，更体现了办刊者莫大的勇气与魄力。
（二）办刊宗旨
《当代文艺》的办刊宗旨主要体现在创刊号的《卷头语》一文中：
卷头语
编者
承蒙各地作家与友好的赞助，本刊仅经过极短时间的筹备，创刊号现在呈现在读者之前。创刊伊始，我们不愿空立诺言，愿以将来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现在的意旨。我们是文艺爱好者，誓以文艺报国—
—以文艺为武器，争取我们的胜利，完成我们建国的心理建设。
胜利的曙光已照耀在眼前，本刊适于此时出版，我们真有说不出的兴奋。本社同仁愿与全国作家读者诸君共同奋勉，发挥文艺的功能，争取民族国家的自由独立。
从《卷头语》中可以看到《当代文艺》的办刊宗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要继续发挥服务抗战的功能，直至争取到实现民族国家自由独立的胜利；二是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开始着眼战后文艺规划和建设，要在心理上做好迎接“一个新的中国”的准备。
“文艺服务抗战”看似老生常谈，实际与早期的抗战文艺有明显区别。《当代文艺》创刊的1944年，所面临的外部斗争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胜利的曙光已照耀在眼前”。因此，在斗争形势的好转下,《当代文艺》“文艺服务抗战”这一宗旨的确立，实际上是抗战文艺工作者们更理智、更成熟和更实干的表现。因此,《当代文艺》中“战斗檄文”式的作品比较少，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风格沉郁顿挫、富有张力，也更为成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丝毫没有因为风格和写作手法的变化而削弱其中的战斗性，某种程度上反而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强了的。
《当代文艺》的另外一个宗旨是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开始着眼战后文艺规划和建设，尤其要在心理上做好迎接“一个新的中国”的准备。而早在主编《文学创作》一刊时，熊佛西就曾有意地做了两项颇具前瞻性的工作：一是通过
大量征集青年作家作品并评奖和举办“青年文艺写作研究会”短期培训班等方式，努力培育新生代文艺建设人才，以期为战时乃至战后中国文艺工作做好人才方面的储备；二是积极推进文艺理论尤其是战后文艺理论的建设工作。《当代文艺》则直接继承并深化发展了他的第二项工作内容。
（三）销量奇迹
《当代文艺》虽然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创办的发行，但创造了销量的奇迹。在其短暂的刊物生命里不仅能做到每月按时出版，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销量激增，迅速突破了万份大关，这在物价疯涨、纸
张和印刷成本居高不下的战时是很难得的，而纵观整个桂林文化城时期出版的大小文艺期刊，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取得如此出色的销售成绩的，也仅有《当代文艺》一家。
前面提到,《当代文艺》是没有任何商业广告植入的，这就意味着维持刊物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刊物销售所得，简言之就是“以刊养刊”，这其实是现实的无奈之举，但受益于刊物发行人与总经售方优秀的经营策略，在同期诸多文艺期刊因资金问题严重脱期或被迫停刊的情况下,《当代文艺》的销售量不降反升，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市场表现，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在《本刊重要启事》一文中对此有直接的描述：
（一）本刊出版以来，荷承全国各地同业及读者过爱，销数激增，尤以重庆读书出版社、成都自力书局、南平天行社等每期定购各在一千册以上，其余如贵阳衡阳等地同业，每单位配寄亦不下四五百册。唯以战时交通不便，邮递极感困难，各期寄发各同业之刊，辄有延时未到，甚或中途破损脱落无法递到者，本刊屡□各同业查追，迭经向邮局洽商设法求一安全办法，但此种种困难，无从克服，迫得暂将各致地同业批发册数，尽量减少，以免损失过重。甚盼各同业予以体谅！
（二）各地亲爱读者如欲免除当地缺售，最好请参加自由定户，汇款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则照每期定价九折优待，提前单挂号寄奉，保无失误之虞。
（三）各期自由定户所缴刊款，间有用罄，本刊早经通知续缴，其未及再汇者，即行停寄。然为保持
爱读本刊者之连续兴趣起见，仍留有百份，以为远地汇款迟到者补发之用。各户计划刊款将告罄者，务祈从速续汇，否则以后请求补寄，恕难应命。①
从这则启事里能充分感受《当代文艺》销售的火爆程度，且文中还透露出①熊佛西：《当代文艺》第1卷第5、6期合刊，当代文艺社，1944，第91页
《当代文艺》有着长远的出版计划，如果不是因为最终的时局激荡，它所能创造出的成绩和价值理应更加丰富。
二、发挥“以文艺为武器”的功能
