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下——
国军84师血雨腥风肉搏战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那个叫“团城口”的村庄外险要山梁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父辈的荣誉，抗日名将高桂滋的子女，70年来一直追寻着真相。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就被软禁在高公馆——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的住宅，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桂滋请缨抗战，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井儿沟、喜峰砦两役，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
团恶战，俘敌280余名，打死打伤800余人，缴获迫击炮6门、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藤井仅以身免，被史家称为“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9月14日，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迷回村一带，在全长约30里的许多山头布防。
中国民众熟知“平型关大捷”，实际上，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战役中最惨烈的血雨腥风，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
高斌回忆，我爸爸率领的84师，是“杂牌军”，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陕军、晋军、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21师，晋军的73师、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伤亡减员严重，没有得到休整补充；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并无对日作战经验；口音混杂，装备悬殊，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主军、客军又打算各异，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没有办法；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带着伪蒙军队，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
临战变卦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中国并无真正的“国防”，只有“省防”，至多是“数省联防”。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哪有什么“全国一盘棋”、“覆巢之下无完卵”的观念，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山西王”阎锡山也不例外，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避无可避，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南京中央政府担心日寇攻占山西，长驱直入南下四川，也匆忙调来援军。
1937年8月底，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同周恩来、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作战方针为“利用山地歼灭敌人”。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日军欲图晋绥，必先争太原；欲争太原，必先夺大同，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
没想到，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左勾拳”，避实就虚，挥军直指平型关，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要越过平型关天险，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
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我方11个军、10余万人，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再封死其退路，在平型关以西、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打一个包围战。这一方案风险很大，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也未必没有胜算。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口袋阵”，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又派高参到平型关、团城口等处，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
在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总司令是孙楚。孙楚深得杨的信任，杨对之言听计从。正是孙楚，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他首先说服了杨，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力陈这一方略之弊，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改为拒敌于关外。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
如果只有晋绥军，守土有责，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可是来了三支客军：八路军115师，高桂滋17军，刘茂恩15军，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
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周恩来、彭德怀提出，这非八路军所长，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后伏击，阎同意了。
