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21年5月第48卷第3期May,2021Vol.48 No.3
1980年代的青年写作与“黄金一代”作家的诞生
阳燕
（湖北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摘 要：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1950年代与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常被视为不同代际且存在诸多差异 的创作群落，但在新时期初始的1980年代，他们却是同被冠以“青年作家”身份的“同时代人”，借青春之锐气成为 文学变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实践者。时代的变迁为1950年代和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出场提供了契机，而作家的 创作也艺术地诠释、彰显了 1980年代的青春气质，并凝聚出探索、创新、开放、包容为核心的文学精神。1950年代 和19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起步于新时期之初，贯穿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 程同步共振，既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将自身锻造为“黄金一代”，其内蕴的文学精神，对中国文学的 后续发展具有深远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1980年代；新时期；青年写作；“黄金一代”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21）03-0108-08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及作品，使“当代文学经典”成 为一个被广泛接受、认可的命题。随着一些期刊相关栏目如“小说家档案”（《小说评论》）、“作家词典” （《当代作家评论》）、“当代作家年谱”（《东吴学术》）等的开设，以及“中国当代作家论”系列丛书（作家出 版社）的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谱系也日渐清晰起来。被列入经典的当代作家，有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出生的汪曾祺、宗璞、王蒙、张洁等，更多的则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如路遥、陈忠实、张 承志、韩少功、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张炜、阎连科、刘震云、余华、苏童、格非、毕飞宇等。从作家数量及创 作稳定性来看，后者可谓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序列中最富代表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创作起步于新时期之初, 贯穿1980年代、19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同步共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 力，共同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将自身形塑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黄金一代”①。
由于生命体验的差异，出生于1950年代与1960年代（以下分别简称为“50后”、“60后”）的作家分属 不同的代际，也因写作风格的差异而归于不同的流派或阵营（如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寻根作家、先锋作 家等）。但在坚冰渐融、风气渐暖的1980年代，他们却是被冠以“青年作家”身份的“同时代人”，分享新时 期文学滥觞的蓬勃与生机，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与发展，同为“80年代的产儿”，其文学精神也必有 其相通、呼应之处。在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个人的青春与时代
的青春遇合，承载 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学信息，对“50后”与“60后”作家的青春时段的创作进行回溯，既可再现1980年代文 学生态与文学精神的青春风范，也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诠释“黄金一代”作家何以“炼成”的缘由。
一、青年作家的出场与时代语境的助推
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始,“少年/青年”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就不仅意味着一种生理年龄，同时还①对“黄金一代”作家的界定大致有两种意见：张志忠在《应运而生的黄金一代作家一一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回顾》（《文艺报》2018年 12月3日）一文中，将改革开放40年历史中有重要成就的作家统称为“黄金一代”，既包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也包括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钱好的《著名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文汇报》 2018年8月1日）则将“黄金一代”的桂冠集中在1980年代涌现的新潮作家身上。