《当代文艺》创刊的时间节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力量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阶段，抗战胜利的最终来临似乎真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但诚如郭沫若所言，中国所在的“东方战场的前途，还不能作出同样乐观的透视”①。因此，“抗战到底”是中华儿女坚定的信念和必然的选择。这一时期，抗战信念的坚守与斗争形势的持续严峻，“促使文学队伍进行着新的分化与组合”②，也促使《当代文艺》的作者继续“以文艺为武器”，创作出不同风格和主题的作品。
（一）赞美英雄，歌颂信仰
著名爱国诗人、南明史研究专家柳亚子“尽一天之力”将他在1940年10月脱稿完成的《江左少年夏完淳
传》进行认真修正，重新发表在《当代文艺》的创刊号上，以考据的方式，通过梳理大量史料和文论，还原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少年英雄夏完淳的形象。同是抗击“外族入侵”，夏完淳斗争精神的内核与抗战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抗战期间夏完淳故事的传播也迎来了高潮，关于他的事迹也不断地以各种文艺形式被搬上抗战文学的舞台，《江左少年夏完淳传》也是其中之一。在文中，柳亚子通过夏完淳和洪承畴这两个一正一反人物的言行，传递抗战者必胜、反动派必败的坚定信念。在重写《江左少年夏完淳传》的同时，柳亚子还与桂林的一位青年剧作家合作编撰了《江左少年》《吴日生》《翠湖曲》等三部讲述南明抗清的历史剧，夏完淳的壮烈事迹在柳亚子的笔下又一次被以戏剧的形式进行诠释和演绎，有人将该剧与郭沫若的《南冠草》并论，足见其影响力。在日军攻占上海之际，柳亚子也曾一度做好偕家人“以身殉国”的必死准备，因此，他对夏完淳这种为民族而赴大义的精神是十分认可的，歌颂夏完淳，既是为了自勉，也是为了鼓舞仍在艰苦奋战的中国人民。
同为赞美英雄，臧克家的散文《他的每一个血轮都是逆转的》（第1卷第3期）歌颂的则是曾投身革命、为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英国诗人拜伦。1944年恰好是拜伦逝世120周年，同为诗人的臧克家在深秋读完《拜伦传》一书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和激动，急就小诗“秋风海上欲黄昏，独向遗编
①熊佛西：《当代文艺》第1卷第1期，当代文艺社，1944，第1页。
②刘增杰：《抗战反思文学思潮的独特品格》，《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吊拜伦”两句，并写下《他的每一个血轮都是逆转的》一文来缅怀伟大的诗人。文中他以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为例，认为它的不朽是在于“拜伦把自己的热情、悲愤、对专制的攻击和自由的歌颂一齐灌进他的诗里去，他使它们从他这里取得了生命”。在作者看来，曾为人们所诟病的孤军奋战、单枪匹马的“拜伦式英雄”的斗争方式也许值得商榷，但“拜伦式英雄”进步的、不屈的生命力和反抗到底的精神正是抗战时代尤其是黎明前夜所必不可缺的时代风气，广大抗战文艺工作者们只有振奋精神，饱满士气，创造出更多有战斗性和生命力的作品，才能不负时代和民族所托。
黄药眠的书信体小说《热情的书》（第1卷第1期）和赵清阁的独幕剧《桥》（第1卷第1期）都通过描写抗战时期活跃在战斗一线的革命青年男女情侣的动人故事，歌颂人们为了心中坚定的革命信仰所作出的牺牲小我的无私与伟大。作者坚信，在现实的斗争中，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愿意为信仰而献身的青年，中国的抗战才必然会迎来胜利的结局。
（二）讽刺乱象，抨击“逆流”
抗战初期的文学，由于现实斗争形势的需要以及广大进步作家的自觉，有过“一段单纯地高扬抗日热情的时期”①，“随着抗战的持续和深入，作家们的视线由光明转向阴暗。1938年张天翼在《文艺阵地》发表讽刺名作《华威先生》，并因而在国统区内引起关于抗战文艺要不要暴露的长时间的争论，直到40年代不可遏止地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暴露作品”②。桂林文化城形成于抗战的大后方，这里同时也是重
要的国统区。与其他国统区一样，桂林同样存在国民党当局严控舆论、权贵骄奢淫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种种问题。《当代文艺》中讽刺作品的出现，一方面呼应了中国现代文学在40年代蓬勃发展的“讽刺流”，另一方面也是广大作家“以文艺为武器”，揭露战时社会的阴暗，讽刺抗战中的种种丑态与怪象，抨击一些与中国军民抗战相悖的思想和言论的“逆流”的体现。
茅盾的短篇小说《小圈圈里的人物》（第1卷第1期）通过讲述抗战时生活在大后方乡下的两位女教师和两个家庭主妇在麻将桌上勾心斗角的故事，讽刺了战时的“多余人”群体。小说的篇名也十分巧妙，“小圈圈”语义双关，既指麻将的圈数，又隐喻战时“多余人”封闭、狭窄、逼仄的精神世界；题目同样有着深刻寓意的还有韩北屏的小说《网》（第1卷第5、6期合刊）。《网》揭露了身处抗战时期却无心抗战，终日追求骄奢淫逸、萎靡生活的所谓上流社会绅士太太们的虚伪与丑恶。抗战是一面“照妖镜”，将他们的种种丑态显露无疑。而欲望这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48页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