我军布防时，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平型关、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事实证明，84师防守的团城口，承受了日军最大的进攻压力。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电报、官兵回忆录，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日文史籍中查到的，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这些资料上，“激战甚烈”、“重伤”、“阵亡”、“全部殉国”、“伤亡殆尽”等字样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
一个争论了70年的问题
9月22日夜11时，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四、五千人配战车尾随我第73师，进逼至平型关前，
在平型关前繁（繁峙）代（代县）公路上与高桂滋部王新耀营派出的断路部队遭遇，爆发激战。
进攻84师阵地的是坂垣机械化部队，装备精良，整天炮兵轰击。战前虽然中央给山西拨了国防经费，但这一带事先并未挖设工事，84师官兵进驻后匆忙挖的掩体无法抵挡日军猛烈炮火，石片横飞，加重了我军伤亡。到下午4时，敌军终被击退，吕晓韬一度出击，缴获轻机枪四挺等武器。
23日凌晨5时，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电话命令：“敌以优势兵力攻我平型关阵地，我84师与敌苦战中，已调71师郭宗汾部前往大营布防，35军所属步兵2旅，着用汽车输送至大营附近，增援平型关战斗。”阎并命令傅作义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事。
傅作义主张乘日援军未到，我军将预备队投入到团城口方向全线出击，全歼关前日军。原定24日出击，但是郭宗汾称“预备队71师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出击。傅作义无奈，只好赶快通知八路军总部转告林彪，推迟一天出击——好险，林彪的报务员正要关掉电台出发，他们赶忙派通信员通知已经在行军中的部队。
9月24日是高桂滋的将士打得最惨烈的一天。敌增兵五千余，向平型关东西跑池、团城口及讲堂村各阵地猛攻。炮击甚烈，激战终日，高军伤亡惨重，各处告急，无兵可派。高桂滋急电阎锡山和孙楚请求增援，却没有盼来援军。
阎锡山命令傅作义赴大营附近指挥。傅率幕僚于午夜12时进驻大营附近之河南村后，又得知郭宗汾师“因天雨行动困难”，出击“延后二小时”——作战方案变更，总指挥傅作义竟然不知情！
9月25日凌晨，84师501团2营营长邵春起腿部负伤，被勤务兵救下火线，2006年10月，高龄95岁的老人对前去看望他的高士洁回忆：“我负伤时，阵地上已经没有能作战的人了。”
高桂滋的84师连日血战损失惨重，渐不能支，上午10时左右团城口一带阵地陆续被敌突破。502团代理团长杜文卿在率队强堵阵地突破口时，壮烈牺牲。
郭宗汾71师按再三延迟的方案，应于上午8时抵达攻击位置，由团城口以北出击，但据晋绥员回忆录及战报记录：遭到攻占了团城口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出击受阻！
怪呀，上午10时，高师残兵失守部分山头，怎么郭宗汾8时出击就说遭到高桂滋阵地上日
军射击？
这正是后来争论了70年的问题。
五改出击时间
高斌说：傅作义不愧为名将，他极力主张在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尚未赶到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多路出击，全歼关前敌人。奈何，傅作义不是晋军的掌门人。
二战区“爰定于24日出击”，然而，郭宗汾71师却“以出击军行军疲劳之故，变更为25日拂晓前”动手。
对此，高斌百思莫解：高桂滋等不少部队都是从河北、察哈尔一路阻击、千里转移到这里，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两个月来连续作战，没有时间休息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构筑简易工事投入了战斗；而郭宗汾部还没有跟日本人交过手呢，又是在山西本乡本土，不说养精蓄锐吧，也是以逸待劳，怎么就“行军疲劳”不能马上上阵？同为晋军将领的陈长捷不是还称赞郭宗汾“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尤锐”吗！
出击时间后来再次推迟。按84师高建白旅长的回忆：出击从24日下午6时，推到晚8时，再推到晚12时，又推到25日凌晨4时，又因雨推到8时以后——“改变五次，结果没有出动一兵一卒”。
当出击时间一再延迟时，在最前线快顶不住的84师高建白旅长等人，逼问晋军202旅旅长陈光斗究竟何时出击，陈拿出一纸命令：“郭载阳（即郭宗汾）转阎长官命令‘无本长官电话命令不得出击’。”
高斌说：“战机稍纵即逝，这推迟一天，对于战争胜负、对高桂滋的部队来讲事关重大！”
而郭宗汾71师战报更称：9月25日，由于高桂滋84师据守的团城口阵地，竟被日寇占领向他们射击，导致71师出击受阻。
《抗日战史·太原会战》说：“平型关正面之敌，获援军五千余后，于本（24）日拂晓起，复向我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队向我东跑池以南冲击，战斗至晚，敌未得逞。”“至25日，我第71师各部队正前进之际，适敌铃木兵团及伪蒙军亦向我84师团城口附近阵地攻击，第84师被迫撤退，敌遂占领团城口、鹞子涧、六郎城一带高地。我第71师，沿公路前进之第404团，于2时许与上述之敌遭遇。”
这里说的是：高的第84师于9月25日在铃木兵团及伪蒙军攻击下“被迫撤退”。时间虽然没有注明，但是说郭宗汾的71师“2时许”与敌遭遇——71师出击是在上午8时以后，可见这里“2时”只能是午后2时。
时任84师营长的邵春起现仍健在，他曾撰文回忆当时的血战，令人惊心动魄：
高桂滋虽然多次向总指挥杨爱源及阎锡山请求增援，他们每次都答应，但始终未见派来一兵一卒。终因伤亡过重，阵地无人固守，于26日沦入敌手。
他说的是，阵地无人固守，9月26日“沦入敌手”。
抨击高桂滋“下令撤退”的将领，以时任晋军61军军长的陈长捷为代表。陈长捷1948年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被解放军俘虏，被判为“战犯”关押多年，1959年获特赦。他在回忆录中说：
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跑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
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高部意存避敌，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由于错觉而怨愤，擅自放弃团城口、鹞子涧、东西跑池各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鹞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