收稿日期：2020-02-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记忆理论视阈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文革记忆研究” （16YJA751030） 作者简介：阳燕（1971-），女，江西信丰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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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被历史地、社会地建构并重构而成”的概念，其精神内核“实际就成为了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股内驱力”①。“青年”，因其常含“朝气、活力、希望”之意，而被赋予积极进取、除旧布新、开创未来的象征，对“青年”的憧憬与想象反映于文学领域，则延伸出有关“青年文学”的诸多议题，如创作主体的青年心态、青年形象的塑造、艺术审美的青春气质等，这些，既可作为“判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内蕴”的“标尺”与“常项”②，也是考察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特殊“视角”③。
在扬帆起航的新时期的背景下，“青年”再度成为叙述时代、想象未来的一个关键词，关切青年作家的成长、重视青年文学的创作，也相应成为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项重要内容。
历史原因，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文坛聚集了丰富的代群，有四代甚至五代作家“同堂”之说④。在《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纵横谈》一文中，曾镇南将新时期作家分为四类，即饱受历史磨难的“归来者”主导的“中年作家”,1985年前后出现的“前期知青作家”,1985年以后出现的“后期知青作家”与“六十年代后出生的更年轻的作家群”⑤。显然，以“青年”为标记的创作者人数最多，占比也最大。在“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中，青年作者就以诗文创作发出过生猛而耀眼的光芒，汇聚为新时期文学的潜流与源头；在新时期初的伤痕、反思、改革、人道主义等重要主题的书写中，也无不闪现着青年创作者的身影；1980年代中期之后，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后朦胧诗、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不乏“新潮”色彩的创作潮流，更多由青年作家发起、创造或推动。1980年代的青年作家们写青年故事、抒青春之情、创青春文本，不断为新时期文学拓展新意，被视为“文艺战线上最有活力和实力的生力军”⑥，寄予无限希望，
而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命活力和更新发展，也在这批青年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大批青年创作者次第登场，活跃文坛，除个人的才华、兴趣、机缘等因素外，时代大潮更显现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面对“文革”十年带来的文学荒疏与人才断层，培养青年作者、壮大创作队伍是当时文学界的共识，对青年创作者的关注与扶持成为一条重要方针贯穿了整个1980年代。例如，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一度改称“文学讲习所”，后更名为“鲁迅文学院”）1980年恢复建制，以“国家培养作家”的模式促成了大量文学新人的成长，对相关作品的选载、评论、评奖等机制，以及各级作协组织的诗会、笔会、改稿会、创作班等活动，也为青年作家提供了各种平台与机会，为青年文学大潮的出现推波助澜。
名目繁富、形式多样的场域中，文学期刊与出版机构堪称“要塞与核心”，它们是作家创作与读者接受之间的枢纽与桥梁，成为一个时期文学面貌最直接、最生动的反映。“80年代的文学高峰，与文学期刊、文学编辑们在幕后的推动密不可分”⑦。确如此言，新时期的文化政策带来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因历史原因停滞或沉寂的文学期刊与出版机构纷纷重焕生机，深度参与了1980年代的文化变革，既是当时的青年作家们成长、进步的重要推手，也见证了“黄金一代”作家的文学初创时期的光荣与梦想。
1977年1月，《诗刊》复刊，作为刊物副主编的邵燕祥对自己的工作使命作了双向定位：“一是敦请那些在历次运动中受打击的老诗人，让他们都能重新拿起笔唱歌；二是扶持年轻人。转载北岛和舒婷的
诗，把地下诗歌潜流引到地上来，算是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⑧无论就当时的反响或历史的余音来看，邵燕祥所谓“第二件任务的一部分”都堪称意义重大。1979年3月与4月号的《诗刊》分别转载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标志着官方刊物所代表的“主流诗界”对来自民刊的“别一种诗风”的接纳，为一个“新的诗群”的崛起埋下了伏笔；随后，刊物还以集束的形式接连推出“青年”或“新人”为名的专栏
①陈映芳:《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一一中国的青年文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②贺绍俊:《以青春文学为“常项”一一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
③王德威:《还我少年，再造中华一一百年来中华文学中的“少年中国叙事”鸟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④持“五代”说者，将冰心、茅盾、叶圣陶等五四作家视为第一代，巴金、曹禺、夏衍等作家为第二代，赵树理、李季、贺敬之等延安作家为第三代，建国后成长起来的茹志鹃、马峰等为第四代，新时期后出现的蒋子龙、冯骥才等为第五代。也有论者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看成一个代际，顺延而下，认为赵树理等延安作家是第二代，王蒙等归来作家是第三代，知青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作者是第四代。
⑤曾镇南:《中国当代文坛现状纵横谈》,《当代文坛》1989年第4期。
⑥曹阳：《加强对当代青年作家的研究》，《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4期。
⑦钱好:《著名评论家朱伟的新著〈重读八十年代〉在文学圈“刷屏”文坛“黄金一代”是怎样炼成的?》，《文汇报》2018年8月1日，第9版。
⑧田志凌：《对话邵燕祥：对新诗的推荐推动新诗向前走》，《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0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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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辑①，将朦胧诗人及其他诗派的年轻诗人们带到文学前台。《诗刊》从1980年开始创办“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界的“黄埔军校”，它聚集有潜力的青年创作者，以集训形式促进其学习交流，以专号形式展示其创作成果，迄今已推出一百多位诗坛新秀，成为“向社会推荐有创新精神的青年诗人的一个窗口”②。参与诗会的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王小妮、王家新、唐亚平、伊蕾、于坚、翟永明、韩东、西川、欧阳江河等，皆为1980年代中国诗坛的代表性人物。1986年10月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也是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桩盛事，大展由《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以7整版约13万字的篇幅介绍了“100多名’后崛起'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诗派’”③，推动了“第三代诗人”的闪亮登场。
与《诗刊》之于青年诗人的意义一样，综合性文学期刊可谓青年小说家的摇篮，尤其在培植、推动中国现代派与先锋小说方面，更是功不可没。作为大型“国刊”，《人民文学》引领了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展开，以中年作家的创作为主，也包括少量知青作家的作品（如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韩少功的《月兰》等）。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立意突破刊物的“无形框子”，追求“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宣称“本刊特别愿意推出文学新人，欢迎青年写、写青年的作品”④。从1985年第3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登上杂志头条开始,《人民文学》陆续刊发了张承志的《九座宫殿》、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红高粱》等新锐之作；1987年更以1、2两期合刊的方式推出了一批形式探索意味强烈的作品，使《人民文学》站在了中国现代派文学潮流的前沿。在锐意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新人的冲击力与期刊的热度指数往往互成正比，凝聚为一股合力，不断刷新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观:《收获》1987年第5期和第6期两度刊出“全国青年作家专号”，使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作家集体亮相，以强大的阵容、纯熟的创作记录了中国先锋文学的高光时刻；而《钟山》、《上海文学》、《花城》等期刊则相继开启或融入到新写实、新市民、新历史、新状态等不断变化的创新激流之中，与作家同声共唱，一时风生水起、竞领风潮。
大刊之外，一些名气稍逊的青年类期刊也在1980年代的青年文学大潮中拥有一席之地。事实上，除张承志、徐星、陈村、阿城等少数幸运儿的处女作发表在大刊名刊外⑤，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成长更需地
方刊物或青年类期刊的发掘与推介。其时,《青年文学》、《萌芽》、《青春》、《青年作家》并称“四小名旦”，皆以“发现文学新秀、扶植青年作家”为宗旨，为有潜力的青年作者提供崭露头角的舞台。史铁生、铁凝、张炜、范小青、刘震云、刘醒龙、迟子建、陈染、苏童、格非等作家皆从这些青年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留下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哦，香雪》、《凤凰琴》、《第八个是铜像》等名篇佳作。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文学》还是“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这个概念的首倡者,1994年第3期开始设立“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推介了韩东、朱文、毕飞宇、李洱、邱华栋等更年轻的一代新人进入文坛。
如果说文学期刊在挖掘新人、举荐新作上有其便利及时之优势，文集与文丛的出版对尚未成名的青年作者的支持，则更显力度。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希望文学丛书”首开“为青年作家出第一本书”之先例，推出了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张炜、陆天明、矫健、陆星儿、肖复兴、甘铁生等作者的个人选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希望文学丛书”相比，作家出版社的“文学新星丛书”规模更大、视界更广、作品风格也更丰富多元，丛书邀请文学界前辈或评论界名家为每一个“文学新星”作“序”，与作者自撰的个性“小传”相互映照，使丛书的专业素养与艺术活力得以兼具。1985年到1997年,“文学新星丛书”共推出了64本作品集，囊括了当时国内最有活力的一批文学新人，从阿城、莫言、何立伟到王兆军、蔡测海、胡辛，从刘索拉、徐星、刘西鸿到马原、残雪、余华、格非，从迟子建、陈染、池莉、刘震云再到毕淑敏、北村、吕新，画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半个版图，可谓“昨日星光变成今日长虹，继而演绎成满天彩霞”⑥。在青年文学大潮奔涌的
①1980年4月号推出“新人新作小辑”,1980年10月号推出“青春诗会”专刊,1985年5月号的"青年诗页”专栏推出了21位青年诗人诗作,1986年7月号推出“大学生诗作”专栏。
②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07页。
③徐敬亚、孟浪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61-562页。
④《编者的话》，《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⑤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刊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7期，陈村的《两代人》刊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9期，阿城的《棋王》刊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
⑥从维熙：《回眸一一从“文学新星丛书”看一个文学时代•序》，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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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青年类文学丛书是出版界的热门之选，除上述两套重点丛书外，尚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丛书”、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山西青年文学丛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天柱青年文学丛书”、浙江
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论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牛犊丛书”、华艺出版社的“齐鲁文学新秀丛书”等，也为青年作家的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青年主体的建构与青春精神的彰显
时代固然呼唤年轻创作者的登场，而1980年代的青年之声浮出地表的过程却并非坦途，对于在十年浩劫中度过青少年时光并携带“红卫兵”身份标签的青年群体，人们难免心生疑虑。在《班主任》(1977)这篇被视为新时期文学开端之作的小说中，刘心武率先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此外，他还创作了《醒来吧，弟弟》、《穿米黄色大衣的青年》、《没有讲完的课》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青年问题”小说，通过愚顽无知的“小流氓”宋宝琦、教条僵化的“好学生”谢惠敏、心灰意懒的彭晓雷与庸俗空虚的邹宇等青年形象，揭示了畸形时代遗留给青少年的种种精神创伤。同时代的大多数中年作家持有与刘心武类似的体悟，王蒙《最宝贵的》中的“蛋蛋”、从维熙《最后一个弹孔》中的“鲁小帆”、冯骥才《铺花的歧路》中的“白慧”以及金河《重逢》中的“叶辉”等，皆可归入“问题青年”之列。伤痕文学中的青年形象大都被形塑为既制造伤害也为时代所伤的矛盾体，在“受难英雄”式的老干部与知识分子形象的反衬下，更显晦暗涩重。因此，如何将蒙上历史污点的“革命青年”重新整合进国家社会所欢迎的“改革青年”的范畴，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而对于青年作家来说，以艺术的形式完成青年形象的重塑与青年精神的重建，既是时代召唤下的创作使命与动力，也是彰显自我、确证自我的一种必需。
即便《诗刊》、《星星》、《福建文学》等官方杂志登载了舒婷、北岛、顾城的少数诗作，对其作了“有限度的承认”，其间依然伴随着尖锐的质疑和激烈的论争，终以“朦胧诗”这个权宜甚至带点贬义的命名进入“可见”的历史，昭示“一批新诗人的崛起”以及“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①。与朦胧诗人的崛起相呼应的，还有叙事文体上“知青文学”的确立。如果说《伤痕》、《枫》、《蹉跎岁月》等最早的知青小说起步于“愤怒哭诉”这一主流的伤痕叙事框架，此后便与作为“受难英雄”的“归来者”作家们迅速分流，去寻求属于“自己”的创作。通过《本次列车终点》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式的诗意回望、《今夜有暴风雪》与《北方的河》式的激情悲壮、《大林莽》与《隐形伴侣》式的冷静反思，知青文学逐步从历史遗迹中剥离出“青春无悔”的主题及“理想主义”基调，为重建知青一代的主体形象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打下了基础。
朦胧诗与知青文学这两种创作带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囊括了大多数当时被称为“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包括诗人北岛、舒婷、顾城、芒克、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小说家张承志、韩少功、叶辛、梁晓声、史铁生、孔捷生、张抗抗、阿城、王安忆、铁凝等。他们在“文革”时代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光，历史在大部分人的成长过程中打下了深刻烙印，从而被标注为“红卫兵一代”或“知青一代”。这批作家拥有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感，“他们把自己这一代人看成一个整体、一个经受了共同命运、走过了共同道路又肩负着共同责任的整体”②。从《一代人》、《一代人的呼声》、《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代人的情歌》、《同龄人》、《当代青年三部曲》等作品标题中，不难窥见作家们立志为“
同代人”作传的企图，并传递出强烈的“主体化”渴望，即如《今天》的“发刊词”所宣告的，“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在今天，作为一代人来讲，他们(指老一代作家们一笔者注)落伍了，而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艰巨任务，已经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③。朦胧诗与知青文学昭示了一代创作新人的登场，他们用创作思考社会与人生，以青春的声部汇入到新时期文学的建基事业中，其文学书写既顺应了国家意识形态力图重建希望的要求，也是自身精神危机的一种积极拯救。“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顾城以极简的诗句浓缩了从历史废墟中站起的“一代人”的精神履历，在“黑夜”与“光明”间，以“寻找”为关键的连缀词，搭建青年的生命足迹与心灵图景。“寻找”是青年成长的本有之意，而对处于现实压力、历史重负、个体命运的纠结中的“知青一代”作家来说，“寻找”更是其探寻人生价
①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
②李书磊:《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产儿一一论新时期"青年文学体”》，《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③《致读者》，《今天》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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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重建精神信念的必须过程。在“寻找”主题的反复书写中，作家们出示了各自不同的思考方向，如
北岛的决绝反抗、舒婷的温情思辨、梁晓声的无悔青春、张承志的融入人民、史铁生的生命哲思、王安忆的世俗关怀等，但总体上展示了一种相似的精神主调：由一己的境遇出发，指向“大写的我”的存在，在文学上，则以清澈高远的“北极光”或雄浑激荡的“北方的河”为象征①。
从精神追寻的角度看，“寻根文学”由知青一代作家倡议并主导便自有其内在逻辑。出于对伤痕、反思等既有文学思潮及自身创作的不满与反省，知青作家们试图打破藩篱、开辟新路、实现自我超越，以“寻根”作为又一种“寻梦形态”②。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孔捷生的《大林莽》这些对大自然给予特别关注的知青小说中已萌发了“寻根”的初芽，到阿城的《棋王》，则在一个知青故事的框架中写出了丰富的生活层次与文化意味，使“寻根”的主旨更明确、意味更浓厚。借助文化寻根这一创作思路，韩少功、王安忆、郑义、郑万隆等知青作家拓展了自己的题材范畴，同时也聚合了莫言、贾平凹、张炜等非知青身份的同龄创作者，使其找到个人创作的最佳位置，奉献了“红高粱”系列、“商州”系列、《古船》等重要作品；而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与杨炼的《诺日朗》也在侧重自我表现的朦胧诗中开辟出了“新传统主义”这一撰写民族史诗的新维度。
在寻根文学浪潮涌动的同时，另一批创作者也相继登临文坛，包括195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刘索拉、徐星、陈村、马原、残雪、刘西鸿，以及1960年代出生的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韩东、于坚等。这些作家“在年龄上并不比寻根作家小多少，但其观念的激进程度却俨然像是另一代人”③。与知青作家相比，他们的历史负重相对来说不那么直接，大多在“文革”结束后进入大学或走上社会，直接受惠
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更多，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模仿、借鉴与创造，成为“新时期文学进一步发展和自觉提咼的标志或产物”④。
1985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相继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引起极大反响，与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刘毅然的《摇滚青年》、陈染的《嘿，别那么丧气》等作品一起，展示了一个更富城市格调与现代气质的青春世界。刘索拉们塑造了一群更炫目活跃的青年形象，他们或执著于“寻找自己的音响、自己的力度”，或从大学退学安于过“无用”的生活，或立志做时装模特、摇滚乐手、霹雳舞者，对主流秩序与陈规旧范的反叛更彻底，对个性与自我的追求更加急迫。在特立独行为主调的青年心态中，一种既嘲弄社会又调侃自我、既愤世嫉俗又无所皈依、既躁动不安又消极颓废的情绪随之赋形，被当时的评论者阐释为“局外人”与“多余人”，或贬之为“伪嬉皮士情调”，或以“抗争和进取的精神”为之辩护。跳出这些带有时代印记的争议，从长远来看，刘索拉等作家终是“捕捉到了80年代城市改革瞬息万变的生活信息”，“敏感地预示着中国社会十多年和20多年后生活的巨变趋势”⑤。在具体的主流秩序与陈规旧范之外，作家的反叛视角也开始指向形而上的人之存在，以黑色幽默、反讽、荒诞等艺术笔法描摹现代个体生存难以避免的孤独与悖论，作品由此被李泽厚赞誉为“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创作出来的现代派小说”⑥。
1985年以“新潮”之名打开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又一扇大门，此后的中国文学进入更自由活跃的探索期，
可谓异军迭起、奇兵四出，后朦胧诗、先锋小说、新历史、新写实等文学潮流纷至沓来。比较而言,1986年的“中国诗坛现代诗流派大展”与1987年先锋作家的集体亮相，在艺术形式上展示出了更富革命性的变化。
在大学生为主体的“第三代诗人”眼中，新时期初还是叛逆者的北岛与舒婷等朦胧诗人已需“pass”，他们提出了更具颠覆意味的艺术主张，包括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周伦佑、蓝马的“非非主义”与“还原论”，李亚伟、胡东的“莽汉主义”等，不一而足，并以《有关大雁塔》、《尚义街六号》、《中文系》、《冷风景》等充满反叛性与陌生感的诗篇，在诗坛掀起轩然大波。在19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人”的诗作虽然被纳
①“北极光”和“北方的河”分别是张抗抗和张承志的小说名称，两部小说皆以主人公的精神探索、人生寻找为主题。
②李永建:《“乌托邦”的魅力一一对新时期青年作家“白日梦”的考察》，《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③李劼：《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钟山》1988年第5期。
④钱谷融:《论“探索小说”一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
⑤程光炜：《“我”与这个世界一一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当代社会转型的关系问题》，《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⑥李泽厚:《两点祝愿》，《文艺报》1985年7月27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